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我的政治鉴定 “文化大革命”后发还的抄家物资中,夹着一份人事科对叶浅予的“鉴定”, 原文如下: 一、对党的政策一般表示拥护,因党对他重用,给了他较高的政治地位,所以 也愿意跟着党走。但为人圆滑,平时不易暴露思想;和党的关系,故做清高,尚有 一定距离。大鸣大放时,以民主人士自愿为名,不参加整风,反右斗争后期表现较 好,对右派斗争较积极,双反开始又想出去画画,后期烧得较透,逐步暴露批判, 有所进步。 二、一般尚能完成任务,但对教学行政工作长期不安心,几次提出辞去系主任 职务,工作不够负责,整风结束后有很大转变,工作比较主动。 1959年3月 此外,还有一份人事科所拟的“叶浅予小传”,原文如下: 叶浅予,又名叶纶绩,男,现年五十一岁,浙江桐庐人,家庭出身地主,无党 派民主人士,现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兼中国画系主任,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 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理事。 1924年曾在厦门大学补习班补习半年,1925年开始曾在上海三友实业社、上海 中原书局、上海漫画、时代图书公司等处任绘图员、漫画编辑等工作;1935年任南 京《朝报》特约供稿人并兼任《扶轮日报》画刊编辑;1937年秋漫画界组织了漫画 宣传队,叶任队长,在南京武汉等地进行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在伪军委政治部三 厅任科员、副科长等职;1942年在重庆、桂林等地旅行写生;1943年曾受美军司令 史迪威邀请,以战地记者名义赴印度中美训练营画画半年;1944年秋在中美合作所 心理作战组任专员半年;1946年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参观一年,1947年回国后, 任国立艺专教授;解放后曾任中央美术学院科主任。 叶不是正规美术学校出身,是从画漫画报刊编辑奋斗出来的,漫画创作较多, 成名较早。抗日战争前在上海画长篇漫画《王先生到农村去》及《小陈留京外史》, 因取材滑稽引起一部分人的兴趣而出名,但当时的作品没有明显的政治立场。后又 先后出版《浅予速写集》、《旅行漫画集》、《今日中国漫画集》等画集十余种。 后来画国画学了些中国画的传统技法,有一定的成就,尤其在线条方面,在舞蹈速 写上能吸收民族形式,用笔老练,博得读者喜欢。但由于政治思想及文艺思想上, 他的艺术创作与今天时代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叶为著名的漫画家及美术界的活 动家,在文艺界联系较广,与电影、戏剧、出版、漫画界均有联系。 抗战前叶在政治上为自由主义者,抗日初期在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对抗日一般 表示支持与参加,后态度消极,对政治避而不谈,常说“政治是把戏”,与进步力 量有一定的距离。抗战后期逐步倾向美蒋反动派。因1943年赴印度中美训练营为美 蒋画画得到美特的欣赏,1944年由美特推荐,匪军统局处长王一心、王星衡介绍经 戴笠批准并谈话后派往中美合作所心理作战组任专员,负责漫画宣传工作,得到美 蒋的重视,给予较高的待遇。任职期内经常与美特组长孟禄少校密谈并在中美所决 策处主任秘书潘其武的楼下办公。究竟有何秘密勾当无法查清。另据中美所气象组 长程俊检举,“叶是由戴笠批准为军统局设计委员会派驻中美合作所”(目前尚无 法查清)。后中美所受到舆论反对,叶即于1945年介绍廖冰兄代替其工作离开中美 所。离开中美所后,与美国新闻处来往较密,为他们供稿作画,供作反动宣传。由 于为美帝国主义服务,得到美国国务院的邀请,作为文化使者,于1946年赴美参观 一年,并在“美国之音”广播“美国漫画”。