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突破“两个凡是”主阵地
重大突破口：“六十一人案”
一边进行决战的外围战，一边为平反“文革”中的一个轰动国内外的重大错案
的斗争，也在紧张尖锐地进行着。
这个轰动国内外的重大错案，就是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赵林、
李楚离、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等同志的所谓“六十一个叛徒”
案。所谓“叛徒”，就是在日寇势力蚕侵华北的1936年，经过中共中央的特殊批准，
这些在国民党北平监狱中的同志，在监狱主管者印好的“反共启事”上签个字而离
开监狱，积极投入抗日斗争的那段往事。
那时候，这些同志都被关押在北京草岚子胡同的国民党政府北平反省院。他们
当中，有北伐战争前1924年入党的老党员，和土地革命战争及“一二·九”学生运
动中白区工作的老干部，也有1936年在监狱中被狱中秘密党支部吸收的新党员，还
有当时还没有入党入团但积极要求抗日的热血青年。他们都是因为党的地下组织被
破坏，叛徒告密，或在大街上发表抗日演说、散发抗日传单而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
逮捕的。有些同志在被捕前，已担任了党或团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特委书记或
秘书长等重要职务。尽管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和残酷迫害，他们都一直与敌人进行
多种顽强斗争。有些人刑期早满，但拒绝在“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宁愿把牢底坐
穿。
1935年11月，二万五千里长征刚刚结束，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被秘密派
到天津，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其时日寇魔爪已深入华北，全国抗日运动再度掀起
高潮。北方局开展工作严重缺少得力干才。时任北方局组织部长的柯庆施向少奇同
志建议，可以让这些同志履行敌人规定的“签字”手续出狱，以解急需得力干部的
燃眉之急。同时他们还进一层考虑到，如不及时营救这些同志，不论是日寇侵占了
北平天津，还是蒋介石集团把这些同志转押到南京去，他们都有可能全部被杀。
经过慎重考虑，刘少奇同意柯庆施的提议，并上报党中央研究决定。党中央经
过缜密研究，让当时担任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代表党中央给刘少奇和北方局回电，
批准了这个非同寻常的决定。北方局立即将这个决定转致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李葆华，
让李葆华迅速派人巧送狱中党支部立即执行。李葆华和徐冰委派孔祥帧，通过秘密
渠道，向狱中党支部转达了这个决定，但狱中党支部一致拒绝执行。他们的理想是：
粉碎敌人的阴谋诡计，将来打着红旗唱着《国际歌》走出敌人的牢门。
1936年夏天，柯庆施等人再次写信，让孔祥祯辗转送到监狱去。信上说：“你
们知道谁给你们写这封信的？他就是中共中央代表胡服同志。”狱中党支部负责人
薄一波等几位同志都知道，“胡服”就是刘少奇的化名，这才勉为其难地着手研究
如何执行这个决定。从1936年9月开始，他们才断断续续地履行了狱方规定的手续
离开了监狱。事后，柯庆施对薄一波说：你们出来时还拿架子，三请诸葛亮……
1943年，中国共产党准备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薄一波作为晋冀鲁豫代表
团副团长，与代表团一起到了延安。在毛泽东的窑洞中与毛长谈时，他曾说到这段
往事。毛泽东说：“这件事我们知道。中央完全负责。”“你们在班房里做了很好
的工作。”
这次长谈后，薄一波整理了谈话记录请毛泽东过目。毛泽东在这个记录上批道：
“个人的进步和党的进步是一致的。”
第二天， 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也与薄一波谈了话。在谈到出狱一事时，任
弼时说：“中央完全知道，是刘少奇和北方局建议，中央作了讨论后让你们出来
的。”
后来，安子文等几位同志也与毛泽东谈了话。关于这件事，毛泽东作了同样的
表示。
1947年，康生率领中央土改工作团到了山东渤海区，帮助搞土改。1948年春节，
土改工作团全体成员回到渤海区党委所在地——惠民地区阳信县何家湾——过春节。
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刘格平请康生和土改工作团全体成员吃饭。
饭后，康生与团员张琴秋、毛岸英、凌云、于光远、曾彦修等人到村外散步。
康生从刘格平也在当年的北平军人反省院里坐过班房谈起，说到了薄一波等同志出
狱的事。
