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言败——加利回忆录 布特罗斯·加利 著 张敏谦、钟天祥 等译 第二章 面对新的冲突(1992) 就在我着手工作的时候,联合国正在柬埔寨采取一个前所未有的行动,充当这 个遭到严重破坏的国家的管理人,直到它通过联合国指导的选举,恢复其政府的合 法性和得到国际社会的接受。柬埔寨是第一个,而且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惟一实际上 由联合国举行选举的国家,这与联合国监督由其他人组织的选举形成鲜明对比。 上任的前夜,我会见了明石康,一个在联合国一步步升到负责裁军事务副秘书 长的日本人。聪明、思维敏捷、说话短促而不连贯的明石康了解秘书处的运作。我 要求他放弃纽约的职务去负责柬埔寨的行动。他没有犹疑。“我是一个武士,”他 说,“因此,我必须接受这一挑战。” 把裁军办公室合并到政治事务署,取消明石康的那个职位,本来就是我改组联 合国秘书处计划的一部分。不过,我要他负责在柬埔寨的维和行动却是因为我想要 日本更多地参与联合国的活动。明石康将是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维和行动特别代表的 第一个日本人。在柬埔寨的维和行动规模将会比联合国以前的任何维和行动都要大。 当明石康将要到柬埔寨任职的消息传开之后,我派遣一位日本人去执行这样一 个使命遭到了批评。有人告诉我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亚洲留下了深深的精神创伤。 “你可能了解阿拉伯和非洲世界,可是你明显对于亚洲人的情感一无所知。”法国 前外交部长克洛德·谢松写信给我说。他对我作出的选择感到震惊。我要求明石康 在我得到西哈努克亲王的首肯之前对他的提名保持沉默。 充满魁力的西哈努克亲王 自从埃及与柬埔寨建立外交关系,我就认识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了。当我给 他打电话征求意见时,他通情达理地接受了明石康的提名,并且立即向外宣布,把 我与安理会的关系推到了一个微妙的境地,因为我提名的人选尚未得到安理会的批 准。不过,1992年1月9日,我正式向外宣布了这一消息。 西哈努克亲王是柬埔寨所有希望的支柱。他聪明,在艺术。音乐、戏剧和文学 方面受过良好的教育。从青少年时期起,他便亲身经历了自己国家动乱的历史。可 能是因为他患有癌症的缘故,他很容易发脾气和感到沮丧。他经常说要辞职或者到 北京去进行治疗。我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私人性质的交谈,设法打消他的念头,请 求他继续担当柬埔寨人民的统一者的角色。 写给西哈努克的信必须非常小心谨慎。我每次给他写信都要数易其稿,以确定 用合适的语气表达对他的钦佩和赞赏。他自动地从柬埔寨人民那里得到这种钦佩和 赞赏,但是从外部世界得到的并不够。西哈努克喜欢收到用高雅的措辞和富有文学 色彩的法语写成的信件。我设法让他感到高兴,希望继续得到他的注意和支持。要 说服西哈努克需要数个小时的努力,一时的疏忽就可能被认为是藐视,而他可能就 会拂袖而去。 柬埔寨是冷战期间大国争夺东南亚的战场,后又遭到进行大规模屠杀的红色高 棉的严重破坏,接着,1975年被越南军队占领,1979年由河内建立的政权统治。十 多年来,柬埔寨是受越南与苏联支持的政府军队和受中国与泰国支持的红色高棉之 间的内战战场。 冷战的结束给成立一个新的合法的柬埔寨提供了一个机会。1991年,包括东盟、 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和柬埔寨的四个政治集团在内的19个国家在巴黎签署 了一个国际协定。柬埔寨的四个政治集团分别是洪森政府,红色高棉,柬埔寨独立、 中立、和平与合作民族团结阵线以及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阵线。 根据巴黎协定,联合国将直接控制各个政治集团管理的主要部门,举行选举, 协调难民回国,监督外国军队的撤离、停火以及遣散各个小集团的武装,与国际红 十字委员会协调释放战俘。1992年2月19日,我提出向柬埔寨派遣12个营,总人数达 16000人的联合国部队,3600名警察和1000名国际组织的官员。整个维和行动的费用 大约超过17亿美元,其规模比联合国以前的任何一次行动都要大,而且远远超出了 联合国传统意义上的维和概念。联合国对这次行动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部署速度 之慢让人感到痛苦,而且在这次行动中出了很多错误。 由于有这些担心,上任几个月后,我决定到金边走一趟。根据巴黎协定可以参 与政治进程的红色高棉反对这一协定,指责联合国偏袒由越南人建立起来的洪森政 权。大部分观察员断言,联合国举行的选举只会使洪森的统治合法化。 1992年4月18日,西哈努克亲王在机场迎接我。在我们乘坐的汽车靠近柬埔寨首 都的时候,数以千计的儿童挥舞着联合国的小蓝旗夹道欢迎。金边的景致使我想起 了法国的乡村城市。坐在车上的时候,西哈努克亲王朝我微笑,一次又一次向我鞠 躬,双手合十放在胸前表示敬意。“您瞧,柬埔寨人民多么热爱您,多么欣赏您为 柬埔寨人民所做的一切。”金边的市中心几乎没有战时遭到破坏的痕迹,也没有贫 困的迹象,让我感到吃惊。 我们到达了西哈努克亲王安排我下榻的地方--王室的住宅高棉宫。西哈努克 亲王的妻子莫妮克公主让我使用亲王的书房。他们的热情好客、亲切和高雅有礼给 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与亲王及其同事的一次会面中,西哈努克谈到自己国家的 两个最主要的邻居--西北方的泰国和东南方的越南--长期以来设法控制柬埔寨。 “越南军队已经离开我们的领土回他们的国家去了,”他说,“虽然红色高棉对此 予以否认。”西哈努克亲王坚决要求联合国人员在第二年举行的大选之后继续停留 三个月,不过,我已经感觉到了来自美国以及其他大国的压力,要我保证一旦大选 结束就结束联合国行动。 我们这次行动的名称一一联合国驻柬埔寨过渡时期权力机构一一表明了它意指 的范围。在过渡时期,全国最高委员会是柬埔寨主权的惟一合法机构和权威组织。 我的特别代表只是在委员会取得一致意见时才考虑该组织的意见。如果没有得出一 致意见--这是经常出现的情况,我的特别代表有权作最后的决定。从理论上讲, 这给了联合国的特别代表极大的权力,几乎是一个受托管理人的权力。可是,令人 遗憾的是,由于联合国驻柬埔寨过渡时期权力机构未能控制政府的核心部门和职位, 联合国从来就未能行使巴黎会议赋予它的权力。必须承认控制政府的核心部门和职 位是一个艰难的工作。联合国驻柬埔寨过渡时期权力机构继续根据授权帮助柬埔寨 人民选举一个合法政府,以便建设遭受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严重破坏的家园。可是, 红色高棉仍然逍遥法外,在其偏远森林中的基地威胁着这个国家。不管怎样,总有 一天它也将不得不以某种方式结合进柬埔寨新的国家组织里。 西哈努克获得了外国援助修复首都的佛教庙宇,宏伟壮丽的建筑物和古代艺术 品得到了修复。他面对灿烂的柬埔寨文化感到自豪。在向我介绍他的用黄金装饰的 觐见室时,他高兴得浑身直震颤。西哈努克亲王布置精巧的宫廷综合了巴黎式的雅 致和古代亚洲王权的庄严。宫廷里到处是仆人,西哈努克一出现,他们就虔诚地拜 倒在他的脚下并敬畏地退出。对他们来说,西哈努克不仅是一个国王,而且还是一 个神。 地雷危机 走出城市,我在一个到处是地雷和对红色高棉充满恐惧的农村发现了令人感到 震惊的成堆的尸体。看到地雷所造成的这种恐怖的景象真是让我大吃一惊。多年以 前,作为埃及的外交部长,我曾访问过坐落在柬泰边境的一所医院。在该医院,有 数百名失去四肢和被地雷炸伤的儿童在接受治疗。在柬埔寨国内,我发现,数以千 计的柬埔寨人为了耕种、取水,或者让他们的孩子玩耍,在使用那些随时可能会发 生爆炸的土地。每天都有儿童、农民、提供援助的工作人员和旅行者被杀或者致残 的事件发生。 失去双腿、双目失明、身体残缺的人随处可见,这些伤者通常是儿童。将来,, 这些人注定是要靠社会救济过日子,并且要给这个为发展而努力的国家带来了灾难 性的负担。随着这些伤残儿童的长大,他们的假肢需要更换,这笔支出是惊人的。 在通往名胜古迹吴哥窟的车水马龙的路旁几英尺的地方就插着小心地雷的红色警告 标记。地雷被埋在发电厂、电线和自来水处理厂的周围、主要道路上、集市的中心 以及仓库和港口设施内。大片具有丰产潜力的土地被放弃了,给这个国家冲突后的 经济恢复造成了一个实际上难于逾越的障碍。 地雷能潜藏在地下达数代人之久。目前,埃及仍在设法清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英国和德国部队埋在其西部沙漠的地雷。据联合国估计,全世界的62个国家埋藏 着超过1亿颗能把人炸成残废、而不是把人炸死的地雷。这些地雷大多分布在贫民区 和商业区,每天都给众多的民众带来恐惧。我决定在柬埔寨开展一个世界性的禁止 使用地雷的运动。 红色高棉的背信弃义 金边惟一体面的餐厅是用英语命名的,叫做“没问题”。明石康说,这个名字 反映了出发执行新使命的士兵们的高涨情绪。我的一个同事宣称,这个名字表明法 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已经被“盎格鲁--萨克逊”的传统文化所取代。