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一石激起千层浪 据笔者综合采访人回忆的材料(杨宪益从不记日记,也没有" 大事记" 之类的 资料)推算,杨宪益被" 揪" 出来的时间是在1966年7 月。这和沈从文相似,比钱 钟书杨绛则早一个月。当时,尽管杨宪益对自己会有一场" 大难" 早有准备,但是 他变成外文局第一批被" 揪出来" 的对象," 享受" 和" 当权派" 一样的" 待遇" , 甚至比他们还要" 出众" ,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杨宪益在回忆中把这种现象称为 " 丢车保帅" 。他在自传中回忆说: ……当时,整个外文局突然贴满了痛斥我的大字报。外文局大院的几棟大楼里 大概有几万张我的大字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张大字报" 揭发" 了我写的支持赫 鲁晓夫新路线的四首诗,那些诗用醒目的字体抄出并配了红色大字标题。斥责我是 " 反动的修正主义者" ," 赫鲁晓夫的孝子贤孙" ,和其他一些胡言乱语。后来, 有人突然指出,我不是共产党员,不能叫" 修正主义分子" ,于是他们给我贴上" 反革命分子" 的标签。一些同情我的同事暗示说这一切都是那个女书记策划的诡计, 她让群众的矛头指向我,她就可以逃脱了。因为那时候被批判的都是各级" 当权派 " 和党的" 书记" 。而我这个不是当权派的人可能是唯一的例外。他们把这叫做" 丢车保帅" 。(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20 页,雷音译) 在一次与杨宪益聊天时,他更详细地谈到了这个" 诡计" 的来龙去脉:为了" 转移斗争大方向" 以" 保护自己" ,《中国文学》党支部的某人向外文局有关领导 " 抛材料" ,提供了杨宪益在1961年写的四首" 反诗" 。当时外文局《北京周报》 负责人手下的一员" 大将" 将这四首" 反诗" 透露给了一位叫杨力行的青年人。杨 力行是新西兰归国华侨,过去常去杨宪益家玩,与杨宪益很接近。领导上选用杨力 行来揭发杨宪益,这一招很高明。为了表示与杨宪益" 划清界线" ,杨力行" 反戈 一击" 贴出了醒目的" 揭发反诗" 的大字报,造成了很大轰动。在他的带动下,整 个外文局都把矛头指向了杨宪益。杨宪益所有历史" 旧账" 都被翻了出来,铺天盖 地的大字报从办公大楼的一楼贴到四楼,还嫌地方不够,又贴到了外文局的东楼、 中楼和西楼,形成了外文局文革的一个" 高潮" ;" 震慑" 了所有的" 牛鬼蛇神" (杨力行后来为这事很后悔,他在杨宪益出狱以后多次哭着向杨道歉,杨宪益原谅 了他,并和他继续保持了友谊)。(杨宪益访谈,1999年12月20日) 当时杨力行制造的" 轰动" 还不只这一件事。他还制造过一件更轰动的新闻。 在一次全外文局精心策划的" 批斗" 杨宪益的大会上,杨力行这个" 知情人" 抛出 了一个" 重磅炸弹" ,揭发了杨宪益的一个" 现行反革命" 言行,就是这件事,使 杨宪益成了全外文局" 最坏的坏人" 。杨宪益的同事喻璠琴回忆说: 有一个华侨跟他们家很熟的,叫杨力行,老上他们家的。他" 蹬蹬蹬" 地从凳 子上踩到桌子上去揭发他(杨宪益)。他的这句话很严重的。他(杨力行)用英文 说的。意思是说老头子不死天下没有太平。就是因为这一句话,杨宪益受到很严重 的批判。因为当时谁要说到毛主席这个话就是反革命了。就是因为这句话,当时就 给他又是挂黑牌又是摁头。黑牌好像是用红墨水写的,红墨水都流到他衬衫上了。 铁丝勒的他脖子都红了。(喻璠琴访谈,1999年12月18日) 那次声势浩大的" 批斗会" 在外文局食堂里召开。就是在那次会上,革命群众 们导演了一出" 伐子都" 的武戏;他们把三张吃饭的方桌摞起来,让杨宪益爬到最 高层上站着,低着头听批判。当杨力行揭发了" 耸人听闻" 的" 反革命言行" 之后, 全场的" 革命群众""群情激愤" ,立刻" 打倒" 、" 灭亡" 的口号震天响,并马上 给杨宪益挂了一个比他身体大一倍的黑牌(一块挂着粗铁丝的木头黑板),黑牌上 用红墨水写着" 打倒反革命分子杨宪益" 几个大字。