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节 群众监督劳动改造 1975年4 月间,听得左邻右舍收拾行李,心里有点慌张,莫非要把我留下坐穿 牢底?思想正在激烈斗争之际,狱卒突然打开牢门,传我谈话。我默默跟在他后面, 走进提审室,一个既面熟又陌生的提审员端坐在问案桌前,还是那张毫无表情的脸, 示意我在对面凳子坐下,慢吞吞问:“这两天你都听到左邻右舍的活动了吧?你心 里一定很急,是不是?现在告诉你,明天一早,中央美术学院就要派人来接你回去。 你要明白,你的专案还没有做结论,回去以后,留在本单位继续改造,等候结论。 不过,可以告诉你,你的问题是严重的,态度是老实的。你自己去考虑吧!” 三年牛棚七年牢的初步结论是“问题是严重的,态度是老实的”十二个字。最 后的政治结论可能还得熬上几年,还得在本单位的群众监督下继续打扫厕所。这几 年蹲在监狱里,吃了睡,睡了吃,什么也没干,练成了一副懒骨头,现在又开始锻 炼筋骨,补偿七年的禁闭,也是一件好事。何况,明天起,将要呼吸现实世界的空 气,未来的光明已出现在地平线上,管他妈严重不严重,充其量不过是一顶“反革 命”帽子,横竖已戴了十年,再戴十年也还是一个假想的反革命,只要“文化大革 命”在某一天结束,什么乌七八糟的帽子都得去掉!我叶浅予还有十年二十年艺术 生命,不怕翻不过身来! 1975年4 月25日,大晴天,好太阳,是北京的盛春季节。自由的喜悦,带着心 酸的苦闷, 等候新解差到来。一个是保卫科的老X,一个是人事科的老X,司机老X 开车来到,秦城提审员最后交待几句,重复昨天的两句话: “问题是严重的,态度是老实的。” 然后退给我进监时扣下的手表和皮带。审毕退堂,狱卒押着我走出“秦城”大 狱,美院的小轿车在监狱大门外停着,狱卒将我交给美院解差,我钻进汽车。这回 不是深夜,而是阳光普照的白天,保卫科在前座和司机并排,人事科在后座和我并 排,开出不久,便是北京有名的疗养胜地小汤山,向车后一看,秦城四座大字仍然 在望,它的背后是燕山山脉,气宇不凡。我在此当了五年囚犯,今天才看清楚这片 隔绝人间的“世外桃源”。 小时候读小学,描红本上有“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之句,而我则有“狱 中已七年,世事一如昨”之感。自1968年从美院扫厕所的岗位上押走,事隔七年, 仍然回到美院厕所来。美院不是没有变化,红卫兵已退出历史舞台,掌权的是新一 代革命委员会,头头不叫院长,叫主任。当天解差把我押到美院后,革委会派了个 秘书和我谈话,表示接受我这个留原单位监督劳改的反革命分子,并当即命令我到 行政科报到,由该种支部书记XX负责管我。书记叫来专职打扫教学楼厕所的清洁工, 是一位中年妇女,由她分配指导我具体工作,从即日起,我在她的监督下打扫男厕 所。三年牛棚,练就了扫厕所的一套技术,也养成了闻不到臭气的一种习惯。可惜 七年监狱生活,剥夺了劳动权利,白天一小时“放风”,是唯一可以活动身子的时 间,浑身肌肉松弛萎缩,如今重操旧业,不知能担得起劳动否?精神上又添了一重 负担。 记得当年住牛棚时,曾经揭露一个伪君子,这个伪君子暴露思想说,“宁愿犯 政治错误, 也不愿犯生活错误。 ”我处此新环境,忽然发生奇想,和此人相反, “宁愿犯生活错误,不愿犯政治错误。”当小偷作流氓,算是生活错误,在公安局 拥住短时期,然后派去劳改,见见天日,活活筋骨,有益健康;像我这样一个政治 犯,送进监狱,与世隔绝,剥夺劳动,养成一副懒骨头,该多痛苦!究竟什么叫正 确的世界观,我真有点怀疑。回美院头几天,不怕周围人们斜视、凝视、直视的目 光。就怕自己这副懒骨头受不了劳动的折磨。 七年牢房,都是单身,除了一床、一盆、一桶之外,别无长物。