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1905年袁世凯开始投机于立宪运动。关于此事,他的幕僚张一(1867 —1943)有一段回忆:“南通张季直致书项城以大久保相期,而自居于小室信 夫。一日余入见,力言各国潮流均趋重宪政,吾国若不改革,恐无以自列于国际地 位。且满汉之见,深入人心,若实行内阁制度,皇室退处于无权,可消隐患,但非 有大力者主持,未易达到目的。项城谓:中国人民教育未能普及,程度幼稚,若以 专制治之,易于就范,立宪之后,权在人民,恐画虎不成,发生种种流弊。余力言 专制之不可久恃,民气之不可遏抑。反复辩论,竟不为动。且问余:至此尚有何说? 余曰:公既有成见,尚复何词。退而悒悒。及越宿,又召余入见,嘱将预备立宪各 款作说帖以进,与昨日所言似出两人,颇为惊异……退而纠合金邦平、黎渊、李士 伟诸君,分条讨论,缮成说帖。后见北洋与考察诸大臣会衔奏请预备宪稿,即余所 拟,未易一字。”②由这一席说可见袁世凯对于宪政毫无诚意,他之所以幡然变计, 并非改变了封建专制主义立场,而显然是从策略上考虑的。 日俄战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迅速发展。同时,资产阶级上层的立宪 活动也逐渐高涨起来。袁世凯看出没落的清王朝没有出路,“不立宪即革命,二者 必居其一”。1908年孙中山发动河口起义失败后,西太后曾对袁表示:“滇匪 虽靖,孙逆未擒,仍是可虑事。”他明白地回笔说,“如实行立宪,即无足虑”。 ③可见袁参与立宪,首先考虑的是拉拢立宪派,以缓和革命危机。而且,此时立宪 派已分化为两系: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一系,仍亡命海外,只能从事非法的活 动;在国内又形成了以袁世凯的老师张謇和汤寿潜、郑孝胥等为首领的一系。这些 人多是官绅,又掌握着一些大企业,操纵舆论,在社会上比康、梁更具影响。他们 企图通过某些高官显贵,触动内廷,盼望御赐一部宪法,使中国走上法治的轨道。 张謇看到袁“揽天下重兵”,又深得西太后宠信,早在1904年7月就曾写信要 求他体察世界大势,效法日本明治维新时的重臣伊藤、板垣诸人,主持立宪,“成 尊主庇民之大绩”。信中还动以情说:“论公之才,岂必在彼诸人下?即下走自问 志气,亦不在诸人下也。”④当时袁尚未看准风向,曾复信称“尚须缓以时”。⑤ 所以,袁和立宪派的结合不仅是反革命政治上的需要,客观上也有了可能。 其次,袁世凯深知自己的权位全靠西太后信赖、支持。当时,西太后已是古稀 垂暮之年。封建专制社会,历来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更何况袁与光绪之间还有18 98年结下的仇怨。袁担心靠山一旦倾倒,光绪帝和青年贵胄上台将于己不利。立 宪正可以削弱皇帝的权力,巩固一己的地位。当时曾有人指出:“袁世凯与铁良不 和,欲借是(指立宪)以倾政府。”⑥可谓看破了他的内心。 袁世凯认定立宪既是抵制革命所需,又与自己和整个北洋集团的发展有重大利 害关系,便把那种“立宪后,权在人民”的恐惧抛在一边,立即以“开通风气”自 诩,连上奏折,侈谈立宪。1905年奏请朝廷派亲贵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于十二 年后实行立宪政体。次年8月16日,又奏陈预备立宪说:宜使中央五品以上官吏 参与政务,为上议院基础,使各州县有名望绅商参与地方政务,为地方自治基础。 26日,又应召进京,参加“阅看考察政治大臣回京陈奏各折件”,讨论立宪问题。 次日,在亲王大臣会议上,他摆出一副宪政权威的架势,信口雌黄地说:“昔欧洲 之民,积受压力,复有爱国思想,故出于暴动以求权利。我国则不然,朝廷既崇尚 宽大,又无外力相迫,故民处于不识不知之天,而绝不知有当兵纳税之义务。是以 各国立宪,因民之有知识而使民有权,我国则使民以有权之故而知有当尽之义务, 其事之顺逆不同,而以使民知识渐开,不迷所向,为吾辈莫大之责任。”袁世凯在 这里不仅表现出他对立宪政治的惊人浅薄,更为重要的是暴露出他妄图使资产阶级 性质的立宪政治溶化于封建专制制度的反动目的。接着,为迎合西太后对君主立宪 的拖延态度,他又说“夫以数千年来未大变更之政体,一旦欲变其面目,则各种问 题皆相连而及。譬之老屋,当未议修改之时,任其飘摇,亦若尚可支持,逮议及修 改,则一经拆卸,而腐朽之梁柱,摧坏之粉壁,纷纷发见,致多费工作。改政之道, 亦如是矣。今即以所知者言之,则如京城各省之措置也,蒙古西藏之统辖也,钱币 之画一也,赋税之改正也,漕运之停止也,其事皆极委曲繁重,宜于立宪以前逐渐 办妥”。⑦对于袁世凯的这些“高论”,虽然有些守旧派反对,但“政府诸公多赞 成之”,⑧“遂于次日面奏两宫,请行宪政”。⑨西太后也以为然。