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历史转折的谋略
1979年6月，因中纪委第三次常委扩大会的一篇送审新闻稿，耀邦要我到他家
去面谈如何修改，我没有向他当面表达我和我的全家及所有亲友的感激之情。对于
“唯大英雄能本色”的人，他们之所以广及人间正义、恢复人间正义、解除人间苦
难、振兴人间正业，不论遭遇何等风险或已经付出了惨重牺牲，难道就是为了让受
惠者去道一声谢么？
“文革”磨难
不少“老共青”都知道，在“史无前例”的岁月，耀邦也再一次经过了磨难——
1966年夏季“文革”初发，中央直属机关头一个受到冲击的是共青团中央，每
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冲进团中央机关大院，由身强力壮的“小将”把耀邦硬拽
到批斗台上去接受“大批判”，让他“坐喷气式”；弯着腰，低着头，双手反叉到
背后往上举，炽热的太阳在上空烤晒着。他面色发晦，汗水浸湿了衣衫，强忍着难
言的痛苫，耐心地接受“小将”们的厉声责问：
“你和刘、邓是怎么往来的？”
“这说不得、说不得啊！”
“那么你有没有错误？”
“我有错误，欢迎小将们批判。”
“是什么错误？”
“我有错误，欢迎大家批判”……
再多，他就不说了。
这样的批斗一次又一次，有时一天连续十几次。
1966年11月，当红卫兵和一些机关的造反派日夜批斗胡耀邦最激烈的时候，
“中央文革小组”的要员王力等人接见了北京各中学的红卫兵代表，王力在会上
大声说：“你们应该狠狠地批斗胡耀邦。他是镇压北京各中学文化大革命的罪魁
祸首。他应对挑动学生斗学生、镇压学生运动的‘中学工作组’所犯的罪行负责！”
当即有红卫兵问王力：“可不可以给胡耀邦黑帮们挂大牌、戴高帽游街示众？”
王力很轻松地说：“群众运动嘛！即使有些过火的行动也是情有可原的，不算啥。
至于胡耀邦，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他绝不仅仅是什么‘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
旗帜，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的问题，也不是什么‘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的问
题，而是正像许多小将所说，他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三反分子，是从根本上站在资产
阶级反动立场上的问题。因此，不把他们斗倒斗臭，你们中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是很难搞好的！”
于是，对胡耀邦的批斗便更加猛烈。
同年12月上旬，北京大中学校红卫兵在北京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悼念据说
由于团中央书记处的一位候补书记带领的工作组，进驻位于丰台区的北京市第十二
中学时发生武斗而被打死的一位老教师。王力、关锋和吴德等人出席了这个大会，
一口咬定这个悲惨事件是胡耀邦一手策划和教唆的。王力在会上还高呼口号：“打
倒胡家店，解放红小鬼！”
大会还没结束，数百名红卫兵冲进团中央机关，像抓小鸡似地把胡耀邦等人反
剪双臂，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黑牌，押上大卡车游街批斗。一路上，浆
糊、碎纸、木棍、瓜子皮儿劈头盖脸地向他们飞来，直弄得他们浑身上下都是碎垃
圾。一些红卫兵对胡耀邦说：
“你尝到群众运动的滋味了吗？”
“尝到了！”耀邦说。
“晚了！你已成了人民的敌人了！”
1969年10月，按照“林副统帅”的“一号命令”，团中央机关和各个直属单位
两千多人，都被一锅端到河南省潢川县的黄湖农场，办起了“五七”干校。不久，
耀邦也来了干校，被编在第一连第一排第一班。他先与几十人合住一座仓库，后又
与好多人合住一间大草房。他本是行政五级每月四百多元工资的高干，现在每月实
际只得三十多元的生活费，与大伙一道在大食堂排队打饭，抽一角六分钱一盒的
“工”字牌香烟。不论和泥、脱坯、当小工、上屋顶、拉石头，还是挖河、打草、
插秧、收割、烧茶炉、掏厕所、守场院，他都干得欢。抢场时，装有一百多斤粮食
的大麻袋，他那么小的个头也一包一包地往仓库里扛。1971年夏天暴雨成灾，河水
倒灌，黄湖大堤随时有被淹没的危险，他也和大家一道上堤抢险。一次暮色迷濛，
雨声淅沥，抢险的突击队都下堤吃晚饭了，耀邦戴着斗笠，扛着铁锹，独自一人在
他们一连的防护堤上来回巡逻，堤外回响着激荡堤岸的涛声。
就在他领受着这种特殊的、远过于战争的血与火的艰苦磨砺时，中共中央西南
局派来专案人员，向他了解西南“‘三家村’首犯”张黎群在团中央时的“反党劣
迹”。
张黎群在陕北米脂县当了一年多的县委书记处书记，于1960年初被调回北京，
