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从革命者转变为汉奸的原因 当代历史学界和民间对汪精卫问题的争论越来越多。这不足为奇,人的思想随 着社会变化也在不断变化。思想的变化最终导致了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评价的变化。 林思云,赵无眠等不遗余力翻汪精卫的案,我看大家还是不要把这种现象简单归为 “汉奸”之类的问题。应该允许和提倡人们有新思想,否则人类和社会会失去其前 进动力。 抗日战争中,曾是国民政府领袖之一的汪精卫先是从陪都重庆出逃至河内,后 又在南京成立了伪政府。这段历史虽在历史学界早有定论,但现实中争议很大,看 来历史学者们对历史的再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所幸的是,历史评价可以改变,但历史事实未变。我不是什麽学者或文人,只 想斗胆写些自己的看法。愿与武林同道切磋,希望能有抛砖引玉的功效。 历史上的汪精卫曾是一名坚定的革命者和爱国者。 汪精卫本名汪兆铭,广东番禺人。他是很有才华的诗人,演说家更曾经是个民 主革命家。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担任了同盟会机关刊物>的主笔。“精 卫”就是汪当时的笔名。在>工作期间参与了当时“保皇派”和“革命派”之间的大 论战。其文章通俗有力,对宣传革命思想做了很大贡献。1910年,汪曾刺杀满清亲 王载沣,事败被捕被满清政府处以终身监禁。(小弟曾经读过汪的“自供”,洋洋 文字毫无贪生怕死的央求,更无认罪媚敌的词句。相反宣传了很多革命道理)辛亥 革命后被释放,重新投入了革命队伍。 在南北议和中,汪精卫是个非常特殊的角色。(个人认为汪的政治生涯和政治 观点经常处于随波逐流的状态。其人忽左忽右,忽上忽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此次议和,汪精卫是北派重要代表唐绍仪的参赞。同时又是南派大老伍廷芳的参赞, 这有点“脚踩两只船”的感觉。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后,因汪精卫采劝妥协”的和 平政策,汪曾被国民党中央解除过党内外职务。虽然汪精卫跟袁世凯关系很好,但 其还是追随孙中山流亡日本,后又到法国。孙中山1920年11月返回广州成立“护法 军政府”后,汪任职最高顾问和广东教育会长。 汪精卫早期的政治生涯,虽然出现过摇摆。但其基本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政 策。这时的汪精卫是个不折不扣的革命者。 汪在抗战爆发后,建立了伪政府。对这段历史的总评基本没有争议,争议只是 在其当汉奸的“动机”上。汪精卫从革命者转变为汉奸的原因是本文的中心议题。 其转变原因我认为有如下几条:(一)汪精卫缺乏民族自信心抗战初期,中国在日 寇凌厉的军事打击下大片沦陷国土,人民被大量屠杀,军队更是被成建制的歼灭或 击溃。必须承认,当时的日本在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战争准备等几乎所有领 域都比中国强很多。 日本自认为强大很不把中国放在眼里,公然发出了“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叫嚣。 同时在国际上,“不堪一击,很快屈服”也是列强对于中国抗战前途的共识。 汪精卫出逃之前对抗战是持悲观态度。他认为“抗战必败,抗战必亡”。他根 本没认识中国人民蕴藏的巨大潜能。 当中华民族到了危亡的关头,人民爆发出了强烈的爱国热情,这种澎湃的爱国 热情在以蒋介石为首的抗日国民政府领导下展示了其巨大力量。以抗战中滇缅公路 的修建为例。上百万人民在没有现代工程机械助力的情况下,在崇山峻岭的西南边 疆地区开出了几百公里的国际生命线。参与修建公路的人民基本没有薪水,甚至饮 食都未得到充分保障。但在民国的公路修建史中此公路的修建速度最快,工程造价 最低。另抗战中期,为配合盟军战略轰炸日本。后方人民再一次展示了巨大力量。 当美军工程顾问人员正在踌躇得不到大马力轧路机时,四川人民硬是用人力轧出了 供B-29“空中堡垒”庞大机身起降的坚硬跑道。