其他人则认为它 是当地文化发生畸形变化的一个象征。大批外国人的出现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卖淫和 其他腐化堕落现象。尽管我们尽了很大努力去控制,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是事实。 由于地雷使得很多人无法返回自己的农场或者村庄,情况变得更加糟糕。这些人无 处可去,只好涌向城市,由于无法维持生计,所以只好靠出卖自己的肉体和施展小 聪明过日子。 人们期望西哈努克亲王担任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主席,可是大部分时间他不 是在朝鲜就是在北京治疗癌症。洪森政权正设法利用自己的政治网络威胁他的主要 竞争对手,西哈努克亲王的儿子,拉那烈王子以及他所领导的政党--柬埔寨独立、 中立。和平与合作民族团结阵线,要他们退出选举。拉那烈王子拒绝退出,但是他 的政党看起来无精打采。看来,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阵线绝望地分裂了。与此同时, 红色高棉更进一步走向暴力对抗。红色高棉违反了停火协议,拒绝遣散,并且阻挠 联合国在乡村地区部署“蓝盔部队”,这一切都明显违反了它在巴黎签署的协定。 当明石康和来自澳大利亚的联合国驻柬过渡时期权力机构军事指挥官约翰·桑德森 中将出现在位于泰柬边境拜林的红色高棉游击队总部时,人口的路上横着一根竹子。 这是一个关键时刻。联合国驻柬过渡时期权力机构的授权并不允许与红色高棉进行 武装对抗。 到1992年仲夏,联合国驻柬过渡时期权力机构撤出了红色高棉占领的所有地区。 当红色高棉的部队拒绝搬进临时营房放下他们的武器时,柬埔寨的其他三个政党也 开始拒绝遣散和解除武装,然而,蓝盔部队却没有安理会授权强迫他们遵守《巴黎 协定》。我们原计划在1992年7月前完成各政治集团武装的集中,可是到那个时候只 有13500名士兵到临时营房集中,占估计总人数的不到百分之七。1992年7月14日, 我对安理会说,必须采取一切可行的办法去说服红色高棉与联合国合作。 两个星期后,我收到了明石康寄来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对局势表示非常忧虑: “随着强盗行为的增多和越来越多的农民和越南居民被谋杀,这个国家的不安全状 况变得越来越严重。经济状况很不稳定。” 尽管日本、泰国、法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做了深人细致的外交努力,红色高棉 的态度只是变得更加强硬起来,声称竞选的中立环境尚未形成。红色高棉开始攻击 联合国的直升飞机和抓捕开展反对野蛮恫吓运动的联合国人员。我想,可能是红色 高棉认为除了采取暴力对抗没有其他选择。我指示副秘书长马拉克·古尔丁设法开 辟一条秘密的沟通渠道,可是这一渠道完全不起作用。我们是否应在将红色高棉排 除在外的情况下继续和平进程呢?如果要把它排除在外,我们就必须把它隔离起来, 使得它不能把恐惧作为武器来破坏选举进程。 《巴黎协定》的复杂条款归根到底只有一个真正的目标:成立一个在国际上合 法的新的柬埔寨政府。全国大选将是最终的检验。洪森政权的控制非常严密,如果 选举的结果不认可他们的执政看来是不可能的,结果将如红色高棉所宣称的那样。 不管怎样,联合国驻柬过渡时期权力机构开始影响柬埔寨社会。在联合国人权 工作队的努力下,政治犯获得了释放。公民教育项目帮助形成了真正的政党。联合 国驻柬过渡时期权力机构的电台使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了可信赖的消息,使他 们得到了民主政治行为的训练。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在重新安置数以万计来自泰 国边境难民营的难民。 尽管官僚政治的效率低下,但是被延误了很长时间的预制房屋、办公用品以及 通讯器材终于运到了。1992年7月中旬,联合国在柬埔寨的部队达到了14300人。从 某种程度上说,延误是联合国本身复杂的行政和财政管理条例所造成的,但是更为 直接的原因是安理会在同一时间开始部署其他大规模的联合国行动。 我们竟然能够在这样一个遭受严重破坏的国家创造一个自由和公平选举的环境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西哈努克亲王跟以前一样鞠躬送我到机场的时候,我答应他, 一年之后,在1993年5月份的大选之前,我将再次访问柬埔寨。 介入动荡的巴尔干 在安理会峰会上,李鹏曾经要我注意区分国际冲突和国内冲突。这是一个很好 的建议,因为这两者的差别是联合国宪章十分重要的基本构成部分。不过,巴尔干 的动乱既是国内的同时也是国际的,而且处理这种重叠非常棘手。 南斯拉夫爆发的严重战争始于1991年。随着冷战的结束,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共 和国联盟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一样开始分裂。塞尔维亚拒绝承认南联盟当 局,实质上脱离了南斯拉夫。接着,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宣布独立,引起了受南 斯拉夫人民军支持的居住在克罗地亚的塞族人的反对。欧洲共同体阻止敌对行动的 努力失败了。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秘书长委派美国前国务卿塞莱斯·万斯与欧洲共同体的代 表卡林顿勋爵共同寻求外交解决的途径。作为他在任内的最后行动之一,佩雷斯· 德奎利亚尔用最强硬的措辞强烈要求德国不要在外交上承认与其有历史渊源的克罗 地亚。如果克罗地亚的独立在国际上获得承认,南斯拉夫的其他部分也将会宣布独 立,争夺领土的激烈战斗将会爆发。 德国没有理会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的请求。1991年12月16日,欧洲共同体在一 个月内同意承认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4天以后,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也宣布希 望被承认为一个独立国家。波斯尼亚是一个多民族的社会,在它悠久的历史上这些 民族既有和睦相处的时期也有由仇恨引起的诉诸暴力的时期。后来发生的席卷波斯 尼亚的重大暴力事件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外交承认这一愚蠢行为,但是毫无疑问,外 交承认是导火线。要求独立的穆斯林、反对独立的塞族人和乘机利用穆斯林与塞族 人之间的战争巩固对自己现有地区控制的克罗地亚人之间爆发了冲突。只是到了后 来西方和不结盟国家明确主张它独立时,这些集团之间才开始爆发战争,争夺波斯 尼亚这个新国家的控制权。 1992年1月1日,我走马上任时,波斯湾战争刚刚结束。那是伊拉克对科威特的 一场国际战争。有人认为,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由美国领导的联盟是未来迎接安 全挑战的一个模式。可是,像导致“沙漠风暴”行动那样的越过国界的战争不太可 能成为冷战后对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国家的疆界内正在爆发种族。宗教和文化冲 突。联合国宪章第2(7)条禁止于涉会员国的事务。与此同时,联合国宪章规定联 合国安理会有责任采取行动“维持国际的和平与安全”。联合国创始人和现代国际 秩序基本原则,都没有预见到和提出如何处理不会明显地或者立即威胁国际安全与 和平的国家内部冲突的办法。在前南斯拉夫发生的激烈冲突是错综复杂的,存在陷 入困境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历史、文化和法律的先例很难把握。面对这样一 场错综复杂和具有爆炸性的战争,美国和欧洲国家都不想接受领导人的角色,因此, 联合国被推到了最前方。 联合国被卷人前南斯拉夫问题始于传统的调停与维和。1992年1月,我担任秘书 长的第二天,塞莱斯·万斯带来了一份克罗地亚与南斯拉夫人民军的停火协议。万 斯来到我在第三十八层的办公室,极力主张我派遣联合国维和人员维护停火。原来 计划的维和行动是按照早已确立的原则进行的,但是随着南斯拉夫的分裂,每一个 人都对巴尔干激烈的暴力行为感到担忧,而且不愿卷人。负责维和行动的副秘书长 马拉克·古尔丁与万斯进行了辩论。他警告说,“这些维和人员将会被装在装尸袋 中运回来。” 我像马拉克·古尔丁一样感到担心。我担心达格·哈马舍尔德领导的联合国在 1960年的刚果行动中所发生的一切,会在1992年的前南斯拉夫冲突中在我领导的联 合国重演。不过,我并不需要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我说:“我必须跟我的老朋友 塞莱斯商议。”我与塞莱斯的友谊可以追溯到60年代在伦敦召开的关于中东问题的 会议。1978年至1979年,他在担任美国国务卿期间为阿以和平进程奔走时,赢得了 梅纳赫姆·贝京总理和安瓦尔·萨达特总统的信任和赞赏。