分配到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担任兼办公厅副主任。庐山会议结束大反“右倾机会主
义”的风暴平息后，毛泽东又决定恢复1954年“高饶事件”后撤销的各大区中央局，
于是取消了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交通工作部、财贸工作部，让工业部的人分为华
北局和西南局两个班底，张黎群遂回自己的四川老家，担任西南局办公厅副主任兼
办公室主任。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全党全国大谈实事求是，邓拓、吴晗、廖沫沙
在北京《前线》杂志频频发表议论，邓拓在《北京晚报》开辟了《燕山夜话》专栏，
张黎群在《重庆晚报》和《成都晚报》，分别开辟了《巴山漫话》和《夜谈》两个
专栏。“文革”伊始，北京的“三家村”被彻底“砸烂”；西南的两个“三家村”
被点名的成员——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马识途、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李亚群、四川文
联主席沙汀、《成都晚报》总编辑陈柏林等人也立即被关进了监狱。首先被关进监
狱的张黎群，自然成了西南“三家村”的“首犯”。西南局专案组的人来到河南潢
川，就是很想从胡耀邦口中弄出一些能够加重张黎群“罪行”的材料。但是他们看
错人了！
专案人员对胡耀邦说：“张黎群窃踞《中国青年报》总编辑位置达八年之久，
在报社形成了一条修正主义办报路线，你应该向我们揭发他的这些反党罪行！”
耀邦不加思考地立即回答：“他还没资格犯修正主义路线的错误。因为他只是
团中央眼皮底下一个直属部门的负责人。如果说《中国青年报》那时候有过这样的
错误，那么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因为我是团中央的第一书记。”
几句话，就把专案组的人打发回去了。
当然，他们是悻悻而返的。他们回到大西南，“提审”张黎群时就指着张黎群
的鼻子说：“那个胡黑帮真是顽固透顶！他自己都泥菩萨过河了，还大包大揽地死
保你哩！不过他不说，你自己得老实交代……”
1971年冬天，干校里查“五·一六”分子，一位年轻人也被怀疑审查，他去向
耀邦诉委屈。耀邦安慰他说，年轻人也要学会坐冷板凳，切不要泄气，也不怕坐牢
杀头。“古人说过，‘以天下为量者，不计细耻；以四海为任者，不顾小节’。这
是南朝齐文学家孔稚圭说的。我们干革命，就应该有这个大肚量。”
耀邦见这位年轻人似乎听不懂自己随口引出的《后汉书》上的这段话，立即铺
开一小张纸，行笔流畅地给他写了下来，后面还加上“孔稚圭”三字。这位年轻人
把它视为珍宝地收藏起来，心境渐渐开朗，不久“五·一六”问题也雪化冰消。
1972年4月，驻团中央的军代表，把耀邦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
想的“三反分子”。耀邦看了这个“审查报告”很生气，逐条予以反驳，拒不签字，
并对这位中央特派军代表说：你们不要用大帽子压人！然后他在自己写的《对审查
报告的几点意见》中说：“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如果难以取得一致意见，我建议军
代表的审查报告直送中央，而不必经我签。”其后直到“文革”结束，他也没签字。
就在这拒不签字的时候，他给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位年轻人写了一封很长
的复信，信的最后一段说——
我很幸运地能够活下来，并且同你们一道，看到了那些赫赫一时的专
门为个人权势作恶的家伙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变成了一堆堆臭狗屎；而
那些为祖国为人民利益一往直前地奋斗的同志，却在人民群众心灵处生根
开花，这是最值得记取的一件根本大事。它决定着我们一生应该忘却什么，
追求什么……
1972年秋，他才离开了潢川干校，回北京检查身体和休息。不久，干校的其他
人也陆陆续续地回到了北京。
“中兴伟业，人心为上！”
1974年邓小平复出，胡耀邦才算结束了干校式生活。第二年8月，他被分配到
中国科学院担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即党组）第一副组长，负责整个中科院党的组
织领导工作。他立即投入“全面整顿”。他深知建国后这许多年来，知识分子被整
苦了！而建设一个好端端的国家，没有大批扬眉吐气的知识分子是不行的。
1952年秋天，正是由于邓小平提议，党中央决定把胡耀邦从川北区党委书记兼
川北行政公署主任调任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那时，他就对团中央宣传口各单位负