机场竣工后,美军轰炸机在人们声 嘶力竭的欢呼下起降。从四川起飞的美军飞机共在日本投下了几十万吨的炸弹。 人民的力量是巨大的。汪精卫曾经投身的辛亥革命也是一例。革命党的实力跟 清政府比起来悬殊很大。武昌起义的意义并不在于对满清政府的军事打击。在深处 中国内陆的武汉,那万把人的革命军对清廷的实际军事威胁并不大。但起义唤醒了 人民的反封建意识。随即而来的各省独立和人民运动才导致了清帝的退位。孙中山 先生在革命初期也是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进行了“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斗争。 正是有这种“坚持”的精神才最终取得胜利。号称以孙中山先生为“偶像”的汪精 卫为什麽在抗战中丧失了这种可贵精神。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民众的力量决不能忽视。战后印度的独立运动;埃及人民收回苏伊士运河管理 权的运动;以色列在面对阿拉伯世界围攻下求生存的历次战争,哪个不是实力对比 悬殊,哪个不是民众力量的体现呢。抗战中汪精卫的悲观正是源自于“脱离群众”。 最终,失败主义转变为投降主义。由此可见汪精卫并不是孙中山先生的好学生。 (二)汪精卫认识不到日本侵华的性质和目的 汪出逃河内后,曾发出过全国通电(即艳电)。在通电中汪精卫认为:“日本 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 至于日本到底对中国有无野心,到底是不是我们的兄弟之邦(至少在当时), 朋友们大概都有了解,我就不详述了。 “日本是中国的兄弟之邦”这句话是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首先提出来的。众 所周知,日本帮助了孙中山的革命,同盟会就是在日本诞生的,“割辫子”的运动 也是首先在清政府留日学生中先流行起来,应该说中国的民主革命与日本大有渊源。 汪精卫在其日后政治生涯中曾强调“中日是兄弟”这一观点是先总理所坚持的。我 对孙先生此观点的出处和目的不了解,但孙对于“兄弟之邦”有其自己的看法。 孙中山在1915年革命失败时,带着一众信徒和追随者流亡日本(包括汪精卫)。 在日本期间,孙与日本各阶层人士都接触过。其中一次,孙中山到东京某大学与众 日本文化名流开座谈会。会上有一日本教授问孙先生“中日是兄弟之邦,何以中国 人民如此恨日本?”孙答“中国当日本为弟弟,当欧美列强如朋友。历史上,朋友 和弟弟都残害过中国都使中国很难堪。弟弟的残害程度甚至比朋友更严重些。相比 较,中国是恨弟弟多一点还是恨朋友多一点?”(原文记不得,大意如此)由此看 来,孙中山先生虽是共产党笔下“有软弱性,妥协性,不彻底性”的革命者。但其 对日本的侵略历史非常清楚。甲午战争后的“马关条约”就很说明问题,割地加赔 款。这是个周知的历史事件,汪精卫做为总理信徒何以如此天真幼稚呢?抗战初期 汪精卫的国家职务是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主持签订了“何梅协定”,“凇沪停战协 定”等一系列对日交涉条约。他在交涉中应明了日本政府的态度,加上有伪“满洲 国”的具体例子,汪仍在“艳电”中竭力为日本侵略者表白。这到底是为了什麽呢? 9.18事件爆发以后,国民政府的抵抗不力主要在于“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 策。蒋介石和汪精卫共同认为,当时中国的两大危机处理顺序上应先安内,后攘外。 大概从没什麽官方舆论说过“只安内,不攘外”的话。蒋介石虽然专心剿共,但其 对早晚会来到的抗战还是有准备的。 军事上,七七事变爆发之前就大举兴建针对日本的华东地区国防工事。(很遗 憾,凇沪抗战时这些坚固工事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国民政府更向德国定购了可武装 40个师的全套德械装备,并且希特勒应中国要求派出了大规模,高级别的军事顾问 团。虽然在剿共,但对付那”几条破枪”的红军不至于如此兴师动众吧。 