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塞莱斯很诚实。很聪明,看问题很客观。 于是,在安理会授权之下,在我上任后的第一个实质性行动中,我向前南斯拉 夫派遣了第一批联合国蓝盔部队作为联合国的保护部队。这些部队被部署在克罗地 亚塞族人口占多数和种族关系紧张导致武装冲突的三个地区:东斯洛文尼亚、西斯 洛文尼亚和克拉津纳。联合国的授权是保证克罗地亚的这三个地区非军事化,维持 治安和监督南斯拉夫人民军从克罗地亚撤军。在未来的数个月里,联合国在克罗地 亚的授权将会多次扩大。 联合国原来的授权仅仅与克罗地亚有关,可是3月3日对独:立进行全民公决后, 波斯尼亚的情况迅速恶化。“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那恶化的人道主义状况让我感到 极大忧虑,”我对新闻界说。“即使战斗不是使得我们无法提供,也是使得我们难 于向这一悲剧性冲突的无辜的受害者提供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帮助。” 3月25日,美国助理国务卿约翰·博尔顿在国会所做的声明鼓励了我。博尔顿说, 很明确,在前南斯拉夫部署联合国维和人员与欧洲共同体试图通过谈判寻求解决冲 突的办法有关系。如果这些会谈没有成功,博尔顿说,“而且如果冲突各方放弃解 决分歧的真诚努力,安理会将不得不重新考虑该使命的授权。”博尔顿的话清楚、 坚定,而且与我的立场完全相似:“我们并不认为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是所有其他方 法失败时被迫卷人危机以拯救已告失败的事业。” 这个时候,联合国已经在萨拉热窝(因为对克罗地亚冲突来说,它比贝尔格莱 德和萨格勒布更为中立)设立了指挥部,但是联合国部队在波斯尼亚没有多少其他 职责。安理会正在讨论扩大它在那里的授权。4月底,作为我关心波斯尼亚问题的一 个象征,我派遣马拉克·古尔丁去调查扩大授权的可行性,并提出了早已准备好的 在波斯尼亚部署40位军事观察员的建议。 古尔丁回来时带回了一份令人感到可怕的报告。1992年5月12日,在我向安理会 报告时,晚上的萨拉热窝正在遭受炮轰和阻击手的射击:“所有的国际观察员都同 意,正在发生的一切都是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那的塞族人在南斯拉夫人民军的默许 和至少一定程度的支持下,建立‘纯种族’区域的努力……采用的方法是用军事力 量来占领领土和威胁非塞族人。1992年5月6日,克族和塞族领导人签署的一份部分 停火协议引起人们怀疑克族人和塞族人企图瓜分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那,只给占总 人口大多数(百分之四十四)的穆斯林社会留下最小面积的领土……波斯尼亚一黑 塞哥维那的局势是灾难性的、危险的、充满暴力和混乱的。” 1992年5月中旬,在我完成《和平议程》的时候,我向安理会提出了在波斯尼亚 开始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观点。我同意联合国进人克罗地亚是因为万斯在那里达成了 一份停火协议,可是一场战争正在波斯尼亚肆虐。 虽然他承认有关各方之间没有协议可以作为联合国授权的法律根据,但是阿利 亚·伊泽特贝戈维奇总统还是敦促联合国在波黑采取维和行动。难民车队需要联合 国保护部队的护送。但是,波斯尼亚的塞族人反对在波斯尼亚增加联合国人员,并 且贬低已在那里的几位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的作用。 我向安理会建议说:“目前的状况是不容许联合国对冲突采取维和行动的。” 然而,不存在授权的法律根据。如果欧洲共同体目前的谈判达成了协议,让它来负 责当时无法采取的维和行动可能会比联合国更为合适。此外,我说:“成功的维和 行动需要有关各方尊重联合国、联合国的人员以及它的授权。”波斯尼亚冲突的三 方没有一方是这样做的。如果要完成在克罗地亚的任务,给运送人道主义物资的车 队提供武装警卫队,就可能会使联合国卷人与需要其合作的一方发生敌对冲突的危 险。 安理会不理会反对扩大联合国在波斯尼亚授权的任何建议。5月15日的安理会第 752号决议要求联合国保护部队给运送人道主义物资的车队提供武装护送,要求“遣 散并解除所有非正规部队的武装”,并呼吁所有有关各方为达到这一目的与联合国 合作。这是联合国不现实的“令人恐惧的使命”的开始。这一使命导致了联合国在 波斯尼亚的灾难。 1992年5月23日,《经济学家》杂志以“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与世界的影 响”为标题发表了一篇文章: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对安理会说,在战争仍然这样残忍的时候,向 波斯尼亚派遣联合国维和人员是不可行的。如果安理会成员国想干涉,它们就不应 责这样的便宜,它们将不得不考虑派遣数以万计装备进攻性武器的部队。即使他们 在这个阶段采取只派遣武装警卫队保护运送人道主义救济物资的车队,他们也将不 得不考虑采取类似的花费高昂的办法;联合国领导的车队曾经遭到穆斯林民兵的野 蛮伏击。然而,安理会不理会加利先生的警告,不认真考虑其军事需要就于两天后 投票通过提供武装警卫队。 文章接着写道: 多年来曾是埃及外交政策的杰出代表的这位新秘书长,不是一位敲桌子的人物, 不是一位政治家,甚至不是一位好演说家。但是,他在开始表现出稳健的风格,而 且可能会比他的前任较不担心树敌。其中一个迹象就是他准备指责安理会不给他必 要的财力就要他找人去千困难和危险的事。 几天之后,随着战争的加剧,我不得不命令大部分联合国人员撤离波斯尼亚, 因为他们的生命处在危险之中。大约100名联合国官员将留在萨拉热窝的联合国指挥 部,设法促使有关各方重新停火,并提供人道主义帮助。这个时候,欧洲共同体撤 离了它的观察员,而美国则从巴格达召回了它的大使沃伦·齐默尔曼。 5月30日,我向安理会报告说,只有在根据符合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宪法的安 排缔结全面政治协定的背景下,才有可能执行遣散和解除非正规部队武装的第752号 决议。我说,尽管安理会的决议并没有提到,但是谁一的选择“将是让国际部队负 责收缴或者销毁被遣散的部队的一些或者所有武器”。 卡林顿勋爵的噩梦 我喜欢并钦佩彼得·卡林顿勋爵。多年以前,在把英国殖民地罗得西亚转变为 独立的非洲国家津巴布韦时,他解决了一系列看起来不可能解决的问题。透过支持 津巴布韦解放的非洲统一组织,我观察到了所发生的一切。不过,每一次见到卡林 顿都使我想起十年前在阿以和平进程中代表欧洲立场的他。阿以和平进程曾经使得 他与以色列总理贝京经常见面。贝京称卡林顿为“布特罗斯”,一个意思相当于英 语中的“彼得”的阿拉伯名字。我当埃及外交部长的时候,贝京总理认为我合作时 就称我为“布特罗斯”,认为我不合作时就把我称为“彼得”。我相信卡林顿并没 有察觉到这一奇怪的联系。 1992年7月2日,我在伦敦的多彻斯特酒店会见卡林顿勋爵。我对卡林顿说: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南斯拉夫问题一直是伴着我人眠的。”他回答说,“我一直 在做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噩梦。”我说,联合国可能会第一次卷人一个自我矛盾的 行动之中:维和行动要求对有关各方完全公正无私,而强制和平则是反对一方的。 公众的压力在增加,而安理会又急于采取行动。我说,安理会“变得像联合国大会 一样:为了取悦公众舆论,它夸夸其谈,提出自己明知无法达到的要求”。我说, 为了它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活动,联合国需要维护自己的可接受性。我说,在非洲, 人们指责联合国注意南斯拉夫问题仅仅是因为它位于欧洲,指责联合国忽略了在莫 桑比克和安哥拉等地方发生的冲突。 卡林顿说他将到萨拉热窝去见伊泽特贝戈维奇和拉多万·卡拉季奇。“我紧接 着还要到纽约去吗?”他问道。接着他又说,“我不想去。”我强烈要求卡林顿到 联合国去是因为我想激起他对一个关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的兴趣,可能还包 括对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洲共同体和安理会的兴趣。卡林顿叹了一口气说, “回来吧,铁托!”并回忆起了铁托是如何维护南斯拉夫统一的。 一个星期以后,卡林顿和我在联合国总部的第38层见面了。“如果允许我告诉 你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那的最新情况,”他说,“大部分人认为可怜的穆斯林被当 成了牺牲品,塞族人是邪恶的,克罗地亚人是中立的。事实上,塞族人是邪恶的, 而其他人也是邪恶的。”我倾向于同意他的看法。看来,西方人认为塞族人是惟一 做坏事的人,而我却认为在波斯尼亚没有一方可以摆脱干系,至少对残酷冲突的一 些谴责来说是这样。 1992年7月17日,冲突各方在伦敦克里斯蒂艺术拍卖行达成了一份协议。卡林顿 是主席。