回国后又和美国新闻处经常来往,重 播“美国漫画”。在课堂上宣传美国文化,成为美国文化的宣传者,美帝文化侵略 的工具。1947年由美返国时,乔冠华、夏衍同志曾劝其留香港工作遭到拒绝。解放 前北京美术作家协会为对抗北平美术会(张道藩操纵的反动组织)发表宣言时叶拒 绝参加,可见叶长期为美帝国主义服务,参加美帝特务机关,政治上反动,但表现 圆滑,为政治上的投机分子。 崇美思想严重,资产阶级思想很深,为人圆滑,不轻意(易)暴露自己,政治 上看风使舵。但因党对他重用,给了他较高的政治地位,所以也愿意跟着党走,对 党的政策一般表示拥护。历次运动对思想改造不主动,工作一般尚能完成任务。但 长期不安心系主任工作,数次提出辞职,对待工作是“教学为公,创作为私,社会 工作对胃口”。作风上不民主,家长式的领导。整风开始后态度开始转变,反右后 期表现较好,“双反”中烧得较透,逐步有所暴露和批判,工作责任心加强了。但 对党仍表现清高。 1959年3月 两个文件均为1959年所定,对叶浅予的看法可以归结为下列几点: (-)崇美思想严重,资产阶级思想很深,为人圆滑,不轻易暴露自己,政治 上看风使舵,是个投机分子。 (二)在政治上为自由主义者,在抗日高潮的推动下,表示支持和参加,后态 度消极,说什么“政治是把戏”,与进步力量有一定距离。1947年从美返国,乔冠 华、夏衍劝他留香港工作,遭叶拒绝。 (三)1943年赴印度中美训练营为美蒋画画,得到美特的欣赏,推荐给军统局 戴笠,由戴笠任命为中美合作所心理作战组专员,负责漫画宣传工作;其后又与美 国新闻处来往甚密,因此得到美国国务院的邀请,作为文化使者,于1946年赴美参 观一年,回国后在课堂上宣传美国文化,成为美帝文化侵略工具。 (四)叶不是正规美术学校出身,是从画漫画及报刊编辑奋斗出来,成名较早, 他的长篇漫画《王先生》和《小陈留京外史》因取材滑稽,引起一部分人的兴趣, 但无明显的政治立场。后来画国画学了些中国画的传统技法,博得读者喜欢,但他 的艺术创作与今天时代的要求有很大距离。 (五)叶为著名画家及美术界的活动家,与文艺界联系较广,因党对他重用, 给了他较高的政治地位,所以也愿意跟着党走,对党的政策一般表示拥护。历认政 治运动对思想改造不主动,长期不安心系主任工作,数次提出辞职,自称“教学为 公,创作为私,社会工作对胃口”。 (六)作风不民主,家长式领导,1957年整风开始后态度开始转变,反右后期 表现较好,双反中烧得较透,逐步有所暴露和批判,工作责任心加强了,但对党仍 表现清高。 1959年以前,在美院人事科的一些人看来,叶浅予是个自由主义者,他之能在 解放后跟着共产党走是有条件的。正如“鉴定”所指,是因为党给予了较高的政治 地位。为什么共产党能给予较高的政治地位?可能也如“鉴定”所指的,因为他是 著名的漫画家及美术活动家,在文艺界联系较广,是个重要的统战对象。换句话说, 是我的艺术地位换取了共产党对我的重用。在人事科的一些人看来,这个对进步事 业表示一定距离的画家,跟共产党办美术教育事业,是政治上的投机行为。他们不 知道我之进北平国立艺专,是徐悲鸿邀请来的,而北平艺专改组为中央美院,是共 产党接管以后的必然结果;叶浅予之被继续任用,也是统战工作的需要,怎么能说 是政治上的投机呢?即使在叶浅予的灵魂深处有政治投机的因素,对共产党的革命 事业来说,也是值得欢迎的。何况,在北平解放初期,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曾经 公开表示欢迎这种“投机”。照我对政策的理解,也认为“投机”革命比反对革命 好,所以党对知识分子敞开大门,热诚相待。至于说我不安心教学工作,几次要求 辞去系主任职务,看了我1985年为《美术研究》写的《任教三十六年》中的艰难历 程,便能看清楚我为什么不愿意干这个系主任的原因了。 看来,这些人所最关心的是干部的思想动态和政治立场,他们不太了解一个知 识分子如何处理业务和政治的关系;一旦业务受到挫折,不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必 然产生消极情绪。