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南京时期(1946-1952)

                           ５５．三人秘密小组

　　到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找一个栖身之地。从４５年８月日本投降以后，一
批批的国民党接收大员们纷纷" 复员" 回到南京，抢房子，占地盘，等到杨宪益们
在一年以后到南京时，几乎所有可用的房子都被占光了。战后的南京又成了国民党
政府的首都，人口激增，房荒问题严重。杨宪益为了安家大伤脑筋。从４６年秋到
解放短短两年半时间中，他被迫搬了四次家。最后和别人合伙买了一小块地盖了三
间简易平房，才算暂时解决了住房问题。紧接着，通货膨胀日趋严重，为了养家糊
口，杨宪益不得不同时兼四、五份差事。乃迭也同时干两份活儿，除了编译馆翻译
委员会以外，她还在美国救济总署工作。每月工资二百美元。这笔钱使他们这个四
口之家比一般知识分子的景况好的多。

　　尽管有住房和生计问题的困扰，但那两年多杨宪益在南京最主要的活动无疑是
他的地下反蒋活动。他的朋友萧亦五介绍他认识了编译馆另一位年轻同事邵恒秋。
三个人对政治形势的看法一致，决定在一块儿干。到南京后，邵恒秋介绍他们认识
了地下党员孙祥麟。孙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农林部职员，实际上他是中共中央社会
调查部的成员( 邵恒秋访谈，1999年2 月24日，北京) 。孙成了他们的没有领导名
义的" 领导" 。杨宪益回忆说：

　　孙祥麟有一天来说我带你去看一些朋友，我们就去了。他介绍我认识了一个国
民党的伪立法委员叫于振瀛。于振瀛实际上跟共产党地下党关系很密切的。是个左
派人物。于振瀛那天晚上--大概是46年11月的样子，是一个晚上--就跟我们商量，
说我们在国民党里面一些革新派想要成立一个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已经以陈
铭枢为首成立了一个，协助共产党来推翻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我们这里想成立一
个组织叫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叫民联。……你们参加我们这个好了。我们也
是做同样的工作，主要的就是策反，推翻蒋介石的统治。邵恒秋、萧亦五跟我，我
们三个人就同意了。于振瀛就派我们三个人成立这个组织，我们三个人就算是南京
民联的创始人。（杨宪益访问谈话，1994年5 月6 日，北京）

　　这个三人小组的活动内容是过一段时间碰一次面，通常是在晚上。地点在南京
的中英文化协会（当时杨宪益任中英文化协会的主任秘书）大楼办公室和他们在上
海路开的一个古董铺子楼上。聚会时他们传阅从解放区来的小册子和文件，然后讨
论当前的政治形势和任务。杨宪益记得他们读过《新民主主义论》和《七届二中全
会报告》等文章。

　　他们三个人的分工很明确。杨宪益在自传中说：

　　邵的任务是组织起南京的地下政治力量；萧的任务是与他过去国民党军队的战
友取得联系，策反一部分队伍到共产党这方面来；我的任务是通过我跟外国使馆及
国民党上层--包括大学教授--的联系，获得对北方的中国共产党有用的政治和军事
情报。这是1946年冬天的事，在我们刚到南京不久。（杨宪益：《白虎星照命》，
P157, 雷音译）

　　杨宪益完成任务的积极性很高。他除了继续和在重庆就认识的英国驻华大使馆
官员联系以外，还积极接触了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印度大使馆的官员，通过
他们获得一些外国政府对中国内战双方的态度和政策的资料。有趣的是，与他的初
衷相反，杨宪益原本是为了获得情报而积极与各大使馆官员接触的，结果他反而因
此交了许多外国朋友。这一反差使杨宪益对" 政治" 产生了一种" 荒谬" 感。杨宪
益说：