波斯尼亚的塞族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签署了一份停火协议,同意在国 际监督之下放下所有的重武器,如战斗机、装甲车、迫击炮和火箭发射器。安理会 在24小时之内就作出了反应,对协议表示欢迎,呼吁各方立即向联合国保护部队报 告其重武器的位置和数量,并要求我3天之内向安理会报告决议执行的情况。这是荒 谬可笑的。我对卡林顿说,他作为中间人签署的这份协议是不现实的。对此他并没 有表示不同意。即使战争的各方对签署这一协议是严肃的,当地的少量联合国人员 也无法完成这一庞大工作。结果表明有关各方对签署这一协议并不严肃,当联合国 在波斯尼亚的保护部队司令与签署协议的三方接触时,他们没有给予任何合作。 1992年7月21日,我向安理会报告说,联合国既没有授权也没有手段来实施这一 要求。尽管有关各方在伦敦克里斯蒂艺术拍卖行签署了“停火协议”,可是战争并 没有停止。冲突各方并不合作。事实上,他们将重武器重新部署到无法监控的地方。 此外,联合国还没有可以进行这一工作的维和人员。 我给安理会主席的信件反映了这种紧张关系:“我不得不就安理会已经给予政 治支持的授权提出意见,我现在发现自己处于招人非议的境地。安理会的行动已经 唤起了人们的期望。我必须表达自己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作为惯例,如果安理会 在采取这一主张之前,在技术上征求和等待联合国保护部队的意见,可能会更为可 取。根据过去几个星期来自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那的冷酷无情的消息,我能够理解 安理会抓住伦敦会谈所出现的机会的愿望。与此同时,我非常希望安理会能够与秘 书长更加协调地工作。当然,我是为安理会服务的。不管怎样,我希望,明显在我 权限范围内的领域,我的观点能够得到肯定。” 当天,安理会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磋商。安理会主席审慎地说,我的信“触及了 秘书长与安理会之间的关系的根本问题,安理会将来需要考虑这些问题”。英国驻 联合国代表戴维·汉内爵士拒绝评论我信中“多说反坏事”的原则。有时候,汉内 和我意见不一致,但是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他的态度傲慢--有人说与我没有不 同之处一一但是他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驻联合国代表之一。 多伦多《环球报》写道:“布特罗斯一加利披露了安理会的行动:一个华而不 实的典型的联合国行动。”安理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而不承担其责任,对此它丝毫未 加考虑。 我上任还不到半年,可是我已经与自己的主要委托人出现了摩擦。我表明安理 会无意给联合国部队提供他们在一场激烈和血腥的战争中采取有效行动所需要的武 器和授权,抵制他们呼吁在巴尔干地区进行更大的联合国维和行动,让美国和欧洲 的大国感到生气。甚至我自己的家乡也对我不满:非洲国家对我不满是因为我把注 意力放在了维和行动上,而不是放在最贫困国家的发展方面,而穆斯林世界则代表 波斯尼亚的穆斯林要求进行一场反对塞族人的联合国战争。 1992年7月中旬,我批评了欧洲共同体派驻波斯尼亚的代表卡林顿勋爵,井含蓄 地批评了欧洲国家对波斯尼亚的立场。我说,他们对发生在欧洲的这一灾难比对发 生在非欧洲地区的同样大的或者更大的灾难要关心得多。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 们不能期望联合国跟他们一样。联合国不能只注意一场战争而忽略了另一场战争。 如果欧洲国家想更积极地介人波斯尼亚,它们自己应该做得更多,而不是指望联合 国把大量财力用于欧洲的冲突,而忽略了发生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冲突。 1992年7月27日,我向安理会提出报告说,事态的急剧发展已经改变了联合国就 波斯尼亚问题制定的维和计划的基础。当地的局势正在把联合国部队逼进远远超过 其正常维和行动的职责和冲突之中。该是实施博尔顿在国会所做的声明的时候了: 安理会应重新审查联合国在前南斯拉夫的授权。 1992年8月8日,《经济学家》杂志说:“新的秘书长已经非常令人满意地站出 来应付这一紧急局面。可是,这却让他周围的人感到不舒服。”该杂志写道,在一 个利己主义充斥的世界,布特罗斯一加利可能走得太远了。英国的新闻界“明显是 在控制着自己的敏感。不过,他最近提出,因为他是一个‘wog’,批评家们对他评 头品足是荒谬可笑和不值得的”。“wog”是我年轻时埃及在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下出 现的一个嘲笑的词,代表“西化的东方绅士”。这个词使我想起了源自第二次世界 大战的一个埃及故事:驻扎在亚历山大的一个英国士兵对他的长官说:“长官,我 看见两个‘WOg’在海滩上散步。”那个军官严厉地对他说:“那是法鲁克国王和他 的保镖。”那个士兵纠正自己说:“长官,我看见法鲁克国王和另外一个‘wog’在 海滩上散步。”对于把我评论为一个“wog”,我一笑置之。 “第一位来自非洲大陆的联合国领导人布特罗斯一加利早就准备设法疏远非洲 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官、联合国雇员、大部分新闻媒体以及……碰不得的安 理会的‘五个大国’。”1992年8月中旬的《澳大利亚人报》这样写道:“现在在联 合国的走廊上经常可以听到像‘傲慢’和‘辣手’这样的描述。严阵以待的秘书长 被取了样一个嘲弄的名字。”对抗甚至导致了一个有组织地散播谣言的活动,说我 可能会在五年任期届满之前被迫下台。所有这一切都没有让我重新考虑自己的做法。 欧洲、西方国家以及整个世界对波斯尼亚的恐怖事件的反应是断断续续和自欺 欺人的。美国、北约、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以及七国集团对波斯尼亚问题采取各自 的立场,有时意见一致,但是经常出现意见分歧。不过,他们都是在利用联合国作 为一个替身来作棘手的决定和分配充足的资源。在巴尔干地区,联合国士兵的处境 越来越艰难。他们原来被派往那里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人,而且 塞族人和波斯尼亚人的部队都知道,如果遇到挑战,联合国维和人员不允许使用武 力。好斗者通过设立检查站和进行勒索得益,并且对联合国部队的羞辱日益严重。 在我的记忆中,以前受到欢迎的蓝盔维和部队遭到自己去提供帮助的人的威胁和轻 蔑对待还是第一次。联合国拯救和救助了很多人,但是它本身并没有得到影响力量 平衡的授权。我认为欧洲和美国是在利用联合国保护部队来表明他们已经对波斯尼 亚所变成的那种大混乱做了“一些事”,并且把联合国保护部队作为未能制止恐怖 的替罪羊。 尽管我最近与新闻界有争论,但是我与布什政府的关系是良好的。一位美国官 员对《华盛顿邮报》说,虽然对我“有摩擦倾向的”风格的批评在增多,但是“美 国政府对我基本上是满意的”。“我们对于细节并不太关心。我们需要一个在管理、 革新和联合国改革等方面强有力的秘书长。” 很明显,布什总统对联合国在叨年代抱有巨大幻想。他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中承认,在传统的安全系统范围之外可能会出现很多冲突。联合国将提供一个组织 国际反应的办法。布什还想在1995年,联合国成立50周年时,付清美国拖欠联合国 的会费。1992年的整个夏天,我认为布什政府知道我的政策是防止联合国被错误地 当成代替欧洲和美国对波斯尼亚危机作出艰难决定的替身。 伦敦会议 1992年仲夏,为了对巴尔干危机取得一致立场,欧洲共同体邀请我以联合国秘 书长的身份与欧共体当时的轮值国主席、英国首相约翰·梅杰共同主持一个“关于 前南斯拉夫问题的国际会议”。作为联合国与一个地区性组织之间第一次同类型的 重要合作,这是世界事务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程序上的创新。 1992年吕月26日,梅杰首相和我主持召开了伦敦会议。我强调说,目前处于战 争状态的前南斯拉夫领土已经被给予外交承认,并且已经被允许加人联合国。我说: “这使得冲突成了一个国际冲突。”这不仅使得一个或者更多的联合国会员国将来 的领土和安全处在危险之中,而且还使它们的生存处在危险之中。 欧洲共同体和联合国达成了一个分工。欧共体负责监督停火及和平解决办法的 谈判,联合国的维和人员则负责给人道主义工作提供保护。可是随着战争的加剧, 欧共体从萨拉热窝撤离了它的工作人员,把联合国作为惟一的国际存在留在了波斯 尼亚。 我在伦敦会议上坦率地谈及了欧共体成员国明知但是拒绝承认的事实:“对波 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恐怖冲突感到震惊的国际社会的期望仍然超出联合国保护部 队的财力和能力……虽然安理会已经呼吁冲突各方采取一系列行动……但是联合国 部队的授权和装备明显是为了实施1992年5月5日的协议(为了人道主义的目的重新 开放萨拉热窝机场)。在最困难和最危险的条件下,联合国部队做到了这一点。” 