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按照布道团的规定,传教士服务七年,可给予一年的假期。至1887年,斯图尔 特夫妇来华已有13年。是年4 月,他们带着司徒雷登及其他孩子回美国度假,11岁 的司徒雷登与他9 岁、7 岁、5 岁的弟弟戴维、沃伦、罗伯特第一次踏上了他们祖 国——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 1887年,即清光绪十三年,这一年也是后来与司徒雷登有着诸多交往的蒋介石 出生之年。 斯图尔特夫妇看来对中国是真正地产生了感情,也可能是为了增加美国人去中 国传教的兴趣,他们不断地把从中国带来的餐具和祭祀用品展示给人看,还让他们 的儿子们穿上中国的长袍马褂,并用筷子进餐,用中文唱圣歌。 然而中西文化的差异实在太大了,美国人对此很不理解,甚至对司徒他们进行 冷嘲热讽。而这一切都使少年的司徒雷登感到无地自容。 一年的时间到了,斯图尔特夫妇返回杭州,随行带着四子罗伯特,把司徒雷登 和次子戴维、三子沃伦留在美国就读。不幸的是,罗伯特在回杭以后因病夭折,年 仅7 岁。他成了司徒家族中第一位葬在杭州西湖的人。 司徒雷登先后就读于莫比尔市公立学校、弗吉尼亚州夏洛维尔市的潘托普斯学 校、汉普顿—悉尼学院,以后又执教于他毕业的潘托普斯学校。 在汉普顿—悉尼学院就读及其后在潘托普斯学校执教期间,司徒雷登受到了由 基督教青年会发起的“学生志愿赴海外传教运动”的影响。 作为国际组织的基督教青年会是1851年传入美国的,并逐渐在传统的东部城市 和一些大学中建立起了组织。1854年,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协会成立。1888年,以各 学校青年会为基础,正式掀起了“学生志愿赴海外传教运动”。青年会发起这场运 动,主张美国青年的精神复兴,并对拜金主义、肉欲横流、强权外拓进行自我改造 ;大学生们应本着基督教的精神,积极投身这一事业,到海外去传播基督福音。1891 年,美国各大学签名志愿赴海外传教的学生已有6200余名;后来,又进一步扩展到 8000多名,这其中的三分之一即2500多名是派往中国各城市的。 司徒雷登深受影响,很快成为青年会的会员,后来又担任了学校青年会的会长, 并且在马萨诸塞州参加了暑期《圣经》会议。他说:在那一段教书期间,我有两个 夏天参加了基督教青年会和学生立志海外传教运动在马萨诸塞州诺斯菲尔德城召开 的大会。我感到,人们在那些会上对宗教信念所表现出的不屈不挠和为之献身的精 神,给我以莫大的触动。同时,那些为促进这两次会议圆满召开,参加了会议,或 在会上发了言的德高望重的人物,也同样给我莫大的鼓舞。那两次会上所阐述的宗 教信念与我过去所熟知的那一套古板而枯燥无味的信念截然不同。耶稣成了青年们 崇拜的偶像和理想,而不仅仅被当作神学的体现者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1899年秋,司徒雷登辞去在潘托普斯学校担任的教授拉丁文 和希腊语的教职,转入纽约协和神学院,重新成为一名学生。 1902年2 月,司徒雷登作为神学院的学生代表之一,参加了在加拿大多伦多召 开的第四届国际“学生志愿赴海外传教运动”大会。同年,他被册立为长老会牧师, 并获神学学士学位,决意前往中国杭州——他父母的所居之处去传教。 如果我们追本溯源,要从美国的历史谈起。