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宏图初展 从1949年解放到1953年年初,全国已经连续开展了" 政治学习运动" ,镇反运 动,土地改革运动,批判电影" 武训传" 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三反五反和思想改 造运动。这一系列运动中,除了土地改革运动是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以外,其他的 运动都属于" 上层建筑" 范围。实际上从49年一解放,执政党就已经开始通过大大 小小的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和知识分子的或主动或被迫的自我批判来实行对上层建筑 领域的" 全面占领" 和" 全面专政" 了。由刘尊棋主持工作的外文出版社虽然不是 世外桃源,但政治空气却相对宽松一些。刘本人是知识分子出身,又是业务内行, 十分尊重学有专长的人。他邀请杨宪益到外文出版社来,不是要他当一个普通翻译 匠,而是让他来挑重担的。刘尊棋要杨宪益以" 专家" 的身份" 主持" 实施他们共 同制定的这个宏伟计划。杨宪益既是计划的负责人,又可以选择部分作品自己翻译。 而戴乃迭和其他年轻的编辑和翻译都是杨宪益的助手,帮助杨宪益共同完成这个计 划。 初到北京,刘尊棋把杨宪益一家安排在南河沿一座不错的" 洋房" 内,杨宪益 和戴乃迭住两大间房,他们的邻居是法国专家戴尼丝和她的中国丈夫李风白以及另 一对日本夫妇。他们在那所房子里住了近两年,直到1954年外文出版社盖起了自己 的宿舍才搬家。 刘尊棋给杨宪益最优厚的工作条件:他和乃迭不用每天去办公室上班,可以在 家里搞翻译;还给他找了一个出色的合作者--中文编辑李荒芜(1914--1994)。李 荒芜与杨宪益同岁,193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他也是个翻译家,是惠特曼《草叶集 》的中文译者。李荒芜对美国文学尤其是对黑人文学有深入研究,建国前后已经出 版了十多本译作。杨宪益说他" 中文英文都很不错" 。共同的眼光和识见以及对事 业的热诚使他们的合作很和谐。他们俩很快就排出了一张表,列出了一百五十种中 国古典文学和一百种中国现代文学的名单。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他们把杨宪益已 经译好的《离骚》、《儒林外史》及鲁迅的《阿Q 正传》出版了。杨宪益还翻译出 版了郭沫若的剧本《屈原》。这些书的出版正好配合当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 家搞的每年一度的" 纪念世界文化名人" 的活动(鲁迅、屈原、吴敬梓都列名在内)。 看到自己的劳动出了成果,杨宪益很高兴。 在翻译出版古典文学的同时,杨宪益和戴乃迭还共同翻译出版了《太阳照在桑 干河上》、《暴风骤雨》和《白毛女》。之所以选择这几部作品,是因为它们获得 了苏联颁发的《斯大林文学奖》。另一部获奖作品《李有才板话》的译者是美国人 沙博里。 在这一段时间里,杨宪益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大概要算四卷本《鲁迅选集》的翻 译了。采访中杨宪益说: 李荒芜介绍我认识了许多朋友,冯雪峰就是李荒芜介绍的。冯雪峰正好在北京, 对翻译鲁迅的东西很有兴趣。我跟冯雪峰两个人商量,拟选题,出四卷本的《鲁迅 选集》。第一卷都是早期作品,包括《野草》、《呐喊》、《彷徨》、《朝花夕拾 》,还有短篇小说。后三本都是杂文。因为他(冯雪峰)认为鲁迅的杂文更有价值。 我们两个人同意了后三本都用杂文。选哪一篇去掉哪一篇都是由冯雪峰跟我每天下 午一块儿商量,定了全部。因为有一部分过去已经翻译过了,所以就很快,大概两 年以内《鲁迅选集》四卷本就出版了。(1994年5 月16日访谈) 四卷本的《鲁迅选集》以它精练的选题和准确的译笔成为欧美各大学中文学生 至今沿用不衰的教科书。尽管这个本子的选题从今天的眼光看可能有过分强调鲁迅 后期杂文忽略前期作品的缺陷,但是在杨宪益的翻译中却是他亲自参加编辑的少有 的特例(改革开放以后,外文出版社出版了杨宪益戴乃迭翻译的未经删节的《呐喊 》《彷徨》《野草》《朝花夕拾》《故事新编》和《鲁迅小说选》)。以后,随着 " 阶级斗争" 之风越刮越烈,杨宪益非但被剥夺了参与编辑的权力,而且还被迫翻 译了大量与文学毫无关系的" 政策讲话" 和" 政治宣言" ,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 翻译匠" ,此是后话。 除了《鲁迅选集》以外,杨宪益和戴乃迭还翻译了白族民间长诗《阿诗玛》。 这部优美的翻译作品的成功有编辑李荒芜不小的功劳: 李荒芜说少数民族的东西也应该介绍一些,他介绍一部云南白族的叙事长诗《 阿诗玛》,我们也就翻了,翻的很快。李荒芜又建议最好找一个人画插图,就介绍 了一个年轻人叫黄永玉来画木刻的插图。