责人说过：过去几十年的革命只两个字，叫做“解放”；今后的一切也是两个字，
叫做“建国”。要建好国，必须渡过两条大河：这两条河不是黄河、长江，也不是
金沙江和大渡河，而是“贫困之河”和“愚昧之河”。要渡过这样的两条大河，没
有人才辈出的知识分子是不行的。老实说，知识分子也是建国的主力军。
1957年3月，有人说“许多青年只埋头钻研业务，不问政治”，意欲对这些青
年批判批判。耀邦闻言，立即向《中国青年报》的同志打招呼：可不能一刀切地对
这些青年进行批判。因为国内的阶级矛盾已基本解决，今后长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同
自然界作斗争，这就需要钻研自然科学、钻研业务。耀邦说，可以把这归纳成十二
个字，叫做“抬头了望政治，埋头钻研业务”，这就合人心、顺趋势了！
耀邦的这一席话，直说得青年报的同志笑了起来。
可是，而后这许多年，耀邦认为知识分子们被整得最苦。他一到了中国科学
院，就与中科院核心领导小组的另一位副组长李昌一道，顶着炎炎热浪，走遍各
个研究所，与科学家们促膝交谈。1975年10月24日，在中科院“纪念红军长征四
十周年大会”上，耀邦对济济一堂的科技人员说：“建国二十五年后的今天，请
我们科学院立下新的丰功伟绩的同志上台来，讲讲四个现代化的长征故事——新
的长征、新的长征故事。”他还认为，知识分子们的“五子”问题——房子（缺
房住）、妻子（两地分居）、孩子（入学入托难）、票子（工资太少）、篮子
（忙于刻苦钻研，常常吃不上菜），一定要解决！于是在“全面整顿”中，他首
先领导科学院起草了一份上报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
汇报提纲，反映了当时科技战线的真实情况，恢复了1956年周恩来总理《关于知
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正确论断。
然而十分可惜：不久涌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黑潮，耀邦跟着邓小平再次
受到了冲击……
1976中10月6日，那四个不可一世的人物去了该去的所在，在家深居简出的胡
耀邦又一次心潮澎湃，顿感大解放。他觉得我们这个党又有救了。他想到：为什么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折腾，使全党全国付出了无比惨重的代价，摧垮不了所
谓的“刘邓司令部”？而不可一世、大有靠山的“四人帮”却可以被一举粉碎呢？
归根结底，他说，还是个“人心向背”的大问题。
那么，在这历史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他认为第一要做的大事，就是中兴伟业；
而这中兴伟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狠抓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调动全中华民
族所有成员奔向“四化”的热情与激情。这种热情与激情，被压制得太久太久了！
粉碎了“四人帮”，陈云、叶剑英、邓小平就不约而同地率先提出必须首先解决这
个大问题。因为这是全国各民族的人心所向。
耀邦更掰着指头对人一一估摸过：“反右派”和“反右倾”反掉过多少万人；
“大跃进”中的“拔白旗”和七千人大会之后的“四清”运动又伤害了多少万人；
举国上下大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冤案迭起，哀怨声遍野。每一次运动都说
“坏人只占百分之五左右”，但不断地整来整去，多少个百分之五加在一起，天下
还剩下多少好人？
至于地富反坏中的“地富”，作为一个阶级早已被推翻被剥夺了，但作为这个
阶级中每一个具体的人，经过二三十年的改造分化，干吗老给人家压着沉重的铁帽
子？
同样，“反坏”中的绝大多数已服服帖帖，改邪归正了，为什么还压得他们喘
不过气来？
再说有些所谓的“地主富农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营垒中过来
的人，以及海外华侨留在大陆的眷属亲友中的许多人，过去在我们的革命艰难困苦
地向前推进的时候，都曾冒着倾家荡产掉脑袋的风险支持过我们的斗争、掩护过我
们的同志。我们当时和建国初期都曾尊称人家为“开明士绅”、“进步人士”、
“爱国侨胞”、“亲密的朋友”；但转眼间却几乎都成了“阶级异己分子”、“历
史反革命”、“海外关系复杂的人”。如果实在扣不上什么帽子，也成了斜眼看的、
不可信任的人。
这些人有多少？光是有帽子的“地富反坏右”就有大约三千万人；他们每个人
的背后又都有一大串亲属、朋友，加在一起少说也有两亿人，也都成了难以信任的
人。这样，普天之下简直就没有多少好人了！