空间虽小,行 动无碍。在秦城的八米空间里,我还编了一套练腰的健身操,可以奔走跳跃。回到 家里,八间房已压缩成二间,所有家具挤满空间,最怕磕磕碰碰。我问老伴这是什 么原因?老伴想了一下说,你对这家陌生了,是不是?我也想了一下说:“牢房宽 畅,家里挤。”老伴哈哈大笑,然后说:“我以为你悟出了什么大道理,原来嫌家 里房间不及牢房大。你可千万不能犯神经病,变成个大傻瓜!” 美院革委会给我的待遇,不但劳动受监视,还特地通知我住家的派出所和居民 委员会,监视我的行动,“反革命”帽子戴定了吗? 1975年国庆节前后的某一天,驻中央美院军代表找我谈话,说中央专案组的结 论来了,说“叶浅予历史上有反革命行为,属敌我性质,为了宽大,不戴帽子。今 后由原单位另行安排工作”云云。和摘帽右派一样,不戴帽子也是一顶帽子。十年 苦刑,听命改造,落得如此下场,如高谷跌入深渊。要我在结论上签字,我当然不 签。军代表板起面孔说,不签也罢,不过,我们仍然按结论办事,从明天起,你可 以不打扫厕所了,听候分配新工作。 我把结论告诉了老伴,老伴的急性子突然发作。她正在灶上做饭,立刻摔掉炒 菜铁锅,对我想目相视,大声叫扈“想不到你真是个反革命,这回真要和你划清界 限了!” 她二话不说,马上到屋里收拾东西,塞满一个大提包,气冲冲骑上自行车,往 她的工作单位北京电影制片厂去了。约有一个来月,她不和我来往,我不得已只得 请女儿出马,一同到北影劝驾,但怎么说也说不动她,她就是不肯回到反革命丈夫 家里来。后来还是靠北影的朋友反复做工作,把她送回到大佛寺老窝,不过有个条 件,我必须把事实讲清楚,到底是真反革命还是假反革命。为此,我们两人在一天 上午来到玉渊潭一个僻静处所,开诚布公畅谈我在重庆时期为中美合作所画抗日宣 传画的前因后果。我发誓,如果有假,咱俩就离婚。经此一谈,老伴的气消了,不 但不疑我、恨我、气我,反而为我动脑筋、跑腿,请人执笔写报告,向上面申诉辩 解,要求重新审查,经此一谈,也使我头脑清醒起来,认识到在目前这个是非颠倒 的情况下,一味俯首听命是不行的,不采取主动行动,便不得翻身。 正在此时,戴了“叛徒”帽子的原美院党委书记陈沛,由于美院领导班子改组, 把他的问题查清,平了反,恢复了原党委职务。他见到我,主动表示要帮我把问题 弄清。他说到做到,亲自翻材料,动笔杆,为我平反出大力。 陈沛在1964年社教时被打成走资派,“文化大革命”被打成叛徒,斗争他时, 我也陪斗,群众指责他包庇叶浅予,他理直气壮在台上答辩,说叶浅予在中美所干 的是抗日工作,绝不是反革命!尽管红卫兵造反派无理取闹,他还是挺直腰杆,侃 侃而辩。指他是叛徒,他坚决否认。我在牛棚里对牛友说,“陈沛是条硬汉,我们 有他的十分之一硬劲就好了。”我由秦城回美院初期,他还在厨房劳动,洗涮锅碗 瓢盆。在厕所见到我时,他问我怎么样,我说还没下结论,他说美院的牛鬼蛇神全 解放了,就剩下我们两个,一个党内,一个党外。他叫我别着急,最后我们也会解 放的。他的乐观情绪对我是一大鼓舞。第一次结论以后,我情绪低沉,他告诉我他 的问题快解决了,等他恢复工作以后,一定为我出力平反。 这年10月以后,美院革委会把我调到展览楼去打杂,负责管事的XX,是1957年 的女右派;另一个打杂的是男模特,戴着坏分子帽子。不久又派来一个打杂的,倒 是个女造反,见到我们几个戴帽子人物,心里老大不高兴,专磨洋工,干了没几天, 擅自在进门处摆了一个办公桌,表示自己是个干部。她在外扬言,“南楼里一个右 派,一个特务,一个坏分子,联合起来反攻倒算,专我这个造反派的政。我是教务 处派来监视他们的,我可不服他们调遣!”不久她就拿这个歪理向教务处头头告状, 气势汹汹,大吵大闹,教务处拿她没办法,只得把她调开。造反派的威风,连她的 上司也不敢碰。