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处决(1) 姨父神情冷峻地告诉我,在解放战争期间,他作为军内的“执刑人”,曾按照 上级命令,在三次相类似的情况下,先后处决了敌军的三个情报官。 第一次,是李先念担任司令员的中原解放军打桐柏战役,在一个名叫丁爬山的 地方把敌人包围起来了。准备总攻时,抓到了敌人一个谍报科长,他交代的情况与 我军侦察的情况相印证,确认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敌人数倍于我的增援部队正迅 速形成反包围。我军在危急中撤出战斗。 姨父说,这个谍报科长活该被抓住。他耀武扬威地坐在滑竿儿上,戴着大盖帽, 穿着锃亮的皮鞋和笔挺的校官服,在我们眼皮底下晃晃悠悠如入无人之境。我们的 侦察员就把这个老兄拽住了,带到司令部一审,他就忙不迭地交代了。我军撤出战 斗时,周围都是敌人,要是带着他走,一个班也看不住他。放了他也不行,他被我 们折腾了一趟,还在司令部里待了半晌,我们当官的怎么样,当兵的怎么样,装备 怎么样,司令部里怎么样,他都看得清清楚楚,这都是很重要的情报,所以必须把 他“处理”掉,但不能开枪,枪一响,暴露了目标,事就大了。 姨父时任中原解放军保卫部特派员兼保卫队长,“处理”这个谍报科长是他职 责范围之内的事情。那一天暮色初降,不远处传来了密集的机枪射击声。谍报科长 被五花大绑着,姨父带着看守班的战士把他推了出去,两个战士架着他跑,紧随其 后的一个战士已经在枪筒上上好了刺刀。姨父说,我至今不能忘记的是,把他推到 一个荒草坡上时,他扭头看了看我。我们离得很近,我能看见他木木地望着我,眼 睛里充满恐怖和绝望。我一闪开,战士就把刺刀捅上去了。他只哼哧了一声,就一 头栽下去,大盖帽滚到了草棵里,他蹬了蹬腿,就完事了。 我问,刺刀是捅到心脏上了吗? 姨父说,从背后捅刺刀是不能往心脏上捅的,因为后背被肋骨护严了,搞不好 就把刺刀卡住了。 我问,那么,是往哪里捅呢? 姨父说,你不要问这个,太残酷了! 我说,但我需要细节。 姨父说,要往右边软肋底下捅嘛,那里没有保护,是肝脏所在的地方。唉嗨, 你是要我讲人体解剖学呀!你看过战士练刺杀吗?刺一下,喊一声“杀”,再把枪 扭一下,必须扭一下,很残酷啊!可这不只是我们的军队,而是任何军队的步兵都 要公开演练的动作要领, 战争专门钻研这种学问。 我问,这样刺,能一刀刺死、没有痛苦吗? 姨父被我问烦了,没好气地说,你不要写这个,太残酷了! 姨父第二次处决敌情报官,是刘邓大军开始挺进大别山的时候,他已在野战军 政治部担任保卫部特派员。敌人数十万大军正从四面八方压过来,情况十分紧急。 原来抓到的一个国民党情报队长成了累赘,像上次一样,他目睹了我指挥机关的活 动情况。当时,我军团以下干部都不知道指挥机关下一步的战略意图,而这个情报 队长所看到的情况是可以使他猜得到的。黄昏,就要开始行军的时候,姨父又带着 一个班的战士,把这个情报队长推了出去。姨夫唯一的人道主义考虑,就是看见棉 花地里有一个下雨冲出来的大坑,准备在这个大坑里结束他的性命,然后就地把他 掩埋在大坑里,不让他暴尸旷野。不料刚刚把他架到棉花地边,身后就“砰”地传 来一声枪响。姨父以为发生了敌情,来不及跑到坑边,就命战士把情报队长捅死在 棉花地边了。司令部和驻在周围村庄里的直属部队听到了枪响,都立即集合,开始 了 “挺进大别山”的紧急行军。次日一早才查清,司令部的两个通信兵跑着去各 单位送达出发令,在昏暗的暮色中忽望见一群人急匆匆地往棉花地里跑,以为发生 了敌情,就“砰”地放了一枪,为我军“挺进大别山”的重大战略行动造成了持续 一夜的虚惊。 我问,敌情报队长面临死亡时是什么表情? 姨父瞪我一眼说,顾不上看这些了。 姨父第三次处决的还是敌军的情报官。 我问,为什么又是一个情报官? 姨父解释说,因为作战双方都要搞情报,对方的情报官总是最好的“情报源”, 双方的情报官就成了对方“抓舌头”的第一选择。在挺进大别山的行军途中,我军 又抓住敌师部的一个情报官,司令部情报处挤干了他的情报,又把他交给保卫部 “就地解决”。 姨父记得,急行军到了一个村庄,正是中午,旷野里静悄悄的,只有树上的知 了在叫。大家都忙着找锅煮饭,吃了饭还要行军。司令部把敌情报官押来时,姨父 本来是要让他吃了这顿午饭再叫他“走”的,却一时找不到煮饭锅,就觉得没有必 要让他再等这顿饭了。但也不能把他带到村外去“处理”,说不定敌人也在村外设 下了埋伏,盯准了他这个“一只手的特派员”呢!姨父就在村内找到一块隐蔽的地 方,那里有一片蓖麻地、半截土墙、一个土坑。姨父四顾无人,就让战士把情报官 架到蓖麻地里,悄没声地结束了他的生命。他没有挣扎、没有叫喊,把他埋进土坑 里的时候,旷野照旧静悄悄的,知了一如既往地用叫声呼唤着夏天,好像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 我问,接下来,还要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