十年“文革”，国家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就占当时国家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十七点
五；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地方副省长以上被审查的更达百分之七十五。其他
虽没正式立案审查，但也或长或短地被批一批、斗一斗、“微火烧一烧”，几乎无
一幸免。因此可以说，党内精英几乎被凋零殆尽！
如果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那么这种没完没了
地“与人斗”而到处树敌，弄得全社会的传统美德几乎荡然无存，那“解放全人类”
只能是空前绝后的大梦想，彻底葬送我们的伟大事业。胡耀邦认为：如要最迅速、
最彻底地解决这个人人自危的危机，只有迅速全面而彻底地平反一切冤假错案，重
新赢得人心。因之他把这归结为四个字：
人心为上！
粉碎“四人帮”后第六天，即1976年10月12日，叶剑英派他的儿子叶选宁去东
城富强胡同6号耀邦的家里看望胡耀邦。耀邦十分高兴地说：“祝贺你爸爸同华主
席他们一道，为我们的党和国家立下了不巧功勋！”
他接着说：
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
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
狠抓，人心乐开花。务必请你把我这个话带给你爸爸。
谈完正事，耀邦问叶选宁：“你能见到华主席吗？”
叶选宁反问：“你和华主席熟不熟？”
“很熟。我和他共事过一年半。”
“我可以想办法见到华主席。”
“如果你能够见到他，请你把‘中兴伟业，人心为上’这话也转告给他。”
耀邦这里说，他与华国锋曾共事一年半，是指1962年夏天，他作为中共中央委
员、中国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带职下放，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直到1964年
年底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期间，华国锋也是湖南省委
书记处书记，常常低头不见抬头见。但是自从请叶选宁捎去那几句话之后，耀邦不
但久久未得华国锋的回音，而与“中兴伟业，人心为上”，停止批邓、清理冤案、
生产狠狠抓的识大局、讲实际的要求正相对立的“两个凡是”，却轮番出台：
第一次，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在1976年11月30日的一次公开
讲话中，率先提出了“两个凡是”。
第二次，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
《学好文件抓住纲》，肯定了“两个凡是”。那时，不仅在“文革”中形成的，几
乎等同于党中央号令的“两报一刊”的余威犹存；而且在实际上，这篇社论就是由
当时分管宣传口的党中央副主席授命撰写并定稿，经党中央主席批准发表的。
第三次，1977年3月10日，华国锋本人在公开讲话中，也强调了“两个凡是”。
这三个版本，在个别词语的运用上虽然略有差异，但其中心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若以二、三两个版本为准，那就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
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如是，错误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是万岁、万
万岁，还要“每隔七、八年来一次”；
如是，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仍然是“反革命事件”；如是，“反击右
倾翻案风”、邓小平被人诬骂为“邓纳吉”，以及他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
党察看、以观后效”的决定照旧有效；
如是，建国以后几十年所有全国性的，涉及亿万人命运的重大冤假错案，统统
都不能平反昭雪！
所有这一切，都被归结为这赫然的四个大字：“抓纲治国”！这个“纲”，就
是“阶级斗争为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句话，还得“天天讲、月月讲、
年年讲”。抓着这个“纲”去治国，就是在继续狠抓“阶级斗争”的大前提下，去
治理我们这个几度被推向崩溃边缘的国家……
这等于给实事求是、高瞻远瞩的“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的战略主张，猛泼了