1982年我在中国美术馆举行个人画展的“自序”中,曾经直率表 达过我对教学工作不习惯,有临阵脱逃之意。所谓“教学为公,创作为私,社会工 作对胃口”,确实是我的真实思想。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除非是个大傻子,才 会不这么看问题。我之所以辞职不干那个系主任,如果不从业务活动的角度看,而 只从政治态度看,那就把一个有创作愿望的画家看得太简单了。我在“自序”里还 说,经过一段时间,认识到教学生可以提高老师的业务水平,于是放弃了逃离教学 岗位的念头,从此“甘为人师”了。可见思想认识有个发展过程,政治立场也有个 渐变的经历。 北平解放不久,我和一些早年投奔延安的朋友在北平见了面,特别是有几位在 武汉三厅同过事的老相识, 我表示对革命的畏缩与无知, 他们无不哈哈大笑,说 “老叶你太谦虚了,我们了解你在大后方的活动,对抗日救国是积极的。”有个朋 友甚至说,我们欢迎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你就是个党外布尔什维克。这话一半真, 一半玩笑,意思是说,北平解放,你还留在北平,不就证明你是倾向共产党的吗? 所谓党外布尔什维克,正确理解应该是党外的共产主义者,只有鲁迅才配得上; 对我来说,不仅不配,而且荒唐,简直是讽刺,这我心里明白。 1948年我给北平《新民报》画过一套《天堂记》连载漫画,挖了美国生活方式 的疮疤,证明我不是什么“美帝文化侵略的工具”。在“美国之音”介绍美国漫画 界的情况,就叫文化侵略吗?80年代的中国,大量文化艺术界的青年外流到美国, 这难道能叫中国文化侵略吗?也许相反,可以叫做向美帝赠送文化财富。 1979年10月,我治肠癌后期,住在三 O九医院,正值纪念建国三十周年的日子。 叶剑英在人民大会堂纪念会上回顾党的三十年历程,我自己也回顾了三十年经历, 在日记里写道: 1949年在北平围城中,和民主党派人士在大佛寺我的住处,密谋如何迎接解放, 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民盟的沈一帆和党联系。沈汇报中共的话说:“北平解放 了,我们成了北平的主人,应该由我们来欢迎你们。”不久,我们这些人被邀请参 加了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欢迎大会。主持这会的是叶剑英,将领中有林彪。参加这次 大会的除北平各界代表人物,还有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和谈代表团。 1950年参加北京郊区土地改革,在群众大会上画速写,受到工作队长的批评, 才懂得搞政治的时候不能搞业务。以后的长期思想改造中,竭力想把这两者摆平, 几次三番学习文艺座谈会讲话,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怎么也摆不平。第一次文代 会被选为美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处于徐悲鸿和江丰之间作调和派。 1950年自动要求参加中央访问团,初次到新疆,什么都新鲜,画了不少速写。 这次和土改不同,因为我是以画家身份参加的,作画不受干涉,但有土改那次经验, 仍然缩手缩脚。心里想,访问少数民族,也是搞政治,怎么可以随便搞业务呢? 1953年画了《中华民族大团结》,1959年画了《北平和平解放》,1962年写了 《我爱农民的一双泥脚》,自以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解决了,其实是自我陶醉。 1959年没有被划为右派,因为我那时跟党的步子跟得紧,反右斗争积极批过江 丰的反国画路线。平时不发表个人的意见,遇事随大流,许多朋友都因错误言论戴 上右派帽子,在反右小组总结时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比自己陶醉实际 得多。 