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总裁办公室特务大队 我还记得,在溪口小住的时候,蒋先生让大厨为他做了一道梅干菜扣肉,光是 这道菜,老先生就吃了一个星期。 那时,我们的月薪是一元银元(袁大头),经费来源全部是来自我们从南京扛 来的那几口木箱子,当然,我们后来知道,这些钱都是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从国库 里头设法拨出来的一笔经费。这几箱子袁大头,提供了蒋先生在溪口指挥军政事务 的所有办公费用。 六分之五的总统府警卫大队兵力,调到小小的奉化溪口之后,俞济时他们还是 对蒋介石的安危缺乏安全感。事实上,在1949年以前,溪口一带的山区,便经常有 共产党游击队出没,这也是蒋先生要俞济时将警卫大队所属的第五队,派驻在蒋家 坟坟庄的主要原因。 而自从蒋先生退隐到溪口,俞济时深恐游击队和解放军联合起来,直接插入溪 口的心脏地带,危及蒋先生的安危。所以,等五个队的兵力全部部署妥当,俞济时 立刻要国防部把已经被调到部队当副军长的楼秉国,再调回溪口担任警卫主管。 然后在五个队里每一队各挑选四位卫士,一共20人,组成一支便衣组,在第四 队控管之下,驻守坟庄,加强内卫勤务之不足,成为侍卫部队的“中卫”。 在“中卫”的内部核心,有资深的侍从人员,随侍在蒋先生周围,成为蒋“内 卫”;而在最外圈,尚有驻守在四周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队,分别戍 守在溪口的雪窦寺、白岩庙、东澳、坟庄、武岭学校和丰镐房等据点,形成“外卫”。 在这样的层层保护下,蒋介石就在溪口,默默扮演他地下三军统帅的角色。 由于蒋介石当时已经没有总统的名分,他在溪口成立的办公处所,名曰“中国 国民党总裁办公室”。当然,他的侍卫组织也不能再称之为“总统府警卫大队”了, 于是,俞济时把它改名为溪口总裁办公室的“特务大队”。 这个大队仍维持原先的六个队的编制,队长也和原来一样,第一队队长是黄埔 军校十六期的冯孝本;第二队队长是吕其广;第三队队长是毛赵壁;第四队队长是 唐茂昊。他们都是黄埔十六期的同学,惟独第六队队长王曜升,是黄埔十七期的。 在溪口的五个队长之中,冯孝本、吕其广、唐茂昊三人是蒋介石的小老乡奉化 人。 因为队伍名称的改变,我们侍卫人员的职衔,也改称为“特务员”。 我是在溪口分遣到便衣组,担任便衣任务,从这段时间起,我就开始和大队脱 离,一直到台湾,我都是被分遣到个别的工作岗位上做事。 便衣组自始就直属总裁办公室第八组配属下接受指挥,受到当时相当大的重视, 因为我们慢慢地接触到更核心的人、事、地、物,所以,保守机密便成为我们最起 码的工作原则。 我平时就不太爱乱说话,这大概是我能够被挑入便衣级的一个原因。 国民党在大陆的败退速度,是相当让人吃惊的,许多国民党要员纷纷打空隙, 向台湾“转进”。这时,连蒋介石最亲密的“达令”——宋美龄,在蒋先生下野时, 也跑到美国求援去了。 不管宋美龄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出国的,也不论他们夫妻之间到底有什么共同 的默契,一向受众人包围的蒋介石,此时孤零零一个人在溪口沉思对策,满目凄然, 不胜感伤。 在以往时,蒋先生出门,一向是有好几队的卫士和他周围的核心侍从,随侍在 侧。但是,自从引退到溪口以后,他每次到各地视察军务,都只带他的一组贴身侍 从。 有时候,即使我们便衣组这样的“中卫”,都被他摒除在外,可见他那时行踪 的保密程度。 对我们来说,也多半是事后才晓得他的行踪。 蒋先生从溪口撤退以后,他的行动路径,大体上是先到上海,再依次是到台湾、 广州、重庆、台湾、厦门、台湾。除了台湾以外,有人说,1949年只要是蒋先 生去过的地方,没有几天就被共产党占领了,这话虽然听起来像是一句玩笑话,可 是在那关头,听来是多么令人感慨而恐惧啊! 特务大队接到上级撤退的命令,我们在宁波搭船,先到澎湖上岸,上级要便衣 组在澎湖的前日本海军招待所驻防,等蒋先生到来,其他的特务大队人马,则在俞 济时的命令下,先到花莲待命,准备随时反攻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