一瓢冰水！
对此，陈云说：从粉碎“四人帮”到第二年三月，仍然“大有杀气”。仍被闷
在家里“以观后效”的邓小平更直截了当地对人说：“两个凡是”不科学，不符合
马克思主义。胡耀邦说：这哪是“人心为上”，而是乱箭穿心嘛！
在第二个版本出来之前的1977年2月18日，春节，在中央苏区时代就与胡耀邦
亲如手足的冯文彬去看望胡耀邦。冯文彬看耀邦愁眉深锁，面呈重忧，对耀邦说：
“出门看看老同志老朋友吧，宽宽心！”耀邦说：“我哪儿也不去！”
时过八天，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副主席之一汪东兴，还有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
郭玉峰，找耀邦谈了话，耀邦还是哪儿都不去。直到3月10日华国锋也在公开讲话
中强调了“两个凡是”之后，3月2日，党中央副主席之一的叶剑英找耀邦谈了话，
耀邦在3月14日就去见了邓小平。
耀邦对小平说：“粉碎‘四人帮’之后，究竟人心在哪里？对全党命运攸关的
这种大问题，凡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的人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可是有些
人就是模糊得很！”
3月底，党中央下了一道命令：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
当他踏进颐和园北刚刚解冻的党校校园的时候，仍思虑重重，为针对“两个凡是”
寻觅一个精确的突破口而苦苦思索着。
“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一天下午，他把党校文史教研室从事古文研究的中年知识分子杨逢春，请到自
己办公兼宿舍的那座两层的灰砖小楼，对他说：
“我想让你写个东西，你敢不敢、怕不怕？”
“怕倒不怕，不过究竟写啥？”杨逢春说。
“是有关干部工作的文章。”
“可惜我对干部工作情况不甚了了。”
“这不成问题，我可以给你介绍情况；如有困难，还可以找两位同志帮助你。”
“那好，我尽力而为。”
此后耀邦抽空与杨逢春、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的叶杨、陈中，以及《人民日
报》的几位同志，聊了整整两个半天，讲了全国政治形势和落实干部政策的重要和
紧迫。
耀邦说：这二十年来，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生活
很不正常。一是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有时简直就是封建式的家长制；二是没有正
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一些坏人从中拨弄是非、诬陷好人。这是我们党执政后
遇到的一次长时期的深刻危机。粉碎了“四人帮”，本来有了彻底改变这种不正常
状态的极有利的条件，以全面恢复党的“八大”确立的正确政治路线。很可惜，没
有迅速利用这个大好转机。现在，党内很多同志都急于要求利用这个好转机；但是
要取得根本好转，还需要一个过程。对这样一个过程，虽不能操之过急，必须一步
一步地向前走，但也不能松松垮垮，得抓紧。
耀邦突然问：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他说从十年浩劫一开始，他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建议在座的也好好地想想这
个问题。
他说今后在党校，要真正地广开言路，真正地实行“三不主义”：不抓辫子、
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我还要加上一条：不装袋子！切切不可动不动就把一些道
听途说或诬蔑陷害人的材料，装进一个同志的档案袋！”
他回忆起在延安担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时的生活景象说：在革命战争年代，
我们的党集中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国民党固然比不上，任何民主党派也比不
上。所以常常能转危为安，最终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国后，又涌进了更多的
优秀人才，所以在三年过渡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从1957年开始
的二十多年来，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坑害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