文化大革命终于革到我头上来了。我戴上三顶帽子:第一是历史反革命;第二 是反动学术权威;第三是文艺黑线人物。被造反报批出来,挨打住牛棚,最后还坐 了七年牢。 三顶帽子的来由,看来和1959年的“鉴定”有一定关系,特别是第一顶历史反 革命帽子,在“叶浅予小传”中写得清清楚楚。在中美合作所当过漫画宣传的专员, 受到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礼遇,经常和美帝特务组长孟禄少校密谈,怀疑我和美 特有秘密勾当,可惜无法查清。为了查清我这个美蒋双重特务的秘密勾当,“文化 大革命”中美院一些人在我住牛棚期间,审了我一整夜,到底审不出任何秘密勾当。 幸亏那时造反派还讲点文明和纪律,若是对我施加毒打刑讯,我可能会被屈打成招, 真的成为不折不扣的特务恶棍。 第二须反动学术权威帽子,在“叶浅予小传”中也有根据。小传说:“漫画创 作较多,成名较早,因取材滑稽,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兴趣而出名;后来画国画,学 了些中国画的传统技法,有一定成就,在舞蹈速写上能吸收民族形式,博得读者喜 欢,他的艺术创作与今天时代的要求有很大距离。”因为我在中央美院是二级教授, 又当国画系主任,肯定是学术权威,给权威戴上一项反动帽子是轻而易举的事,况 且我在反右斗争总结会上曾经自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65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 动中又抓住我的速写画稿狠狠地批了一通,可谓顺理成章,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还 跑得掉? 第三顶文艺黑线人物的帽子,来自小传中那一段所谓“叶为著名的漫画家和美 术活动家,在文艺界联系较广”,以及和“四条汉子”中的田汉、阳翰笠、夏衍关 系密切,抗日战争时期是第三厅郭沫若的部下,当过漫画宣传队的队长,肯定是黑 线人物。30年代江青在上海文艺界活动过一阵,严格说来,她应当也属于所谓“文 艺黑线人物”。为了涂改这一段历史,卸掉自己头上这一顶黑帽子,她利用“文化 革命领导小组”的大权,把30年代上海文艺界的活动人物一概打成黑线人物,装扮 自己为反黑线英雄,把中央美术学院诬蔑为黑色大染缸,把美院党委书记陈沛打成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走资派。在陈沛的羽翼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受到重用,百 分之七十的教师关进了牛棚,“四条汉子”中的三条也被关进了监狱。 “四人帮”倒台以后,共产党的新领导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给冤假 错案平了反,而叶浅予这个黑线人物,到1979年才获得平反,摘掉三顶帽子,恢复 了国画系主任的工作。1959年的那个“鉴定”和“小传”,夹在退还给我的抄家物 资中,不知是故意还是失误,至今还弄不清。如果是从我的档案中抽出,有意发还 给我,让档案和本人见面,那就说明人事工作有所改进,这是一件大好事。如果是 因为工作疏忽,无意之中将档案漏出,那就说明保密工作出了差错,我以为也是好 事,而且比有意发还给本人还要好,好就好在暴露了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任教三十六年》这篇文章是美院院刊《美术研究》的编者要我写的,因为19 84年美院领导班子改组,我从国画系主任的职位退下来,院刊要我写一篇总结性文 章,我理所当然应该写。岂知一动笔,便勾起了三十六年的不满情绪,特别是对江 丰的反国画路线发了牢骚。那时江丰已经去世,院刊原来不打算发表我的文章,后 来编者找我,希望有些措辞稍加改动,显得态度平静些。我表示可以接受,便动手 在某些地方加以修改。 