外交上,国民政府一直致力于国际社会对中日战争的干涉(虽然是一厢情愿), 并大力支持朝鲜流亡政府。抗战前金九领导的朝鲜流亡政府就在上海活动,后随国 民政府一起迁至重庆。1935年,意大利入侵非洲小国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 占领阿国后,意大利向中国驻意大使提出,中国应承认意大利的军事占领。消息传 回中国后,马上在外交政策与操作上产生了争议。相当部分的“务实派”认为,中 国在军事和经济领域都正跟意大利合作。如果在政治上大力支持,可换取墨索里尼 更多的援助。但蒋介石最后拍板时表示“如果连我们都支持意大利入侵阿比尼西亚, 谁还能不支持日本侵略中国呢?”最终到二战结束,中国都未承认意大利的军事占 领(个人认为,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这次颇有些“匡扶正义,不畏强权”的味道,这 不应是共产党的“专利”)。 文化教育上,当代中国的初中语文课本里有篇法国作家都德写的“最后一课”。 此文被引进至中国的时间就是在抗战时期,目的是加强对人民的爱国主义教育。本 文的中文翻译即是大知识分子同时也是政治家的胡适先生。与我们学习“最后一课” 时不同,当时的学生和老师都亲身感觉到亡国之痛。课堂上往往都是老师含着眼泪 教,学生含着眼泪听。 国民政府的国策从未忽视抗日,要命的是它在顺序上它排在剿共的后面。 汪精卫在抗战中除“攘外必先安内”这一点与蒋介石达成共识外,还有些言论 是独树一帜的。 “宁可亡国也不亡主义”。这里的主义即“民主,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 亡国指的是中国的灭亡吧。我的看法是,三民主义是为了什麽?它是为了救中国, 为了使中国强大。三民主义是个手段,这个手段要用在中国身上。亡了国,这三民 主义还有什麽用?果然,日后在汪与日本的谈判中,日本明确表示“三民主义是支 那反日,排日力量的源泉,新政府不能公开让它做为建国的口号。”汪伪政权的建 国口号是“和平反共救国”。在>里,“和平”的意思有那麽点……“一面交涉,一 面抵抗”。当时汪精卫很反感“单纯抵抗论”,他认为“在野的勿唱高调”,说中 国现有军备与日本相比“等于弓箭与机枪”,如果贸然与日本宣战,“必将演成义 和团之第二”。怎么办? 还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这里的交涉并不是指国民政府在国际上争取列 强支持的那个交涉,而是跟日本的单独交涉。此口号的含义是“一边与日本谈判, 一边和日本作战”。这除说明汪精卫对日本侵华认识的不透彻和抗战前途的悲观外, 还说明其政治思想的幼稚。很明显,交涉中的抵抗,抵抗缺乏决心;抵抗中的交涉, 交涉缺乏诚意。最后是抵抗不成,交涉也不成。汪精卫的政治立场总是想“中庸之 道”,你想两边都靠上,最后就让你哪边也靠不上。(又应了共产党对于中国资产 阶级革命和革命者的评语,“软弱性,妥协性,不彻底性”) (三)日本的诱降 日本出于对中国的野心,几乎中国所有政治势力都被日本下过功夫。 这个工作对于日本来说是比增加了10几个师团还有力量的。 中国的政治势力主要是这麽几家:国民党也就是当权派,领袖人物就是汪蒋等; 满清的遗老遗少,立伪满的皇帝是日本情报机关的伟大胜利之一;北洋政府的遗老 们,主要对象是吴佩孚和唐绍仪,但最后他们一个是莫名其妙的死亡,一个是在答 应与日本合作后被爱国青年刺杀。华北伪政权的王克敏,南京伪维新政权的梁鸿志 也是北洋余孽,但他们跟汪精卫比,也就是“小字辈”。最后他们还是被紧密团结 在以汪主席为核心的伪民国政府里了;地方实力派:阎锡山,龙云,张发奎,陈济 棠等。工作虽做了不少,但最后他们的抗战决心和抗战贡献都很大;各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里投降的有,抗战的也不少。 最著名的是“梅工作”,也就是成功诱降了汪精卫。 还有“知白工作”,因由土肥原负责,又称“土肥原工作”。工作来工作去, 当事人全都工作死了。有观点说吴佩孚想同日寇合作,但价码太高。又有人说吴佩 孚不愿与日寇合作,但躲不开,只能漫天要价。不管怎麽说,老吴最后没当汉奸, 并且他的死还跟日本医生有关系,所以算是保装晚节”的。 