至于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天然是她的专政对象。幸而她被调开,我 们这所新牛棚才平静下来。 我在南楼期间,主要工作是动动笔杆,写写展品文字说明。擦窗、扫地之类勤 务,不让我干。三人之中,我年龄最大,体力劳动请事,年轻人包了。这也合情合 理,在造反派眼里,认为我们反革命专了革命派的政,实在可笑。 南楼贮藏了几大箱历年收购下来的画卷, 趁此业务清淡之际, 清理一下十年 “文革”以来被人遗忘的角落,很有必要。我自告奋勇,要求做个藏画编目计划, 得到教务处同意,便动手干了起来,等到画目编完,已是1976年了。 1976年是国家遭逢大悲大丧之年,是“文化大革命’敲丧钟之年,也是国家由 乱变治之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全国哀悼,而“四人帮”却百般打击和阻挠 全国人民对周总理的哀思与悼念。清明节天安门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怒潮吓破了他们 的胆,于是心生毒计,诬蔑邓小平是天安门“反革命活动”的后台老板,想把反右 倾翻案风这把邪火烧得更旺。岂知“文化大革命”的气数已尽,革命元老们揭竿而 起,推翻了骑在人民头上的邪恶势力。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的“四 人帮”成了人民法庭的被告,关进了人民专政的监狱,真是天翻地覆,大快人心。 1976年也是我个人大悲大丧之年。我的儿子叶善条,1953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 院,分配在华东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后转入南京艺术学院任教。1958年大跃进期间, 带学生下乡劳动,因负重致腰部受伤,患慢性肾脏炎十多年。“文革”中因他父亲 被打成反革命, 他也受到冲击,肉体和精神受到双重挫伤。1976年病情恶化,3月 14日以尿中毒病卒南京,年46岁。老年殇子,又在逆境之中,使我在精神上受到极 大打击。 1976年夏季,某日下午,忽感胸闷,下南楼去医务所诊断。走出大门,两腿乏 力,心跳加剧,突然昏倒,被人发现,把我扶到医务所。量血压,正常;量脉搏, 正常。这时我已逐渐苏醒,反映胃部不适,值班护土给我包了助消化的药片,让我 回家休息。二十四小时内我食欲不振,饭食乏味,睡眠不稳。老伴急了,第二天送 我去首都医院看急诊,血压脉搏依然正常,待到查看心电图,才发现是心肌梗塞。 幸好急诊大夫是熟人,马上通知病房给我找床位,送进内科病房,叫我躺着不许动, 输液输氧两星期,才让下床活动。这时两只厚脚皮全部脱落,换成新皮,留给我有 生以来极为新鲜的一次记忆。住院后期,遇到唐山大地震。头天晚上,明明陪床, 凌晨时刻,忽见窗外白光一闪,接着房屋一阵摇晃,明明急忙爬上我的病床,以身 体掩护我的身体,以为房子要塌。我心里明白,1965年邢台地震,我有过经验。我 说不要怕,这是地震,医院建筑牢固,摇晃几下没问题,就怕连续震动,那就难说。 此时大病房里骚动起来,好多病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告诉邻床病号这是地震, 不要惊慌,医院会有措施。几分钟后,护土长宣布,内科三楼病号全部转移到本楼 地下室,能行动者自己走,不能行动者派人背负下楼。我的心脏病虽已度过危险阶 段,还不能自由行动,由一个壮年医生背我下楼。 在地下室安置好,天已大亮,急忙让明明回大佛寺家中看看情况如何,如果处 在震中地位,大佛寺房屋会塌。