我说,我们必须意识到,要圆满完成任务,联合国人员就必须依赖冲突各方非 正规部队的合作,而目前这些集团对停止流血和恢复和平的所有努力都怀有强烈的 敌意。 我想迫使伦敦会议接受现实:“我坚决认为,目前获得授权的联合国使命无法 结束危机或者使危机得到持久的政治解决。迫切需要的东西更多,要多得多。这就 是我们今天在伦敦开会的原因!”我试图提出一个框架。根据这个框架,每个人都 可以清楚地知道是否应进行干涉、如何干涉和什么时候进行干涉。我想完全清楚地 表达两个观点。 第一,我说,国际社会不能介人在世界各处爆发的暴力行为的每一个领域。不 过,我们将不得不去注意那些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违背人类共同遵守的基本道德 标准以及那些除非得到正确处理,否则将会逐渐损害国际体系基础的争端。很明显, 发生在波斯尼亚的危机符合上述三个标准。 第二,我强烈要求伦敦会议设法找到一个尊重多样性,同时政府又可以为公众 服务并且得到公众效忠的方案。我警告说,“如果每一个民族、每一种宗教或者每 一个语言群体都要求成为主权独立国家,那么分裂将是没有止境的。”这意味着波 斯尼亚值得继续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我需要伦敦会议的成员国面对波斯尼亚严峻的未来:如果联合国的维和行动遭 到挫败和敌意加剧,联合国部队将不是撤离就是成为不仅通过外交而且还通过军事 手段来解决危机的更广泛的国际努力的一部分。 卡林顿勋爵出席了伦敦会议的开幕式,但是很少在以后的会议上露面。媒体谣 传说我要求他辞职,因为他未征求我的意见或者未考虑这样的新责任与新资源相匹 配的需要就试图给予联合国维和人员更大的责任。事实上,我从来没有要求卡林顿 离职;他是欧共体任命的,我没有领导他的权力。由于卡林顿已经对塞族人、波斯 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不妥协感到厌倦,他已经很少出现在处理危机的舞台上,宁 愿选择离开伦敦工作。伦敦会议一开始,每个人都知道他将很快被欧文勋爵所取代。 戴维·欧文是一位医生,70年代末曾经担任英国的外交大臣。工党下台之后,欧文 成了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1990年,社会民主党解散时,看来欧文已经失去了政治 前途。我认为欧文举止优雅、有胆量和非常有主见。我跟他有很多共同之处:我们 都被认为傲慢和经常与人产生摩擦,我们都认为前南斯拉夫的所有各方都应受到谴 责,而且我们都怀疑华盛顿的立场。 伦敦会议声明支持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那继续作为一个国家,拒绝承认使用武 力获得的领土,并支持制定一个不断发展的制度化的谈判程序。伦敦会议还成立了 一个结构严密的系统,以便进行一致的国际努力。会议成立了6个工作组,其中3个 受联合国领导,3个受欧共体领导。所有6个工作组都向总部设在日内瓦的由联合国 代表塞莱斯·万斯和欧共体的新代表欧文勋爵为主席的一个筹划指导委员会报告。 换句话说,伦敦会议将积极地通过新的谈判组继续工作。 在伦敦会议将要结束的时候,我问与会代表这一切费用由谁支付。代表们个个 沉默不语。我说,联合国的财政极度紧张,没有基金。我对会议的成员国说,“你 们必须成立一个特别基金。”代表们再次沉默不语。会议开始慢吞吞地讨论为这样 一个基金确定捐款数额的方案。究竟是采取交纳联合国会费的比率,还是采取欧共 体的标准?日本代表声称,在制定出一套清楚的准则之前,日本不能作出任何捐献。 会场上更加沉默。梅杰首相明显对这一僵局感到不快,生气地问他的工作人员为什 么没有向他汇报这一明显的问题。拉里伊格尔伯格把手举了起来。他说:“美国保 证提供300万美元。”他的这一表态打破了僵局,至少打破了 伦敦会议最后几个小时的僵局。后来,我打了10个电话才从美国国务院要到这 笔钱。所有的国际会议都是一个样:与会代表故意回避讨论钱的问题,因为这永远 是一个制造不和的话题。他们说,这个问题留待其他人以后去解决。 1992年,在批准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为新的主权国家的同时,安 理会还决定,由前南斯拉夫的两个共和国组成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不能自动地继 承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联合国会员国资格,贝尔格莱德的新政权 将不得不重新申请。这是一个重要杠杆。联合国宪章要求新加人的国家必须“爱好 和平”,因此,如果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想成为一个完全的联合国会员国,它将不 得不停止支持在波斯尼亚的战争。可是,随着时间的迁移,国际社会使用这一杠杆 的意愿消失了,没有对贝尔格莱德政府的联合国会员国资格提出争论。 我们的努力与波斯尼亚事件之间的差距继续存在。巴里·麦卡弗里中将在参议 院作证说,可以带领12万部队去保证人道主义援助的安全。联合国当时部署的维和 人员大约14000名,这些维和人员中没有一个可以被认为是属于能够实施安全防卫措 施的“部队’。1992年年中,美国外交官员乔治·肯尼在华盛顿辞职,抗议布什政 府对处理波斯尼亚问题的“无能和达不到预期目的”。 万斯--欧文计划 与此同时,万斯和欧文在坚持不懈地制定联合国一欧共体和平计划。他们的想 法是成立像瑞士那样的冲突三方--塞尔维亚人/东正教、克罗地亚人/天主教和 波斯尼亚人/穆斯林都可以参加进去的“行政区”。在总共9个州中,每一个种族集 团都可以拥有3个州。第十个实体是萨拉热窝,由三方联合管理。这是一个好办法。 这一计划既维护了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那作为一个多民族、多种宗教信仰的国家, 由反映了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那多民族聚居的现实。不过,塞族人将不得不放弃他 们用武力占领的百分之六十的土地。 万斯和欧文意识到这一计划远远不够理想。欧文把它称为“来自地狱的和平”。 不过,我认为这一计划几乎可以操作。 年底,我向联合国大会报告说,联合国和欧共体做了大量工作,以确定波斯尼 亚问题将来的政治解决方式。 越来越引起人们关切的新地方是马其顿。1992年11月13日,塞莱斯·万斯向安 理会报告说,马其顿“不断恶化的局势”令人担心战争可能会蔓延到前南斯拉夫共 和国。到目前为止,战争仍然被控制在波斯尼亚的传统边界内。防止战争席卷马其 顿非常重要,因为一旦马其顿爆发战争,可能会激发波斯尼亚以外的地方爆发战争。 拥有众多阿尔巴尼亚族人的马其顿与希腊、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有特殊关系。在 马其顿爆发战争将会使巴尔干危机扩展到一个全新的范围。 根据考察组向安理会提出的一个建议和提交的报告,1992年12月9日,我向安理 会建议“在马其顿共和国边界一侧部署一支给予必要的预防性授权的小型联合国保 护部队”。我要求1个步兵营和35位联合国观察员。该次行动由美国提供部队,是联 合国历史上“预防性部署”的第一个成功的例子。看到《和平议事日程》中的一个 概念在实地开始生效让我感到满意。 1992年底,万斯、欧文和我在日内瓦民族宫会见了波斯尼亚总统阿利亚·伊泽 特贝戈维奇和外交部长哈里斯·斯莱季奇。波斯尼亚人宣称,局势比以前任何时候 都要糟糕,塞族人在占领越来越多的土地,加强了他们的“种族清洗”。他们说, 联合国应解除武器禁运,并允许穆斯林自己保卫自己。 根据联合国宪章,一个国家有权自卫,除非安理会采取了行动。1991年夏天, 克罗地亚的战争爆发不久,安理会对整个南斯拉夫实行了武器禁运。波斯尼亚的穆 斯林设法给人们造成联合国只是对他们实行武器禁运这样一个印象,并争论说武器 禁运不公平,要求国际社会要么进行武力干涉,要么允许他们获得武器保卫自己。 虽然这一争论并不是真诚的,不过,在开始时武器禁运对它确实有一些约束力。在 波斯尼亚的塞族人从南斯拉夫人民军那里获得了大量武器,波斯尼亚的克族人得到 克罗地亚的武装的时候,穆斯林确实很少得到武器。不过,我知道,波斯尼亚的穆 斯林已经秘密地从穆斯林国家那里得到了武器。包括北约一些成员国在内的派遣联 合国保护部队的国家明确表示,如果取消武器禁运,它们将撤离自己的分遣部队以 避免卷人一场全面的战争之中。 我对伊泽特贝戈维奇说,国际社会想把和平进程继续下去,因为国际社会认为 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目前,国际社会是支持波斯尼亚的穆斯林的,”我说, “而且国际社会正在给你们运送人道主义帮助。”作为对比,我说,“我可以给你 举出一系列国家。这些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比波斯尼亚要棘手得多,但是他们什么也 没有得到。”我说,国际社会的看法可能会在数小时内产生变化。我提到了安哥拉。 11月初战争爆发时,若纳斯·萨文比在一天之内便失去了美国和南非的支持。我警 告伊泽特贝戈维奇说,如果穆斯林得到武器并采取军事行动,国际社会对他们的支 持将会消失。“这一点我们早就知道。”斯莱季奇说。 