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度日(2)
父亲去世之前,母亲和我一度搬出了波纳尔弄,在泰勒太太家租了一间屋子,
这位泰勒太太是母亲教会里的朋友,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她身体矮胖,年龄在
五十五岁左右,腮巴宽阔,黄黄的脸上布满了皱纹。我在礼拜堂里留心看她,发现
她满口牙齿都是假的。她一唱歌,那些假牙就从上牙床脱落在舌头上——于是那歌
声就具有一种催眠力。
她一举一动,都显得劲头十足,好像精力十分充沛。由于基督教的关系,她情
愿照顾母亲,以很低的房钱把自己家里三层楼上的一间前房租给了母亲,她的那幢
大房子旁边是一片坟地。
泰勒太太的丈夫活像狄更斯笔下的匹克威克先生,是一个制作精密度尺的技
工,他的工作室就设在那间顶楼里。屋顶上开了一扇天窗,我觉得那儿很像天堂,
因为有一种宁静的气氛。我常常去看泰勒先生工作,直看得出了神,他戴着一副厚
玻璃眼镜,全神贯注地对着一只很大的放大镜,制造他那可以量一英寸五十分之一
的钢尺。他独个儿干活,我常常给他当差跑腿。
泰勒太太一心要她丈夫皈依宗教,因为,按照基督徒的想法,她丈夫不信教就
是一个罪人。她女儿长相和她一模一样,只是面色没那么黄,当然,年纪也轻得多,
要不是因为态度傲慢,盛气凌人,按说她是可以讨人欢喜的。她和她父亲一样,也
从来不去做礼拜。但是泰勒太太始终希望能够把父女俩一起感化过来。女儿是她母
亲的一颗掌上明珠,但并不是我母亲的一颗明珠。
一天下午,我正在顶楼里看泰勒先生干活,听见下面母亲和泰勒小姐吵起来的,
但是,两个人都向对方大声嚷嚷。我走到我们房门口楼梯平台上,母亲正向栏杆外
探出身子说;“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人呀?臭小姐?”
“哎呀!”女儿叫喊起来,“这种话也是一个基督徒说得出口的呀!”
“你别急呀,”母亲口齿灵活地说,“我的好小姐,这话就出在《圣经》上:
《申命记》第二十八章第三十七节,我只不过改用了一个字罢了。但是,‘臭’
对你很配哩。”
经过这次吵架,我们又搬回到波纳尔弄去了。
肯宁顿路上那家三鹿酒馆,并不是我父亲常去光顾的地方,但是有一天晚上我
走过那儿,忽然转到了一个念头,想要向里面望一望,看看父亲是不是在那儿。我
把酒馆门推开了点儿,只露出几寸宽的一条缝,可不是他吗,坐在角落里哩!我已
经准备走开了,可是这时他脸上露出了笑容,做手势唤我过去。我见他这样向我表
示亲热,感到惊奇,因为他一向是不流露情感的。看样儿他当时已经病得很厉害,
他的眼睛陷了下去,身体肿得又肥又大。他做了一个拿破仑的姿势,把一只手插在
背心口袋里,好像是为了要减轻点儿呼吸困难的痛苦。那天晚上他十分殷勤,问到
母亲和雪尼的近况,在我临走之前,还把我搂在怀里,第一次吻了我。那是我最后
一次见到他。
三星期后,他被送进了圣托马斯医院。人家只好先把他灌醉,然后再把他送了
去。他一知道自己进了医院,就像发了疯似的大闹起来——但是,这时他已经是垂
死的人了。虽然他还很年轻,只三十七岁,但却由于患水肿,一病不起。医生从他
的膝部放出了十六夸脱水。
母亲去探望了父亲好几次,每次回来都很伤心。她说,父亲谈到要重新回到她
身边,要再到非洲去过新的生活。我听了这个打算大为高兴,但母亲只摇了摇头,
因为她心里很明白。她说:“他说这话,只不过是要讨我们欢喜罢了。”
有一天从医院里回来,她听了宣传福音的约翰·麦克尼尔牧师的话,感到非常
恼火,因为牧师去探望父亲时说:“咳,查理,看了你这副样儿,我只能想起那句
古老的成语:‘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
“去安慰一个要死的人,亏他怎么会说出了这样的话。”母亲说。过了不多几
天,父亲去世了。
医院要知道谁给他办丧事。母亲手头不名一文,就想到要由戏院慈善团体“杂
耍演员福利基金会”负担丧葬费。这个主意一出,卓别林家族里的人登时闹了起来
——由慈善团体负担丧葬费,这对他们是一件十分丢脸的事。我父亲最小的弟弟,
那位非洲的艾伯特叔叔,当时正在伦敦,说他情愿付丧葬费。
下葬的那一天,我们在圣托马斯医院会齐,然后和卓别林家族其他的人一起从
那里去图廷公墓。雪尼因为要上班,不能够去。母亲领着我在指定的时间前两小时
到了医院里,因为她要在入殓之前再看父亲一面。
棺材里垫了白缎子,缎子边儿上和父亲脸周围都是小朵的白色雏菊。母亲觉得
那些花又朴素又动人,问那是谁放在那儿的。管事的告诉她,说那天一大清早,有
一位太太领着一个小男孩来过。那是露易丝。
第一辆马车上坐的是母亲、艾伯特叔叔和我。在去图廷的路上大家都很拘束,
因为母亲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艾伯特叔叔。艾伯特叔叔是一个相当时髦的人物,谈吐
也很文雅;他虽然对我们彬彬有礼,但那态度是冷漠的。据说他很有钱,在德兰士
瓦拥有大片的牧马场,英布战争期间英国政府所用的马都是由他承办的。
下葬时落着倾盆大雨,掘墓人把铲起的泥块抛在棺材上,发出了凄厉的沉重响
声。那情景是阴森可怖的,于是我哭了。后来亲属们都把他们的花圈和花朵扔进墓
穴。母亲没东西可扔,就取出了我那块珍爱的黑边手绢。“喏,孩子,”她悄声儿
说,“这就算是咱们俩的一点儿心意吧。”后来,卓别林家人到他们的一家酒馆里
去吃午饭;临走之前,他们很客气地问我们要上哪儿。于是我们搭车回到了家里。
我们回到了家里,菜橱里除了一碟烤牛肉上滴下的油汁外,什么吃的都没有,
母亲囊空如洗,因为她已经把最后的两便士给了雪尼当饭钱。自从父亲生病以来,
母亲就很少工作,现在又是将近周末,雪尼当报差挣的七便士早已花光了。送殡回
来,我们都饿了。幸亏那个收破烂的在门口走过,我们剩下了一个旧煤油炉子,于
是母亲怪心痛地把它卖了半便士,买了半便士面包,搭着那点儿油汁给吃了。
母亲是我父亲的法定遗孀,第二天被唤到医院里,去领父亲遗留下来的东西,
那是一套黑色的衣服,上面斑斑点点都是些血迹,一件内衣,一件衬衫,一条黑领
带,一件旧睡衣,几双家常穿的软鞋,鞋子里塞满了橘子。她掏出了橘子,一个半
镑金币从鞋子里落在床上。这可是上天赐给我们的啊!
此后几个星期里,我臂上老是缚着一块黑纱。一个星期六下午,我出去做卖花
生意,这种哀伤的标志就成了赚钱的工具。原来,经过好说歹说,我终于向母亲借
了一先令,去花市买了两束水仙花,放学后就忙着把它们分扎成许多小束。如果所
有的花都卖了,我就可以赚一倍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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