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思想解放的年代--《中国文学》的繁荣期和《熊猫丛书》

　　1979年是大转折的一年。那一年几乎是" 平反" 年。先是给在文革中制造的形
形色色的" 反党集团" 、" 叛徒集团" 、"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平反；后来，平
反的范围超出了文革，延伸到了文革以前的" 十七年" 。其中影响最深远的纠错是
为全国55万" 右派分子""改正" 及为" 地富分子" 摘帽。1980年，中共中央又批转
了公安部等为" 胡风反革命集团" 平反的报告。紧接着，难忘的20世纪80年代来到
了。这个年代值得在中国现代史上大书特书：全社会高张" 思想解放" 的大旗，人
们怀着" 久违" 了的心情如饥似渴地拥抱着各种各样迟来的" 主义" 和" 思潮" ，
整个知识界思想活跃、精神昂扬。那时的人们，虽然在物质上普遍还很贫穷，但精
神世界充实；人们关心政治，关心国家的未来，热心地研究探讨近现代中国和西方
各国的思想潮流，对前途充满信心。那真是一个" 思想无禁区" ，" 读书无禁区"
的时代。人们在报刊杂志上谈论各种" 主义" ，甚至对马克思主义也开始进行批评
和探讨；人们从清算文革到对解放以来的各种" 运动" 进行清算和反思，真有摧枯
拉朽、无往不胜之势。尽管有1981年的批《苦恋》（1981年4 月20日《解放军报》
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1983
年10月开始的" 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和1987年1 月的" 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这次运动最严重。该运动中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被开除党籍，总书记胡耀邦
下台），但并没有遏止蓬蓬勃勃的思想解放的势头和" 改革开放" 的总趋势。

　　作为一个过来人，杨宪益把八十年代初期的思想解放和世纪初的五四运动相比
（周扬于1979年5 月7 日发表的《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有此类比）。中国
在封闭了三十年后的突然解冻，杨宪益在《自传》中将此比喻为" 时光倒转了半个
世纪" ：

　　在文革结束之后的1980年代初期，形势日益好转。我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全
心全意地支持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新路线。在中国，出现了自三十年代以来
从未有过的强烈的民主、自由的思想潮流。好像开始了第二次的五四运动。

　　我饶有兴趣的发现，许多西方书籍突然在八十年代的年青人中间流行起来，就
像三十年代我在天津当学生时的情形一样。人们又一次阅读和讨论弗洛伊德、摩尔
根的《古代社会》、弗雷泽的《金枝》、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爱略特、
普鲁斯特的意识流小说和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作品，讨论虚无主义、法西斯主义和
极权主义等等；这种情况使我感到好像回到了半个世纪以前我的青年时代一样，似
乎我的生活又要重新来过，历史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中国的知识分子与西方思想隔离了半个世纪，因此新一代人对之如饥似渴，觉
得这些西方思想观念都是新观念。但是，新的一代已经成熟，不再那么天真幼稚。
他们不再像我们年轻时候信仰毛主席那样盲目地信仰某一位政治领袖了。（杨宪益
：《白虎星照命》274-275 页，雷音译）

　　当时中国知识界昂扬振奋的精神面貌可以从白霞的回忆中生动地体现出来。她
从和杨宪益与戴乃迭的友谊中了解了中国和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外国人，她
见证了这一个短暂而难忘的年代：

　　我通过格莱迪丝和宪益--到他们家里--我遇见了许多人。这些人都有许多人生
故事，文化大革命的故事和以前的故事。所以我受到了教育。通过格莱迪丝和宪益
和他们的朋友--他介绍了一些老朋友给我，像黄永玉、梅溪、丁聪等等--从这些作
家、画家、演员们等各方面的人那里，我明白什么是" 政治" ，懂得了复杂的事，
知道了在政治运动中发生的事情。没有多少外国人有机会从这么多人那儿听到这些。
这是非常特殊的教育。这不仅是--比" 听新鲜事儿" 内涵更丰富。是一种学习，学
习了解中国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深度教育，很直接，非常有深度！如果没有格莱
迪丝和宪益，我只能了解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中国。

