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一石激起千层浪

　　据笔者综合采访人回忆的材料（杨宪益从不记日记，也没有" 大事记" 之类的
资料）推算，杨宪益被" 揪" 出来的时间是在1966年7 月。这和沈从文相似，比钱
钟书杨绛则早一个月。当时，尽管杨宪益对自己会有一场" 大难" 早有准备，但是
他变成外文局第一批被" 揪出来" 的对象，" 享受" 和" 当权派" 一样的" 待遇" ，
甚至比他们还要" 出众" ，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杨宪益在回忆中把这种现象称为
" 丢车保帅" 。他在自传中回忆说：

　　……当时，整个外文局突然贴满了痛斥我的大字报。外文局大院的几棟大楼里
大概有几万张我的大字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张大字报" 揭发" 了我写的支持赫
鲁晓夫新路线的四首诗，那些诗用醒目的字体抄出并配了红色大字标题。斥责我是
" 反动的修正主义者" ，" 赫鲁晓夫的孝子贤孙" ，和其他一些胡言乱语。后来，
有人突然指出，我不是共产党员，不能叫" 修正主义分子" ，于是他们给我贴上"
反革命分子" 的标签。一些同情我的同事暗示说这一切都是那个女书记策划的诡计，
她让群众的矛头指向我，她就可以逃脱了。因为那时候被批判的都是各级" 当权派
" 和党的" 书记" 。而我这个不是当权派的人可能是唯一的例外。他们把这叫做"
丢车保帅" 。（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20 页，雷音译）

　　在一次与杨宪益聊天时，他更详细地谈到了这个" 诡计" 的来龙去脉：为了"
转移斗争大方向" 以" 保护自己" ，《中国文学》党支部的某人向外文局有关领导
" 抛材料" ，提供了杨宪益在1961年写的四首" 反诗" 。当时外文局《北京周报》
负责人手下的一员" 大将" 将这四首" 反诗" 透露给了一位叫杨力行的青年人。杨
力行是新西兰归国华侨，过去常去杨宪益家玩，与杨宪益很接近。领导上选用杨力
行来揭发杨宪益，这一招很高明。为了表示与杨宪益" 划清界线" ，杨力行" 反戈
一击" 贴出了醒目的" 揭发反诗" 的大字报，造成了很大轰动。在他的带动下，整
个外文局都把矛头指向了杨宪益。杨宪益所有历史" 旧账" 都被翻了出来，铺天盖
地的大字报从办公大楼的一楼贴到四楼，还嫌地方不够，又贴到了外文局的东楼、
中楼和西楼，形成了外文局文革的一个" 高潮" ；" 震慑" 了所有的" 牛鬼蛇神"
（杨力行后来为这事很后悔，他在杨宪益出狱以后多次哭着向杨道歉，杨宪益原谅
了他，并和他继续保持了友谊）。（杨宪益访谈，1999年12月20日）

　　当时杨力行制造的" 轰动" 还不只这一件事。他还制造过一件更轰动的新闻。
在一次全外文局精心策划的" 批斗" 杨宪益的大会上，杨力行这个" 知情人" 抛出
了一个" 重磅炸弹" ，揭发了杨宪益的一个" 现行反革命" 言行，就是这件事，使
杨宪益成了全外文局" 最坏的坏人" 。杨宪益的同事喻璠琴回忆说：

　　有一个华侨跟他们家很熟的，叫杨力行，老上他们家的。他" 蹬蹬蹬" 地从凳
子上踩到桌子上去揭发他（杨宪益）。他的这句话很严重的。他（杨力行）用英文
说的。意思是说老头子不死天下没有太平。就是因为这一句话，杨宪益受到很严重
的批判。因为当时谁要说到毛主席这个话就是反革命了。就是因为这句话，当时就
给他又是挂黑牌又是摁头。黑牌好像是用红墨水写的，红墨水都流到他衬衫上了。
铁丝勒的他脖子都红了。（喻璠琴访谈，1999年12月18日）

