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近代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任何一个政治或军事集团的出现,都和帝国主义列强 的侵华政策密切相关。北洋军事集团的崛起更不例外。 1900年,义和团运动打击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美国所倡议的 “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于辛丑条约签订时得到列强的公认。自此以后, 列强之间关于中国的条约和协定无不标榜这一原则。这种侵华政策上的变化,当时 国内外都有人称之为“保全政策”或“保全主义”。所谓“保全”,当然不是要使 中国独立,拥有全部主权。实际上,这个政策一方面意味着列强加紧对中国进行经 济掠夺和政治渗透,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列强迫切需要在封建统治阶级中扶植起愿意 而又有能力维护其侵略权益的代理人,以巩固半殖民地的社会秩序。在列强所物色 的对象中,袁世凯适得其选。 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大都企盼袁世凯能做他们利益的赞助者,并都给袁氏以有 力的支持,其中以日本最为突出。原来,自镇压义和团运动以后,日本与英国结成 联盟,在列强中逐渐取得侵华优势,尤其是日俄战后,它在东亚的霸权地位开始确 立,便以“保全主义”为幌子,以遂其蚕食、进而鲸吞中国的野心。它极力把侵略 势力渗入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而且把北洋地区(包括东北和华北)视 为侵占整个中国的前进基地,表现出极大的“兴趣”。20世纪初年,日本在华顾 问教习人数讯速增长,在直隶者一直多于其他省份:如1901年26人,直隶占 13人;1904年末218人,直隶占85人;至1908年4月555人,直 隶占174人。当中国各省开始编练新军时,日本帝国主义者企图控制中国的新军。 日本参谋本部派神尾光臣、宇都宫太郎、福岛安正、田村怡与造等将领先后来中国 游说,劝诱中国派陆军留学生和聘请日本顾问及教习。在东京还专为中国留日陆军 学生设立振武学校(由成城学校武科扩建),作为入日本士官学校的预科。同时, 派出大批军官到中国各省充当练兵顾问或陆军学堂教习、总教习。1902年日本 参谋次长田村怡与造专程到保定拜访袁世凯,接洽所谓“中日军事合作”。同年1 0月8日日本参谋总长大山岩对前来中国的军官发出特别训示,要这些人“努力工 作”,在上层“以实力培植亲日势力”,并说这是日本“对华政策的百年大计”, “最有希望的事业”。日本不仅企图控制中国新军训练,同时要限制它的发展,使 其保持只可以镇压中国人民的程度,而不至于威胁日本的安全。 为适应日本帝国主义这种侵略政策的需要,袁世凯扩编北洋军,和他举办的各 项新政一样,主要依靠日本势力。袁世凯日益增长了一种信念,即认为日本人在近 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比西方列强的办法更切合中国的 实际,而且延聘日本教习、顾问花钱少,日本陆军原是仿照德国陆军建立的,它的 一套军事制度更适合曾受过德国教官训练过的北洋军。1902年3月,他从武卫 右军随营学堂中一次选拔五十五人派赴日本留学,以培养所谓“高级将材”。19 07年,又陆续派出留日学生近百名。这些学生回国后,大都担任重要军职,如, 孙传芳、卢香亭、杨文恺、周荫人、吴光新、卢金山、潘矩楹、张树元、刘询、贾 德耀,周文炳、李成霖、孙国英、王金钰、徐树铮、唐之道、姜登选、陈文运、曲 同丰、傅良佐、毛继成、廖宇春等。此外他还把1899年由北洋选送的留日陆军 学生陆锦、蒋雁行、张绍曾、贾宾卿、王廷桢等,延揽至军中,委以重任。