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非洲太阳城的枪声 1975年我决定去约翰内斯堡,理由很简单,就是为了钻石。不消说,我太缺钱 了。于是,我安排好在伦敦同“天鹅”见面。 大雨倾泻,城市里一片模糊。最后几英镑钱花在了买衬衫上,连乘计程车的钱 也不够了。前几个月,我筑起了高高的债台。在朋友处借钱,在赌场欠钱,在赛马 场欠钱,还欠商店、旅店的钱。这些朋友都是赌徒,碰上运气不好就来跟我讨债。 碰上这种坏天气,更添了我的愁绪。 看看周围行人的面孔,见到的也都是些绝望的表情;焦急的眼光,紧闭的嘴巴, 扭曲的脸,拱起的肩,可怜兮兮,成百双穿了孔的皮鞋踏在人行道的石砖上。即使 是在爱神雕像四周闪烁的霓虹灯的亮光也无法使我的心情愉快起来。到里茨饭店的 路程并不太远,但是,双脚步行而去,倒是一次新的经历。我到达饭店,先跟看门 人要了一块毛巾。 不用好长时间,我的心情就愉快起来了。半暗的灯光,舒适的软椅,身子可以 深深地埋在那里,殷勤的服务员,尤其是那种温暖的气氛,有助于遏制沮丧情绪, 使我很快振作了精神。哦,还有一杯伏特加,“请加冰,加柠檬”,到处都有一只 帮助你的手。 我知道“天鹅”布赖恩同我一样处于困境。他曾与我合伙干过几档很成功的盗 窃,我们决定见面,寻找新的机会。 “天鹅”来晚了。我坐在里茨饭店舒适的客厅里,正在回忆这一阵子的花销。 我摸摸口袋里剩下的零钱,知道在这迷人的饭店里,连买一份冰淇淋的钱也不够了。 当然,我也可以喝了以后不付账就跑掉,但是,为此就被伦敦最佳饭店之一的里茨 饭店永远禁止我进入,未免太划不来。因此我只有读着报纸,要了一杯冰水。时间 慢慢地滑过去,我开始了思索。 我从事的买卖是钻石。我爱钻石的感情,同我爱女人、爱赌博的感情同样深厚。 钻石是世界上最美的东西之一。我曾到过全世界的大珠宝店看过钻石出售;我曾耳 闻目睹历史上钻石首饰所起的重大作用;我曾在钻石生意的中心城市——比利时的 安特卫普——见到商人的手抚摩过数以百计的钻石。然而,还有一个特殊地方对我 们这样的钻石爱好者有更大的吸引力:南非。这个国家是在丰富的矿藏的基础上建 立起来的,在那个地方,地里长出钻石来,就像是爱尔兰的地里长出土豆来那么容 易。我想南非想得越多,自己越纳闷为什么从前竟没想到去访问。在钻石王国里, 应当有几块钻石上面有我的名字。 “天鹅”姗姗来迟。我们交谈起来,我知道他差不多同我一样穷,我把我的想 法讲给他听。 我们共同策划。我们去了一次餐厅,他付的账。我们走出饭店的时候,想到就 要摆脱烦人的雨天,去到阳光明媚的南非,心情十分振奋。 我们订了次日的飞机票,根本没有考虑到去南非度假会不会遇上什么灾难。 这趟旅行一开头就出了岔。到达约翰内斯堡的那一天真不是时候。赛马就要开 始。我们受不住这个诱惑,便顾不得先找旅馆就雇一辆计程车直接去了赛马场。我 们一直逗留到最后一场赛完,我们俩身上一个兰特都没有了。 好在我们认识有个名叫曼彻斯特·乔治的人住在约翰内斯堡。他的外号叫“骗 子”。他得此尊称是因为他在世界各地的牌桌上玩骗局。我们搭车进城,住进卡尔 顿饭店,立刻联络他。 “骗子”借给我们一些钱,使我们得以实现原来的计划,去看看这个钻石王国 的首都为我们储备了多少货色。 第二天上午我们早早地吃了早饭,就出发来到约翰内斯堡的哈顿花园——即杰 普。这个地区是全市戒备最森严的地方。