在萨拉热窝的新年前夜 1992年12月31日,天气非常寒冷。塞莱斯·万斯和我在萨拉热窝走下飞机,穿 上防弹衣,戴上蓝色头盔,访问了包括埃及分遣部队在内的联合国部队。这是自从 叨多年前参加刚果行动以来,埃及士兵第一次在联合国部队服务。要想让埃及部队 在波斯尼亚执行任务并不是一件易事。穆巴拉克是一位谨慎的领导人,他不想让 “他的小伙子们”处在危险之中。来自埃及的维和人员给了我一个非常热烈的欢迎, 这极大地鼓舞了我。接着,我探望了在医院的伤病员。医院负责的医生是一位克族 人。这个事实告诉我,这是萨拉热窝多民族特性的一个重要象征。 在波斯尼亚的总统府,我在一大群记者面前与波斯尼亚副总统埃尤普·加尼奇 会谈。“波斯尼亚是联合国的一个正式会员国,”我说,“为此,联合国必须维护 波斯尼亚的独立与领土完整。”我使波斯尼亚人确信,联合国跟他们一样,对所发 生的恐怖事件感到不安。我指责制造这些恐怖事件的罪犯,并说我希望国际法庭也 将会谴责他们。我强烈要求有关各方继续进行谈判并支持万斯一欧文和平计划。 我从总统府出来的时候,一群人聚集在大楼前挥舞着拳头,称我为“法西斯分 子”和“谋杀者”,并且辱骂联合国。我设法与人们交谈,但是陪同我的一位来自 蓝盔分遣部队的埃及将军阻止了我。“请别去跟他们交谈。”他说。“为什么?” 我问道。“如果你发生了任何意外的话,穆巴拉克会把我吊死的。”他说。“这么 说你是为自己感到害怕而不是为我感到害怕咯?”我说。“是的,阁下。”他回答 说。我抓住他的胳膊。“来,我们一起来冒险吧!”说着,我把他拉向人群。我向 他们解释联合国下令实施的限制,但是没有成功。不过,讨论使人群平静下来了。 于是,我们安全地离开了总统府。“hi handulillall!(感谢真主!)”我们离开 之后,那位埃及将军大声说道。“你瞧,”我说,“我们拥有真主的保护。” 埃及分遣部队要求我跟他们一起吃午饭。不,联合国指挥部说,秘书长不仅属 于埃及,而且还属于整个联合国代表团。于是,他们妥协了。我在联合国指挥部进 餐,但是由埃及分遣部队提供埃及的食物,包括我最喜欢的马蚕豆。食物的味道让 我怀念家乡。 回到萨拉热窝机场,我会见了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拉多万·卡拉季奇的副手。 他宣称,塞族人认为万斯一欧文计划“不仅是本轮会谈,而且还是未来会谈的一个 良好基础”。 就在我准备离开萨拉热窝的时候,记者们问我是否对自己所听到的被包围城市 的人们充满敌意的评论感到受了羞辱。“我必须接受他们的侮辱,”我说,“因为 他们在遭受苦难。” 我在萨拉热窝的公众场合重复了我在日内瓦私下对波斯尼亚人所说的话:我曾 这样劝告萨拉热窝人说,“你们的情况比世界上其他十个地方的情况要好……我可 以给你们举出一系列国家来。”这句话被解释为残忍和冷酷无情。那时是新年前夜, 我想给萨拉热窝人民一个希望的信息。我的意思是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并不是孤立无 援,他们拥有国际社会以及世界各地朋友的支持和良好祝愿。因此,外部世界帮助 实现波斯尼亚的和平与公正的可能性更大些。我说,令人遗憾的是对于在非洲发生 的“孤儿冲突”,没有几个人了解、关心和设法提供帮助。欧洲人希望我将注意力 集中在波斯尼亚。虽说我深切挂念波斯尼亚,但是我的工作要求我同样关心发生在 其他地方的危机。事实上,安理会要求联合国在前南斯拉夫问题上投入巨大精力, 但是我发现自己对索马里的关注与日俱增。 索马里:人道主义援助遭到抢劫 索马里位于非洲之角,版图成镰刀状,是一个极端贫穷、干旱、饥饿和疾病流 行的国家。这个国家只是在近代历史上的殖民地时期富裕过。转卖武器成了美国和 苏联之间在索马里的冷战竞争的一部分。1990年12月,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总 统的政府倒台。整个1991年,国内各派系之间的战争使得索马里四分五裂。由于没 有中央政府,敌对民兵组织之间为了食品、声誉和领土而战斗。作为世界上十个最 贫穷的国家之一,索马里在出现困难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可以依赖。学校关闭了, 没有电,地方政府也消失了。 到1992年,索马里已经成了一个“破产的国家”。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人们 认为摆脱殖民统治并加入联合国的国家将会取得永久“主权国家”的地位,从来没 有人想像到主权国家的地位会丧失。可是索马里已经回复到了霍布斯所描述的“没 有艺术、没有学问、没有社会……充满恐惧和死亡危险”的国家建立之前的状况。 索马里的战争是“针对所有人的战争”。一帮帮拒绝接受法律约束的武装人员带着 专业装备,开着配备机枪的轻型卡车--事实上是土坦克--在城市和乡村的道路 上横冲直撞。民兵和歹徒抢劫储存人道主义机构送去帮助索马里人民的物资的码头 和仓库。那些匪徒攻击负责人道主义救济的工作人员,阻止饥饿的人们得到食品并 把食品抢走。电视上播放了樵淬的妇女和儿童看着带枪的匪徒大吃大喝的画面。 索马里的大部分成年男子像非洲国家和中东一侧的亚丁湾国家的男子一样沉溺 于嚼阿拉伯茶(又叫非洲茶,原文为qt,是阿拉伯人栽种的一种灌木。--译者注)。 白天咀嚼大量这种植物的叶子,开始时会产生兴奋和虚幻的勇气,接着便会在炎热 的下午和傍晚变得昏昏沉沉。这种植物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也门种植。每天大 量空运这种植物叶子成了索马里军阀们收人的主要来源。男人们想得到这种刺激性 麻醉剂,付款的方式就是在军阀们的手下当兵。 1992年1月初,我派遣负责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詹姆斯·O·C·乔纳到摩加迪沙 去见两个主要的军阀,穆罕默德·法拉赫·艾迪德和阿里·迈赫迪,并设法在首都 安排停火,让国际救济进人。虽然艾迪德并不隐瞒坚决反对部署联合国部队,但是 双方都声明支持联合国在实行全国和解方面扮演一个角色。经过很多努力,各方于 1992年4月达成了停火保证。我请求安理会授权派遣一支小型的分遣部队去监督停火 并给摩加迪沙人民运送的人道主义援助提供安全保障。可是,当时安理会只授权派 遣军事观察员。使命一批准,我就任命前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助理、阿尔及利亚大 使穆罕默德·萨努恩为我驻索马里的特别代表。我认识萨努恩已经多年,并期待着 与他进行密切合作。我选择他作为自己的特别代表不仅是因为他熟访非洲事务,而 且还因为我想让更多的非洲人担任联合国的重要职务。 可是,索马里因饥饿死亡的人数在继续上升,情况越来越使我确信需要向索马 里派遣一支武装部队。联合国当时在索马里的人员无法控制饥荒。城镇里挤满了躲 避暴力和寻找食物的人们,但是所有的社会服务都被摧毁了。数以十万计的人们住 在帐篷里,无法得到食物、水、卫生设备或者健康服务。 非洲死亡的人数一点也不比欧洲的少。我设法让安理会意识到索马里情况紧急。 我比较了他们对发生在非洲之角的恐怖事件的漠不关心和他们对发生在前南斯拉夫 的被称为“种族清洗”的“富人战争”的全神贯注。我说这一双重标准必须停止。 圣经说,如果你处在忠诚的朋友和亲戚的包围之中,那么你就是一个富有的人, 你有困难时他们就会帮助你。如果你受到孤立或者孤零零一个人,那么你就是贫穷 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前南斯拉夫的人民虽然遭受恐怖的冲突的折磨,但是他们仍 然“富有”,因为全世界人民关心他们。可是索马里是一个孤儿。当我提出安理会 关注波斯尼亚,疏忽了索马里时,英国驻联合国代表戴维·汉内爵士对我说:“安 理会在实施秘书长所提出的每一个计划时所承担的义务并没有厚此薄彼。可是,实 施索马里计划还存在严重困难。”他没有具体说明严重困难究竟是什么。我反对他 的说法,说:“波斯尼亚的局势与索马里的局势基本相似,只不过是索马里的冲突 各方没有经验和见识,不希望联合国卷人,而波斯尼亚的冲突各方有经验和见识, 欢迎联合国,但是他们违反联合国帮助他们缔结的协定。” 1992年年中,摄影记者在索马里拍摄的作品开始在西方的媒体广泛播放,特别 是一只秃骛耐心地看着一个骨瘦如柴、奄奄一息的索马里孩子虚弱地在泥土里爬行 的画面,最终让国际社会感到震惊,并采取行动。 1992年8月,安理会终于决定采取更加强有力的行动。在人道主义机构准备向摩 加迪沙和一些内陆地点紧急空运食物和药品的时候,安理会授权部署一个营的联合 国士兵监督食物和药品的发放。这一行动被称为“确保人道主义帮助”。对联合国 维和人员来说这是一种新形式,是《和平议程》中所提到的“强制和平”的一种新 形式。这一行动没有经过索马里政府的批准,因为索马里已经没有政府。 可是,情况很快就变得很清楚,艾迪德只不过是把联合国作为其武装团伙劫掠 的另外一个目标罢了。联合国的每一次行动都遭到他们的威胁和阻挠。到1992年9月, 我们发现联合国的部队终于可以保卫摩加迪沙的码头和机场了,可是仍然无法在该 国饥荒最严重的内陆地区采取行动。联合国需要增派部队才能帮助索马里实现全国 范围内停火,才能保护人道主义援助的发放和促进全国和解。 布什总统在联合国发言时承认,有关国家需要对它们的士兵进行执行这类任务 的训练,并随时准备由联合国派遣到像索马里这样的地方去。他说他已经命令五角 大楼制定这样的训练计划。