　　……

　　这是一代优秀的人。这一代人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最优秀的。他们中的每一个
人都饱经坎坷，但不屈服（强权），保持他人格的完整。我认识一个作家，他1958
年打成右派，到新疆整整20年，1978年才回北京；受了那么多苦，仍很坚强。我在
77年来中国的时候他们满怀希望。别对我说1977年的他们是娇气的、过份讲究细节
的人，他们是希望改革的人！这正是宪益能够开始《熊猫丛书》的原因。

　　思想解放的过程，可以从《中国文学》的变化中看出来。这种变化正好和杨宪
益开始担任《中国文学》的主编（1979年起先是副主编，80年代上半叶担任主编）
联系起来。白霞的回忆描画了这个变化：

　　当我1977年为《中国文学》杂志工作的时候，大多数的文章、小说和诗歌都是
垃圾，没有任何价值。我不理解怎么水平会那么差？非常差！就像是宣传小册子。
文章里到处都是用黑体字印的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怎么说怎么说。这就是当时的《
中国文学》。1979年以后，事情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把文章重新写过，能够为《
中国文学》做些真正的事了。

　　《中国文学》还有一个变化，它不再只是出版" 政治上保险" 的作家的作品，
有些" 麻烦" 的作品也出版了。比如在1979年我们出版了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
》，这个作品在天津和北京引起了争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小说。它引起了人们
的思索和谈论。这是很奇妙的事情。这正是我们应该发表的东西。人们说" 哇，这
可是篇好东西！"

　　当然，这些变化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的大环境是" 反左" ，作为" 主编
" 的杨宪益，正是在" 反左" 的潮流中才能发挥他的作用。英国专家白霞在回忆中
专门谈到了杨宪益作为" 主编" 的作用：

　　……（过去）问题在于，《中国文学》的编辑没有一个会说英语，他们怎么能
使一个杂志适合英语世界的口味呢？他们的思维是中国人的，不懂得外国人的思维。
他们挑选的文章我们觉得很愚蠢。开始时，宪益会去说，这个不好，不要做。他们
就采纳宪益的意见，放弃那篇文章。慢慢地，《中国文学》开始像一个正常的杂志
了。变化是迅速的。到了1980年，宪益成了杂志的主编，他把这个杂志从一个很差
的无人读的杂志变的有趣起来。编辑实际上非常重要，他必须既懂中国又懂西方。
如果你对西方文化传统完全不理解，对这个杂志就完全无能为力。而宪益有这方面
的知识。他去过很多国家，在国外学习过，视野很宽广，再回过头来搞杂志就会有
新思维。这是很有价值的。比那些从未去过外国连外语都不懂的人要好的多。因为
这个杂志不是为中国人而是为外国人读的。

　　他（宪益）搞了一个《熊猫丛书》，这个丛书走上了国际（市场）。人们都愿
意读它，人们都征订《熊猫丛书》，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我亲眼目睹了这个变化。
杂志同仁的人际关系也改变了，原因是人们都喜欢宪益。他有很高的（业务）水平。

　　《熊猫丛书》是杨宪益在新时期中做出的贡献。从策划到编辑都是他亲力亲为。
他从闻名世界的《企鹅丛书》得到启发，开发了这个项目，获得巨大的成功。其中
的《边城》（沈从文著）、《聊斋志异选》、《新凤霞回忆录》、《三部古典小说
节选》、《中国当代女作家作品选》、《老北京的故事》、《秋天里的春天及其他
》（巴金著）、《芙蓉镇》（古华著）等都成了外销热卖书。正如白霞所说的，中
国的外文版文学书籍从过去的免费" 推销" 到外国人竞相来" 订购" ，这真是" 一
个巨大的变化" 。《熊猫丛书》的出版和热销为外文局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然而，《熊猫丛书》的成功只有短短几年。随着杨宪益的辞职，《熊猫丛书》
的编辑方针失去了主心骨，书越出越差。最后由热销品变成了" 滞销品" 。此是后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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