对“天字一号”人物蒋介石的诱降被称为“桐工作”。 七七事变后关东军系统的板垣征四郎出任日本陆相。当时板垣手下有两员大将, 一个是影佐祯昭;一个就是今井武夫。这两人对中国政治人物的诱降主张上有很大 不同。影佐祯昭走的是要扶植汪精卫的路线;今井武夫却想直接和蒋介石谈和。他 认为:从清朝开始,中日之间所有战争或争端最后的解决方式都是中国的“委屈求 全”,现在日本对中国的打击在历史上是最大,中国面临的危机也是最大。而且日 本已经有了汪主席,如果中国全民抗战的领袖蒋介石也来个扭转乾坤……当汪精卫 在南京和日寇“共商国是”的时候,“桐工作”正在香港进行。老蒋是什麽人,他 最善于玩“权术”,最善于搞这些小动作。(看看军阀混战时老蒋瓦解了多少敌人 就知道了)蒋认为要利用日寇的心理,不妨跟日寇工作工作,一来打击汪精卫在南 京的“和平”运动,二来对日本军部的战略有个了解。了解日本军队的意图就等于 了解了日本政府的意图。因为日本“二二六”事变后,政府的内阁陆相一定由日军 现役人员担任。不管是谁来组阁,只要你的政策不合军队的意,那麽就不给你推荐 陆相人眩内阁5相缺了一个,您还怎麽组阁?所以当时日本军队对政坛的影响是举足 轻重的。 蒋介石对假工作的实施很费了些心机。出于对抗战有负面影响的考虑(万一传 出去,又说不清楚了),决定派那些又不是政府官员,又能跟国民党高层能接触上 的人。这些人身份全是真的,但脸可都是假的。全是“军统”特务。其中有个假宋 子良,宋子良本是宋子文的弟弟,跟老蒋都算是亲戚。他相片从没在报纸上登过, 人又不喜欢热闹,很多人都没见过。这样的人选日本很满意,觉的国民政府派出了 这样的人物,起码还是有“诚意”的。鬼子可不知道,这个宋子良真实的名字叫曾 广。代表是假,谈判中自然有假。每到日方谈及实质性问题。我们这位曾假代表就 “我要请示请示”“这要研究研究”。请示来研究去,把日方都弄烦了,从而怀疑 这代表的真实。做了很多调查都调查不出此人的真实身份。谈判中蒋还是有收获, 他起码知道了日寇的意图,这个意图没什麽新鲜的,停战可以,但要承认伪满,要 在中国驻军共同防共等(国民政府防不防共和怎样防共是中国内政,关日本什麽事? 还不是为驻军找借口),简单说就是汪精卫认可的那些东西。 与此同时,汪精卫一众人马得知了日寇在进行“桐工作”。汪精卫周佛海等乱 了阵脚,按周佛海自己说“一夜都未睡好”。他们为什麽乱?汪精卫不是自诩自己 的事业是“救国救民”的吗,既然如此伟大光荣正确,蒋介石搞一下你们乱什麽? “正义”的事业多个帮手不是很好吗?最后,日方通过门上钥匙孔拍了张假宋子良 的照片,把照片拿到南京后请同宋子文共事过的汪精卫等人鉴定。周佛海看了照片 后大概是惊呼一声吧:这不是小宋!俺们一起唱过卡拉OK……日寇这才明白了重庆 方面的意图,“桐工作”自然流产。因香港不归日本管,故也没难为假宋子文,只有 让他们回中国了。这是军统在抗战中间谍战的一个侧影,不知这位曾广回到中国后又 有什麽故事呢……简单的说,日本对汪精卫的诱降是煞费苦心的。做了一个结实的 绳套,套在汪精卫脖子上后就由不得汪精卫做主了。绳套一点一点收紧,最后汪主 席想喘气就要跟日本商量了。日寇开给汪精卫的条件一开始很宽松,从>到《日华新 关系调整要纲》,条件起了质的变化,这很说明问题。 日本的和平运动不可能真是打算“从中国撤军”;“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日中经济互相提携”。这对于中国是天大好事,对日本反是不好的。真这麽好的 话,日本政府应该直接走外交途径,开个什麽会然后来个公报:日本放弃一切在华 特权。真这样的话,中国人民起码到现在都会对日本感恩戴德。难道为中国好要搞 出个9.18事变,为中国好要搞出满洲国,南京大屠杀中被残酷杀害的30万同胞全是因 为不明白日本的好心吧?日军来中国到底是干什麽来了?这些小孩子都能明白的道理, 汪精卫为什麽不明白。如果真的不明白,算是先总理瞎眼了,算是汪精卫傻到与虎 谋皮。但正常分析,这样政治上幼稚的傻瓜怎麽能曾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又怎麽能 是党国高级领导人之一呢?恐怕是别有隐情吧! 汪精卫中了鬼子“圈套”后,日寇是一点面子都不给汪留。非要把这“小屁帘” 掀的高高的。你汪主席以民国正统自居,偏要你在青天白日旗下面加个黄条(上书 “和平反共救国”)。