对非北 洋保送的留学生,袁一般不予重用。 1902年1月,袁世凯高价延聘日本军官立花小一郎(步兵少佐)为练兵顾 问,以后又让他兼军政司参赞军政会议议员。9月又延聘金竹弥三彦(炮兵大尉) 为军政司参谋处顾问,嘉悦敏(骑兵大尉)为军政司教练处顾问,中川文昱为兵备 处顾问。1904年9月立花等人回国后,袁又聘请坂西利八郎(步兵中佐)为练 兵顾问兼北洋督练公所总翻译官,野涕吾(步兵中佐)、沓谷辅(步兵少佐)和牧 野田彦松等为翻译官。同时,每一个学堂都聘请日本总教习或教习,例如:将弁学 堂总教习多贺宗之(步兵少佐),副总教习井上一雄(工兵大尉),教习傅在田, 翻译官岩田义辉(炮兵大尉)。 速成学堂教习有:近藤义策(辎重兵大尉)、黑川教藏(骑兵大尉)、木堂直 枝(炮兵大尉)、郡司厚。翻译官安藤虎男。另外,1904年8月将弁学堂停办 后,多贺等人也都转入这个学堂。 讲武堂教习有:鹫见荣治(步兵少佐)、渡濑二郎(炮兵中尉)、龟井甲子藏 (步兵少佐)。 军官学堂总教习为寺西秀武(步兵少佐)。教习有:中村正一(工兵大尉)、 间室直义(炮兵大尉)、樱井文雄(步兵大尉)、守永弥次(步兵大尉)、纳富四 郎(陆军特务曹长)、多熹多大治郎(炮兵大尉)、崎一郎(骑兵军曹)、井山谦 吉(工兵大尉)、渡边辰(工兵大尉)、宫内英熊(骑兵大尉)、山逸也、雨森良 意(三等军医)。翻译官中岛比多吉、田冈正村、西田龙太、平山武清、山根虎之 助。 宪兵学堂教习有梅津正德(宪兵少佐)、藤林富(宪兵特务曹长)、东元三郎。 翻译官高桥寅治(陆军录事)。 军医学堂总教习为平贺精次郎(兼袁世凯的卫生顾问)。教习有味冈平吉、宫 川渔男、我妻孝助、高桥刚吉、藤田秀太郎、三井良贤、鹰巢福市。 马医学堂总教习为野口次三郎,教习有原保熊、伊藤浪三、浅见正吉、中田醇。 经理学堂教习大坪恭三(陆军一等主计)。②这些日本顾问和教习,不少人长 期和北洋军阀集团保持密切关系,有的还成为所谓“中国通”。在后来日本帝国主 义对中国进行侵略的过程中,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如立花小一郎、坂西利八郎、 寺西秀武、山根虎之助等。 在这些军事顾问的指导下,北洋军一切都模仿日本陆军,不仅军制照搬日本的, 所练操法也由德国操改为日本操。北洋军中所谓“左肩枪换右肩枪”就是指这个改 变。各种学堂也都是以日本同性质的学校为楷模,如速成学堂仿照士官学校,经理 学堂仿照东京经理学校。所用军事技术教材,大都是翻译日本的课本,经理学堂的 毕业生甚至还要到日本驻北京的侵略军中去实习。 北洋军所用的武器,除袁世凯创办的德州机器局仿造一些快枪子弹外,绝大部 分枪炮子弹都靠外国进口。1903年,袁世凯一次就从日本进口步枪、马枪一万 四千杆,手枪六百五十支,各种炮六十四尊,以及大批弹药等,共值银一百二十万 两。这些事实说明袁的北洋军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它带有明显的 半殖民地性质。 据练兵处和陆军部的档案资料统计,北洋六镇官兵实额约有六万八千人,加上 北洋各陆军学堂的学生总计也不过七万人。但是,它在当时清军中却占极其重要的 地位。 首先,看它在全国新军所占的地位。清政府于1904年定出分省限年编练新 军三十六镇的庞大计划,但到1911年清朝灭亡前夕,只编成十四个镇和十八个 混成协,总计十七万余人。北洋六镇约占三分之一。而且,北洋六镇以外的北方新 军,如江北第十三混成协,河南第二十九混成协,奉天第二十镇等,或是由六镇派 生出来的,或由北洋军官训练编成的,直接或间接也受袁世凯控制,事实上在北方 形成了一个以袁氏为统帅的庞大的军事集团。而南方新军,如湖北第八镇及第二十 一混成协,江苏第九镇,福建第十镇,云南第十九镇等等,原则上都是各省督抚自 行筹饷督练,饷缺械少,零星分散,操法也不尽一致,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军事集 团。