没被坑害的只能装哑巴，甘当“白痴”；因为“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开不如睡”，
谈不上还有什么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激情来充分发挥他们的真才实学。那么剩下
来的，则多半是些庸才、奴才和鹰犬了！
这样的社会——耀邦说，还能谈得上什么突飞猛进？这二十多年在经济上，为
什么我们会落在日本、南朝鲜、新加坡后面，甚至连台湾、香港都赶不上？最根本
的原因就是把人心搞散了，把是非善恶的界线搞混了，与我们原来的宗旨背道而驰。
这些年为什么求神拜佛的人越来越多？就是因为“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得
理，不得不诉之于神”嘛！这是顾炎武说的。做梦也没想到，我们立志改天换地的
共产党人，竟也会像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那样，制造出大量的让人有冤无处申的冤
假错案！！
所以，耀邦说：现在要真正地拨乱反正，首当其冲的就是全面落实干部政策，
平反冤假错案，把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只有这样，
才能把数以千百万计的被迫害的干部解救出来，才能把压在各阶层人民心头的大大
小小的石头都搬掉，才能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生气勃勃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才能把我们白白失掉的时间补回来。要真正中兴我们的党和国家，非此莫属！
可是，耀邦一转语气说，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同志并不这样看。他们以种种口
实轻视甚至阻挠这项工作。因此我们应当从理论上阐明这项工作的正义性与必要性。
你们可以组成一个班子，搞出一个写作方案来；文章的题目可以叫做《把“四人帮”
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写作过程中如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
不必让秘书安排时间。
有人问：“文章可写多长？”
耀邦说：“太短了，恐怕引不起多大影响。我与胡绩伟同志说好了，《人民日
报》的一个版面有多大，文章的块头就多大。”
“多长时间拿出来？”
“在力求准确完善的前提下，当然快一点好。因为千百万同志和他们的数以亿
计的亲属，都在眼巴巴地望着哩！”
得到耀邦如此明确的指点，文章的写作进展相当快。耀邦首肯了杨逢春、叶杨、
陈中的写作提纲后，不到一个星期，就拿到了初稿，并字斟句酌地作了很多修改。
后来《人民日报》的同志也参与了修改，前前后后共修改了十七次才定稿。
定了稿，耀邦却让先放着，等待合适的时候再发表。等了一月又一月，他仍然
按文不动。他说，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积极筹备中；应该期待原来强调
“两个凡是”的同志，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后，能够接受党心为上、民心为上的观念
而改变原来的态度，和全党多数同志一起，化解人们心目中纵横绵亘于中国大地的
特大冰山。
但是，1977年8月18日闭幕的“十一大”，虽然取得了恢复邓小平一切领导职
务的重大进展，但在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这个头等重要的问题上，却
使人们很失望。华国锋面对代表着当时三千五百多万党员的一千五百一十位代表所
作的政治报告中，尽管也说了“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却只字不提“平反冤
假错案”，只说“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由此人们不禁议论纷纷。有人说：那么“文革”中不是“四人帮”的诬蔑不实
之词，“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诬蔑不实之词，等等，难道就应该永远被供着
吗？
这时，耀邦才感到，发表那篇文章的时机已经成熟。1977年10月7日，粉碎“四
人帮”的一周年，《人民日报》以整整一个版的篇幅全文刊发。
广大读者看得出这篇文章的精髓所在。
文章说：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特别重要的就是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因