你汪主席以先总理忠实信徒为自豪,偏偏不让你提什麽“三 民主义”。汪主席追求“民族的独立与自决”,偏偏日本在各级伪政府内部派一大 堆“顾问”……汪主席看见《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的时候,心情很沉重。痛哭流 涕的说“中国不是我卖的了的,它不算卖国条约,卖也是我个人的卖身契”。这是 废话!中国当然不是你能卖的了的,此时此刻的中国人民正在轰轰烈烈的抗战呢。 我们倒不必把汪精卫的眼泪当成是鳄鱼的眼泪,但此刻的眼泪应该与“中山陵 体育潮的眼泪不同吧。 (1936年,国民政府在南京中山陵体育场召开第六届“全国运动会”。起先气 氛很好,运动员入场式时全场观众欢声笑语甚是热闹。最后入场的是东三省代表队, 当人们看见那刺眼的“东三时三个字时全场顿时安静下来。先是零星的抽泣,后是 个别人的哭声,最后竟引发了全场上万人的痛哭。今天我们对万人的齐声痛哭只能 想象,恐怕没有任何一部电影能再现那场面了。坐在主席台上的蒋委员长多次用手 帕擦眼睛,汪精卫此时的心情又如何呢?)汪号称继承孙先生遗志把中国革命进行 到底,但起码“反帝”这一革命任务就没完成。先不说你卖国投敌。日本,英国, 美国都跟中国有不平等条约,但英美因为中国的抗战都发出声明放弃在华特权,这 是抗战的功劳!汪主席知道后,应该明白了吧。现在只有日本在中国有特权了,为 什麽还变本加厉跟日本合作?英美是中国的盟友,是日本的敌人,那为什麽汪伪政权 还要对英美宣战?汪在《宣战布告》宣称“自今日起,对英美处于战争状态,当悉 其全力,与友邦日本协力”。看看你这致力于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友邦吧,竟然 还决定与它“同甘共苦”。如果说以前的汪精卫真是上当受骗,真是对日本心存侥 幸,到了这时候怎麽一点悔悟都没有?这很让我不理解,再傻的人也不会如此执迷 不悟。 (四)深刻尖锐的蒋汪矛盾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病逝于北京。汪代拟的>中未提及“接班人”的问 题,这虽是孙中山先生民主思想的体现,但客观上导致了国民党各派阀日后的政治 斗争。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能够角逐党国领导人的只有胡汉民,廖仲凯和汪精卫。 (此时的蒋介石还不够班)国民党中分左右两派,他们的首脑分别是廖仲凯和胡汉 民。左派右派的区别体现在对孙中山“三民主义”及“三大政策”(联俄,联共, 扶助农工)的理解上。“右派”认为,中国革命应排除共产党的参与,“主义”不 同则不能共事。“左派”认为,无论资产阶级革命或无产阶级革命,他们都有着共 同的敌人,即“反帝”与“反封建”。既然任务有共同点,两派的革命就应该建筑 在合作的基础上。(本人倾向“右派”的观点。革命目标虽然一致,但打破旧社会 后,建立的新社会有本质不同,故斗争方式和建国后管理方式也定有不同。大家虽 暂时合在一起,但矛盾迟早会被激化。与其如此,不如分开来单搞,但单搞的难度 也非常大,可见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对不起话题扯远了。)汪精卫此时也是响当当 的革命“左派”。汪在1927年有如下言论:“中国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了,革 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走开去。” 在如何理解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问题上,汪的观点是:“联合世界上革 命的民众共同来反对帝国主义,这是联俄政策。联合一切革命分子来反对帝国主义, 这是联共政策。把全国大多数最受压迫分子唤起来做革命领导者,这是农工政策。” 在左右问题上,汪精卫和蒋介石开始了冲突。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开 始“清共”。