而且,由于许多革命党人潜入军中,甚至担任了重要军官,他们传播民主革命 思想,鼓动新军不断起义。清政府对南方新军的忠诚极表怀疑,从而更加重视北洋 六镇。 其次,从新旧军的比较来看。1905年后,从全国范围说,旧军主要有满八 旗、绿营和巡防营三大类。满八旗共二十五镇,号称二十五万,实际仅十八万三千 人,分驻于北京、南京、广州、福州、西安、荆州等城市。除驻北京的神机营、火 器营、健锐营、圆明园八旗三营等使用新式枪炮外,大都仍旧使用刀矛弓箭。旗营 官兵为世袭制度,生而吃粮,颓废不堪,甚至有的不识弓弩为何物,已腐化为一种 专靠俸禄过活的寄生虫。 全国绿营经多次裁减,到1905年仍有四十四万四千人,据记载,“此种兵 丁散驻各州县,半皆其土著,平时绝不操练,枪械衣帜率皆霉敝不堪……无论不能 应战事,即捕揖盗贼亦难得力,甚有全营空额,并无此兵者”。 1906年4月,清政府下令各省绿营一律改编为巡防营。巡防营是清末仅次 于新军的一支重要武力。它的一部分是1901年以后从绿营中“挑选精壮”陆续 编成的,大部分则是由防军和练军改编的。自李鸿章镇压捻军以后,湘淮军等勇营 驻防各省要地,称为防军。练军是1901年以前由绿营中“选精壮”编练成的。 所以巡防营也可以说是防军和练军之变名。巡防营由各省督抚提镇统率,是地方的 军队。如当时广西龙济光和陆荣廷,奉天张锡銮和张作霖,以及张勋等人所统率的 巡防营,都是这类军队。巡防营从旧军中脱胎而来,军官多是行伍出身,仍以统带 官的姓氏为旗号,但使用新式武器,练洋操。所以算是半旧半新式的军队。 新军(主要指北洋六镇),其阶级本质和旧军没有区别,并且有些步营骑营也 如巡防营一样。是由防军或练军改编而成的。用人唯亲和军官吃空额等腐败现象, 依然如故。但是总的说来新军较旧军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表面上改变了旧军 “兵为将有”的情况,打破了旧军以营官的姓氏为旗号的旧规。其次,各级军官, 尤其是中下级军官,大部经过各种武备学堂长期或短期训练,掌握了一些近代军事 技能。第三,旧军各营所用武器十分庞杂,既有大刀长矛,也有洋枪洋炮。新军禁 止使用刀矛,装备完全近代化。如北洋各镇都装备有近代大炮,除第一镇步兵使用 日本制造的麦及枪外,其余五镇都用1888年式毛瑟枪,带刺刀。军服为蓝色 (后改为土黄色),仿欧式,标红色徽号。军官在帽沿上加标军阶级别。表面看去 整齐划一,与组织涣散、缺乏训练、衣冠不整的旧军比较起来,迥然不同。因此, 当朝权贵们一致把新军视为擎天柱石。 需要指出的是:北洋六镇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编成,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当时在我国东北发生了日俄战争(1904—1905),北洋处于第一线。清政 府命令袁世凯“于奉直边要各地方”,“统筹布置,派兵严防”。②袁即打着保卫 “畿疆”的幌子,要户部筹饷,大肆扩军。如1906年,清政府的军费开共三千 五百万两,除五百万用于海军外,在三千万陆军军费中,用于北洋六镇及各学堂的 约占四分之一。③但是,以“御外侮”为名,动用全国财力建立起来的这支军队, 实际上并不是一支国防军,而是一支压迫国内人民的军队,进行内战的军队。这支 军队从创立到灭亡,从来没有对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放过一枪。相反,它一产生就 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国内的政治局势。国内的人民起义或革命,如广宗景廷宾起义、 辛亥革命、白朗起义及“二次革命”等,都是被它绞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