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是什么使杨宪益的精神分裂症不治自愈？

　　杨宪益对他的" 幻听症" 不治而愈是这么说的：

　　也许是因为我的心智仍保有某些健全的成分--我对自己仍怀有信心；也许是在
这一阶段的文化大革命中，群众性的歇斯底里症有所减弱，对我的政治迫害减少了，
我的情绪有所放松；到了1967年年初，我不再受幻听症的折磨，我的精神也逐渐正
常了。（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27 页，雷音译）

　　据笔者观察，杨宪益的精神病患的痊愈，除了他所说的理由以外，还有一个重
要原因。那就是：这得益于杨宪益性格的诙谐和幽默。我认为，千万不能小看这一
性格上的因素。无数事实表明，同样的迫害，在不同性格的人身上的反应会大相迥
异。在笔者访问杨宪益时，谈到当年他被斗" 坐喷气式飞机" 的状况，杨宪益的戏
谑常常使人发笑：

　　那时候三天一小斗，两天一大斗。反正整天就是斗吧。斗我倒是不怕，（笔者
反问：斗您您不怕？）斗我不怕。有几次是跟一批小领导一块儿斗。坐喷气式，我
觉得挺好玩，挺滑稽的。让大家（杨边说边做当时的样子）都站在一排一排的，说
' 蹶起来！' ，就蹶起来，' 再低一点！' 就再低一点。说' 再低一点' ，就再低
一点（他的头几乎要碰到地上，手向后高高举起），我反正是也不在乎。我走路也
能走。我腿也挺好，没事。就这个样子（弯腰大大超过九十度）然后我就放松了，
不去想他了。我想别的事去了。有的人因为他很紧张，越紧张越难受。有人呆不到
半个小时就不行了，就跪下了。大家就一阵哄笑。我呢，一点事没有。（杨宪益访
谈，1994年5 月16日）

　　即使描写那次恐怖的食堂批斗会，杨宪益的笔触也时时流露出某种幽默：

　　一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翻译或是看稿，楼下来电话说，有人在楼下等我。我
下楼来，几个年青人把我领到了食堂。他们放了三张吃饭方桌，一个摞一个。他们
帮我爬上了桌子--- 还挺客气的。然后，一群人就聚在周围批斗我。（杨宪益：《
白虎星照命》，221 页，雷音译）

　　至于那次的汽车游斗，由于是和一大堆人在一起，杨宪益谈起来好像是在说别
人的事：

　　我记得那一段时间里外文局的青年造反派们决定，要把所有受批斗的人搞一次
游街，我也在内。我们共有两卡车人，再加上超过12人的造反派。我们站在没篷的
卡车上，在西城的街道上行驶。卡车时时要停下来，一些年青的造反派就高喊口号，
并把他们准备的传单撒给围观的群众。这些传单上写着我们的姓名和其他情况，如
我们在外文局的职务和罪行等等。街上的围观者表情冷淡，仅仅有点儿好奇，几乎
没有人加入呼口号或辱骂的行列。仅有几个小孩在哄笑。街上的行人那些日子里对
游街见的太多了，很多单位都游过街。当我们到达和外文局有联系的单位，像广播
电台和新华社时，他们就叫我们下车，在院子里排好队，然后一个个介绍我们，并
批判我们，这些狂热者高呼" 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等口号。游街持续了一上午。
也倒没有什么特别令人不快之处。除了一件事以外：那天天很冷，我忘了穿大衣，
回家时，我冻的直发抖。（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22-223 页，雷音译）

　　杨宪益告诉笔者，那次游斗，给每个人都准备了一顶一米高的纸帽子，上面写
着" 反革命分子ｘｘｘ" 等字样。快要出发时，传来周恩来的指示：不准做侮辱人
格的举动。所以造反派临时决定把高帽" 放在车上" ，而不是" 戴在头上" 游街。

　　对这次" 游街示众" ，杨宪益产生的联想也很滑稽。他说造反派一路上" 哗哗
" 地撒传单，" 就像撒纸钱一样" 。我猜想，他当时甚至有想笑的感觉。只是没敢
笑出来。

　　至于运动初期外文局第一次在局内游斗两个" 当权派" 的局面，杨宪益的描写
就更滑稽了：这件事在一个下午突然发生了。我们听到了锣鼓声和人们的高呼声。
接着我们看到一帮造反派推搡着一个杂志的两个部门领导人在外文局院子里游街。
两个人头上都戴着纸糊的高帽。然后，他们被推到他们办公室开斗争会。那情景就
像解放前及解放初遍及全国的土改运动一样。到处都贴满了大字报。很显然，这两
个部门领导的主要罪行是他们喜欢吃好的食品。于是，大字报栏上全是有关他们过
去吃的美味的饭食。好像外文局突然变成了一个大饭馆。到处都是用大字写的菜单。
（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20 页，雷音译）

　　因为是第一次的" 造反行动" ，所以杨宪益的印象格外深刻。他说，那两个被
游斗的领导是《人民中国》的康大川和李哲民。他们二人头戴纸做的高帽，一人手
里敲一个锣，一边走一边嘴里高喊着" 我是反革命，我是反革命" 。而他们的" 罪
名状" 上写的却是" 红烧獅子头" 、" 醋溜黄花鱼" 等十多项菜谱，你看这个" 反
革命" 的" 罪行" 滑稽不滑稽？！

　　我想，" 自嘲" 和" 嘲讽" 的能力是杨宪益的" 解毒剂" ，正是这种能力使他
渡过了最艰难的时刻，使他的神智逐渐恢复正常，看清了事物的本来面目，并且使
他越来越具备某种" 抗毒的本领" 。

　　无独有偶，杨宪益的例子使我想起了另一个人，他就是" 三家村" 之一的廖沫
沙。在" 三家村" 的三个人中，只有他逃脱了死亡，活着看到新时期的来临。他之
所以能够如此，除了别的原因以外，性格的诙谐自嘲是很重要的内因。在1967年，
吴晗和他（当时邓拓已自杀）挨斗最激烈的时候，他居然有心思写开玩笑的打油诗！
这真是一个奇迹！以下就是廖沫沙为纪念他与吴晗的" 同台之谊" （同台挨斗争）
写的诗（作于1967年）：

　　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于今爱折腰；扭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斗风骚。

　　当然，并不是每个受迫害的人都能像杨宪益和廖沫沙这样" 苦中作乐" 。很多
人经不住折磨而自戕，很多人被逼的发了疯。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杨宪益唯一的爱
子杨烨身上。这是后话。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