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城市之光》作宣传(4)
我的朋友拉尔夫·巴顿做出来的事情很古怪。我发现客厅里的钟停了,电线被
人割断了。我告诉他这件事,他说:“是呀,是我给割断的。我嫌那钟滴答滴答吵
得讨厌。”我听了很惊讶,感到不大痛快,但是,想到拉尔夫一向脾气古怪,也就
把这件事丢开不提了。他离开纽约后,忧郁症看来已经痊愈。现在他决定要回美国
了。
临动身之前,他问我是否高兴和他一起去看他的女儿。那是他的大女儿,是他
第一个妻子所生的,一年前做了修女,现在在哈克尼一个天主教女修道院里。
拉尔夫常常提起她,说她十四岁就受到神的感召,一心要做修女,无论父母怎样劝
说也没用。他给我看她十六岁那年拍的一张照片,她的美貌立刻将我吸引住:一双
乌黑的大眼睛,一个丰满而又细巧的嘴,从照片上向人亲切地微笑。
拉尔夫解释,说他夫妇曾经带她去巴黎,多次参加舞会,出入夜总会,希望她
能打消进修道院的念头。他们给她介绍了好些男朋友,让她到最热闹的地方去玩,
她好像也感兴趣,但结果仍旧不能改变初衷。拉尔夫已有十八个月没见到她。现在
修女见习期满,她已正式担任圣职。
女修道院坐落在哈克尼贫民区中心,是一所阴暗的房子。我们到了那里,女修
道院长接待我们,把我们让进了一间阴森森的小房间,我们在那里坐下,等候了不
知多少时间。最后他的女儿进来了。我登时感到一阵悲哀,因为她长得和照片上一
样美丽,只是笑时露出嘴里有一边缺了两颗牙齿的地方。
当时的情景显得很不调和:我们三个人坐在那间阴暗愁人的小屋子里;三十七
岁的父亲是一个混混沌沌的俗人,他跷着腿,吸着香烟;十九岁的女儿是一个漂亮
年轻的修女,她坐在我们对面。我想离开那儿,在外面汽车里去等着,但是他们父
女俩怎么也不许我走。
她虽然外表上愉快活泼,但是我可以看出她另有那么一种冷淡的神气。她的动
作很急促,仿佛是神经过敏的,一谈到自己做小学教师她就显得很紧张。“小孩儿
真难教,”她说,“可是,我会习惯的。”
拉尔夫和她谈话时,一面吸着烟,眼光中流露出得意的神气。虽然他不是基督
教徒,但是,我看得出,他挺喜欢女儿成为一个修女。
父女俩团聚时,有着那么一种忧郁冷落的气氛。肯定她已经在精神上经历了一
次考验。尽管她是那样美丽年轻,但是自有一种忧郁和严肃的神气。她谈到我们在
伦敦受到欢迎的热闹情形,还问到拉尔夫的第五位妻子杰曼·泰尔菲的近况。拉尔
夫告诉她,说他们已经离婚。“这还用说吗,”她转过身来笑着对我说,“我就是
不赞成爸爸娶那么多太太。”拉尔夫和我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拉尔夫问她是否要在哈克尼待很久。她心事重重地摇了摇头,说教会也许要派
她去中美洲。“但是,去的时间和地点,他们是不会让我知道的。”
“那么,到了那儿,你总可以写封信给你父亲吧?”我插了一句。
她犹豫了一下。“照规矩我们是不可以和任何人通信的。”
“连你父母也不可以吗?”我问。
“不可以,”她装出毫不在意的神气,接着向她父亲笑了笑。大家沉默了一会
儿。
临走的时候,她抓住了父亲的手,好半晌亲切地握着它,这仿佛是出于一种天
性。我们驱车离开了那儿,拉尔夫虽然仍旧装得不大介意,但是可以看出他很抑郁。
两星期后,他在纽约寓所里自杀:躺在床上,用被子蒙着头,向自己开了一枪。
此后我常常去看H·G·威尔斯。他在贝克尔街租了一所公寓房子。我去那里
拜望他,总看见他的四个女秘书,四面堆满了参考书籍,一面从百科全书、技术书
刊,以及文献和论文中作摘记,一面进行核对。“那是我最近写的一部书,《货币
分析》,”他说,“工作量是够呛的。”
“看样子,我还以为工作大部分是她们做的哩,”我开玩笑说。他图书室四周
高架子上摆了一些样子像大型饼干听的箱子,上面分别标着:“传记材料”,“私
人信件”,“哲学论文”,“科学资料”,等等。
饭后来了一些朋友,其中一位是看上去很年轻的拉斯基教授。哈罗德是一位
极有才华的演说家。有一次我听他在加州美国律师公会里演讲,也不用什么提纲摘
记,就口若悬河地谈了一个小时。那天晚上,在H·G·的寓所里,哈罗德向我谈
了有关社会主义哲学的一些惊人的新发明。他说,速度上的稍许加快,会形成巨大
的社会差别。那次谈话非常有趣,后来H·G·就寝的时间到了,他毫不客气地望
了望几位客人,再看了看自己的表,于是大家都散了。
一九三五年,威尔斯到加州来看我时,我怪他不应该那样批评苏联。我读了几
篇他贬低苏联的报道,想要从他那里知道一些第一手资料,没想到他几乎是对苏联
表示深恶痛绝。
“但是,您的结论是不是下得过早了呢?”我和他争辩。“他们的任务是艰巨
的,国内外都出现了反对势力和阴谋活动。再过相当的时候,肯定会有好的成果吧?”
那时候,威尔斯对罗斯福的新政取得的成绩抱着很大希望,认为在美国垂死的
资本主义中会出现一种半社会主义。他好像对他曾经会晤过的斯大林特别啧有烦言,
说苏联在他的统治下变成了一个暴虐专制的国家。
“既然您这位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注定了要毁灭,”我说,“而苏联的社
会主义又失败了,那么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希望呢?”
“社会主义不会在苏联失败的,也不会在其他地方失败的,”他说,“然而,
社会主义的这一特殊发展,变成独裁政体了。”
“苏联肯定是犯了错误,”我说,“并且,和其他国家一样,还会继续犯错误。
我认为它最大的错误是,革命后拒绝偿付外国贷款和苏联公债,说什么那些都是沙
皇欠下的债。可能它有理由拒付这些债款,但我仍认为它铸成了一个大错,因为这
样就招致了其他各国的反对、抵制和军事入侵。结果是,它比偿付这些债款多花了
一倍的钱。”
威尔斯部分同意我的看法,说我的见解理论上是对的,但事实上是办不到的;
因为拒付沙皇的欠债已经明令公布,这一件事鼓舞了革命斗志。如果再去偿清旧政
权的债务,那就会激起人民的愤慨。
“可是,”我争辩,“如果苏联肯遵循惯例,不那样单凭理想,它就可以从一
些资本主义国家那里借到巨额贷款,把本国的经济更快地建设起来,而由于战后资
本主义迭经变革,通货膨胀,这就可以很容易地偿清了它的债务,同时保持了国际
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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