第十四节 在苗区作画 来贵阳之前,早就计划要到苗家地区实地考察一下苗族妇女的打扮。为什么我 对苗族妇女的打扮这么感兴趣?这要回顾到30年代初期。那时我在上海画过时装设 计,并在一家名叫“云裳”的时装店当过设计师,还有一次为一家英国花布进口公 司办过一次时装表演会。这是我画漫画之外的又一职业,最后连商务印书馆的《妇 女》杂志也约我画了一套时装设计图。除了一些老朋友,如今谁也不知道我曾经是 老牌时装设计家。在贵阳的表演结束以后,我把卖艺团送走,便独自一人访问了花 溪、惠水、摆金三处苗乡。采访中心是惠水。惠水县原名走番县,是历史上汉族征 服苗族的一个诬蔑性地名,后来国民党政府借用一条小河的名称把它改为惠水县。 惠水地处贵州高原的西南角,县城逢场,四乡农民便赶来交换农产品,十分热 闹,规模也很大,大概就是原始商品交换的遗风。每五日一集,既是城市商人收购 农产品的机会,也是农村妇女亮装争艳的好时光。我趁此机会猎取形象。除此之地 我也深入农村了解苗家风俗。记得在花溪参加过一次新娘嫁前的歌唱会,晚饭后起 唱,一直唱到次日天明新娘起身。歌词内容我听不懂,总的含义是小姐妹们临别赠 言,上至天文,下至庄稼,旁及人间,无所不包,都是随感而发,出口成章。我想, 古代的诗经、楚辞,以及后来的五亩七言诗,怕都和我们老祖宗这类吟唱传统有关。 参加了这次歌唱会,想起我1939年在香港参加的那次扫箕湾渔民嫁女歌唱会,其形 式是基本相同的。当时我曾怀疑这两个民族是否同一祖先,现在看来,这种习俗我 们汉民族祖先也会有的,否则诗经从何处来? “摆金”这个地名很特别,也许是苗语的谐音。这地方是惠水以东靠近平塘的 一处苗乡,要翻山越岭,走三四十里才能到达。我请县卫生院一个苗族学徒陪我访 问,那里是他的家乡。在这藏在山沟里的穷乡僻壤中,我见了那位学徒的父母及和 他一样年轻的妻子以及抱在怀里的孩子。他家灶间墙根放着一个牛头,墙上挂着一 只铜鼓,这两件实物标志苗族古老文化的特征,至于它们所象征的内容,不便多问, 即使问,这位苗族小伙怕也答不上来。好在有些民族学者已作过考证,恕我不浪费 笔墨了。 这位青年带我们看了一处溶洞,洞底一条流水,洞壁有个台阶,放着几座棺木, 和四川山区凿岩为穴的洞葬或岩壁悬棺的风俗有些相似,是否同一来源,不得而知。 不过这位青年说,这几座棺木是多少年前乡间某次械斗中丧生者的遗体,因是冤死, 不得埋葬。 这里的房屋都是木结构,底层是牛栏猪圈,二楼是主人居室,当中一个火塘, 长年烧着炭火,一家人在此进餐,冬季则在此烤火。本乡有个小学,一个贵阳女青 年在此当教师,小学生接受的当然是汉文化。老人、妇女一般都是文盲,她们在家 说苗语,在集场上都能说汉语。苗乡活动也通用汉语,比不得藏族地区,非有翻译 不可。 在苗区住了两个月,白天出门采访画速写,晚间在住处琢磨如何表现苗区生活。 首先考虑的是形式问题,还用《战时重庆》那种漫画速写形式吗?尽管那套画已开 始运用中国画的笔法,造型仍带有夸张变形的漫画气质,显然不符合我在苗区感曾 到的自然而质朴的美。几次尝试,逐渐明白漫画手法已不适用,新的表现方法必须 另辟途径, 这就是我向中国人物画传统画法追求的开始。 1979年我在给人民日报 《大地副刊》写的《漫画与速写——答读者问》那篇文章中追述了这一追求: 1942年我在贵州苗族地区住了一段时间,发现苗族妇女打扮得非常漂亮。每逢 赶集,人人都把漂亮的衣裙首饰穿戴上,集场上五彩缤纷,正如百花争艳,任何画 家见了都会动心。可是我那支惯于夸张的刻薄之笔,对着真正美妙的形象,只能瞠 目而不知所措。心想,如果不改变手法,岂不颠倒美丑,唐突西施吗?从那时起, 决心从漫画式的夸张手法中解脱出来,另找塑造人物形象的新手法。找来找去,觉 得应该下苦功向国画传统中的先辈们学习,于是我从漫画创作转到国画创作方面来 了。速写是这二者之间的桥梁。以前,我的速写为漫画服务,以后开始为国画服务, 这一转变的动力是我的审美观发生了变化。为了标志这个转变,我为自己画了一幅 讽刺画——我躲在树干后面偷面一位苗族姑娘,姑娘用手遮住脸不让我画。 十年漫画创作生活,在我的人生观中孕育了一种“玩世”的思想,在艺术现中 形成了一种“丑极即美、美权即丑”的观念。自从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拯救民族的 爱国情感冲跨了这种小市民趣味,毅然走上抗日斗争的大道,促使我的思想境界豁 然开阔起来,认识到丑恶的东西固然应该坚决揭露,美好的东西尤其应该大力歌颂。 揭露丑恶的笔和歌颂美好的笔固然应有区别,但也不是截然相反,而是可以互相沟 通,互相渗透。这种沟通与渗透,反映在我的苗区速写中,成为美丑杂陈,真伪交 错,待到加工为国画创作,便是一锅夹生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