一位" 阶级感情无比深厚" 的 女士把一杯滚烫的开水朝杨宪益脸上泼去,开水从杨宪益脸上流下来,弄模糊了黑 牌上的字,红墨水流到杨宪益的绸衬衣上,成了一副色彩斑驳的" 印象派绘画" 。 在回忆中杨宪益说,他当时最担心的是从那么高的桌子上被" 愤怒" 的群众踢下来 : 因为我站的地方离地面超过十英尺高,我唯一害怕的是他们会动武。怕他们发 起怒来踢我或者把我从那么高的地方推下来,那我一定会摔断胳膊腿。所幸的是, 这样的事没有发生。(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21 页,雷音译) 笔者曾反复问杨宪益:杨力行揭发的那句话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他当时究竟 对毛泽东是怎么认识?这个问题非常敏感,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很" 恐怖" 的问 题。文革虽然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但很多中国人一听到公开问这样的问题,还是避 之惟恐不及。尽管他们可能在自己家人中间说说心里话(1986年夏笔者曾经在一次 采访冯友兰先生时,向他提问对毛泽东的看法,其女宗璞先生在我开口录音录像之 时特地前来阻止了我。当时距文革结束已经整整十年,可这个问题对中国人来说还 是不能碰的)。可是,杨宪益正面回答了我(这正是杨宪益之所以是杨宪益之故)。 他说类似的话是他与外国人聊天时说的,那时杨力行经常去他家,他可能也在场。 他说: 我觉得共产党得了天下,毛泽东一开头做的非常好。我那时非常之钦佩。解放 前夕的那次会议(雷注:1949年的七届二中全会)我觉得毛泽东做领袖作的决定都 是非常之好的。到了后来,有一度毛泽东要下台,让刘少奇周恩来上来,因为他们 比较起来在城市管理方面比他在行一些。他那个时候又要搞激进的共产主义,像霍 查的那一套,大家吃大锅饭啦那一套,我就觉得很可惜,我就觉得要是毛泽东真下 了台,要是由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管理下去的话可能更好一些。后来当然就有这个想 法。平常也这么说,或者说类似的话。 (杨宪益访谈,2001年5 月25日) 在另一次谈起这个问题时,杨宪益则说当时他那么说,是指毛泽东晚年的错误, 如果盖棺论定的话,他在晚年对国家搞的很不好。但是,他对毛泽东的看法还是" 三七开" 或者是" 四六开" 。他对毛泽东并没有" 刻骨仇恨" ,而是一直尊敬他, 认为他有功于中国。(杨宪益访谈,2000年1 月21日) 笔者认为,这两次杨宪益的谈话都是他的真实思想。其中的矛盾正是杨宪益的 思想矛盾(也是中国很多人的矛盾,不少中国人至今对毛的感情仍是又爱又恨,爱 恨交加的)。 66年7 月,外文局的领导(66年文革开始到67年初,是官方指派的" 革委会" 、 也即原来的局长局党委领导外文局运动的)施用的" 策反" 杨力行的计策大获成功, 杨力行的两次揭发使杨宪益成了外文局" 第一号罪人" 和第一号的" 牛鬼蛇神" 。 他的同事唐笙说,那时《中国文学》英文组里的人都愿意写杨宪益的大字报," 人 人都写他的大字报" ," 搜集材料就写他" ,因为他头上" 辫子" 最多,写他也最 " 保险" 。另一位同事赵学龄则很谨慎地说,外文局领导" 可能" 有这个意思--" 把矛头指向真正的' 牛鬼蛇神' ,他们就可以轻松一些了。" 另一个当时的" 革命 左派" 对笔者说:" 当时,《中国文学》社的群众分成两派,一派反叶君健(时任 《中国文学》的主编)保何路(时任《中国文学》党领导),另一派反何保叶,可 是两派的人一致认为杨宪益应该' 打倒' ,他是公认的' 反革命' !" (事隔二十 多年,此人说起杨宪益是" 反革命" 时的神情仍然" 崭钉截铁" ,给笔者很深的印 象。) 可见在当时,杨宪益是被公认的一个" 真正的牛鬼蛇神" 。 文革初期,整个外文局形成了批斗杨宪益的高潮,这的确使外文局的头头们松 了一口气。但是他们高兴的时间不长。不久,他们自己也一个个被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