美国建国后不久,在欧洲即爆发了 法国大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独立,虽然同属资产阶级革命范畴,其实有着许多不 同之处,法国大革命后来演变成疾风暴雨式的自下而上的街头暴力,而美国独立战 争则是由受过良好教育的有产者领导,是一种自然甚至是有序的民主革命。美国和 他的母国英国一样,都对法国大革命后期的混乱与血腥表示了反感。对新兴的美国 政府而言,维系其共和政体的法律和秩序是他们的主要任务,而与此相关,美国基 督徒也开始响应英国十九世纪前后产生的福音传播运动,在这个背景之下,一个名 谓美国海外传教工作理事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的组织诞生了,其发布的宣言中,有这样的话:凡是能直接促进不朽、灵魂得救的 事物,都是非语言所能表达,非理智所能想象的。有谁能够对因忏悔而得救后的快 乐加以形容?又有谁能够对因无法得救而导致的无尽恐惧和痛苦加以叙述?谁又能 将造福整个国家,革新全世界,解救人类于魔鬼之中,使成上帝之子,得享光荣、 自由等伟大尝试加以适切的描绘? 从此以后,海外传教活动成为美国教会的固定工作。 1872年,美国南部浸信教会在其报告中更是直接提到中国:想想看,中国将有 百万人得救,这可以提供我们一个崇高的理想。 学生志愿赴海外传教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了。这一组织创建于1886年,其座右铭是:“在 这一代中将世界基督化。” 1895年,世界学生基督教联盟在瑞典创立。 从1890年至1900年这十年间,是美国向世界扩张的关键性十年。 当然,美国与欧洲列强有所区别,那就是,在扩张的过程中除了武力以外,似 乎更强调思想的改造和影响。 美国的总统们,从哈里逊到老罗斯福,直到威尔逊,无一不对赴海外传教表示 了支持。 1903年,27岁的司徒雷登在被册立为牧师后,又被任命为“奋进运动”干事。 为推动海外传教事业,他与在神学院的同室好友莱西·莫菲特(Lacy Moffett)走 遍美国南方各州。在新奥尔良州,他们遇见一对远房表妹——艾琳(Aline Rodd) 和凯瑟琳(Catherine Rodd),她们是司徒雷登的远房亲戚罗德夫妇的女儿。司徒 雷登说:“我们逐渐感到某种事情就要发生了。我们的脑子里出现了这样一个可怕 的念头:”是这个姑娘吗?我们事先有约怎么办呢?‘“ 1904年7 月,在一次聚会中,司徒雷登和莫菲特邀请这两个对他们抱有好感的 姐妹与会,结果是他们一人看中了一个。于是,司徒雷登向艾琳、莫菲特向凯瑟琳 求婚,两人的要求都被接受了。是年11月17日,两对新人同时在新奥尔良举行婚礼。 蜜月以后,两对年轻的夫妇又一同起程前往中国。 艾琳和凯瑟琳的三妹、四妹也做了海外传教士,三妹弗洛伦斯后来也来了中国, 四妹则去了非洲。 1904年12月25日,圣诞节。司徒雷登夫妇和莫菲特夫妇乘坐的海轮抵达上海, 老司徒夫妇专程从杭州赶赴上海迎接他们。根据布道团的安排,司徒雷登夫妇被派 赴杭州,而莫菲特夫妇则被派往苏州。 1905年2 月3 日,中国农历甲辰年的除夕日。司徒雷登偕新婚妻子与父母一同 回到了阔别近20年的杭州。 关于司徒雷登的妻子艾琳(中文叫路爱玲),今天人们知道的很少。1906年2 月,她生下了与司徒雷登爱情的结晶杰克(后来也成为牧师)后,身体一直不好, 司徒雷登的挚友包贵思(Grace M. Boynton)在一篇关于司徒雷登的文章中曾提及 这位美女,原文是用英文写成的,而由冰心(谢婉莹)译成中文:一个苗条身材, 一个柔和苍白的脸,软软的头发,遮在额前,一个又开朗又深沉的微笑,关于她的 一切都显示着玲珑脆弱,她的娇软的南腔,她的轻柔的姿态,她的嫩白的瘦。