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１．贵阳师范学院

　　１９４１年上半学年结束时中央大学没有给戴乃迭发下一学年的聘书，杨宪益
也决定不干了。他们在柏溪的同事和邻居、年近七十的英语系老教授张士一先生好
心地介绍杨宪益和戴乃迭到贵阳师范学院去教书。这是一所新成立的学院，不满２
７岁的杨宪益被聘为贵阳师院英语系系主任，２２岁的戴乃迭被聘为英语系教授。

　　在那个年代，从重庆到贵阳没有任何公共交通，老百姓出门只能凭关系搭乘公
家的运输工具，这种搭顺风车的人被称为" 黄鱼" 。杨宪益和戴乃迭就是当" 黄鱼
" 搭乘了一辆邮局的大卡车，戴乃迭坐在司机旁边的" 高级" 座位上，杨宪益则坐
在卡车后面，和货物、邮包们混在一起（在内地的几年，他们一直用这种方法穿梭
于西南各省市之间），于１９４１年秋抵达贵阳。

　　杨宪益刚到师范学院的头一天就出事儿了：他们遭窃了。杨宪益说：

　　头一天早上到了，人家说到饭厅吃饭去，把屋子里头的东西一放，有打字机毯
子行李一大堆，就放那儿。吃完中饭回来以后--因为我们门儿没锁，他们说出去得
锁门，事前也没告诉我--回来以后打字机也不见了，毛毯也不见了，好多西装也不
见了，从伦敦带回来的，都偷了。……后来人家说那个时候学生们都穷，大概是穷
学生们偷的。偷了就偷了吧。这是头一个对贵阳师范学院的印象。（１９９４年４
月２４日谈话）

　　尽管到贵阳的第一天就碰到不愉快的事，但是总体来说杨宪益在贵阳师院的经
历比在柏溪中央大学分校要愉快的多。在这里他们没有受到流言蜚语的干扰，也没
有受到暗中监视和威胁。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这里结识了一些学者，感受到了某种学
术空气。在杨宪益看来，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比一个熟练的教书匠要强的多。在这
些新同事中，给他印象最深、来往最密切的是中文系主任，扬州人尹石公教授。杨
宪益和这个典型的中国学者的交往经过颇有些戏剧性：

　　中文系有两个老师，学问都不错。一个年轻的助教叫李稚甫，他父亲是清末知
名学者李审言。年纪老的叫尹石公，已经六、七十岁了。他对四库全书的版本很在
行，古文底子很不错。……一开头尹石公对我有一点戒备之心，觉得你们都是留洋
回来的，大概都是满口ＡＢＣＤ什么的。他好像总有点瞧不起我的样子。我知道他
喜欢中国的古诗词，我就写了一篇《远游》，按照《离骚》的体裁，写怎么样子出
国，怎么样子跑了很多地方，怎么样又回到故国。反正是摹仿《离骚》写了一首。
我故意地拿给他看，他一看大为欣赏，他说没想到你洋学生还会作诗词，后来就变
得跟我非常要好了。（杨宪益１９９４年４月２４日谈话）

　　从此，尹石公对杨宪益刮目相看了。他经常把杨宪益和他的另一位老相识梁实
秋相比，认为他们俩虽然都留学外洋，但中文底子都非常好，而且还会写古诗，他
喜欢这样的年轻人，称赞杨和梁都是" 绝顶聪明的年青人" （尽管梁实秋比杨宪益
大十多岁）。尹石公老先生生性幽默，很爱说笑话，常常发一些大家想不到的妙论。
杨宪益至今记得他拿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开玩笑的事：

　　有一次尹石公说，你们都谈什么莎士比亚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有什么了不起的。
他不过是万历年间的人。我们喜欢的诗词不是汉魏诗就是唐诗，宋以后的就不行。
莎士比亚是汤显祖时代万历年间的人，怎么比的上汉唐诗人呢？（１９９４年４月
２４日口述）

　　对于尹石公这种维护祖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戴乃迭十分敬重。她在自传中写道
：" 在这样一个许多中国人都佩服西方的时期，我发现他对中国古文化的维护却是
令人仰慕的。"(戴乃迭：《我觉得我有两个祖国》，李晶译，《上海文汇读书周报
》2002年6 月7 日) 尹石公带杨宪益进入了当地诗人的圈子，诗人有老有少，他们
定期集会，边喝酒边作诗。由一个人起头，其他人合他的韵接着作，每个人轮一遍。
杨宪益很快融入这个圈子中，他才思敏捷，诗来的快，很受诗人们赞赏。就是在这
个圈子中他认识了另一个日后对他的生活起过作用的人--诗人兼学者卢前。杨宪益
回忆说：

　　有一次从重庆来了一个贵客卢参政，卢前，他的号叫卢冀野。人也挺好玩儿的。
从前是吴梅老先生的弟子，所以对于写词写散曲很内行。他是个江南才子，喜欢给
人写字，也喜欢作诗，笔底也很快，所以他也参加进来。他是国民党的一个参政员，
国民党有一个参政会，就跟今天的政协意思一样，没有实权。一个参政员跑到贵阳
来跟这些老先生玩儿，大家觉得他是个人物，挺尊重他。在那个里头卢冀野就认识
我了。他对我评价很高，因为我的诗比那些老先生来得快。那时我还不认识梁实秋，
卢冀野常提到他，说他在北碚国立编译馆。……（１９９４年４月２４日口述）