从“鉴定”和“小传”看,叶浅予是个有问题的人物,比如“和党的关系故做 清高,尚有一定距离,大鸣大放时以民主人士自愿为名不参加整风”;“为人圆滑, 不轻易暴露自己,政治上看风使舵”。“反右斗争后期表现较好,对右派斗争较积 极”,这就是看风使舵的表现,因为这是斗争的“后期”,反右胜利形势已经明朗, 再不表现一点积极性,那就难免要戴上落后分子帽子,多不光彩。又比如“对教学 行政工作长期不安心,几次提出辞去系主任职务”,想回到自由创作的地位中去, 甚至想干脆打报告请求“离职”,可是又觉得“脱离革命岗位”太不光彩,于是又 勉强当我的系主任,因而表现为“工作不负责”。 自由主义者,也就是解放初期抗美援朝斗争中美帝所指的“民主个人主义者”, 这类人,都有点个人的特长,并以之为职业,靠本事吃饭,有成功者,有失败者, 我属于拥有一定读者的职业画家,用革命的语言来说,就是指有相当群众基础的文 艺工作者。解放后之所以能被留用,甚至竟被误认为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在专业 人事工作人员的眼光看来,必然具有迷惑性、欺骗性、投机性。我那些从延安来的 老相识,因为都是文艺队伍中的革命者,他们的思想中,除马列主义标准,也还有 文艺工作标准。进城以后,见到他们过去所熟悉的旧社会形态,也许能发生某种错 觉,对留在大后方的同行,产生某种同情,把革命文艺事业看成整个中国人民所同 当与共享的事业,带点人情味看待老朋友,因而能够以诚相见,不让老相识有自惭 形秽之感。 1949年北平解放,我四十二岁,这一年是我进北平艺专的第三年,解放的浪潮 冲击着旧社会的各个角落。由于在抗日大后方的活动,我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界 有一定的知名度,联系方面较广,加上与进城的革命队伍中人有旧关系,成了统战 工作的重要对象,吸收我参加了第一届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并选举我为中国美术 工作者协会的副主席兼秘书长。此外,还吸收我参加全国青年的代表会议,北平市 人民代表会议。记得还曾被新成立的北平艺专工会推举为什么委员。总而言之,在 这一年的许多会议中,凡挂得上号的,我都被挂上了。说实话,我当时参加这么多 活动,自己也弄不清到底是什么原因,所谓“统战对象”,是后来才知道的。不过, 在模模糊糊中,也还明白我的主要任务在美协,要做好秘书长的工作。 美院拨出一间教室作为美协的总部,记得第一个任务是筹办《人民美术》出版, 该刊的主编者是王朝闻。王约美协的几个负责人写文章,我写了一篇,表述自己对 革命的认识过程;江丰也写了一篇,介绍解放区的美术活动;徐悲鸿写了一篇介绍 西方美术的文章,赞扬希腊罗马艺术传统,把它作为发展中国新艺术的借鉴。王朝 闻拿了徐的文章和我商量,认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内容不合拍, 解放不久发表这样的文章不很相宜,要我和徐商量,暂不发表。我身为秘书长,有 责任协调革命派和学院派之间的矛盾,便拿了文章去见徐悲鸿。当时心里很嘀咕, 万一徐有不满情绪,怎么办?幸而徐的态度很谦逊,认为应该尊重共产党的意见, 把文章收回了。 1952年为了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举行了小规模的文艺整风, 美协工作要做检查,秘书长只好硬起头皮向常务理事会作了言不由衷的书面检查。 江丰、蔡若虹他们觉得我这个党外人士担当不了秘书长的重任,不久,接受我的推 荐,由刚从华大学习期满的郁风接替了秘书长职务,使我摆脱了尴尬的处境。 在这三十六年中,教学之外,社会活动较多,自从摆脱了美协的具体工作,又 陷入到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的领导工作中去。 “小传”云:“解放前,北京美术作家协会为对抗北平美术会(张道藩操纵的 反动组织)发表宣言时,叶拒绝参加,可见……政治上反动。”