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５．艰难的日子

　　１９４３年初，杨宪益和戴乃迭带着几个月的儿子杨烨一路颠簸回到了重庆。
杨宪益应一位牛津时的同学朱延丰的邀请，去刚成立的" 中印学会" 当研究员，戴
乃迭则在中央图书馆当研究编辑。这是他们回国后第一次不在一个单位工作。由于
两个单位都没有房子，他们暂时住在南开中学宿舍，和杨宪益的母亲、妹妹住在一
起。

　　由于中国和印度同是世界上两大文明古国，佛教又把两国的文化联系在一起，
杨宪益很乐意从事中印文化的研究工作。但是，当他到了" 中印学会" 以后，却发
现那儿的情形不尽如意，他的顶头上司朱延丰十分无能：

　　朱延丰虽然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是陈寅恪教出来的学生，按道理应该是
很了不起的，其实朱延丰这个人不行，他作为庚款留学生到牛津大学去读一个B.Litt
学位，就是跟钱钟书一样两年毕业的学位，他吭哧吭哧搞了三年，学位都没有拿到，
这么一个笨人。我到中印学会去以后，朱延丰忙着盖房子，又忙着找戴传贤（季陶）
要钱，就忙这些事儿。……我一个星期去两天，给他们翻一本印度音乐的书。我去
了以后就发现这个朱延丰除了无能、没有主见也没有学问以外，还有一样不好，就
是有个老婆非常凶。两个人整天打架。不但是文打文骂，而且还武打。他是挨打的。
我正在那儿翻译印度音乐的书或者正看一本书的时候--我的名义是研究员--乒乒乓
乓那边就打起来了。有一两次是一个盘子飞过来了，" 咣当" 从我头顶上就飞过去
了。他那位夫人还喜欢砸东西，盘子碗乱扔。所以我说这不是个地方，得离开了。
（杨宪益访问谈话，１９９４年４月２６日，北京）

　　杨宪益的情形如此，戴乃迭就更差了。自从生了儿子杨烨以后，她的身体就没
有复原。带孩子那么辛苦，还要上班。她与杨宪益行事风格不同，无论干什么都极
其认真。杨宪益坦承他教书从未备过课，想到哪儿讲到哪儿，十分轻松。而戴乃迭
则每课必备，费时超过杨宪益几倍。到重庆后她又患了疟疾，连续发烧腹泻，吃了
大量奎宁，身体很受损害。更使她苦恼的是，与婆婆住在一起她感到不自由。徐燕
若夫人有一整套带孩子的经验，她看不惯儿媳的" 自由哺儿法" ，老少两代人本来
就有代沟，加上东西文化间的差异，更使乃迭经常感到无所措手足。杨敏如回忆说
：

　　她（乃迭）像她母亲一样，不会管孩子，就让他自己活着，不懂。她不会抱孩
子，就老把孩子这么夹着，嘴里叼个烟卷，可怜哪，那小孩像一个小狗一样，是趴
着睡觉的。（１９９４年６月２０日谈话）

　　看到自己头一个孙子被这么带，徐燕若心疼的不得了。但对儿媳又不好直说，
婆媳之间总有点嘀咕。杨敏如举了个例子：

　　在重庆时，生活很苦，乃迭天天到图书馆工作，回来还要做小衣服，小衣服是
给她儿子的。等她去上班了，我母亲就会说：" 你看看，这叫什么活儿？" 我说"
别动，别动，你不能动。""我不动，不动，我就给你看看。" 但是一会儿，她就把
它都拆了。" 乃迭呀，不是这么做的，这么做不对，我给你缝好了。" （可）人家
不愿意--，我母亲叫人没办法，她都是好心。要是你自己的妈，你就都懂了，一个
儿媳妇，她受不了这个。……（杨敏如访谈，１９９４年６月２１日）

　　１９４３年上半年就这样过去了。那半年是戴乃迭到中国后艰难的日子。经过
这一段婆媳的共同生活，老少两代人都明白，她们之间只有保持一段距离，才可以
永远相处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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