所有的商店与交易所都围着粗大的铁栏杆, 门上、窗上也都有铁栅栏。他们知道这些货色价值连城。我们访问了几家钻石商店, 一次下手的机会也没有寻到。戒备太缜密了。我们同店员谈话谈得唇焦口干,在街 上走得腿脚酸痛,想找机会而不可得。 我该解释一下,“天鹅”的本行是所谓的“谈话人”,就是用说话去引开对方 注意力的人,以此掩护我去偷窃。我们这一对搭档便称作:“动嘴与动手”。 我们拐过街角的时候,我见到一家商店不知什么原因,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觉 得就像是被什么人或什么力量拉过去似的。也许,那天我们该当机立断停止活动, 也许该再走一家试试,究竟哪个是好主意,谁知道呢? 不管怎么说,一旦有了想法,我们的情绪立即变了过来,开足了马力。 接待我们的人对我们说,他刚从金伯利矿区回来,买到了一大批钻石。他非常 乐意把他买到的货色展示给我们看。他快活得像个孩童。我们见到他拿出来的货品 反倒是目瞪口呆。这些钻石值好几十万英镑——事实上,要值到几百万。我们不假 思索,就下了决心。我对那人说,我们还要去别的地方看看,我们对他的钻石印象 不错,明天再来。 我们驾驶一辆福特车,这辆车跑得很快。回到卡尔顿饭店,喝一杯以示庆祝。 我们心情极佳。“动嘴的”布赖恩问我:“你为什么这么快活!” “我们坐在一百万英镑L 了。钻石给我们带来一笔财产好让我们回伦敦。” “嗯,你拿不到那些东西。”他说。 “我要去拿的。”我回答他,接下去跟他说明我的计划,一定可以实现我们的 目的。 约翰内斯堡有条街名叫“高级专员街”。沿街都是出售假钻石、仿钻石、晶体 氧化锆的店铺。 许多人戴这些假货,它们外表很好看,有些价钱也蛮贵的。有些电视频道还为 这些货色做广告。 我仔细地回忆了那个从金伯利矿区回来的人向我们展示的那些钻石的大小、模 样。当我告诉“天鹅”,我要搞“调包术”的时候,我的肾上腺素涌了上来,涌遍 全身。 在这期间,“天鹅”的老毛病——肠胃病复发了。他对我说,他不打算同我合 伙干这档事了。 我说行啊,你赶头班飞机回家吧。“我自己去干。”我说。我很清楚,他是不 会两手空空单独回家的。 太阳升得很早,而我们起身更早。我已经在想,很快又要回到潮湿多雨的伦敦 西区了。 我们驾车去到“高级专员街”,用全部最后所剩的钱买了十块大克拉的钻石, 全部是人造钻石。然后我们打电话给那家珠宝商,约好中午见面。 我们接着赶到飞机场,订了下午的回程票,当然我们觉得在时间上赶得太紧了 点儿。 骗牌的朋友也参加了。他想离开南非,因为他已欠了一屁股债。 “你想拿哪些?”“天鹅”问我。 “从大的开始。”我说。 ‘你要是先拿大的,被他发觉了,我们可就麻烦了。“ “我蹩不住,”我回答说,“我坐在百万英镑上面,才不愿意去拿一些小玩意 儿呐。” 他的脸上有犯难的神色。我甚至觉得他真的不想干,打算上午乘飞机回去了。 “你一定要仔细了,”他对我说,似乎我准会搞砸,大家都被逮住。 “当然我会小心的。” 当我们两个人——“动嘴的与动手的”,朝杰普地区驶去的时候,一股强大的 肾上腺素又涌遍我的全身。 路上的车辆与行人比伦敦少多了。大多数商店相当寒酸,强烈的阳光把门窗上 的漆都晒脱落了,店内光线也很暗。接近珠宝店的地段,情况就好得多。汽车停好 了,车上走下来两位我们已很熟悉的人物——有钱的阔佬打算为他们的密友选购一 两件贵重的钻石首饰。珠宝店安着老式门铃,我们按一下门铃就能听见里面满屋子 的回声。