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回国

　　经过匆忙的行李收拾终于踏上了回国的路。由于德国潜艇控制了地中海，杨宪
益不得不改变原先经由地中海、红海回国的打算。回国的路线仍是穿越大西洋抵达
加拿大，再从加拿大境内横穿北美大陆，最后从加拿大西海岸城市温哥华上船穿越
太平洋抵达香港。这条路线与杨宪益去英国的路线基本相同。然而岁月流逝，毕竟
经过了整整六年的时间，世界的形势与个人的心情都已大变了。1934年出国时欧洲
还在一片" 莺歌燕舞" 之中，如今，巴黎已被德军占领，英国也不再是世外桃源，
就在回国的船上，杨宪益听到了德军轰炸伦敦的消息。由于战时物资紧张，英国政
府限制出国人员携带的货币。每人最多只能带25个英镑。因此杨宪益与格莱迪丝两
人只带着50英镑作穿越地球的旅行。一路上他们只吃最简单的食物，从不敢买任何
纪念品，也无心观赏加拿大美丽的风光，一心只想快一些回" 家" 。为了省钱，杨
宪益在穿越太平洋时买了个三等舱，舱位靠近轮机室，四、五个人住一间，又热又
闷，这种待遇与他六年前去英国留学时大为不同，与他1935年环绕地中海旅游时住
一等舱的条件更是天渊之别了。格莱迪丝买了二等舱，因为（在当时）一位英国女
士是不能坐三等舱旅行的。轮船公司不会把三等舱位的船票售给一个白种人。( 杨
宪益：《白虎星照命》) 这次旅行充满了潜在的危险。第一个险关是渡横大西洋，
德国潜艇随时随地都可能击沉杨宪益乘坐的客轮。第二个险关在渡过太平洋时发生
：日本海军拦截了杨宪益乘坐的加拿大客轮，并上船审问、逮捕了客轮上的中国旅
客。杨宪益在自传中叙述了这一遭遇：

　　当船靠近日本时出了一件事。我们被一艘日本海军船拦截了。那个时候尽管太
平洋战争还没爆发，但日本似乎已经在西太平洋称霸了。一些日本海军官员和一些
卫兵登上了船。所有三等舱的中国旅客都被叫到甲板上受审。一位中国旅客--我记
不起他的姓名，他戴着厚厚的眼镜，看起来象一个教授--显得特别紧张害怕，日本
官员吼叫着向他提问，他结结巴巴地回答。接着他被那些卫兵带走了，以后再也没
有见到他。那时我很为他的命运担心。轮到我被提审时，日本官员冷冷地问我的职
业是什么，我回答说" 学生" ，然后他问我的目的地，我说" 香港" ，他又问我的
地址是什么，我答" 中国银行" 。他似乎满意于我的回答并让我通过了。如果他再
问的详细些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因为当时我们在香港没有真实地址和任何保
证人。（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95,雷音译）

　　前面已经叙述过杨宪益曾在牛津给日军驻天津总部寄过他编的抗日杂志，所以
这一场敌对双方面对面的遭遇就格外惊险。手无寸铁随时都有可能束手就擒的杨宪
益到这时才感到自己当时的举动是多么莽撞愚蠢。采访中杨宪益说" 我心里想他要
是看到这个杂志就完蛋了" 。好在日本人没怎么在意杨宪益两年前的举动，盘查他
的日军似乎也没看过这份抗日的英文杂志，一场虚惊就这么过去了。

　　船在上海靠岸时旅客们被允许上岸住宿。杨宪益刚上岸就意外地见到了他家的
老仆人和管家潘福。他在自传中写道：

　　我们上岸时天已经黑了。突然一个高大粗壮的汉子出现在旅客出口处。他以封
建的礼节向我行屈膝礼并喊道：" 少爷！" 我认出他是家里的老仆人及管家潘福。
格莱迪丝大吃一惊，这一突然出现的神奇现象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杨宪益：
《白虎星照命》P95 ，雷音译）