康生说，1936年，中央分析了全国形势，深感华北形势十分危急。抗日高潮又
已到来，迫切需要大量德才兼备的干部。但是很多有经验的老同志却在平津敌人的
监狱里。如果再不加紧营救，蒋介石就可能把这批同志转往南京。如日寇很快侵占
了平津，或者华北国民党政权汉奸化，这些同志就只有全部被杀。考虑结果中央决
定，让他们办理了出狱手续。当时很多同志都照办了，唯有不属薄一波他们这个党
支部的刘格平没有办，直到日本鬼子投降才出来，多坐了八年牢。
这个“饭后漫步闲谈”足以说明，康生对这段往事的曲折过程也清清楚楚，并
不觉得薄一波等人自己对这件事该承担什么责任。所有党的领导人对这件事的历次
表示，更说明这些同志自身在这一点上都清清白白、苍天可鉴。
正因为这些同志的狱中表现甚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又功勋卓著，他们
当中的不少人都被党的“七大”和“八大”选为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乃至中央政治
局成员。党的“七大”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于刘少奇为代表
的白区工作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所有这些都只能得出这样一种结论：薄一波等同
志于1936年奉党中央之命， 以那种方式离开敌人监狱，根本不存在任何问题。
但是，日月轮转，三十个寒暑过后，这突然成了特大问题。1966年8月4日，毛
泽东贴出《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前一天，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为呼应彻底整垮
刘少奇，下令在已很庞大复杂的“彭罗陆杨”专案组中，悄悄塞进与刘少奇密切相
关的“1936年”专案或简称“三六”专案。
这时，这批老同志中已有十九人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为党为人民壮烈捐
躯，或在建国前后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另有二人在战争的生死关头，没能经受住
新的严峻考验而叛变，被自己人处决。“文革”时仍健在的只有四十人，其中二十
二人担任着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的领导职务，乃至国务院副总
理；另有十三人为省政协副主席或司局级干部，其他人为一般职务。
对所有幸存的这些同志，康生、陈伯达、江青、关锋、戚本禹、谢富治等人到
处煽动学校的红卫兵予以揪斗迫害。他们对那些不明历史真相的年轻人煽动说，
“这些变节分子叛党的最大组织者就是刘少奇”；“安子文，还有薄一波、刘澜涛，
占据了组织部、监委、工交等很多主要部门，权都掌握在他们手里，实行的是资产
阶级专政”。康生在军委扩大会上说：“北京这六十几个人，只是刘少奇的叛党组
织路线、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的一个例子。”接着康生又到安子文担任部长的中央
组织部去说：“南开‘八·一八’、北航‘红旗’，他们组织了‘三六’专案抓叛
徒的联合调查切，应该向他们学习。”
在这个杀气腾腾的过程中，尽管周恩来多次出面劝阻，给有关方面打电话、发
电报，说明这个问题由中央负责，这些同志本人是清白的；李富春也给正在广州养
病的薄一波发电报，叫他“千万不要回北京”；但是由于康生等人的大肆煽动，各
地纷纷成立了“抓叛徒战斗队”，把过去所有被敌人逮捕过但已作过正确结论的同
志的旧案统统翻了出来，甚至无中生有，制造了一大批又一大批的冤假错案。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
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文件。随之，过去在南京、苏州、济南、太原、新疆
等地国民党或侵华日寇监狱中囚禁过的老同志，以及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干部，几乎
全都被罗织罪名、栽赃陷害，成了被造反派任意揪斗拷打凌辱的“叛徒集团”；株
连所及，冤狱遍布全国。
此后，薄一波等六十一人也被正式肯定为“叛徒集团”。不但这四十位老同志
悉遭残酷迫害，他们的家属、子女、亲友、老部下、老同志，受到株连审查与迫害
的成千上万。
1975年邓小平就说过：六十一人的问题必须解决！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小平同志说：六
十一人的问题必须解决。把那件事的责任归咎于他们是不公道的。
然而，由于“四人帮’’捣乱作梗，这个问题不但没能得到解决，而且中央专
案组及郭玉峰主持的中央组织部还再次派人对这些同志进行威胁，强迫在北京已被
解除“监护”的老同志离开北京：安子文去了淮南，刘澜涛也去了安庆；与“三六”