她是 “司徒妈妈”(笔者按:此指司徒雷登的母亲玛丽·霍顿)的一个完美反衬和衬托, 假如司徒妈妈是活泼与精力,这妻子是对于认得她矮她的人呈现了通彻的秀美,如 同鲜花在雨露中散出幽香一般。 1926年6 月,年仅48岁的艾琳卒于北京,她被安葬在燕京大学东门外中关园的 燕大公墓内,并且是这座公墓建成以后所安葬的第一位逝者。岁月如流,墓地早已 不存,先是成了菜地,现在是北京大学的社区体育活动场所,仅有几株当年的松树 在默默地注视着这人间世事的沧桑。 回到第二故乡,对司徒雷登而言,当务之急是重拾起基本上已忘记的汉语。 司徒雷登对语言的爱好似乎出于天性。他说,他生来就喜爱语言学习,感到汉 语似乎对所有的语言爱好者都有一股强烈的魅力。他认为自己在学习汉语方面,在 听力、发音上都有着他人所不及的有利条件。他决心使自己成为一个能讲一口流利 的杭州话的西方人。 经过一年的汉语学习,司徒雷登成功地恢复并提高了他的汉语听说能力,特别 是对杭州方言,他学习和研究的兴趣更大。他认为:这一方言(杭州话)在整个中 国很独特的,它是官场语言(普通话)和所谓的吴语(苏州和浙北方言)相混杂的 一种语言,早在南宋王朝迁都杭州时就形成了。我对这种语言怀有偏爱心理,它好 像具有其他方言所没有的轻快悦耳的音韵和丰富的表现力。 除了英语之外,司徒雷登还能说拉丁语、希腊语、汉语等五种语言。刘廷芳、 谢景升《司徒雷登年谱》对他此次研习汉语亦有记载:此番习华文,与在美治拉丁、 希腊古文相仿,对文字有特别兴趣,每日功课为识字、读书,并研究中国谚语,及 古人先哲名言,说话则注意日常应用词句,不经年,学大进。 美国南长老会在杭州传教的地域很广,除杭州城区外,还包括浙北广大地区, 如德清、戈亭、塘栖等地的乡镇都是传教士的传道之处。 从1906年开始,司徒雷登被派到杭州以北的乡村传教。“所至为杭州与湖州隶 属各地,数百里中,无西人也。入乡村,起居饮食,与乡民俱,共话桑麻,并问礼 俗,得悉民间生活与痛苦颇详。” 作为区域牧师,司徒雷登负责的区域包括50个村庄和208 名基督徒。他在自己 的教区办起了《圣经》学习班,除指导学生研读《圣经》外,也传授社区服务知识。 这些地区,原来都是他父母昔日传教生涯中所到过的地方,因此,他在父母的指导 下,学会了如何主持教会的活动,如何先与中国民众交朋友,再向他们传播福音教 义。 司徒雷登的传教做法,在形式上与英国中华内地会的女传教士福姑娘很相似。 福姑娘在杭州传教时,先对杭州的妇女们说:“我是来做杭州女人的,我吃你们所 吃之饭,穿你们所穿之衣,说你们所说之话,我们都是姐妹。”福姑娘以她“入乡 随俗”的努力,最终得到了不少杭州妇女的信任。后来,她嫁给了中华内地会的创 始人戴德生。司徒雷登和福姑娘的这种方法,是为实现《圣经》中保罗所说的“在 什么样人中成什么人”的教诲,他们都是要实现“在中国成中国人”的愿望。 司徒雷登在杭州地区的传教过程中,还对传教的方法作过研究。他认为没有必 要让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抛弃他们固有的敬祖宗的习惯,做礼拜要讲究气氛,以适 应中国教徒的实际需要。这些对传教方式的改良,以后也体现在他所创办的北京燕 京大学的教育管理方面。 在杭州,司徒雷登除了布道以外,与他母亲一样,对办学、兴学也有着浓厚的 兴趣。1907年,他率先提出建议,由南长老会与北长老会共同合办育英书院,得到 差会的首肯,并在六和塔一带购置土地建设新的校区,这所经合并改组后的学校就 是杭州之江大学。 1910年,司徒雷登的二弟沃伦·霍顿从美国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返回中国。 