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迁移武汉 1937 年11 月下旬,叶剑英同办事处人员一起撤离南京。他们乘汽车经芜湖 抵达武汉。 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三镇,曾是中国民主革命策源地之一。南京失陷 前后,这里已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中心。国民政府的军政机关和全国性的救亡 团体以及军政要员、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均云集于此。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已先期到 达武汉。10 月,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正式成立,地址在汉口安仁里1 号(后迁至 中街89 号,现为长春街57 号)。李涛,钱之光先后任办事处处长。 叶剑英到达武汉办事处,立即着手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开始了紧张的工作。12 月7 比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洛甫、博古和周恩来,在详细地分析了国民党内主战派 与主和派的情况后,得出结论说:“目前形势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 展,只有从各方面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持战争,才能使国民党从亲日 派中脱出抗日力量,得到进一步的团结,才能另来一套新的做法,使战争形势转向 胜利。” 12 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项英、周恩来、秦邦宪、董必武 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由周恩来、王明、秦邦宪、叶剑英 组成中共代表团,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继续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协商国共两党合 作事宜,推动统一战线工作。 12 月21 比国共双方就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问题达成协议,参加委员会成员 中共方面为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国民党方面为陈立夫、康泽、刘健群、 张冲。蒋介石表示:照此做去,前途定见好转,今后两党关系由陈立夫等同中共代 表团共商一切。 12 月23 日,叶剑英出席中共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举行的联席会议。 会议认为,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领导成员大致相同,为工作集中和便利起见, 决定二者合并,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称长江中央局;中共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 由项英、秦邦宪、周恩来、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组成;暂以王明为书记, 周恩来为副书记。长江局下设秘书处,李克农任秘书长;参谋处,叶剑英任参谋长 ;民运部,董必武兼任部长;组织部,秦邦宪兼任部长。会议并决定将以上各项呈 报中央政治局批准。会议还重点讨论了新四军问题,认为:南方各地区的游击队应 迅速集中,全部开往抗日前线;作战地区可以浙赣铁路划界,路北为第一战区,路 南为第二战区:江南部队在各战区的分布数目待部队集中后再定。 会后,叶剑英同周恩来、董必武、项英、叶挺等商谈组建新四军军部等问题。 25 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叶剑英常到新四军军部和叶挺家中,与叶挺交谈 抗战形势和任务。新四军军部迁往南昌后,由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代办新四军驻汉办 事处的一切工作。 1938 年,随着战争形势的日趋复杂,叶剑英在武汉的工作更加紧张繁忙。他 身处同国民党谈判交涉的第一线,既要同王明、周恩来、秦邦宪、董必武一道,出 席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的联席会议,讨论有关军事和其他各方面的问题,又要出席 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会议,谈判有关共同的政治纲领以及团结抗战、边区地域、政 府组织、军队扩编、财政供给等一系列问题。在谈判中,叶剑英分析日军进攻的形 势,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来电提出的关于长江南北作战部署和华北、西北设防的意 见,想方设法转达给蒋介石。与此同时,还同各方面爱国民主人士商谈救国救民的 大事。为此,长江局专门设立了“友军工作组”,在叶剑英等领导下专做军事统战 工作。据李伯球回忆,叶剑英和周恩来在武汉先后接见了川军邓锡侯、刘文辉及滇 军龙云的代表等,交谈合作抗日、互相帮助问题。与卢沟桥抗日名将何基洋洽谈后, 介绍他去延安参观访问。在台儿庄战役中负重伤的国民党一二七师师长陈离来汉治 疗,叶剑英闻知后,立即与董必武等去医院看望慰问。陈深为感动,诚恳表示伤愈 重返前线后,加强国共合作。他升任副军长后,继续与共产党保持联系,合作抗日。 周恩来和叶剑英还与一些战区司令长官联系,商谈在该战区所在地设立“民众动员 委员会”、“抗敌工作委员会”等机构团体,开展抗日宣传、组织等工作。叶剑英 还应邀为国际反侵略宣传周“儿童日”、《新华日报》创刊题词,给坚持在前方抗 日的将士写信慰劳,等等。按照党内分工,他还要向党中央随时报告战事进展情况, 并提出各种建议。 1938 年1 月初,叶剑英受中央委托,陪同周恩来、董必武向新四军第四支队 负责人高敬亭等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的指示, 要第四支队从湖北黄安七里坪、河南确山竹沟向东挺进抗日,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坚持游击战争。他还先后到中共湖北省委在黄安七里坪主办的游击战争训练班和国 民党在武昌珞珈山主办的短训班、冯玉祥在武昌的手枪营,主讲《论持久战》和游 击战术的课程,对官兵和青年学生们进行敌后游击战争的教育。