插图画的很好看。我就是通过给《阿诗玛 》配插图和黄永玉熟悉起来了。他那时候很穷很倒霉,住在北京车站旁边一条胡同 里边,只有一间半房子,是一个很穷的中央美术学院的青年教授。他的木刻很不错, 画画也很好,我跟他很谈的来。(杨宪益谈话,1994年5 月16日) 初到外文出版社的那两年是杨宪益心情最舒畅的两年。在社长刘尊棋的充分尊 重与信任之下,他和戴乃迭大踏步地开始了他们合作翻译的事业。在生活上,杨宪 益享受专家待遇,每年夏天可以和戴乃迭一块儿去北戴河度假;他当选为中国文联 委员和中国作协委员,后来又成为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常委。他在1953年以" 特 邀代表" 的身份参加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大会" 。就是在那一段日子里, 杨宪益作为全国最著名的二十多位专家之一受到了" 伟大领袖" 毛泽东的接见。这 在当时是一件足以" 光宗耀祖" 的事情。杨宪益一直把它当作自己一生中的大事来 记忆。直到九十年代,杨宪益提到这件事时仍然有一种荣耀感,尽管他对" 领袖" 的" 皇帝气派" 已经开始了反思: 可以说从50年一直到55年我的生活都是挺愉快的。对我比较重视,算是外文出 版社的专家。刘尊棋对我特别好,还推荐我到中南海去过几次。是--1954年吧,毛 主席还召见过我。当然不是我一个人,大概全北京一共有二十来个人吧,里头有老 画家,还有科学家。毛主席慢慢地走过来,我们都站在一排,跟他握手。他跟我们 每个人讲一讲话。我当时感觉到好像--虽然没有三跪九叩首吧,我们也没有鞠躬也 没有磕头,可是感觉有点像皇帝召见的那个劲儿。共产党当然都很好,都很民主, 我在南京的时候跟柯庆施在一起,我们叫他" 老柯" ,他也不坐汽车,就骑了一个 自行车,我们一块儿--那个时候也分了等级,吃饭要分小灶中灶大灶--柯庆施跟我 一块儿吃小灶,我们随便聊天,我觉得共产党挺民主的。可是到了北京来以后,到 了怀仁堂一看见毛主席还是有点见皇帝的样子,封建的东西很厉害。那个时候毛主 席已经是一般的人不大容易见到面了,除非是在天安门上老远的挥手看一看以外, 平常都很难见到了。(杨宪益访谈,1994年5 月16日) 尽管杨宪益感到了毛泽东的帝王威风,但他对领袖的爱戴仍然有增无减。在另 一次领袖请一些知识分子吃饭的场合里,杨宪益的戏谑好动的性格使他在几杯茅台 下肚以后,竟然越过了好几个桌子去向伟大领袖" 敬酒" 。这个举动在西方国家或 者在毛泽东的窑洞时期不算稀奇,可是到了1954年,毛泽东的自我感觉早已经改变, 杨宪益的这个" 冒失" 的举动曾使毛泽东吃惊不小,最后还是周恩来给毛主席解了 围。杨宪益在九十年代回忆往事时也谈起了这件事: 毛主席虽然不容易见到了,我还是见到过两三回。还有一次晚上在怀仁堂吃饭, 大家一块儿吃饭,一个一个小桌吃饭。毛主席周总理还有几位坐在一个小桌上,我 跟--喔,跟《保卫延安》的杜鹏程坐在一起。杜鹏程那个时候年纪也不大,那时候 他胆子也大,跟我一样。结果我跟杜鹏程两个人就说我们去敬毛主席一杯酒,我们 就捧了一杯酒去了。杜鹏程胆子小,躲在我后面,我满不在乎。我说敬毛主席一杯 酒,结果周恩来还站起来了,周恩来说主席不喝酒,我替他喝吧。他替毛主席喝了 一杯酒。我们都是比较冒失的。那时候气氛还是挺融洽的。(杨宪益访谈,1994年 5 月16日) 杨宪益这个人,对很多事都不在乎,连他的三个孩子是哪一年生的,他都糊里 糊涂,语焉不详,却对与毛泽东仅有的几次会见记忆犹新。他在回忆往事时不厌其 烦的讲述他与毛泽东的每一次见面,连同毛泽东一起看京剧听相声也津津乐道。对 领袖毛泽东的无限爱戴和崇拜是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共同的心理状态,杨宪益也未 能" 免俗" 。 杨宪益之所以重视与毛泽东的会面,除了他对毛泽东作为一个革命领袖和天才 诗人的双重崇拜以外,还有一个原因,他把这些会见看作是他与中国共产党" 党中 央" 的接触。作为在伦敦青年时代就接受社会主义思潮,回国后由于对蒋介石独裁 统治不满而积极投向中国共产党并与中共共过患难的杨宪益,非常珍惜他的信仰和 选择。在他心目中,早已经认为自己与中国共产党是" 一家人" 了。在南京时期, 他虽与中共干部亲密共事,但毕竟只是与一些" 地方干部" 打交道,现在他到了北 京,直接与" 党中央" 最高领导接触,听到了" 中央" 的声音,他感到格外的兴奋 和激动,从心眼里油然生出一种" 被信任" 的畅快感。 可惜的是,这一段" 蜜月" 时期非常短暂。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外文出版社 的出色领导人刘尊棋被诬为" 叛徒" 和" 军统特务" ,党撤销了他的职务,随着他 的下台,紧接着一场又一场打击知识分子的运动,杨宪益也从一个党的" 亲密合作 者" 、党信赖的" 专家" 沦为一个" 控制使用对象"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