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清洁工和运煤工 从1967年到1968年被捕入狱,杨宪益在单位的工作是打扫厕所和运煤、拣煤渣。 他回忆说: 有一段时间他们派我打扫厕所。外文局的公共厕所过去一直很脏,臭气熏天。 我干的很出色:(用小刀)刮去了便池中残留的粪便污垢,然后用水冲洗得干干净 净。我干了一段日子以后,他们表扬了我的勤勉认真。《中国文学》的厕所成了整 个外文局最干净的一个厕所。(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27 页,雷音译) 干了半年厕所清洁工后,杨宪益被分配到食堂当运煤工: 打扫厕所有半年多,然后就是去运煤。运煤比打扫厕所辛苦一些。我们有个食 堂,食堂旁边有煤堆,我运煤到食堂去烧,烧完煤以后剩下了很多炉渣,又要把能 用的煤渣拣出来,然后再装车子再运到炉子那儿去。这个又搞了半年多。(杨宪益 访谈,1994年5 月16日) 杨宪益在回首这些往事时语气平静,毫无" 受到迫害" 的" 义愤填膺" 感。谈 起因自己工作出色受到造反派表扬时,还流露出一丝得意: 我们那个外文局的公共厕所从来是有名的脏的不得了,臭的不得了,结果我弄 的很干净。他们大家都夸我。后来他们又让叶君健去打扫厕所,他们就骂他。说你 看你跟杨宪益比,杨宪益打扫的时候厕所多干净,你打扫得那么糟糕。(杨宪益访 谈,1994年5 月15日) 笔者感到,生活现象的复杂和荒诞性又一次显露了出来;在这里,主观和客观 又一次出现了某种错位:这些所谓最" 低下" 的体力劳动明明是" 革命群众" 对杨 宪益的一种" 惩罚" ,杨宪益却十分乐意去干。他感到,与前一阵大会斗小会批的 日子比起来,劳动的日子真是不错。他在这些劳动中得到了宝贵的身心调养和喘息。 值得注意的是戴乃迭对杨宪益" 劳动改造" 的态度。邹霆在回忆中说: 那时候戴乃迭对毛主席太崇拜了。她觉得毛泽东简直是创世纪的这么一个大政 治家。她是一百个相信,独立思考的程度不大。而宪益,她的丈夫,头脑里有另外 一套东西。他们俩交流不是太多。……起码杨宪益当牛鬼蛇神,被专政,刷厕所, 掏炉灰的时候,乃迭(对他)并不是太同情。我觉得她是出于幼稚和天真,崇拜中 国这么一个历史性的大人物,觉得他(毛)做的都对。起码觉得他的尝试是对的, 对世界革命有意义有贡献。她觉得毛泽东真是了不起,是亘古一人,马恩列斯都没 做到,而他要来这么一个反修,她非常佩服。…乃迭自己也跟我说过,说杨宪益应 该去劳动劳动。她说他一个大少爷,在英国的时候他花钱像一个贵族王子那样。他 不知道生活艰苦。她说他应该去劳动。…她说这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他(杨宪益) 什么都不会做,为什么他不应该去做一点体力劳动?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他一辈子 都不会做体力劳动。(邹霆访谈,1996年1 月16日) 邹霆的回忆为我们深入了解当时戴乃迭的思想状况以及她和杨宪益的关系提供 了宝贵的资料。作为一个英国传教士的女儿,戴乃迭对毛泽东推行的" 改造人性" 的事业极为钦佩(尽管她十分讨厌狂妄无知的江青)。" 改造人性" 是人类的一个 梦想,世界上所有最伟大的宗教都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而毛泽东却在中国大张旗 鼓地进行了这一项试验;他要把" 自私" 的个人改造成" 大公无私" 的" 脱离了低 级趣味" 的人,要使" 六亿神州尽舜尧" ;他要消灭三大差别,使体力劳动和脑力 劳动者同享平等,他进行的这项工程可谓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工程了! 从戴乃迭对丈夫参加劳动(她未分辨" 自觉劳动" 和" 强迫劳动" 的区别)的 态度,可以看出她为人的正直耿介;她的态度带有典型的西方人的性格特征:她不 认为自己的丈夫可以成为这项工程的一个例外(她自己也曾积极参加外文局组织的 " 支农劳动" ),正如她也不认为自己的儿子可以例外一样。杨敏如回忆说,当她 儿子杨烨面临大学毕业分配(时值68年上半年,她尚未被捕),北京工业大学有关 部门曾征求过这位外国专家对儿子去向的意见,戴乃迭表态说:他是个中国人,就 应该按照中国的要求办。结果杨烨被分到湖北一个乡镇,正是在那里,他受到了致 命的迫害。 虽然日后的现实击碎了戴乃迭的梦想(也击碎了无数虔诚忠厚的中国人的梦想), 彻底摧毁了她的生活和健康。然而,我们能因为这试验的失败而嘲笑他们对这一理 想的向往,嘲笑人类历史上的这一创举(尽管这一创举的实行过程有着太多的黑暗 和血腥)吗?