据我所知,北平美 术会是国民党所利用的北平国画界反对徐悲鸿的一个组织,而北京美术作家协会正 是徐悲鸿提倡国画创新的一个组织,其成员主要是北平艺专的教师。我初到北平时, 正是北平美术会向徐进攻,而徐进行回击的时刻,我是徐的部下,当然也是被攻击 的对象。“小传”说我故意拒绝参加北京美术作家协会的宣言,有点近乎荒唐。 说实话,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5年到1937年,我到过北平两次,结识了不少 知名的画家,1947年到北平,仍和他们交往,得知他们正在反对徐悲鸿的国画革新 言论,我认为这是学术问题,尽管自己在创作上也是革新派,可是对传统画派也很 欣赏,不愿意公开卷到这场斗争中去,所以没有积极参加美术作家协会的活动。我 以为不应该就此一事,便诬指我是站在国民党张道藩方面的反动派。 北平解放,共产党政权接管了北平艺专,艺专一分为二,音乐系分出去,自立 为中央音乐学院;美术系和华北大学美术系合并,成为中央美术学院,原来的国画、 油画、版画三个专业,合并为绘画系。徐悲鸿的国画革新运动,在自己的学院是销 声匿迹,其原因已在前文详述。总之,当时认为国画惫封建糟粕,不能为革命服务, 只能暂时靠边,原来的国画教师编为勾勒课的教研组,为普及美术的年画连环画服 务。徐悲鸿本人,虽被尊为中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兼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他 的原国画革新主张,也暂时被冻结起来。中央美术学院以培养普及美术干部为中心 任务。徐悲鸿交给我的国画专业最后一个班,不久毕了业。我除担任勾勒课教研组 的组织者,每天在一个教室里和其他国画教师一道画人物写生,实行业务改造。 此时我还兼着中国美术工作者协会的秘书长职务,有责任去联系处于失业状态 的北平国画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首先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然后再谋求如何为革命服务的具体工作。由于我和其中 几位知名的画家早有联系,美协的党内理事,就顺水推舟,交给我组织“北京中国 画研究会”的任务。以美院的国画教师为骨干,经过奔走联络,在东城租到一所院 子作为活动中心,挂起研究会的牌子,向北京市挂了号,作为北京市文联下面的一 个附属单位,每月由市文联拨经费,吸收了几位积极分子担任研究会的具体工作, 并且拨出一部分经费作为生活补助费,帮助穷画家解决生活困难。经过一段时间的 学习和活动,选出了研究会的领导班子:齐白石为会长,于非阁、徐燕芬、博雪斋、 汪慎生、吴镜汀、陈半丁等著名画家为理事,王雪涛为秘书长。我在研究会也挂上 了理事的名。 在和画家们的交往中,了解到部分画家对徐悲鸿的国画革新还持有成见。他们 对我说,要不是共产党出来领导我们,我们对你也不买账。在他们心目中,我当然 属于徐派,而且认为我本来是画漫画的,半路出家画国画,他们根本瞧不起我。 反右以后,研究会经过整顿,归北京市文化局直接领导,派赵枫进会掌握行政, 成为“北京中国画院”之外的一个群众组织。 在这以前,我作为美协的领导成员,兼管研究会的活动,遭到上述种种攻击。 到反右前夕整风期间,我在美院国画系的整风小组会上,向党提了一条意见,说党 把我放到北京国画界做群众工作,成了某些人的攻击对象,受了许多委屈,美协的 党组织却袖手旁观,不加声援,叫我寒心。提完这条意见,我宣布就这一条,没有 其他。 接着我就躲在家里赶画《子夜》 插图,没有继续参加会议。“鉴定”说: “大鸣大放时以民主人士自愿为名不参加整风”,这与事实不符。对党提意见,我 是提了的,提这条意见的目的是提醒党,在使用叶浅予的时候,是否应该给予必要 的支持,使他在风浪之中稍稍有点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