9月1日清政 府下诏“预备立宪”,表示要从改革官制入手,令各省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 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⑩为了作好所谓“立宪 预备”,袁世凯一面设立“宪法研究所”,编刊《立宪纲要》等书,一面仿照“日 本市町村制度”,办起所谓“地方自治”。1906年8月,派天津知府凌福彭, 日本留学生金邦平等拟订自治章程,创办自治局。先在天津筹办“自治研究所”, 选拔天津府所属各府州县“士绅之阅历较多素孚乡望者”入所听讲,并招其他各府 州县“旁听生”。此后,又从直隶全省选拔官绅一百六十余人到日本参观行政、司 法及学校,并责令呈验日记,征其心得,这些官绅回国后在本籍开办自治学社。次 年8月,天津县士绅集会,“选举”三十人为议员,成立了天津“议事会”。袁又 命令各州县,以天津为“模范”,地方自治“三年一律告成”。紒紜矠他所谓的 “地方自治”,不是兴民权,而是要提高地主豪绅之权,“以辅官治之所不及”。 紒紝矠这实际上是曾国藩办团练“大张绅权”“以绅辅官”政策的翻版,只不过涂 上了一层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油彩而已。西太后对这种自治“甚为嘉纳”。紒紞矠后 来,清政府令各省办自治局,各州县设议事会,就要推广袁的这一套办法。 在立宪运动中,袁世凯决心要形成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派系。对立宪派各系, 他采取的原则是:顺我者昌,收为己用;逆我者亡,消除异己。 1906年12月,国内立宪派在上海组成“预备立宪公会”,郑孝胥为会长, 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他们联络各省立宪派,要求政府速开国会,实行宪政。袁 世凯也极力拉拢他们,对他们的活动给予大力支持;而对以康、梁为首的国外一系 则表面敷衍,暗中破坏。1907年秋,梁启超等在日本东京组成政闻社。当时西 太后悬赏银十万两严拿康、梁的谕旨尚未撤消,政闻社为取得合法身份,推马良 (1840—1939)为总务员,并于次年1月迁回上海。他们联络各省宪派, 发起“国会期成会”,要求政府速颁宪法,并暗中与袁的政敌肃亲王善耆携手合作, “电劾亲贵权奸丧权辱国”。紒紟矠锋芒直指奕匡力和袁世凯。因此触怒袁氏。袁 入宫面奏西太后说:“政闻社系康、梁所发起。”太后非常震怒,于1908年8 月下令“严行查禁”。紒紡矠康、梁一系受到沉重打击。 同时,袁世凯对在立宪派中独树一帜的杨度则极力加以笼络。杨度(1874 —1931),字皙子,湖南湘潭人。为王运的弟子,1903年参加经济特科考 试,因被清廷怀疑为康、梁党羽,未被录取。不久赴日本留学,被东京中国留学生 会推为会长,并结识康、梁和革命党人孙中山、黄兴等。开始,他和康、梁一起鼓 吹君主立宪,后因意见不合,分道扬镳。1907年冬,他回国办理其伯父杨瑞生 (朝阳镇总兵)的丧事。袁有意网罗他入幕,乃致电湖南巡抚咨送他入京。190 8年春,杨抵京,袁世凯、张之洞联名奏保他为四品京堂在宪政编查馆行走。后来, 袁又举荐他到颐和园为西太后和皇族亲贵讲解立宪问题,从此,杨引起朝野注意。 杨度在北京设立“宪政讲习会”(即宪政公会)本部,自任常务委员长,以三 年召开国会相号召。他以立宪的解释偏重维护“君权”,他说“各国仅以宪法为民 权之保障者,中国则兼以宪法为君权之保障”,如无“君主大权统一之,则必不能 使国本安宁,天威赫濯,一尊永定,各族归心”。紒紣矠他又宣传袁世凯、张之洞 是政府立宪的首脑,政闻社排斥他们是不顾大局。因此,革命党人反对他,康、梁 责骂他,但他却博得了袁的赏识。 1907年夏秋之际,立宪运动达到高潮,袁世凯也由官僚中主张“十二年后 实行立宪政体”的“渐进者”,一跃而为“急进派”。 同年7月28日,袁奏请“赴紧实行立宪”,并列陈十事:一、昭大信,皇帝 亲诣太庙,昭告立宪;二、举人才;三、振国势;四、融满汉;五、行赏罚;六、 明党派;七、建政府,采内阁会议制度;八、中央设资政院,省设谘议局,州县设 议事会;九、办地方自治;十、普及教育。这是他关于立宪的全部主张。9月,他 担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对立宪更为热心。1908年初,“预备立宪公会” 要求政府公布立宪年限。他也奏请限年立宪,从速办理。他以在朝大官僚的身份和 在野的立宪派一唱一合,遥相呼应。国内立宪派视他为宪政运动的中坚。他则企图 脚踏立宪派的肩背,出掌一任内阁大权。他们双方结成的这种关系,为辛亥革命爆 发后,攘夺革命果实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