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蒋介石在南京宣布成立新国民革命政府,以 粉碎共产党的势力,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对垒。武汉政府因而宣布开除蒋介石 与其忠实同僚的党籍,并通缉蒋介石。此时的汪精卫对蒋有很大不满,一是蒋对政 治斗争采取了高压手段,二是威胁了汪精卫个人的领袖地位。汪的本意是要联合共 产党与蒋介石斗争到底。但很快汪就陷入了现实的危机中。汪精卫的武汉政权因势 力受打击很快出现了经济危机。共产党在湖广已展开了大规模的工农运动,汪意识 到跟共产党联合也会动摇其个人的领袖地位。同时汪还看到了“共产国际”对中共 的批示,批示的大意是既然国民政府已开始清共,中共应抛开对国民党的幻想去勇 于斗争。这使得最后汪选择了同蒋的“合流”。 何以汪精卫如此轻易抛弃了其多年的“联共”政治纲领?个人认为是蒋介石强 大的实力起了关键作用。蒋在上海的建国有列强及他们中国代理人的支持,经济上 是“财大气粗”。军事上因蒋长期黄埔校长和北伐军总司令的职务,使其控制了国 民政府军队。可以这样说,这是汪精卫第一次与“实力”合作,政治纲领和信仰有 什麽用,显然如与共产党联合对抗蒋介石,汪是占不到便宜的。与蒋合流后,汪 “总理信徒”的招牌也褪色不少,宋庆龄就说他是“民众的逆党,先总理的叛徒。” 从27年后到汪精卫出逃河内,汪与蒋“臭了香,香了臭”乱哄哄的斗了了十几 年。这期间的斗争不是“主义”之争,也罕见诸如“自由民主”的口号。当时的社 会环境是名义上的统一,各派政阀与军阀都处在事实上的割据状态,谁是中央谁是 地方都很难说。社会环境根本没有民主的土壤,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如果当时中国是民主社会,在抗战前,蒋和汪的暧昧态度就足以使他们下台 了。我们的汪主席全部家当只有一块“总理信徒”的招牌和一张非常有才华的嘴, 在多年与蒋的斗争中始终处于下风也是正常的。)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九日,汪精 卫赴庐山召开军事会议,部署东征讨蒋作战计划。蒋介石立即调兵遣将,双方势均 力敌。冯玉祥出面调停,力劝“宁汉息争”。汪坚持“对蒋只有公愤,但国民政府 法统当以死争。”八月八日,在南京代蒋主持军政的李宗仁,向汪发出“齐电”称 汪决心反共,邀汪来南京共商一切。蒋对此亦无可奈何,因他的北伐军作战失利, 决心以退为进,突然发表“告国人书”宣布下野。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七日,经汪精卫提议,国民政府决定迁都南京,发表《迁都 宣言》,结束武汉政府活动。并赴南京商谈政府合并和李宗仁达成一致,但胡汉民 等元老又拒绝与汪合作,还有“西山会议派”的林森、邹鲁等人不满汪以“正统” 自居。此时,孙科提出由宁、汉、沪三方组织一个中央特别委员会作为过渡,先行 合作。九月十三日汪、蒋、胡等十三人被推举为特委会委员。汪回九江,行前发表 通电宣告“引退”。特委会成立后,推定汪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特委会常委,但 汪没有去就职,跑上庐山静观事态的发展。唐生智与汪密商反对特委会的策略,决 定以成立武汉政治分会与南京特委会对抗。 一九二七年十月四日,南京特委会派孙科等人赴庐山,同汪协商切实合作事宜, 最后达成了十一月一日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恢复中央执行、监察两个委员会 等几项协议。汪同孙科等人到武汉找唐生智商议,唐终于同意了汪的意见,并签订 了协议。汪以为大局重当最高领袖在望。谁知南京特委会突然下令讨伐唐生智.唐也 立即发表讨宁通电,指责特委会“违法篡党”。宁汉开战,汪在武汉已感到事无可 为,决心南下广州。三十日,汪就同陈公博等人联名发表通电,不承认南京特委会, 还要在广州召开二届四中全会。于是宁汉对立变成了宁粤对抗。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国民党内各派系之争斗越来越激烈。奉系军阀张作霖自命 为“陆军大元帅”。汪精卫出于无奈,只得邀请蒋介石复职。