为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被“四人帮”们摧残破坏殆尽。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他
们打击迫害革命干部比其他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更凶恶、更疯狂、更狡猾。他们大搞
法西斯专政，对革命干部进行诬蔑、造谣、栽赃、陷害，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他们在干部问题上的一整套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谬论和种种倒行逆施，
流毒深广，危害极大。但是，至今有些同志，特别是有些做干部工作的同志，由于
受“四人帮”流毒的影响，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工作很
不得力，致使一部分有路线觉悟、有工作能力的干部还没有分配工作，许多受审查
的干部还没有作出正确的结论，一些混进干部队伍的坏人还没有处理。这些都说明，
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仍然是一项严重的战斗任务。一切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都应该
积极地站到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最前列，坚决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
非纠正过来，决不能采取庸俗的自由主义态度。
此文一出，石破天惊！一月之内，《人民日报》就收到一万多封信件和电报，
文章作者两个月收到的可装两麻袋。这些来信来电者对文章表示百分之百的支持与
拥护。有的说：“深受感动，说出了千百万干部的心意”；有的说：“温暖了许多
同志的心”；有人则“希望继续大造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舆论，推动各有关单位落
实党的干部政策”；一位青年工人说：“听了广播，高呼‘共产党万岁’！决心把
自己的心血全用在平反冤假错案上。”也有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在长篇电报上说：
“我们全家人冤沉海底已有多年。全家老少边听广播边流泪。认为这下一大家子人
可盼到大天亮了。”……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定不拔之志。”
然而，要使每一个冤沉海底多年的家庭都能很快盼来这“大天亮”远非易事。
在这篇文章广为传播后，许多省市和中央部门对落实干部政策仍然在“顶牛”，其
中尤以一向都是“审干”、“定案”核心的组织人事部门为最。一个自称“中共山
东省委组织部干部”的人打长途电话责问《人民日报》：“这篇文章是哪里来的？
有没有中央文件作依据？如果你们不根据中央原有的文件精神办事，这么多的案子
咋平反？这只能搞乱局势，制造新的不稳定！”许多地方和部门的党委和组织人事
干部也振振有词地说“这事很难办”，缘由是：“前任首长批的，现在无权过问”；
“好不容易定了的案，现在不能翻烙饼”；“处理时有材料依据，不要再费事”；
“揭批‘四人帮’、抓革命促生产的任务重，顾不上再搞这档子事”……说得最软
和的，也是“问题太复杂，只能慢慢来”。
怎么办？
《人民日报》的一些同志和文章作者又一次在耀邦家里碰了头。耀邦说：这不
奇怪。自我们的党诞生以来，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些正确与谬误的重大斗争。有
时恰恰是谬误的一方占了上风，这风还是刮得很猛烈，简直是台风十二级。但只要
正确的一方沉着应战，坚持不懈地努力，最后总能取得胜利。现在我们也正处在与
一股新的“十二级台风”相抗衡的关键时刻。我们既然已经坚定有力地跨出了第一
步就决不后退，并努力扩大已经打开的突破口。
接着耀邦用苏东坡的一句名言鼓励在座的同志：“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
之才，亦必有坚定不拔之志”。他希望这些同志“都有当仁不让、坚韧不拔之志”。
那么在党的“十一大”刚刚结束后的这股“十二级台风”究竟风源起于何处？
人们的目光所及，最明显的风源就是当时由郭玉峰把持的中共中央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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