专案毫无关连的彭真，也被勒令去了陕西。他们也勒令薄一波去河南南阳，并派来
了河南省公安局的三个人要押着去。薄—波波坚决不从，并再三抗议，才被勉强留
在北京。
专案组的人警告薄一波：“你讲这个问题（指1936年出狱经过），一定要避开
‘毛主席、党中央知道’。你不讲，对你有利；讲了就对党不利，对你自己也不利。
如果你照我们的意见办，将来我们解决你的问题时可以从宽考虑。”
对薄一波的这类警告或“提醒”，不止三次五次。
对刘澜涛等人，专案组的人也是这样说：“不要写36年履行手续出狱的事‘中
央同志都知道’。你要把这一历史事实抹掉，从粉碎了“四人帮”，尤其在1977年
7月党的“十一大”恢复了邓小平的原有领导职务之后，薄一波等人及其亲属子女
再次申诉要求平反这个重大错案。
1977年11月11日，当年曾向狱中党支部转达过党中央指示的当事人孔祥祯，此
刻也再次向党中央写信说：“为了给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监狱送信一事，我受了八年
监禁、两年下放，身已瘫痪，现犹末痊愈。幸由叶副主席批准我今年回京，现在北
京医院治疗。在我九死一生之际，常有一事，使我耿耿于怀，日夜难忘者，即对北
平军人反省院一些干部出狱的事实，不能使组织上和群众彻底明了当时的情况，实
在心常戚戚。为何这样说呢？因为张闻天早死，柯庆施去世，徐冰身亡，殷鉴早殒；
而亲身经历其事者，只我一人，我若不说，谁还能详细说出来这件事情的经过呢？”
孔祥祯在信中还特别强调：“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事关几十个干部政治生命
的大事，若不及早报告中央，一时个人命尽，真会使我死不瞑目，遗憾九泉了！”
接着，孔祥祯在信中还把1936年北方局如何提出、党中央如何批准、柯庆施如
何布置给李葆华和徐冰、徐冰又如何通过他两次给狱中党支部传达党中央指示，以
及后来薄一波等人出狱的经过，等等，都作了详细的令人信服的说明。
但是，中央专案组和郭玉峰为部长的中央组织部的一些人依然冥顽不化，又一
次逼迫薄一波离开北京城。薄一波也照样坚决不去。正在这无法调和的相持中，耀
邦到了中央组织部。他觉得，必须迅速掀掉扣在薄一波等同志头上的这口大黑锅。
对此，中央专案组的某些人却大为震怒、大发脾气：“现在的翻案风如此猖撅，都
翻到我们的头上来啦，这还了得？”
了得不了得，先打开一个小小突破口
恰巧，这时与“六十一人”密切相关的一封申诉信，经过邓小平、汪东兴的批
示转到了中央组织部。
申诉人是位女同志，名叫王先梅，“六十一人”之一王其梅的遗孀。
王其梅当年离开敌人监狱才二十二岁。“九·一八”事变他十七岁，在北平读
大学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大同盟，担任支部书记；1933年1月加入共青团，同
年7月转为共产党员。党组织派他去从事兵运工作，他就毅然离开大学，去国民党
军队当伙夫、车夫、勤务兵、马奔，积极发展军人党员。1935年“一二·九”运动
中，他担任北平学联交际股长，奔走呐喊于街头巷尾，不久被叛徒出卖面被敌人逮
捕入狱。1936年秋天出狱后，他奉党的派遣，去开辟豫东根据地，建立党的地下组
织和发展抗日武装，历任区委书记、县委书记、特委宣传部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中，历任特委书记、地区党政军委书记、地委书记、旅政委、军分区政委和司令
员、师政委、军副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十八军副政委兼进藏先遣支队司令员
和政委，首先率部解放昌都进入拉萨，随之被调回昌都兼任十八军后方司令部政委
和昌都地区分工委书记，指挥部队修建川藏公路；“文革”前，他又担任中共西藏
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和西藏军区副政委。
虽然王其梅功高位显，但他一直艰苦朴素，对文恬武嬉骄奢淫逸之风深恶痛绝。
1955年实行军衔制后仍十分注意节俭，除买书和接济困难同志外，他从每月三百多
元工资中省下二百元。虽然他与王先梅已有五个孩子，需要抚育，而他认为让孩子
们自幼多吃苦，有好处。“三年灾害”期间，他将五年来节省下的一万多元全部献
给国家，以解国困于分毫。据认为，这是当年有此义举的唯一高干。
康生等人酿造了“三六”大案，身患重病的王其梅在1967年8月就被迫害辞世。
他在北京的家，也早被查抄封门。他的妻子王先梅是十四岁(1938年)参加新四军、
十五岁参加共产党的老同志，此刻与四个未成年的孩子分住四处。年岁稍长的大女
儿要求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或云南农场都被打了回来，说是“没资格”。为了生
存，她自己扒火车去了内蒙阿荣旗插队务农。王先梅后来把分住几处的八岁到十六
岁的两儿三女都收拢在一起，去了她所在的轻工部江西“五七”干校。
在干校，孩子们也服从分配，打鱼、割草、放鸭子、喂牛、种地、挑百来斤重
的大粪桶，派啥干啥，但同工而无酬。他们的父亲含冤去世后，周总理批准给每个
孩子每月十五元抚养费，西藏军区却拒不执行，他们六年未见分文。他们全家烧水