踏在硬木地板上的脚步声由远而近,来开门的正是昨天结识的那位从金伯 利矿区回来的新朋友。 “请进,请进。”——一种很诚恳的声音,似乎早在等待整条街的行人跳过来 抢他的钻石。他满脸堆笑,使劲同我们一一握手。 店堂里只有我们俩。屋里光线很亮,以便顾客欣赏这些珠宝。四壁都有金属容 器与老式的木柜,表面十分光亮。他把钻石全部装在一个桃花心木的盒子里,分成 若干排,头一排都是十五克拉的钻石,后面依次是十克拉八克拉,直到最后一排只 有一克拉重的小钻石。这种接等级排列的陈列法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些大钻石平 平地躺在那里瞅着我,就像是一些小宠物在那里等待我去把它们抱起来,爱抚它们, 把它们带回家去细心呵护。这些钻石似乎把屋里的光亮都吸纳过去,然后又四外发 射出来;店主每次挪动盒子,便发出熠熠光线,在炫耀着它们的天生丽质。 我朝我的手表偷偷扫上一眼。按照计划,我先注意看看屋子的后部,见到有一 张帷幕,估计幕后有一道上了锁的门。我们进来之后,店主就小心地把前门也锁上 了,并且似乎安有某种电子警报系统。想从这间屋子逃跑出去是不可能的。除了安 特卫普的大钻石拍卖厅,我还从未见过这么严密的安全措施。 “天鹅”同我现在正在动脑筋如何去实行“调包”。 珠宝商在盒于的右手,“动嘴的”在中央,而我这个动手的在左手。我要尽量 离珠宝商远一点儿,让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动嘴的”。 “骗子”负责从机场打电话过来。我们事先对了表,“骗子”到时候应当打电 话来。 距离飞机起飞还有一个半小时。时间已很紧迫了。 我等着电话铃响,看着手表上的长针逐渐移动。 我们可以听见外面的交通嘈杂声、汽车喇叭声、几个孩子的叫喊声与吵架声, 以及人们上下汽车发出的车门撞击声。随着计划时刻的临近,我们的心清逐渐紧张 起来。截至目前,一切顺利,就等进入下一阶段了。 我再次看看手表,此时,电话铃响了,突然打断了珠宝商与“动嘴的”之间彬 彬有礼的亲密谈话,就像是有人从窗子扔进来一块砖头。 时间到了。 电话在屋角里,被一堆报纸半挡了起来。店主在接电话前必须从报纸堆下把电 话拿出来。 我调换了头一块钻石。 一块大玻璃如今躺在桃花心木盒子里;同它的真钻石朋友们一起在寻找一个新 世界。只有一个易于生疑且技术高超的专家才能区别开真假钻石。 拿了头一块钻石之后,我注意屋角电话那里有什么动静,那里距我们只有数码 远。店主人对着话筒直嚷:“哈罗,哈罗,哈罗……”脸上显出困惑的神色,然后 把话筒放下了。 他微微耸耸肩,转身走过来,柜台上价值数百万英镑的钻石还在桃花心木盒子 里,丝毫未动。 他刚走回到我们身边来,电话铃又响了。等他再去接电话,我又调换了第二块、 第三块大钻石。又有两块玻璃进了盒子,看来“动嘴的与动手的”合作组已有百万 英镑到手了。一百万英镑竟只有这么一点儿重量,真是好笑。 我只轻松了一瞬间。我所关切的是,还不能到此为止。盒子里还有几块钻石在 乞求我把它们放进我的口袋中去同它们的旧友重逢。我再次注意电话那边的动静。 这一次,我开始担心起来了。珠宝商还在“哈罗,哈罗,哈罗……”我看见他脸上 的表情,发觉有点儿不对头了。即使他是个可爱的好心人,在弄不清究竟发生什么 事的时候,也总要出现忧虑的。我想立刻离去。