　　那一段主要是搞政治。搞政治里头需要说的是做过很多莫名奇妙的事情。比如
说要想办法给他们（地下党）收集情报，就跟外国使馆有许多联系。开始的原因是
为了通过外国人收集一些资料，外国人对我们国共的问题怎么个看法。结果这样子
跟他们交了许多朋友，认识了许多不错的英国人、澳大利亚朋友、印度朋友。（杨
宪益访问谈话，1994年5 月9 日）

　　杨宪益也获取过重要的情报。他回忆说，他的朋友，英国驻华使馆武官伊文思
（AdrianConwayEvans ）给他看过一份国民党的江北军事布防图。当时他把重点偷
偷记在火柴盒上，回去后根据记忆复写在纸上转交给地下党了( 杨宪益访谈，1994
年5 月16日，2001年11月14日，北京) 。

　　杨宪益获得的最重要的情报恐怕要算国民党撤退时潜伏在大陆的秘密电台计划
了。笔者在采访昔日三人小组之一的邵恒秋时，他提供了这个事例。他说" 杨宪益
最大的贡献是他在48年8 、9 月份搞到的国民党撤退前布置的地下电台（主要是华
北地区）的情报。""这些情报对50年代初有关部门侦破这些电台起了很大作用( 邵
恒秋访谈，1999年2 月24日，北京) 。" 值得注意的是，杨宪益本人对他提供的这
一重要情报及其价值竟毫不在意，在口述历史时他甚至从没提过这件事。如果不是
邵恒秋这个活着的见证人一再提起，这个重要史实可能就被淹没在历史的汪洋大海
里了。杨宪益立下的这一件" 侦察员的功勋" 在解放后从未受到过有关方面正式的
承认和表彰（相反，他的后半生竟然为" 与外国使馆的联系" 而遭难）。

　　杨宪益干地下工作带有独特的" 杨氏" 风格。他广交朋友，左中右朋友都频频
来往。他处事风格落拓不羁，一副满不在乎样子，却往往在不经意之间获得了重要
的情报，似乎天生就是干谍报工作的料。在危急关头，杨宪益往往能够大胆出奇招，
举重若轻的化解危险。杨宪益和邵恒秋在回忆中都提到了发生在1948年的一件事。
当时国民党政府破获了南京的一个地下民革组织，该组织的两个负责人被押解到上
海枪毙了。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在报纸上大肆宣传这个" 伟大胜利" ，一方面开始了
大搜捕。一时风声骤紧。为了以防万一，邵恒秋准备烧毁和埋藏家中的文件及书籍。
杨宪益说：

　　那个时候邵恒秋非常紧张。他家里边有一些从延安那边转过来的材料，他不知
道（该）怎么弄。后来看着情况越来越紧张，他又怕国民党来搜查家里的东西。他
很害怕，问我怎么办。我说你交给我吧，我有办法。你只要封好了，没事儿！他就
给了我一个大箱子。我就问美国人JoeBennett( 中文名卞承休，美国使馆新闻处处
长) ，我说我有一个箱子，是比较宝贵的书，存你这儿好不好？存在你们美国使馆
比较保险一点。我想，虽然美国明明是跟国民党站在一边的，可我们是朋友关系，
我封着箱子，他不会启封也不会动的。他说好，你拿过来吧。结果我就藏到那儿去
了。果然是没事儿。解放以后我又从美国大使馆拿回来了。箱子还是封的好好的。
（杨宪益访谈，1994年5 月9 日，北京）

　　事隔四十多年，杨宪益谈起当初自己出的这一" 奇招" ，脸上仍有自得之意。

　　但是，杨宪益虽然说的轻巧，当时的空气却十分恐怖。国民党在倒台前对破获
的一切反抗行动都是" 格杀勿论" 的。杨宪益干的事一旦败露，脑袋就要搬家。为
了不连累家人，他对妻子戴乃迭守口如瓶。一直到南京解放，戴乃迭完全不知道丈
夫那几年从事着危险性极高的地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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