1916年,他受聘为杭州之江大学校长。 司徒雷登在杭州期间,还见过驻节杭州的浙江巡抚聂缉椝,他在《在华五十年 》中写道:记得有一次我在杭州的一条街上行走(在当时,对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 来讲,步行本身就是不体面的),正在这时,巡抚过来了。他坐着八人抬的装饰华 丽的大轿,由一帮穿制服的家仆前呼后拥着。我怀着敬畏的好奇心凝视着这位高级 官吏,对他我是决不指望能更靠近一步的,而且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他如何以鄙夷 的眼光看着一个孤独的野蛮人闪开道让他过去。 聂缉椝(1855—1911),字仲芳,湖南衡山人。副贡生。望族出身,其家族以 “三代进士,两世翰林”著称一时。及至聂缉椝之父聂亦峰仍为翰林,官虽仅至广 东知县,然其乐善好施之举已是名声在外,所以“中兴名臣”曾国藩要将自己的季 女曾纪芬许配给仅为贡生副榜出身的聂缉椝。 虽然科场不兴,但是聂缉椝凭着自己的努力做了上海道台,兼任洋务企业江南 制造局总办。后来,在浙江按察使兼杭州洋务总局督办任上,与日本驻杭州领事签 订了划杭城武林门外拱宸桥北,运河东一带700 余亩(约合万平方米)的土地为日 租界的协议。最终在经过浙江按察使、江苏布政使、浙江布政使“三权藩篆”的历 练后,于1903年9 月迁任浙江巡抚。巡抚是管理一省军政的主官,正二品。1905年 10月,聂缉椝因浙江铜元厂舞弊案而被解职。 司徒雷登在文中并未提及自己是哪一年见过这位巡抚大人的,但从司徒雷登1905 年2 月始抵杭州,而同年10月聂缉椝已“被劾开缺”,继任者张曾敭未到职前由浙 江将军瑞兴兼任巡抚的情况来看,应为1905年10月前。这一年,司徒雷登29岁,而 聂缉椝已50岁。 司徒雷登认为,这次在杭州看见浙江巡抚聂缉椝使他想起了他早年和晚年地位 的变化。他继续写道:但是,这位官吏的夫人碰巧是著名的军人兼学者曾国藩总督 的女儿,一个入教多年的虔诚的基督教徒。她八十三岁上到北京访问,曾作为我的 客人到燕京与教师和学生们进行了亲切的会面。由于她父母的关系,她本人的学识 以及矍铄的精力,受到人们极大的尊敬。返回杭州之后,她送了我一幅书法清秀的 对联,借以抒发她访问这所她久已向往的著名学府的情怀。 聂缉椝之妻曾纪芬(1852—1942),湖南湘乡人,曾国藩季女。她是聂缉椝去 世以后衡山聂氏家族的精神领袖。聂氏的后人在进入民国以后,在上海经办恒丰纱 厂等实业致富,所以曾纪芬有“总督之女、巡抚之妻、巨商之母”的称号。晚年, 她自号崇德,工书法。在其子、沪上实业家聂云台的影响下,曾纪芬由信佛转而相 信基督,而聂云台却在经历了实业挫折以后,由信基督改为礼佛。 司徒雷登在文中说曾纪芬住在杭州有误;实际上,曾纪芬住在上海,在民国年 间沪上有颇为著名的聂家花园。1934年,时年83岁的曾纪芬北上北平(今北京), 访问燕京大学,并与燕京大学校务长(实行校长之权)司徒雷登会面。从儒生聂缉 椝眼中的穷“夷人”到基督徒曾纪芬眼中的著名教会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认为这 一切颇有戏剧性。 曾纪芬有17个孙辈是燕京大学的学生。 在传教士们看来,传教与教育是密不可分的。有材料显示,司徒雷登在返回他 阔别17年的出生地杭州后,曾在杭州冯氏女学和弘道女学任过教职。 冯氏女学为19世纪末叶英国圣公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女传教士 玛丽·沃恩(Mary Vaughan)捐资2000金镑(一种含金的英国货币,类似于当时法 国发行的金法郎)所建,设校址于杭州紫金观巷,迨1907年玛丽·沃恩女士归国度 假,建筑工程由她委托梅更(Duncan Main )医师主持进行。