我想,这恐怕正是直到今天中国的" 文化大革命" 和毛泽东仍然是全 世界的学者研究的对象和课题的根本原因。 和戴乃迭的单纯执着相比,杨宪益思想的色彩要丰富的多。他虽然也向往人类 的" 大同世界" ,对" 共产主义理想" 和毛泽东搞的乌托邦试验也抱有幻想;但是, 他与真正的" 布尔什维克" 总不是一回事。其中的最大差别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 他不肯让渡自己的" 个人自由" (不管他自己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尽管在中国 的大一统政治制度下,个人自由的空间越来越狭小,他仍然" 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 地顽固地表现他的" 自由主义作风" 。他的" 颓废" (戴乃迭对他的批评),他 的" 纨绔子弟作风" ,他的" 不遵守党的纪律" ,他的" 口无遮拦" 等等都出自这 个根本原因。由于杨宪益和戴乃迭二人精神上的差异,在杨宪益被" 揪" 出来的那 段日子里,他和她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和孩子们更无法交流;那段日子里,杨宪益 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话,他处于深深的寂寞之中。即使在自己家中,他也是孤独 的。 然而,杨宪益的思想的另外一面,力量也十分强大,即他对" 共产主义" 理想 的向往,对马克思宣扬的使人类社会" 一劳永逸" 地" 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 斗争" 的" 终极目标" 的热烈追求。他认为,既然实现这个目标的任务已经" 历史 性" 地落在了共产党的身上,因此,杨宪益就全力靠拢" 中国共产党" 的" 组织" (这也是杨宪益在粉碎四人帮后入党的根本原因)。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愿意付 出自己的全部知识、智慧和力量(这个对杨宪益来说并不难),也愿意服从党的" 铁的纪律" (这个对他来说比较困难),并尽他的可能努力地这么做了。杨敏如回 忆了1967年春节的一件事,这件事足以证明杨宪益即使在已经被" 打倒" 的境况中, 仍然不忘记党的" 内外有别" 和" 保密" 的纪律: 我母亲住在我家里,以往过年照例要把我哥哥我嫂子接到我们家来吃一顿饭。 照例如此。那么,文化大革命时,他们还没到监狱里,难道就不请他们了吗?我这 又犯愁了。你不请,跟他划清界线,那我哥哥我嫂子怎么想呢?我说那就还是请吧。 我那老头子很左,他就告诉我' 你千万不要说老舍死了' 。我说' 我知道' 。人是 很奇怪的。我已经知道不能讲' 老舍死了' 的话,我还不行。那天几个人吃饭时-- 心里比平时都不痛快--我不知道嘴里怎么回事,脱口说' 老舍死了' 。奇怪极了, 说好了叫我别说,我还是说了。乃迭问:' 是吗!?怎么死的?' 我哥哥立刻就说 ' 乃迭你可不许说,你绝对不能说!' 原来他早就知道了,他没说,我给说出来了。 (杨敏如访谈,1994年6 月21日) 杨宪益虽被打成了" 牛鬼蛇神" ,虽然被发配去" 劳动改造" ,但是他仍然不 自外于" 革命队伍" ,对" 革命" 仍然一往情深。然而革命的" 洪流" 对杨宪益却 没那么" 有情" 。杨宪益回忆了一件他刻骨铭心的事:67、68年间,外文局旧的工 作组被调走,调进来一批军代表。革命群众纷纷贴大字报表示欢迎新来的军代表, 《中国文学》的人也写了一张大字报,办公室的同事们都在大字报上签了名,当杨 宪益也想签上自己的名字时,他被当众拒绝了。那一次,杨宪益哭了(读者当还记 得杨宪益是很少流泪的)。他在心灵上受到的伤害,远远超过了无数次的大会小会 的批斗。 杨宪益在回忆中还谈到他当时被人" 随意支使" 和嘲弄的情况。有一次大扫除, 一个年轻的造反派命令杨宪益擦玻璃,杨宪益立即爬上窗台把所有的玻璃都擦了一 遍,正待杨宪益刚要跳下窗台,那人喝道:" 怎么只擦里面?玻璃外面也要擦!" 年过半百且从不参加体育运动的杨宪益只得战战兢兢站到了三楼办公室的窗外(五 十年代建造的外文局办公楼的楼层比现在的楼房高的多)。一位同事见状大声喊: " 杨宪益,下来!你摔下去谁负责?" 这才使他免去了一次危险。杨宪益说,那一 次" 多亏这位好心的同事,否则我真有摔下去的危险" 。 在那一段日子里,除了" 老反党分子" 邹霆时时来看他以外,杨宪益几乎与外 界断绝了一切往来。这时的杨宪益与邹霆成了" 地位平等" 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