三块钻石已是一大笔钱了。那是他 盒子里最大的三块钻石。我们是在这间前后上锁的屋子里,这使我想起了到处都是 门锁、栅栏、警报器的诺克斯堡。 你如果坐在家里,来了个电话,你说“哈罗,哈罗”,而对方一声不吭,你就 会起疑心,更何况又来了第二次。如果接电话的是一个珠宝商,约会的又是两名陌 生人,他显然是不情愿让我们随便走开的。可是,他又抓不住什么把柄。他不可能 来搜我们的身,因为钻石数目并没有减少。他的话里透出某种意思,似乎他知道出 了事可是不能确定是什么事。我想他最终还是让我们走了,是因为他想早点儿摆脱 我们。只要他掌握到什么证据,他必然要一边留住我们一边报警的。可是钻石还在 老地方,还在那只漂亮的老式木盒里呀。 街上满是行人。约翰内斯堡午餐时间就是这么多人的吗?店外边刚才只有一个 人的话,此刻已有了二十人。刚才只有一辆车的话,此刻已有了二百辆车,我对 “动嘴的”说,很明显,出事了。我说:“走吧。” 我们既装着没事又尽量快步,刚走出门外,走下石台阶,就听见一声喊叫。我 转过身去,吓掉了魂。 身后门框里,站着店主人。他身高六英尺,健壮如拳击手,手里一支枪,枪口 对着我。“站住,否则我就开枪。” 到了这时我才知道约翰内斯堡的珠宝商都允许持有自卫枪支以保护他的财产。 “天鹅”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司机。他把车停在了一个奇怪的位置,把车发动起 来,开到路上去,必须要耽误几分钟的工夫。但是我们没有其他逃亡的办法。我们 跳进了汽车,为绕过别的车而浪费了数秒钟的时间,然后赶紧开走。 大约走了一百码,一颗子弹射到了后面的玻璃窗,我们想该改变主意了。枪声 是很可怕的。想到我们会被击中死去,也是相当吓人的。事实上,我已是不知所措。 我从仪表板上面拣到两块东西,问“天鹅”是什么东西。 “那是子弹,莫里。他向我们开枪了。” 我大概说了句:“哦,是吗?”当时我还惊魂未定。 这位珠宝商不仅枪法颇佳,而且还是位黑带子空手道冠军。他必定在追赶我们 前先去锁上店门,这才给了我们开车的时间。一辆黑色的计程车正好路过,载起他 来,拼命追赶我们。又一颗子弹从已打碎的后窗射进来,从我头旁飞过。至少,声 音听起来是这样的。 此时,“天鹅”的肠胃不疼了,奇怪的是,突然之间,倒是传染给了我。他此 时叼着一支大雪茄,那是我们跑出商店大门时点燃的。他一天要吸六支大雪茄。车 里弥漫着雪茄烟雾,于弹穿过烟雾又把玻璃打得粉碎。 到了此刻,我也不知道“天鹅”心中究竟有没有数,下一步该怎么办。 “瞧着后面,”他喊道,“他走开了吗?” 我往后看。此刻我才发现,一个人是不敢透过被子弹击碎的窗子往后看的。 我不敢爬到后座去看个究竟,而是打开车门去往后瞧瞧追赶我们的人,为此几 乎摔出车去。又一颗子弹从我身边飞过,这一次似乎离我只有几毫米,吓得我头发 倒坚。 此地驾车的人们习惯于按喇叭,吵得人心里更烦。我们这辆车显得太突出,为 此我们转到一条小路上去,希望那个发疯的店主找不见我们了。可是,几分钟后, 情况更糟。我们驶进的这条街是汽车单行道,我们却是逆行驶进来了,而‘且是开 着一小时七十英里的快车!这种路本是限速每小时二十英里的。路两旁的行人正在 那里闲逛,看商店的橱窗。对面的车开过来,闪避不及,我们不得不让,车子骑着 人行道走。妇女儿童赶紧跑进商店去,躲开我们这辆横冲直撞的车。幸亏出了这条 路,没有撞倒什么人或撞坏什么东西。