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袁世凯到小站以后,仍然十分关心京师的政治行情。当时,西太后表面上已归 政于光绪,但事事干预,实际上仍握朝廷大权。帝、后为争夺权力,不断发生龃龉, 王公大臣中也分化为帝、后两党。帝党官僚翁同和维新派结合,他们的靠山是光绪。 反变法的顽固派后面则有西太后撑腰。袁世凯见西太后和光绪都可能提拔他,给他 官禄,就脚踏两只船,想方设法谋取双方信任。他不断进京走访顽固派荣禄、刚毅 等显贵,百般谄媚邀宠,极尽巴结之能事。尤其是在荣禄担任直隶总督以后,袁经 常逗留在天津,与荣禄的关系更为亲密。他曾对徐世昌得意地说:“相待甚好,可 谓有知己之感。”同时,他和翁同也保持密切联系。1898年3月,他携带“瓜 分中国画报”进京呈翁阅览,“深谈时局”,说“必须大变法以图多保全数省”。 而且,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表示无限愤慨,“慷慨自誓,意欲辞三千添募之兵,而以 筹大局为亟”。②6月,翁同因支持变法被驱逐回原籍,路过天津,袁派人持函献 厚礼,深表同情。他还通过徐世昌与康、梁等不断接触,极力表示自己对变法事业 的关切。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以后,列强争先恐后地抢占中国海港,划分势力范 围。亡国之祸,迫在眉睫。这一切给维新派以极大的刺激。在康、梁的推动下,变 法运动冲破层层阻力,于1898年夏天达到高潮,从6月11日到9月21日, 维新派通过光绪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诏令,如:取消詹事府和光禄寺等闲散重迭的 机构;裁撤腐败的绿营;科举考试废八股,改策论;京师设立铁路、矿务总局和农 工商总局;提倡民办新式工业;准允自由开办报馆和组织学会;允许士民上书言事 ;开办京师大学堂;改各省大小书院为学校,兼习西学;选派留学生;等等。这些 除旧布新的诏令,虽然没有触及封建制度的根本,但给予资产阶级某些政治、经济 权利,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这些改革措施,尽管十分温和,但毕竟是对传统的封建顽固势力的一次严重挑 战。因此引起顽固派极大的恐慌和仇视,使一些假维新派也惴惴不安。8月下旬, 袁世凯在给徐世昌的信中说:“内廷政令甚糟。吴懋鼎、端方、徐建寅同得三品卿 衔,督理工农商三事,津上哗然,他处亦可想见。”③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自 恃有沙俄的支持,维护一切落后的东西,反对任何改革,甚至狂叫“宁肯亡国,不 可变法”。他们和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在保护封建制度这一点上结合起来,诋毁维 新派,大造反动舆论,并准备使用暴力扼杀变法。早在光绪帝开始下诏变法的时候, 西太后就已指令光绪让荣禄担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兼管驻扎在近畿的董福祥、聂 士成和袁世凯三军。又让崇礼担任京城步军统领,把京畿军政实权紧紧地抓在自己 手中,待机而动。西太后预定于10月间偕光绪到天津阅兵。京津盛传届时她将废 掉光绪帝位,另立新君。 维新派不依靠人民群众,完全指望光绪帝自上而下地发布命令,实现改革。当 他们得悉光绪将被废黜的消息,自然感到万分震惊。在这危急的时刻,康有为想到 袁世凯,认为“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但又担心他“为荣禄用,不肯从 也”。④便派自己的亲信弟子徐仁禄到小站去探察。袁世凯学得孔门的虚伪,却无 腐儒的迂气,惯于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他深知维新派已掌握了起草上谕之权, 正破格用人,若取得信赖,可有不次之擢,平步登天。因此,在徐仁禄面前,他极 力奉承维新派,说康有为有“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徐仁禄用话激他说 :康曾屡次向皇上荐举你,皇上说:“荣禄谓袁世凯跋扈,不可大用。”不知你为 什么与荣不洽?袁听到这里装出恍然的样子说:“昔常熟(翁同)欲增我兵,荣禄 谓汉人不能任握大兵权。常熟曰:曾(国藩)、左(宗棠)亦汉人,何尝不能任大 兵,然荣禄卒不肯增也。”⑤康有为接到徐仁禄的报告,对袁世凯确信不疑,立即 请侍读学士徐致靖奏荐袁世凯。徐在奏折中说,袁“家世将门,深娴军旅,于泰西 各国兵制及我国现在应行内治、外交诸政策,无不深观有得,动中机宜”。并建议 光绪帝“加官优奖”。⑥同时,康有为又通过维新志士谭嗣同(1865—189 8)递上密折,要求“抚袁以备不测”。⑦当时,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等 四人刚刚被提拔为军机章京,特加“参预新政”四字,赋予阅览奏章、起草上谕的 大权,深得光绪的信任。光绪即于9月11日发下上谕:“电寄荣禄,著传知袁世 凯,即行来京陛见。”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