5 月,徐州失守后, 他又与周恩来一起向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等传达中央《 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要求河南省委立即贯彻执行。河南省委根据指 示,对广泛开展全省各地的游击战争作了具体部署,并动员1 万多城市工人、学生、 革命分子回乡开展工作,沿陇海、平汉线组织游击队,建立根据地。以后省委又派 萧望东率部队从竹沟挺进豫东敌后,成立新四军游击队,将工作重点逐步移向豫东, 开创苏鲁豫抗日根据地。 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变化,长江局加强了对中南、华南地区中共地下组织的领 导。广州失陷前,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尹林平请示长江局,要求加强农村工作, 建立农村小块游击区,组织和扩大工农武装,准备打游击战。 负责军事工作的叶剑英立即复电同意,并作了具体指示。叶剑英还与香港中共 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开展统战工作。 这期间,叶剑英与周恩来一起,多次参加了蒋介石召开的高级将领会议,讨论 华北战局;同蒋介石、何应钦谈判向八路军、新四军提供武器和技术人才等问题。 然而,这一问题由于蒋介石的有意拖延,始终没有得以解决。 由于历史原因,叶剑英在国民党军界,尤其是在上层高级将领中享有很高的声 望,一些真心抗日、即将奔赴前线的将领们都十分愿意找他交谈,听取这位第十八 集团军参谋长的意见。3 月上旬,桂系将领白崇禧奉命去徐州协助第五战区司令长 官李宗仁指挥作战,临行前特意把周恩来和叶剑英请到自己的住处,诚恳地请教五 战区对日作战方略等有关问题,周、叶建议在津浦线南段由李品仙、廖磊两个集团 军在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率部配合下,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 运动于淮河流域,威胁日军,使之不敢贸然北上支援从华北南下的日军。同时,在 徐州以北必须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 的。后来,周、叶还亲自送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给白崇禧,向他详尽地解释这一 著作在整个抗战中的战略意义,白将此书印发给桂系师长级军官阅读。白崇禧走后 不久,周、叶又派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的名义去见李宗仁,劝他在济南以南,徐州 以北抵抗日军,同日军打一仗。这些建议为白、李两人欣然采纳,客观上促成了台 儿庄战役的胜利。周、叶还会见时任白崇禧的机要秘书、中共地下党员谢和赓,对 谢在广西的工作作了明确指示。他们还派张友渔到第一战区政治部主任李世璋那里 做设计委员,以便加强同程潜的联络工作。 叶剑英在武汉同各方面的接触很多。他不但派干部到新四军,动员一些青年学 生去解放区,利用各种机会做国民党军队的工作,还要做海外华侨的工作,与宋庆 龄、何香凝密切交往。抗战当中,海外华侨捐献了大批钱物。 这与叶剑英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为了扩大共产党和八路军坚持抗战的影响,叶剑英公开发表了许多文章和演讲, 宣传和介绍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思想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据马海德、爱泼斯 坦、郭庆兰(柯棣华夫人)回忆,叶剑英还同周恩来、秦邦宪分别会见国际友好人 士斯诺、艾黎、斯特朗、马海德、史沫特莱、爱泼斯坦等,同他们亲切交谈,宣传 抗日,争取国标支援;他与周恩来、董必武等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的阿尔泰·爱德 华、巴苏华、柯棣华、木克华、卓克华(为了表示对中国人民的友好,他们都在自 己名字后加上一个“华”字),并在欢迎大会上致词,高度赞扬印度人民对中国抗 战事业的援助和对争取世界和平所作出的贡献。 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虽然只是共产党在国统区的一个小小的政治机构,但却像大 海中的一盏灯塔,在黑夜里放射着光芒。当时国民党办的《抗战》杂志曾有一篇署 名“实甫”的文章这样写道:“八路军驻汉办事处会客室是一间小房子,陈设简朴, 没有沙发和椅子,仅当中有一茶几,四周放着几把小圆形凳子。进门的右边墙上, 挂着两幅五彩的国耻表:一是关于不平等条约的,一是关于丧失国土的,显示着这 里是一些为民族解放而苦斗的战士居住的环境。叶剑英很忙。他沉着练达,态度和 蔼,谁都看不出他是运筹帷幄、勇敢善战的人民解放的斗士。”这一年3 月,发生 了一个“陈独秀事件”。事件的起因是这样的:3 月中旬,国民党办的《武汉日报 》等报纸,连续发表信件文章,攻击国共合作是“出卖工农利益”、“牺牲阶级立 场”。陈独秀在信中并称,他与中共领导人秦邦宪、时剑英、董必武曾多次会见, 表示愿意回到中共的领导下工作,共同为抗战效力。秦、叶、董于3 月20 日在《 新华日报》上发表一封公开信。 原来,早在1937 年9 月,陈独秀出狱后,第一次托罗汉来找秦邦宪、叶剑英、 董必武谈,说陈愿回到中共的领导下工作。秦、叶等认为陈为中国托派之领袖人物, 事关重大,应向中共中央请示,让罗汉到陕北找中央去汇报。 罗离南京后,陈第二次又托李某来谈,说陈已与托派决裂,很想一见。秦、叶 与陈独秀会见。在交谈中,他们要求陈表明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态度,脱离托派。 陈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此之后,陈独秀又托人来要求叶剑英再和他 见一面。这次会见时,叶剑英根据中共中央意图,要求陈公开向全国表示三点:对 抗战的态度,对民族统一战线的态度,公开反对托派之理论与行动。后来,中共中 央明确向陈提出三项条件:(一)公开放弃、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 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 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并说明在上述三条件实现后方能考虑其他 问题。因此,叶剑英、秦邦宪、董必武在声明信中,追述了他们三次与陈独秀会见 的经过,特在报纸上予以披露,“说明真相,而杜招摇”。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