车子上了主路,但愿是在出城的方向。 此时,我们已不明方向、不明路线。那辆计程车还在跟踪我们,但不再开枪了。 我们听到像是警车的警笛声。交通状况越来越糟。我们闲着眼睛冲过一个一个的十 字路口。然而,车速太快以致我们根本没有发现前面有一段路堵塞了。有三辆车挤 到一起,完全塞住了路。都是普通车,不是警车。我们急忙忙瞥了一眼,发现惟一 的办法是从左边人行道上一个小贩亭子那边过去。我们开足了马力,大约每小时六 十或七十英里。苹果啦,橘子啦,香蕉啦,李子啦,椰子啦,梨啦,碎木片啦,还 有碎玻璃啦,都撞个粉碎,搅和到了一起。我们的车子停到了路当中,距离塞车的 地方不远。 接下来我所知道的是,车门打开,站着一个六英尺高的汉子,他脸上的神情像 是一眨眼就可以杀死一个人。我的肩头,是一把香蕉,而朝我脖子伸过来的是他的 手,很难说清是这把香蕉大还是这只手更大。他用手掐住我的脖子,把我抱出车外。 我瞅着他那双怒气冲冲的小眼睛,我感到有两根手指头权住我的下巴把我举起来。 我跌倒下来,后背着地。我听见目睹这场追车的人群发出尖叫声。 现在,还有更令人担忧的事情。一件什么硬邦邦的险恶的东西抵住我的鼻子, 我睁开眼睛,原来是他的手枪。我朝天仰卧着,混身疼痛,而他居高临下,一只脚 牢牢地踏在我胸脯上。“还我钻石!”他一遍又一遍地喊叫。我开头没听清他喊的 什么,因为他一生气就用非洲土语在喊而不是英语。不过我也能明白他的意思。我 觉得我的背似乎已经折断了,呼吸都要蹩住了。现在已经毫无办法。 “在这儿哪,老朋友,”我说,“别太过分了。” 我伸手到口袋里掏出三块钻石还给他。 “天鹅”正在奔跑,尽量避免被捉。我们所不知道的是,这支枪只装六颗子弹 部已打出去了。我们怎么会知道呢。他把枪从我鼻子尖挪开,枪口指着“天鹅”, 用英语喊:“站住,否则就开枪。” “天鹅”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白手绢,双手高举,说:“我投降。”嘴里还叼着 那支大雪茄。 那人一直用手枪对着我们,直到来了警察把我们带到一个名叫约翰·沃斯特广 场的奇妙地方——斯蒂夫·比可就曾拘押在这个地方。我们被扔进一间地牢,戴上 手铐、脚镣,还有一根链子把我们拴在马桶上。手铐同脚镣也有铁链联在一起。我 们几乎不能动弹。就这么着呆了四天。马桶同地牢本身一样臭不可闻。我们在马桶 上大小便,刮胡子,洗脸,甚至饮水。实在不是一次愉快的经历。莫里斯·齐默尔 曼来做我们的辩护律师,他从前是斯普林博克斯橄榄球队的“中后卫”,后来成为 该队挑选队员的决策人。 我们听说南非最优秀的英国王室法律顾问是个名叫乔治·比索斯的希腊人,曾 给温妮·曼德拉做过辩护律师。我们得到允许,可以见到他,让他来代理我们的案 子。 比索斯同意了,来见我们。看来他认为我们的案情不怎么严重。事实上,他还 觉得有点儿好笑,对我们说,与其说是一项严重的指控,不如说是一场喜剧。 我们听他这么一说就放心了。我们洗澡、刮胡子,在马桶边解手,又过了一两 个星期之后,我们两个人作为“国际珠宝窃贼”被带上了法庭。 到了这个阶段,我们才明白了倒大霉的内情。原来,负责把店主的注意力吸引 开的同伙“骗子”,是用一部有毛病的电话机给珠宝店拨电话。他事先没有检查一 下电话灵不灵。当然,当我们在人家的枪口下束手被擒的时候,他已经乘上飞机飞 往希思罗机场去了。 法庭要求珠宝商提供证词。 