十二月十日蒋介石重 新被推举为总司令,同时汪精卫辞去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的职位,特委会解散。从 此蒋介石大权独揽,坐镇南京,成为国民政府中军政领袖。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汪精卫虽然还保留他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国民政府 委员和军委会委员等职务,但他不甘居蒋下。其提出“改组国民党”,发表《中国 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掀起大规模的反蒋包办“三全大会” 的政治运动。但蒋不顾改组派的反对,于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五日召开“三全大会”, 汪仍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这时,汪精卫的改组派总部在上海成立了军事委员会, 同时发起成立了“护党革命大同盟”,提出“护党救国”的口号,以壮大反蒋的声 势。十月上旬,汪以自己的名义正式颁发“护党救国军”委任状(“护党救国军” 的统帅)。数以百计的将领起来反蒋,准备八路大军齐发。但由于汪擅于组织发动, 不会军事指挥,护国军没有最高统帅部,缺乏战略决策,部队各自为政,步调不一。 有的作战时既没有前敌指挥,也没有后卫和策应部队,虽然人数众多,但这群“乌 合之众”不到三个月便被蒋介石镇压了。蒋在战胜后,国民党中常委决议永远开除 汪的党籍。? 一九三○年一月,蒋阎矛盾加剧。汪与阎锡山联系准备讨蒋。三月十五日,五 十七名将领通电讨蒋,并公开推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为陆海空军正副 总司令,领导“讨贼”。五月一日,蒋下令讨伐阎、冯,拉开了中原大战的序幕。 九月一日“讨蒋”扩大会议第五次会议通过政府组织大纲,推定阎锡山,唐生智,汪 精卫,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谢持为国府委员,阎锡山为国府主席。至此,汪策划 和推动的北方政府宣告正式成立。但阎冯与蒋的中原大战形势逆转,原因是张学良 不愿担任国府委员,不愿国家分裂。并随即下令数十万东北军长驱入关,给阎冯军 联军以沉重打击。中原大战以阎冯的失败告终了。汪在失败后出洋赴香港。(后来 汪精卫在政治上仇视张学良的原因就是张曾狠狠地拆过汪精卫的台)汪精卫后来又 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但在1932年1月,汪应蒋介石的邀请赴杭州秘密会谈,双方决 定了汪主政,蒋主军的格局。蒋说:“汪先生之主张,即余之主张。”一月二十八 日在蒋主持下召开国民党中央临时常委会,批准孙科辞职,同时任命汪精卫为行政 院长。 至此,蒋汪之间的公开斗争算是告一段落。但两个人的合作基础很差。他们的 合作原因是在面对日本侵华和共产党这两大威胁下,蒋介石虽然军事上力量强大, 但政治本钱太少。汪精卫虽然是党国元老,但军事上没有自己的力量。一旦有什麽 情况能弥补双方的劣势,那麽他们的分裂还是必然的。后来在日寇对汪精卫采取支 持态度后发生的事就证明了这个观点。 通过蒋汪对抗的对抗历史还可以看出,汪性格的缺陷造就了他另外一个缺点。 即在对抗中缺乏连贯性和坚定性。汪多次“出卖”他的盟友(唐生智应该深有体会), 在面对军事打击和政治诱惑下站不稳脚跟,时常出尔反尔。这使蒋介石多次轻易击 败他。当失败后,汪采取的措施往往都是出洋,不是法国就香港。等国内又出现反 蒋势力的时候他才回中国参与,所以汪对蒋的对抗总是在“从零开始”。这是导致 他对抗失败和日后成为汉奸的一大原因。 汪精卫在出逃河内之前是国民政府的“二把手”。出于历史悠久的矛盾,蒋介 石对其的“架空”非常厉害。在抗战初期,汪精卫的主要职务是行政院长兼外交部 长。行政院长相当现在中国的总理,种种原因使我们这位“总理”悠闲的很。主管 全国的经济财政本是汪院长的要务,但偏偏有个“小舅子”宋子文当财政部长。财 政部让小宋同志建立成“独立王国”。