1992年9月1日的《纽约时报》为布什总统的决定欢呼。 “可是,”《纽约时报》问道,“布什总统在什么时候才会鼓起政治勇气说,这次 独特的索马里行动说明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即这个世界需要一支永久的、多民族的、 在出现这种紧急情况时可以部署的、高度机动的地面部队?”这是写进联合国宪章 的一个思想,报纸说,可是它“几乎被忘记了,直到布特罗斯·布特罗斯一加利秘 书长在几个星期前提出建立这样一支常备部队”。这正是我在《和平议程》中呼吁 建立的常备部队。 可是,索马里民兵组织领导人的反对防碍了这样的部署。这些领导人对联合国 采取了寻衅和威胁的立场,并且散播谣言说联合国想“侵略”这个国家。军阀们认 为联合国的索马里行动是对他们建立在损害索马里人民利益基础上的特权地位的威 胁。 访问过摩加迪沙的美国政治家和官员们注意到我派驻索马里的特别代表穆罕默 德·萨努思已经与索马里的每一位领导人都建立了对话关系,称赞萨努恩正在从事 的“伟大工作”。然而,正当萨努恩的工作受到在索马里发放人道主义救济的民间 和非政府人员欢迎的时候,我对他“理解”民兵组织领导人艾迪德和迈赫迪,并与 他们建立“友好关系”的努力感到担忧。这一关系确实使得食品和人道主义救济的 发放成为可能,但是同时它导致已经接管了这个国家的犯罪机构永久存在,而且导 致在军阀们控制的多个地区发放食物之前不得不在军阀之间进行漫长的谈判。正如 《金融时报》对整个救济过程的描述:“每一次装运都需要大批带枪的乌合之众乘 坐救济机构雇用的车队护送。可是,在这个饥饿的国家,几乎每一个人,就连六岁 的小孩,都扛着机枪、火箭筒和火箭发射器,运输食品的车队经常被迫转移或者遭 到抢劫。” 刚开始时是百分之十,后来是百分之二十,最后是高达百分之五十的食品落人 了军阀的手中。让联合国无止境地卷人的方案注定要失败。1992年年中,萨努恩决 定召开一个联合国会议讨论索马里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决定,可是他想在塞舌尔 群岛举行。在塞舌尔群岛召开会议费用昂贵,没有必要。当我问他为什么未经我批 准就举行这样一个会议时,他向我提出辞职。虽然我叫我的办公室主任给萨努恩发 了一份电报,对他说让我们忘记这件事继续一起工作,但是萨努恩还是于1992年10 月1日辞职了。我对他的辞职感到遗憾,因为他是一位好外交家和一位受人尊敬的同 事。萨努恩在1992年10月12日给我的最后一份报告中写道,他“已经与索马里的一 些伙伴在特殊的基础上建立了合作关系。这一合作关系将包含所谓的安全‘技术细 节”’。这些谈判导致武装集团的要求“得寸进尺”,他们不惜使用武力威胁来使 自己的要求得到满足。为了让武装集团允许被护送的运输车队到达饥民那里,萨努 思的联合国行动成了一个索马里保护骗局的牺牲品。通讯社报道说:“尽管英国和 其他政府以及救济机构向布特罗斯·布特罗斯一加利呼吁,说萨努恩先生是‘不可 或缺’的,但是萨努思先生还是离开了。他在摩加迪沙机场强忍着眼泪面对摄像机 镜头谈了‘在联合国的痛苦经历’和对‘总体上缺少联合国系统的支持’的失望。” 1992年10月,伊斯梅特·基塔尼接替了萨努思。基塔尼是库尔德族人,一个杰 出的伊拉克前外交家,曾在巴格达任外交部副部长。20年的经历使得前联合国大会 主席基塔尼非常了解联合国。他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外交家和一位绅士。他给人措 辞谨慎的意见总是非常有价值的。基塔尼到达摩加迪沙后,他报告说萨努恩采取的 支付保护费的政策造成了一个高度紧张的局势。明显寻求得到更高报酬的艾迪德要 求联合国部队离开机场。基塔尼拒绝撤离部队。第二天,联合国的巴基斯坦步兵营 遭到了猛烈炮火的攻击。在同一时间,迈赫迪集团声称食品都被转移到了艾迪德集 团,威胁炮轰试图在摩加迪沙停靠的任何船只。与此同时,索马里西南部各集团之 间的战斗把来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世界食品项目以及私人援助机构的救济 工作人员团在了巴尔代雷市,库存的食品遭到抢劫。 布什在非洲冒险尝试 在1992年月11月24日的一封信中,我向安理会报告说,能够到达计划受益人手 中的援助仅仅是九牛一毛。“抢劫和盗匪活动猖撅。在这种混乱中,联合国和志愿 机构提供的国际援助成了所有‘当局’的主要(在某些地方是惟一的)收人来源和 抢劫目标。这些‘当局’有时可能是仅由两、三个带枪的歹徒组成的。实质上,人 道主义供应已经成了不再存在的索马里经济的来源。”我坚决认为必须消灭敲诈勒 索,建立允许发放救济物资的安全环境。“局势并没有好转,形势的发展……使得 联合国的行动要实现安理会批准的目标更加困难,这一情况我不能不向安理会报告。” 第二天,劳伦斯·伊格尔伯格来访。他现在是代理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辞职 去处理布什总统竞选连任的事务去了。我跟拉里认识的时间不长,但是我们已经建 立起一种友好的关系,经常开一些善意的玩笑。仅仅过了几天(1992年12月8日), 伊格尔伯格就被任命为国务卿。 伊格尔伯格用他平常那种可爱的挖苦的口吻跟我打招呼。他对我的新角色非常 尊敬,称我为“EFFENDI”。这是一个尊敬的称呼,在奥斯曼帝国时期意为“学者”。 我回应他的玩笑,坚持说,“你必须称我为帕夏,因为那才是适合我身份的头衔。” 嘴从不服软的伊格尔伯格说,“好吧,苏丹。” “你瞧,我的朋友,”办公室里就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拉里说,“你需要帮助, 我们可以提供。”接着,伊格尔伯格用呆板的外交行话说,“如果安理会决定授权 会员国采取强有力的手段来保证将救济物资发放到索马里人民的手中,美国将准备 牵头组织和指挥由若于其他国家参与的这样一个行动。”这是布什总统在对付萨达 姆·侯赛因的波斯湾战争中曾经采用的“联合模式”。美国认为这一办法也可以对 付索马里的军阀们。 我向安理会报告了这一情况,强烈要求它尽快作出决定以调整处理索马里问题 的方法。经验表明,联合国不能以已经得到接受的维和原则为基础处理索马里目前 存在的无秩序的战斗。除了采取《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行动--换句话说 就是使用武力一一没有其他选择。“如果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我说,“可在联 合国的指挥和控制之下进行。如果行动由联合国指挥和控制不可行,另外一个选择 是,经安理会授权,由会员国承担。” 就这样,安理会授权采取一个前所未有的由美国牵头的为人道主义救济提供一 个安全环境的和平行动。美国部队将会进人索马里的消息使处于战争状态的各个集 团大吃一惊,不知所措。艾迪德和迈赫迪都赶紧表示“欢迎”这一创议。1992年12 月4日,布什总统写信给我说,美国的使命是“创造一个允许向饥饿的索马里人民提 供食品和允许将这一安全职责移交给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安全环境”。一旦达到这一 目标,布什写道,“联合部队将撤离索马里,将安全职责移交给你的联合国维和部 队。”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1992年12月3日的安理会第794号决议决定对索马 里进行军事干预。采取“所有必要的手段”,以便创造一个可以毫无障碍地发放人 道主义援助的安全环境。联合特遣部队将由美国士兵作为先头部队。 解除帮派的武装吗? 在美国准备进人索马里的时候,我对安理会说:“第一个条件是联合特遣部队 应采取有效行动,保证各集团的重武器中文化并置于国际控制之下,非正规部队和 武装集团在1992年12月8日派遣的联合特遣部队撤离之前解除武装。”我在给布什总 统的一封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接着还写道:“我认为,没有这一行动,就不 可能创造安理会决议所要求的安全环境或者创造联合国目前推动全国和解的努力可 以继续进行下去的条件,也不可能将保护人道主义援助安全地转为常规的联合国维 和行动。” 可是,五角大楼立即宣布它无意解除各集团的武装,而且当时执政时日不多的 布什政府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否决这一军事上的错误决定。1992年12月9日,美国海 军陆战队在摩加迪沙的海滩登陆时,在那里迎接他们的大批摄影记者录下了一群群 表情茫然的游客懒洋洋地看着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到达海滩端着自动步枪前进的 有趣场面。 可是,美国部队拒绝解除索马里民兵的武装。即使偶然发现储藏武器的地点, 美国特遣部队的指挥官也按照命令不去占领它们。在我看来,解除交战集团的武装、 建立安全环境和确定美国与联合国在当地可操作的行动分工这三个关键步骤是需要 的。这三个步骤美国连一个也没有采取。 不过,联合特遣部队的出现导致索马里的军阀们隐匿起来了。在五个月的时间 里,联合特遣部队打通了到该国越来越偏僻地区的道路。食品和药品的发放得到了 保护,非政府组织扩大了他们的救济行动。营养不良和被饿死的人数显著下降。 海地,命运与自由 在联合国进一步介人波斯尼亚和索马里事务的同时,我被请求在海地问题中扮 演一个角色。