珠宝商站在证人席上,讲出了这桩令人遗憾的故事的全部经过。前后两个电话 使他立刻产生了怀疑。他知道有事了,但还不清楚是什么事。为此,在他锁上门之 后,便立即检查盒里的钻石,发现有两块玻璃,明白是被调包了。他对法官说,如 果他接到的电话是一位普通顾客来谈生意,他就决不会起疑心的。 如果“骗子”用的是一部完好的电话机,我们早带着钻石安全返回英国了。 法官还把珠宝商没讲的话讲了出来。他说,要不是用了坏的电话机,“你们两 个大骗贼早就带着我们最贵重的珠宝逃之夭夭了。”我们此时才发现,真不该来南 非偷钻石,因为那些大珠宝店都是政府经营的。 我被唤在庭上陈词,此时,我见法官在一张纸上写些什么东西。我见他写了个 “9 ”字。我在被告席上对“天鹅”说,“我们得了个九。” “九个月。”他说,“结局不错。” “不,是九年,你真糊涂。” 我在被告席上瘫了——九年徒刑!世界末日到了。 我们被送到比勒陀里亚中央监狱监押五个月。被关在一间小四室里,连床铺都 没有,在地上睡觉,整夜亮着灯。小囚室里还关着一个人也是英国人。 这间囚室只有马桶间那样大小,三个人紧贴着睡,夜里要翻身的话,必须告诉 另外两个人,大家一起翻;否则的话,这个人的脚就会搁到那个人的脸上去。他们 喂我们吃“米利泼普”——那是国家规定的伙食——是由玉米或大米或别的什么东 西掺和起来的东西。每天是有三顿饭的:早饭、午饭、晚饭。麻烦的是,这三顿饭 并在一次吃——早晨。 在比勒陀里亚中央监狱的五个月倒也没有出其他的事。但是,谁都不理解为什 么会判我们这么重的刑。来监狱找犯人谈话的心理医生不理解,社会工作者不理解, 甚至监狱当局也不理解。 我们被判九年刑,本该至少服刑六年,但在我们服刑三年零三个月后,被释放 了。我们在监狱服刑期间,我的父母亲在六个月内先后去世;“天鹅”布赖恩的父 亲也病重垂危。我们的亲戚。朋友去找过外交部,外交部要求南非政府基于人道考 虑释放我们。 每隔一两个星期,南非政府都要绞死一批人。绞刑的头天晚上,监狱里一片死 寂。大家就明白,明天要绞死人了。也许一个上午绞死十个或十五个人。在绞刑季 节,一清早就可以听到其他牢房里的吵闹声。 有一天清早,一阵脚步声在我们国室门口停住了。我心想,他们弄错了,要来 押我们上绞刑架了。 南非是全世界执行死刑人数最多的国家。在监狱里执行死刑的犯人,比美国多。 美国也判处不少罪犯死刑,但大多数只是服长期徒刑,并不执行死刑。 我们坐牢期间,我的一个名叫布赖恩·库克的拍电影的朋友来看我。他之所以 在比勒陀利亚,是因为理查德·哈里斯与安·特克尔在这里拍一部名叫《金色调情 》的电影。听说外面有些人还关心我们的困境,令我们得到一些安慰。 五个月后,把我们塞进一辆囚车,送到开普敦,进了一座开放供参观的维克多 ·弗斯特监狱。曼德拉在南非受长期监禁,最后一个阶段就关押在这里。 有人对我们说,约翰内斯堡有个很有前途的律师可以让我们摆脱九年徒刑,但 是他收费很高。我对此事没多大兴趣,但布赖恩坚持要写信给伦敦的亲友凑钱来雇 这名顶尖的律师。 在维克多·弗斯特监狱的开放营,我的工作是给新人监的犯人发放囚服。通知 说有个从约翰内斯堡坐飞机来的男子要会见我们。他进来看我们,我立刻知道不对 劲儿。他穿一套塞维尔·罗牌的套服,鳄鱼皮皮鞋,戴一枚钻石戒指、劳力士手表, 提一只古奇牌公文包,这套装束在开普敦是完全不合时宜的。他先问我们,他要是 替我们上诉,他能拿到多少钱,我就知道他是要敲我们的竹杠。