　　忠实的潘福是受" 娘" 的派遣来迎接杨宪益的。尽管杨宪益的生母徐燕若和他
的大妹杨敏如已经去重庆等侯他了，" 娘" 却幻想能把杨宪益接回天津老家。这是
她为争夺" 儿子" 所做的最后一次努力。但是她失败了。愚昧无知的" 娘" 不懂得
杨宪益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回到" 沦陷区" 去的。从此，杨宪益与" 娘" 再也没见过
面。1952年杨宪益和格莱迪丝调到北京时曾专门绕道去天津老家，那是他自1934年
离家去国后第一次回天津，" 娘" 已经去世两年了。

　　这次旅行的最后一个难关是经济危机。抵达香港以后他们住在九龙一家英国人
经营的清洁的小旅馆里，那时他们已经是囊空如洗，无法再进行下一步的旅程了。
两人分别给天津、重庆和兰州的家发电报要钱，但等了半个多月却一无回音。杨宪
益在自传中说：

　　我们处在窘境之中。但我们告诉旅店老板说我们走时再结总账，所以我们每天
吃、喝都在旅馆里，只签账单不付现款。当我们外出逛街时从不去商店买东西也不
去饭馆、咖啡馆和电影院。所以没有人知道我们有多穷。在香港我们没有任何朋友，
也没有亲戚可借钱给我们。我们想如果情况越来越坏，我们可以卖掉所有的行李来
付旅馆的账。（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96,雷音译）

　　当时，日本已经占领了越南的海防，切断了从越南到中国昆明的铁路线，杨宪
益原先从海防坐火车去昆明的计划落空了。如果从小路步行或骑马进入中国内地则
会遇到土匪抢劫，很不安全，且费日旷久。最后一条路是乘飞机到重庆，再从重庆
去昆明。尽管这条路线也有危险，飞机可能会受到日本战机的拦截甚至被击中（就
在杨宪益抵达重庆后不几天，中国航空公司的" 重庆号" 民航班机在由重庆飞往昆
明途中即被日机击落，美籍驾驶员和６名乘客均遇难），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路了。
可是买机票的钱哪儿来呢？正当他们走头无路时，格莱迪丝突然想起她父亲信中曾
提到过一个老朋友，说如果需要时他们可以找这个香港的老朋友帮忙。幸运的是格
莱迪丝的小本上记着这个老朋友的姓名和地址，他就是在宋庆龄驻香港办事处工作
的陈翰笙先生。他们俩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找到了陈翰笙先生，没想到陈先生一下子
解决了他们所有的困难。杨宪益在采访中说：

　　陈翰笙老先生很好，他看到这两个年轻人稀里糊涂，想到重庆去，可是不知道
重庆（家里）的地址，也没有钱了，主要的是没有钱了。陈翰笙说不要紧，我这儿
暂时先借给你吧。他帮我们把旅馆的钱都付了，又给我们买了飞机票，我给他开了
一个借条。这样算是救了我们命了！（杨宪益谈话，1994年4 月23日，北京）

　　最难能可贵的是，陈翰笙先生帮了杨宪益和格莱迪丝那么大忙，事后他却毫不
在意。五十年代杨宪益在北京一次会议上与陈翰笙先生重逢时提起这件往事，并再
次向他表示谢意时，陈翰笙先生竟把这件事忘的一干二净。他帮助过的人太多了！
文革后期耄耋之年的陈翰笙先生曾在家中教过上百个学生学习英语，分文不收。就
是这样一个高风亮节的老人，文革中当他的妻子去世时，他正在" 隔离审查" ，押
送他来与妻子诀别的人（此人是陈翰笙单位的司机，还是个党员）竟然当着他的面
从他妻子遗体的手上拔下了她的戒指，这个人不顾陈翰笙的抗议，公然把戒指放进
了自己的口袋中( 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 。人性的善与恶竟有那么大的差别！

　　杨宪益和格莱迪丝终于在一个月夜乘上了晃晃悠悠的小飞机，几经颠簸和周折，
最后飞抵了重庆，回到了饱经战火摧残的祖国。时间是1940年中秋节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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