一切财政事物汪根本过问不了,对于使用资 金等关键事宜,小宋经常拿汪院长的“重要批示”当放屁。对现实,汪精卫是一点 办法也没有。对于地方事物,汪的影响力也很有限。抗战后各地普遍建立了带有军 事管制性质的“行营”,本来各地方实力派的权力就很大。现在这一抗战,各地 “行营”负责协调当地的经济,军事,财政,法制等,权力都在封疆大吏的把持下, 汪院长过问不了也过问不上。 汪精卫还担任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抗战既已经爆发,中日之间本没什麽可 “交”的了。即使亲日的外交举动也是以汪私人身份进行,对日的“和平”工作如 转为政府行为,那后果可是不能想象的。对欧美的工作又一向把持在“欧美”派手 里,并且欧美的外交工作由蒋介石亲自过问。由此看见,汪的外交部长当的也是很 含糊。 很难想象,当一个老政客,尤其是一个生下来就注定是政客的汪精卫。其失去 权力或权力受到架空的时候,他该多麽的郁闷啊!这也是汪出逃后克服种种“艰难 险阻”另起炉灶的一大原因。 汪精卫逃到越南后,蒋介石意识到了问题严重性。老蒋先是在国内封锁消息, 进而称汪精卫的出逃是赴越南“治脖。同时派出他的亲信携带巨款和护照去游说汪。 蒋介石的意思是,只要汪精卫不在南京或上海自立门户,什麽都可以商量。如果汪 精卫对政治厌倦,想去各国游历,那麽任何条件都给予满足。类似的游说共进行过 两次。首先说,蒋对汪的游说并不表示蒋介石胆怯。国民政府历史上的分裂不是一 次两次了,蒋汪互相开除党籍,互相通缉甚至互相公开分裂而各立政府的行为是两 人多年政治斗争经常采用的手段。蒋在汪精卫有军阀撑腰的时候都没怕过他,何况 如今的汪是孤单单的。换句话说,蒋介石对汪在此时是诚心诚意。但多年的交恶使 汪精卫产生了很大的逆反心理。你越不让我另立政府,我偏偏要去争取立一个。蒋 介石在游说失去作用的情况下也只有派军统杀手去刺杀他了。以前的汪精卫跟蒋做 对,都没有使蒋介石动过杀人的年头,可见委员长是真急了。 以上四点就是我认为汪精卫从革命者转变为汉奸的原因。这里我认为“缺乏民 族自信心”和“蒋汪矛盾”是其转变的主要原因。我还认为,不能简单的看待汪的 转变是“被动”或“完全受了蒙蔽”的。为说明这一点必须要看其投敌后的所作所 为,汪精卫成立伪政府后,一切政治活动均出自《日支新关系调整纲领》这一卖国条 约。假如汪的投敌确实是被动或一时糊涂的,那麽见到这份纲领后他为什麽还是不 醒悟?承认满洲国是什麽性质?一旦承认伪满独立,中国日后就根本没可能再收回 东北,看看外蒙的现实就清楚了。二十六项条款的《日支新关系调整纲领》比当年 的”二十一条”还“二十一条”! 汪精卫及其伪政府的政治行为到底是有利于中国人民还是有利于日本侵略者? 是为中华民族带来福音,还是灾难?在英勇抗战,不畏牺牲的人民面前,汪精卫到 底是“爱国者”还是民族的“败类”呢? 有些人思想改变了,应该找出原因。我觉的这原因就是中国人自己不尊重历史。 直接表现在国共两党对历史的歪曲,尤以共产党为甚!凭什麽说自己是抗战的领袖 和主导?凭什麽说国军将士的英勇抗日是受了什麽共产党抗日思想的影响?凭什麽 说……我想林思云赵无眠等与其费力气为汪精卫翻案,倒不如大书特书国民党蒋介 石对抗战的贡献。这是更加有意义的。 在敦促当代日本政府“正视”历史之前,我们先应该去正视!当代历史学界和民 间对汪精卫问题的争论越来越多。这不足为奇,人的思想随着社会变化也在不断变 化。思想的变化最终导致了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评价的变化。林思云,赵无眠等不遗 余力翻汪精卫的案,我看大家还是不要把这种现象简单归为“汉奸”之类的问题。 应该允许和提倡人们有新思想,否则人类和社会会失去其前进动力。 抗日战争中,曾是国民政府领袖之一的汪精卫先是从陪都重庆出逃至河内,后 又在南京成立了伪政府。这段历史虽在历史学界早有定论,但现实中争议很大,看 来历史学者们对历史的再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所幸的是,历史评价可以改变,但历史事实未变。我不是什麽学者或文人,只 想斗胆写些自己的看法。愿与武林同道切磋,希望能有抛砖引玉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