我心里明白,事情 不对劲儿。 可是“天鹅”坚持要雇用他,我们为此吵了几天架,吵得很凶。我不相信这个 人会给我们办出什么好事来,而“天鹅”对他非常相信。最后我放弃自己的意见, 说:“要是他能帮忙就让他帮吧。”于是,我们在伦敦的朋友们就寄钱给他,我们 焦急地等待着上诉,一直等了三四个月。他为此事得了几千英镑。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仍于我的活,把新四衣递给新来的犯人。那是桩单调、枯 燥的差使。一般都是这样问答:“几号衬衣?” “十六。” 就像是游魂发出的声音从帘幕后面飘浮出来。 “几号鞋子?” “七。” “几号领子?几号这个,几号那个?……” 有一天,我问:“几号鞋子?” 有一个人回答:“七号鞋,劳驾。” 我心想:“这个人说话声好熟啊!” 我绕到帘幕前面去,你猜是谁?不是别人正是拿了我们几千英镑替我们打官司 的那个律师:塞姆·阿伦斯。他因为掠夺客户钱财被判刑五年。 我转身去对“天鹅”说:“你又一次把我陷进了泥潭。” 好啦,在最初的震惊之后,反倒是一场热闹。他被约翰内斯堡的律师协会开除 了,成了我们当中的一员。 律师在服刑初期很不习惯,尝到不少苦头。我们倒在监狱内结识了各种各样的 人物。此地同英国的监狱体系相当不同。我们在这里认识两个苏格兰少年:唐纳德 与安迪,他俩住在赞比亚,因企图偷运一车大麻被捕。刑满后回英国,其中一个人 是坎贝尔家庭后裔,运气好,去到坎贝尔城获得一份遗产。 我们还遇到一个澳大利亚人名叫科林·伯德。他乘监狱牙医给他治牙的时候逃 跑。后来我去悉尼旅行时还碰见过他。 监狱生涯倒也不是一点儿乐趣也没有。有一个仲夏之夜,我们在草地上玩板球。 突然,一个名叫特隆克·皮瓦德尔(南非名字)的看守跑了过来对我说:“快,有 你的电话。” 整个监狱爆发出一阵大笑。犯人怎么会有电话?可是不管是真是假,我跑了出 去,果然有我的电话。原来是交换台出了差错,把英国来的长途电话接进来了。不 管怎么说,我同这个住在伦敦的朋友在长途电话中亲切地谈了好一阵子。 第二天我在环草地的小道上边散步边同“天鹅”闲谈,来了一位主管白人囚犯 区的中尉警官。 “斯珀林,”他对我说,“我弄清了你昨晚怎么会接到长途电话的。” “我的确接了个电话。” “我不明白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你没告诉过别人吧?” “噢,”我说,“我没有告诉隔壁囚室的卡菲尔人,①可是,这里每个人都知 道了,也许这会儿半个开普敦市的人都知道了。” 还有一次,白种人区城有个名叫帕特的犯人,决心要逃出去。他藏进一只垃圾 桶。垃圾桶运出去,他随同垃圾一起被倒在一辆垃圾车内,然后设法逃脱。但没有 多久,当年内又被捉回来,送到看管最严的监狱(在桑纳沃特)。他再次从那里逃 脱,同另外几名潜逃犯结成一伙。他们在南非四处流窜,抢银行,抢运钞车。最后, 他在杰米斯顿附近被堵住了,在枪战中被警方击毙。 我对被关在监狱内隔离区的黑人囚犯最觉得难过。他们的生活太苦了,生活条 件太可怕了。每天早上都有一名黑人尸体被抬出来。也许是被刀捅死的,也许是被 打死的,甚至有一次,一个黑人的脑袋被割了下来。是别的黑人囚犯于的。 我们已经是很运气的了,没有“穿外套”——就是说,没有受到一般惯犯所常 得的“从严惩处”,即监禁九至十五年。“穿外套”的由来,是因为这些重刑犯一 进监狱就穿上一套蓝色的外衣。 