　　戴乃迭也参加了这些诗人的聚会。她敏感地注意到这些聚会是清一色男人的天
下，" 妻子们" 被" 严格地排除在外" ，她成了参与其中的惟一的女性。她在自传
中谈到了她的感受，并直率地批评" 这些美食家们的文学夜会""充满了浓厚的封建
气息" 。她认为在抗日战争中，这" 完全是一种遁世行为"(戴乃迭英文自传：《我
觉得我有两个祖国》，李晶译，上海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6 月7 日) 。

　　尹石公在《贵阳日报》编了个文学副刊，起名《小雅》，借用《诗经·小雅》
来影射和抒发诗人对" 戎狄交侵，暴虐中国" 的忧世之情。他邀请杨宪益和李稚甫
共同参加编辑。杨宪益说" 在那个《小雅》上我也发表了一些打油诗" 。这是他自
中学时代以来重续与诗歌姻缘的开端。国家不幸诗人幸。抗战期间杨宪益在贵阳诗
情勃发，他的诗风也从少年时代的充满浪漫理想的五言诗向忧时讽世的七言打油诗
转变。可惜的是这些诗像他的大多数古诗作品一样，都没有保留下来。

　　在贵阳这个偏远省城，国民党的统治不像在重庆那么恐怖，尽管师范学院的院
长王某每天上午十点钟都要召集全校师生唱一遍" 国歌" ，然后用他浓重的贵州口
音念一遍" 总理遗嘱" ，整个仪式耗时１５分钟，但是王某从不干涉教师和学生的
教学和日常生活。杨宪益在这种宽松自由的空气下，身心都得到了很好的滋养。他
在自传中说：

　　从重庆到贵阳我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和另一个时代。再也没有政治阴谋和诬陷，
只有中国古典文学，只有诗。我感到很轻松。（杨宪益：《白虎星照命》Ｐ１１７，
雷音译）

　　贵州的民风纯朴而好客，生活也很便宜。杨宪益和戴乃迭每人每月工资二百多
块大洋，足够他们每月数次到饭馆去" 打牙祭" 。至今杨宪益还记得那个小饭馆鲜
美的鸡汤，幽默的主人给他的饭馆起了一个不同凡响的名字--" 培养正气" 。杨宪
益戴乃迭和他们的朋友在那里度过不少时光。在贵阳，杨宪益还充分领略了贵州有
名的茅台酒，他多次提到他们的一次豪饮：尹石公、李稚甫和他们夫妇到花溪一个
士绅朋友家作客，好客的主人捧出一罈藏了十多年的茅台酒。醇厚浓烈的美酒使他
们一发而不可收，几个人居然把整整一大罈酒喝个精光！李稚甫因此醉倒在主人家
中，第二天才回学院。

　　除了结识一些中国学者以外，他们还发现贵阳有许多西方人，这令戴乃迭又高
兴又惊异。这些西方人都是志愿到中国来帮助抗日的年轻人，属于一个叫" 支持者
救护队" （FriendsAmbulanceUnit）的国际组织，专门向中国抗日前线运送医疗器
械和药品。他们住在城外图云观，有美国人，英国人，还有瑞典人。杨宪益戴乃迭
与其中的两对夫妇最要好，一对是青年人类学者、美国人约翰·文森特和他的妻子
艾林·文森特（JohnandIreneVincent ），另一对是剑桥大学毕业生、英国人米歇
尔·苏里文（MichaelSullivan ，后来成为著名的中国美术史专家）和他的中国未
婚妻陈宝环。这一批富于献身精神的青年人和杨宪益戴乃迭志趣相投，十分契合。
他们在那时建立起来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他们的晚年。

　　在贵阳度过的短暂日子似乎是杨宪益戴乃迭的" 新婚蜜月" 。那时戴乃迭正值
青春年华，她白里透红的俊俏的脸，她的金发碧眼和颀长的身姿，站在讲台上就像
" 一株临风而立的玉树"(渔歌子：《杨宪益老师和他的英国夫人》) ，引起无数人
的赞美。她为什么要嫁给一个其貌不扬，毫无" 洋气" ，永远穿一身蓝布长袍的中
国留学生，这个问题常常引起人们的议论。在同事和学生们眼中他们俩是捉摸不透
而奇特的一对儿，总是引起别人的注目和猜测。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过的很愉快。

　　然而好景不长，１９４２年初戴乃迭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妈妈塞林娜从成都写
信来，建议她去成都生产，那里的医院条件好一些，还建议他们两人到成都华西坝
齐鲁大学去工作，塞林娜认识齐鲁大学校长，校长愿意聘请他们二人到齐鲁大学教
书。他们接受了妈妈的意见。戴乃迭学期未完就先去成都待产，杨宪益把戴乃迭的
课兼下来，一个人上两个人的课，每天工作五六个小时。１９４２年夏季学期结束
时，他谢绝了学校的挽留，告别了那里的朋友，辞职离开了贵阳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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