很久以前,我对黑非洲命运的极大兴趣引起了我对坐落在新大陆的一 个非洲国家--海地的兴趣。我对西部非洲的伏都教及其海地的分支有一些了解。 后来,1995年在西部非洲贝宁的科托努召开的一次会议期间,我应邀给一个叫做 “不归之门”的纪念建筑揭幕。纪念建筑的里面雕刻着带着枷锁的奴隶被带走的图 案;外面,从海上朝非洲的一侧,雕刻的则是那些奴隶以及他们后代的灵魂回到祖 居地非洲的图案。据信,在海地活着的人可以通过巫术查询到已经回归的灵魂。 海地是一个讲法语的国家,是拉丁美洲第一个独立的共和国,也是世界上第一 个独立的黑人共和国。该国是由反对拿破仑的奴隶起义建立的。因为在该国奴隶制 仍然合法,海地的主权独立没有得到外交承认。由于被国际社会排斥在外和遭到大 国的探晴,密密麻麻地画着大炮和旗帜的海地国旗描绘出了它骚动的历史。虽然它 是在为自由的斗争中成立的,但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海地一直处在独裁者的统治之 下,每一个独裁者都从人民的痛苦中得益。 从1843年至1911年,海地有正三位领导人被军事政变废黜。自从1911年至1915 年,有6位总统被谋杀。由于担心德国会利用海地作为基地威胁巴拿马运河,美国于 1915年派遣一支海军陆战队占领了海地。美国部队直到1934年才撤离,并在以后的 多年里留下了一支政治力量。1957年,一个以“爸爸医生”闻名的残忍的独裁者弗 朗索瓦·杜瓦利埃上台,并通过一帮被称为“马库蒂斯叔叔”的暴徒进行统治。这 帮暴徒让全国人民包括军队感到害怕。1971年,老杜瓦利埃死后,他的儿子“小医 生”让一克劳德继承总统职位。腐败无能最终导致他于1986年2月7日垮台,逃往法 国避难。作为埃及的外交部长,法国总统曾经问我,埃及是否会给予小杜瓦利埃政 治避难权。可是,穆巴拉克总统拒绝了,我因问他这件事受到了他的责备。穆巴拉 克说,埃及已经接纳了太多的政治难民,与他们之间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 二十世纪,海地成了第三世界苦难和斗争的象征,集中了南半球国家最沉重的 苦难:极度贫困、残酷的独裁统治、外部干涉和剥削以及卫生和环境状况恶化。由 于这些因素,海地的命运具有国际意义。 “小医生”逃离之后,海地人民开始了漫长和痛苦的民主进程。经过一系列的 政变之后,1990年,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缔结了一份任命一位临时总统的协定。这位 临时总统反过来要求联合国帮助组织和观察民主选举。让一贝特朗·阿里斯蒂德神 父成了海地历史上第一位由公众选举产生的总统。联合国海地选举观察团使得1990 年的选举成为可能。包含有安全人员的联合国观察团与美洲国家组织密切合作,为 选举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环境。 不想立下一个危险先例的拉丁美洲国家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对海地的请求并不 热情。这件事首先引发了一个诠释《联合国宪章》第2(7)条关于禁止联合国介人 会员国国内事务的争论,其次是引发了对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各自的管辖权的争论。 妥协办法是,联合国大会对选举提供帮助,与此同时,安理会提供安全帮助。最终, 联合国大会接受了委托美洲国家组织解决海地问题的决议。联合国将为选举进程派 遣观察员,并为选举的安全派遣顾问。这些人可以从军事机构选派,但是他们并不 是蓝盔部队。 选举被当成海地历史上最民主的事件而受到热烈欢迎。代表人民下层利益和具 有煽动性的贫民窟牧师“蒂蒂德”--让一贝特朗·阿里斯蒂德的胜利令人大吃一 惊。他在第一轮投票中就以百分之六十七的选票当选。完成了被授权的任务之后, 联合国人员离开了海地。联合国人员的快速撤离后来受到了指责。联合国在海地的 继续存在,哪怕是象征性的,也可能会防止后来不幸事件的发生。 阿里斯蒂德总统是1990年2月7日就任的。9月30日,米歇尔·弗朗索瓦司令官发 动了一场军事政变。拉乌尔·塞德拉斯将军接管了管理国家的政务会。委内瑞拉总 统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给予阿里斯蒂德政治避难。后来,阿里斯蒂德到了华 盛顿特区。 美洲国家组织要求立即恢复阿里斯蒂德的职务并对海地实行制裁。虽然阿里斯 蒂德寻求联合国的干涉,可是联合国已经把解决海地问题的事务交给了美洲国家组 织。我在从事学术工作时,就曾对美洲国家组织进行过深入研究。该组织是由巴西 人若昂·克莱门特·巴埃纳·苏亚雷斯领导的。矮个子、健壮和对外交礼节过分讲 究的苏亚雷斯狂热地--这无疑是正确的--维护他的组织的独立性。1992年,我 曾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地球峰会”上见过巴埃纳·苏亚雷斯。我在那里对他说过 我希望看到地区性组织在与联合国合作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同一个时间,1992年6月,阿里斯蒂德总统给我来了一封信,抱怨美洲国家组 织“尽管有良好的意愿并进行了不懈努力,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不知道如何恢复 海地的民主……目的在于给暴动者施加压力的美洲国家组织外交部长会议的决议没 有达到预期的目的。”阿里斯蒂德似乎认为自己仍然孤立无援和处在困境之中。他 在批评其他人并避免自己卷人麻烦的同时,希望美洲国家组织和联合国恢复海地的 民主,并恢复他的职务。我把阿里斯蒂德的信复印了一份转给巴埃纳·苏亚雷斯。 苏亚雷斯给我回了一封信。他在信中用了很长的篇幅解释美洲国家组织采取的支持 海地的所有行动。我认识到要让海地、美洲国家组织和联合国一起合作是多么的困 难。 1992年9月15日,星期二下午,我会见了来纽约接受一个新闻奖的阿里斯蒂德总 统。在此之前,我跟他没有见过面。我欢迎他来到我的办公室,并告诉他我将尽自 己最大的努力让国际社会继续关注海地。我说,但是如果现状继续下去,这样的兴 趣将会逐渐消失。 阿里斯蒂德总统身材瘦小、略微有一点斜视。他用文经绔的法语跟我交谈,说 的长句子有时接近阿历山大格式的诗。他具有圆滑的高级教士的举止。他希望安理 会采取行动。我解释说联合国的介人是有限的,因为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已经授权美 洲国家组织负责处理海地问题。我建议阿里斯蒂德设法从联合国的会员国中得到更 大的支持。 他记住了我的建议。两个星期以后,1992年9月29日--政变之后一周年,他在 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辩论会上发言了。成千上万的海地人聚集在联合国大楼外和附 近的街道上。挤满人的大厅里,在明亮的灯光下,阿里斯蒂德展示了一个能使听众 人迷的演说者的才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引证了西塞罗、柏拉图、亚里士多 德和阿基米德,从用标准的法语到用克里奥尔人所讲的法语。再到用拉丁味法语演 讲。前神学院培养的牧师成了一个诗人演说家:“我发现由图森特·卢瓦图植下自 由之根的海地历尽磨难,受到轻视,有时遭受沉重打击,但是它永远不会消失。” 不对阿里斯蒂德产生复杂的感情是不可能的。在处理政治问题时,他固执和迟钝得 令人生气,但是在公众场合他又是那么令人激动,体现了把海地这个国家从痛苦中 解脱出来的希望。 联合国与美洲国家组织联手执行任务 1992年11月24日,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了一个决议,请求秘书长在美洲国家组 织的合作下设法解决海地危机,事实上是请求联合国负责处理海地问题。在努力降 低美洲国家组织的作用方面,阿里斯蒂德赢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我任命说法语的 阿根廷前外交部长丹特·卡普托为特使。意识到他是一位拉丁美洲人我感到很自豪。 卡普托已经是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的特使,因此,我想他的任命将会是联合国与美 洲国家组织进行合作的关键。这是一个创新。我给阿根廷的现任外交部长打电话征 求他的意见。“我们接受你的选择,即使丹特·卡普托反对。”他半开玩笑地说。 阿里斯蒂德请求派遣一个文职代表团去检查人权状况并在海地各党派之间展开 对话,为他返回海地作准备。但是美国政府对他返回海地感到很矛盾。看来,美国 国务院认为恢复阿里斯蒂德的职务是一个道义上必须履行的责任。国防和情报部门 的官员担心阿里斯蒂德会在海地被军方杀害或者激起人民对他的同情,进一步使这 个国家不稳定。美国的官方政策赞成给予广泛授权,包括建立机构、成立新的警察 部队和军队职业化,而很多国家认为任何这样的干涉将会侵犯海地的主权,并超越 联合国的职责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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