一小时后明明回来,说院子里塌了一垛矮墙,正屋 没事,妈妈、阿姨在院子里休息,预防地震继续。大概过了几小时,医院宣布,地 震中心在唐山,离北京好几百里,北京塌了一些旧房,没什么大问题。不过,医院 已得到通知,不久将收容唐山方面送来的伤员,本院决定轻病号提前出院,让出床 位给唐山的伤员。不久,我被送到西郊民族学院,住进我女儿明明的防震棚里;随 后,经亲友商议,决定由老伴王人美陪同,乘飞机送我去上海继续治疗我的心脏病。 10月间,我正在上海治病,某天早晨走到马路上,突然发现“四人帮”垮台的 大字标语,才知道形势已经大变,我的历史问题应该彻底平反了。 1976年底,心脏病彻底治好,由上海回到北京。美院革委会已经撤销,恢复了 院长制,恢复了招生上课。我的最后工作岗位展览楼,自从我进医院以后,似乎已 经把我除名了,回京以后,一直不叫我去上班。我每月仍然领四十元工资,按照这 个待遇看来,被监督改造的地位仍然没有变。我的身份和地位,到底该由谁来确定, 是一个大问题。可是从另一种情况看来,叶浅予的社会地位尽管没有落实,社会关 系却逐渐在解冻,显著的例子是:1978年大连棒桥岛招待所请北京画家画宾馆画, 全国美协推荐的画家中有叶浅予其人;在大连,画家们住在中央大首长住的一座大 别墅里,还给《大连日报》作画写文章,向大连美术界示范表演并讲话,新闻记者 给拍照。这一事实,证明我已从十年荒唐梦中苏醒过来。再前进一步,回到北京,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丹心谱》,请我去画速写,上电视;美院附中请我去讲课, 美院国画系招考研究生,请我去评考卷。这些活动,不证明叶浅予已经回到“文革” 前的工作岗位了吗?最使我感到新奇的是,一个造反派头目提了一筐苹果来探望老 师,说了些慰问的话,忏悔的话,抱歉的话;另一个叶浅予专案组的小头目来请示, 要求听我讲课。有几个本系的教师,斗争会上斗过我,大字报上揭过我,见面时, 低着头,闭着眼,装做看不见,我也觉得怪不好意思。十年以来惯于在人前低声下 气,靠边行走,此时此刻,突然换了个地位,真使我感到换了人间,反而嘀咕起来, 自己发问:“这难道是真的吗?” 1976、1977、1978这三年,如同长夜梦醒,心理很不平衡,幸而在几次旅行中 接触了人间,接触了自然,接触了美好的事物,恢复了健康的思维,心理逐渐恢复 平衡。 1978年到1979年,我大便长期带血,以前的老毛病痔疮发作,用坐浴方法治, 总不见效。1979年夏天到医院检查,诊断是结肠肿瘤,动了手术,切除鹅蛋大小一 个毒瘤,看了病历,才知是癌。手术期间,顺便取出一粒胆结石。治癌期间,躺在 病床上,肉体伤疤尚未愈合,而打开精神枷锁的灵丹妙药突然降临:中央美术学院 通知我,定于8月2日召开全院大会,宣布叶浅予政治平反。我只得由女儿叶明明代 表我出席大会,会上宣读了文化部党组为叶浅予所作的复查结论,结论原文如此写 着: 中央美术学院领导小组:同意你院报来的《关于叶浅予同志的复查结论》。叶 浅予同志于1944年9 月至1945年春在中美合作所心理作战组担任漫画设计工作,是 对日伪军进行宣传,应属抗日宣传工作,叶浅予同志并未加入过军统特务组织。中 央专案审查小组1975年7月24日和1978年1月10日两次所做结论是错误的,决定予以 撤销。在适当范围宣布复查结论,恢复叶浅予同志的政治名誉,恢复原工资级别, 补发扣发工资。按有关政策规定,归还抄家物资,安排适当的工作,消除家属子女 所受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文化部党组 1979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