1908年,玛丽·沃恩 返回杭州,因旅途辛劳引发宿疾,在杭去世。为了纪念她,遂定校名为“冯氏高等 女学堂”(Mary Vaughan Girls‘High School ),而“冯氏”其实为今译“沃恩” 的意译,以中国人的姓来翻译外国人的姓是当时的习惯。 冯氏女学于1909年开学,首任校长为沃恩的挚友巴恩斯(Barnes,旧译作巴罗 以、巴路义)女士,学生仅有20人。民国三年(1914)改为冯氏女子中学,并附设 国民学校。 冯氏女学开学之初的学生中,有两位是籍隶湖南湘乡的堂姐妹,系出名门。姐 姐曾宝荪,(1893—1978),曾祖是曾国藩,祖父是曾纪鸿,父亲是曾广钧。妹妹 曾宝菡(1896—1979),父亲是曾广钧之弟曾广钟。宝荪于1907年来杭入浙江女子 师范,毕业后再入冯氏高等女学,受校长巴恩斯影响,受洗成为基督教徒。1912年 随巴恩斯赴英国游学,时其堂弟曾约农已在英国留学,而伯祖父曾纪泽又在伦敦做 过驻英公使,故对伦敦并不陌生,最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伦敦大学理科学士,成为 第一位获得伦敦大学优等学位的中国女性。回国以后,创办长沙艺芳女学(今长沙 第十四中学),一办就是三十二年,一生以女子教育为职志而着重女子完全人格的 培养,是著名的教育家。她的座右铭是:“待人以慈祥,处世以淡泊,临危以镇静, 持身以简朴。”宝菡在冯氏女学毕业后考取了杭州广济医院(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属第二医院前身),后成为广济医院骨科专家,她也是基督教徒。 弘道女学是由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于1867年创办的贞才女学、1899年美国北长 老会创办的育才女学、1902年美国北浸礼会创办的蕙兰女学三校于1912年合并而成 的,中文定名为弘道女学。 现在的问题是,冯氏女学于1909年2 月始行开学,而司徒雷登却在前一年的1908 年夏,就应南京金陵神学院之聘赴宁任教,举家迁往南京,又如何在杭州任教呢? 郝平《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一书的附录《司徒雷登大事年表》载,1911 年10月辛亥革命后南京金陵神学院停课,司徒雷登离宁返杭,直至1912年秋才返南 京。其间,他有可能在杭州冯氏女学任教。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司徒雷登属 于兼课性质,往返于宁杭之间,但笔者迄今未获得这方面的史料。 至于弘道女学,司徒雷登在弘道女学的前身贞才女学任教倒是极有可能的。因 为它是由司徒雷登的母亲创办的,后来与另两所女学合并后成立杭州协和女子学校, 上述都可以算作是弘道女学的前身。 1928年,弘道女学由美国三家创办团体移交给了中华基督教会华东大会和中华 基督教浙沪浸礼会两所中国团体接办,并更名为杭州市私立弘道女子中学,并附设 小学及幼稚园,它的历史一直延续到1952年。位于学士路的校址就是今天的浙江大 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附设小学则是今天的行知幼儿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