　　那次声势浩大的" 批斗会" 在外文局食堂里召开。就是在那次会上，革命群众
们导演了一出" 伐子都" 的武戏；他们把三张吃饭的方桌摞起来，让杨宪益爬到最
高层上站着，低着头听批判。当杨力行揭发了" 耸人听闻" 的" 反革命言行" 之后，
全场的" 革命群众""群情激愤" ，立刻" 打倒" 、" 灭亡" 的口号震天响，并马上
给杨宪益挂了一个比他身体大一倍的黑牌（一块挂着粗铁丝的木头黑板），黑牌上
用红墨水写着" 打倒反革命分子杨宪益" 几个大字。一位" 阶级感情无比深厚" 的
女士把一杯滚烫的开水朝杨宪益脸上泼去，开水从杨宪益脸上流下来，弄模糊了黑
牌上的字，红墨水流到杨宪益的绸衬衣上，成了一副色彩斑驳的" 印象派绘画" 。
在回忆中杨宪益说，他当时最担心的是从那么高的桌子上被" 愤怒" 的群众踢下来
：

　　因为我站的地方离地面超过十英尺高，我唯一害怕的是他们会动武。怕他们发
起怒来踢我或者把我从那么高的地方推下来，那我一定会摔断胳膊腿。所幸的是，
这样的事没有发生。（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21 页，雷音译）

　　笔者曾反复问杨宪益：杨力行揭发的那句话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他当时究竟
对毛泽东是怎么认识？这个问题非常敏感，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很" 恐怖" 的问
题。文革虽然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但很多中国人一听到公开问这样的问题，还是避
之惟恐不及。尽管他们可能在自己家人中间说说心里话（1986年夏笔者曾经在一次
采访冯友兰先生时，向他提问对毛泽东的看法，其女宗璞先生在我开口录音录像之
时特地前来阻止了我。当时距文革结束已经整整十年，可这个问题对中国人来说还
是不能碰的）。可是，杨宪益正面回答了我（这正是杨宪益之所以是杨宪益之故）。
他说类似的话是他与外国人聊天时说的，那时杨力行经常去他家，他可能也在场。
他说：

　　我觉得共产党得了天下，毛泽东一开头做的非常好。我那时非常之钦佩。解放
前夕的那次会议（雷注：1949年的七届二中全会）我觉得毛泽东做领袖作的决定都
是非常之好的。到了后来，有一度毛泽东要下台，让刘少奇周恩来上来，因为他们
比较起来在城市管理方面比他在行一些。他那个时候又要搞激进的共产主义，像霍
查的那一套，大家吃大锅饭啦那一套，我就觉得很可惜，我就觉得要是毛泽东真下
了台，要是由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管理下去的话可能更好一些。后来当然就有这个想
法。平常也这么说，或者说类似的话。

　　（杨宪益访谈，2001年5 月25日）

　　在另一次谈起这个问题时，杨宪益则说当时他那么说，是指毛泽东晚年的错误，
如果盖棺论定的话，他在晚年对国家搞的很不好。但是，他对毛泽东的看法还是"
三七开" 或者是" 四六开" 。他对毛泽东并没有" 刻骨仇恨" ，而是一直尊敬他，
认为他有功于中国。（杨宪益访谈，2000年1 月21日）

　　笔者认为，这两次杨宪益的谈话都是他的真实思想。其中的矛盾正是杨宪益的
思想矛盾（也是中国很多人的矛盾，不少中国人至今对毛的感情仍是又爱又恨，爱
恨交加的）。

　　66年7 月，外文局的领导（66年文革开始到67年初，是官方指派的" 革委会" 、
也即原来的局长局党委领导外文局运动的）施用的" 策反" 杨力行的计策大获成功，
杨力行的两次揭发使杨宪益成了外文局" 第一号罪人" 和第一号的" 牛鬼蛇神" 。
他的同事唐笙说，那时《中国文学》英文组里的人都愿意写杨宪益的大字报，" 人
人都写他的大字报" ，" 搜集材料就写他" ，因为他头上" 辫子" 最多，写他也最
" 保险" 。另一位同事赵学龄则很谨慎地说，外文局领导" 可能" 有这个意思--"
把矛头指向真正的' 牛鬼蛇神' ，他们就可以轻松一些了。" 另一个当时的" 革命
左派" 对笔者说：" 当时，《中国文学》社的群众分成两派，一派反叶君健（时任
《中国文学》的主编）保何路（时任《中国文学》党领导），另一派反何保叶，可
是两派的人一致认为杨宪益应该' 打倒' ，他是公认的' 反革命' ！" （事隔二十
多年，此人说起杨宪益是" 反革命" 时的神情仍然" 崭钉截铁" ，给笔者很深的印
象。）

　　可见在当时，杨宪益是被公认的一个" 真正的牛鬼蛇神" 。

　　文革初期，整个外文局形成了批斗杨宪益的高潮，这的确使外文局的头头们松
了一口气。但是他们高兴的时间不长。不久，他们自己也一个个被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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