在维克多·弗斯特监狱里还有一个朋友名叫肖蒂·勒曼锡克,他已经三次“穿 外套”了。 肖蒂是个战斗英雄,曾在英国受训,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战后,他无所事 事。他的家庭很富裕,他却走上了犯罪道路。自然,他被关进监狱前,本来是有不 少机会的。但他是个不可救药的赌徒,每次出狱总是到不了一年就又进了监狱。 他进维克多·弗斯特监狱的时候,也许已有六十岁了,但他仍能踢足球,比三 十来岁的青年人跑得还快。他属于这样一类人,他们相信监狱生活是可以使人身体 健康的。再者,我从未见过有人能像他那么快地解开字谜。《时代》周刊以及《每 日电报》上的字谜,对他来说是轻而易举——不到十分钟就解开了。 我同布赖恩都是犹太人,因此在逾越节都被允许吃到特殊食物。其中,包括几 盒牛油,这在维克多·弗斯特是绝迹的食品。准许我们把牛油储存在医院的冰箱里。 肖蒂是医院的护理员。 一天晚上,布赖恩走近医院就听见我在喊叫。 “我的牛油在哪里?”我正在对什么人喊,“我的牛油上哪儿去了!” “天鹅”没有听到回答,但他没有去深究。 早些时候,肖蒂嘟嘟哝哝地抱怨,他没有赌本去玩扑克。 监狱内玩扑克,任何东西都可以代替金钱作赌注。如果有钱,就赌钱;如果没 有钱,那么,食物、香烟、鞋带,任何实用的东西都可以当赌注,包括当场脱下你 身上的衬衣。“天鹅”凭直觉,知道肖蒂拿我们的牛油去玩扑克了。 我非常恼火,大发脾气,“天鹅”只是靠在门框上瞧着我,听着我喊叫。后来, 他走开了,去把事情弄个清楚,以免局面更僵。 他到正在玩牌的小屋,肖蒂果然在其中。旁边一张桌子上,堆放着许多东西, 都是被一个赢家赢去的。在饼干、咖啡、烟叶中间,就有我的一盒牛油。肖蒂抬起 来头,见是“天鹅”,知道“天鹅”已看到了牛油。他对“天鹅”微笑了一下,只 耸了耸肩,又玩他的牌去了。 “天鹅”看着我,怕我闹事。他想在我去搅乱牌局以前,琢磨出一个办法。 惟一的办法是去把牛油偷出来。可是,怎么才能偷出来呢?他忽然之间想起我 们在伦敦常玩的把戏“扔镍币”。 “大鹅”找来一些镍币,对牌局的庄家说:“给我值两个兰特的赌注。” 他递过去镍币的时候,有意往前冲了一下,似乎是脚底滑倒了。所有的镍币都 落到了地L 。打牌的人没有注意。只有这个赢家弯下身子去拣镍币,“天鹅”趁此 机会把那盒牛油装进了自己的口袋。谁也没见到他这个举动。 “天鹅”把赌注放在桌上,过了几秒钟说:“哦,我忘了戴眼镜了。我一会儿 就回来。” 他想在我找肖蒂算账以前就把牛油还给我。他从小屋出来,正好我从草地上过 去。 “噢,莫里,”他说,“我正要找你,我错拿你的牛油了。这不是!” 我显得有点儿困惑,然后拿起牛油去吃我的晚餐了。“天鹅”说他制止了一场 第三次世界大战。 事情还没完呢。“天鹅”回到牌桌子上,最后是肖蒂大赢。在肖蒂还没有把胜 利品出售前,“天鹅”把他拉到一边,告诉他前前后后发生的事。肖蒂哈哈大笑, 说他要还给“天鹅”在牌桌上输掉的两个兰特。如同所有的赌徒那样,说了话是不 算数的,可是“天鹅”还一直在等他还那两个兰特。在监狱呆了三年半,南非政府 一时高兴,把我们送回英国了。 把事情弄得一团糟的“骗子”,在希思罗机场迎接我们,除了对我们耸耸肩, 什么道歉的话都没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