做饭，只能去附近钢厂捡煤渣，也被干校的连长说成“太丢人”！这样，孩子们常
常清晨五点外出打鱼，直到傍晚才回家，在外挨饿十二个小时。
1973年5月，江西干校撤销，按规定，没工作的孩子应随父母回北京，王先梅
才把孩子们带回北京。周总理再次批示，才开始发给这些孩子的生活费。但轻工部
仍未能对这些孩子一视同仁，而将他们的户口，转去河北固安县五七干校。后来，
大男孩掌握了制作和修理大小提琴全套工艺，并会修理钢琴做道具，报考海政歌舞
团，文化素养、艺术技能、个人历史等等全部合格，只因其父在“三六”专案中一
直悬而未决，而未被录取。小女儿在外地读初中，年年都是三好生，到北京读高中，
又被评为三好生，并被选为团支部书记、优秀团员。在天安门广场先后召开的毛主
席追悼大会和粉碎“四人帮”庆祝大会，学校其他各班的团支部书记和支委都参加
了，唯独她这个团支部书记不能去，也因其父是“三六”案成员。
历遭如此许多不平事，王先梅心境很难平静。1977年12月8日，她向小平同志
写了申诉信，信中简单叙述了孩子们的遭遇，接着说：
“我曾于上月多次找总政治部有关单位，同时也写报告给总政治部领导同志并
报中央领导同志，如实反映了上述情况，并明确表示：对于我爱人的问题，我和我
的子女坚决遵照党组织对他的结论正确对待，同时恳切地要求党组织能使我的子女
得以享受党的政策范围内的政治权利，不因其父的问题受到影响，以便发挥他们的
特长。”
“党早有政策，出身没有选择的余地，‘重在表现’。但一些地区和单位在具
体执行中，政策往往不能兑现。十年来，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常常遇到不少实际
问题而得不到解决。根据党的政策和孩子们的现实表现，我感到对他（她）们说服
无力，我和孩子们的心情都十分沉重。”
经过一番辗转投递，此信到达邓小平面前已是12月25日。邓小平当即批示：
“请东兴同志批交组织部处理。王其梅从抗日战争起做了不少好事。他的问题不应
影响其家属子女。建议组织部拿这件做个样子，体现毛主席多次指示过的党的政
策。”汪东兴看了也接着批：“请耀邦同志阅办。毛主席历来有指示，应区别对待，
不能歧视。”
12月31日中午，耀邦才看到了党中央两位副主席阅批过的这封申诉信。他立即
找了几位同志研究并决定：应把这个问题的解决，当作彻底平反“三六”大案的突
破口。
当天下午三时许，耀邦委派的中组部一位副局长王建梅和王盛湖两位同志，就
找到了右安门王先梅家的两间房，传达了两位副主席的批示和耀邦的嘱咐。王先梅
和她的子女都激动得流着泪，一再表示感谢党中央对他们的关怀；党中央领导同志
的批示，从政治上解放了他们。当问到还有什么要求时，王先梅说：对王其梅的结
论应该重新做。至于我自己，组织上已经十年没让我工作了，我要求尽快恢复工作。
另外按党的政策，应该给孩子们出路，够参军条件的，就该让他们去。
1978年元旦后不久，王先侮回到了轻工部，担任科研室外事处长，仍做外事工
作；大儿子被批准参军，去了海政文工团；学医的二儿子，去了北京市政府附近的
椿树医院；小女儿考上了北京医学院。
1978年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为王先梅及其子女落实政策的消息和《王
先梅同志写给中央领导同志的信（摘要）》，并发表了该报评论员文章：《落实干
部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
评论员文章说：当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必须扭转宁肯“左”一点的错误倾向。
有的同志受“四人帮”流毒影响，不敢正视事实，搞过头了也不肯纠正，把正确落
实党的政策看作是“右”的表现。他们不了解，对待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对一个人
的正确处理和妥善安排，不光是一个人的问题，而会牵涉到周围许多人和影响到一
大批人。这关系到党的路线和政策，关系到党的事业，我们要一丝不苟，认真负责，
积极主动去解决。
这组消息、信件摘要和评论员文章的发表，并经中央电台的多次广播，引起广
泛反响。各地给中央组织部、《人民日报》和王先梅个人的信件纷纷而至。熟知
“六十一人案”的人认为，对王其梅同志家属和子女的政策的落实，评论员文章又
说了那样的一大段话，说明康生们蓄意制造的“三六”大案的平反昭雪已指日可待，
刘少奇冤案的平反也只是迟早的事。
然而，人们对这种事常常想得太天真。
扩大突破口时的激烈较量
一天，耀邦向主管中央级重大案件的汪东兴和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又一次
写信提议，是不是把包括“三六”专案在内的这些重大案件统统转交中组部复查处
理的时候，汪东兴等人仍然不以为然。他们说：只能把中央专案组第一、第二、第
三这三个办公室对一些案件的审查结论交给中组部，而有关的旁证材料、审讯记录、
被审查人的申诉等等的文书档案，仍由中央专案组保管。同时，耀邦与中组部同志
的这些举动，都一一被人传到了汪东兴等同志那里。后者觉得，有必要予以釜底抽
薪。
上文谈过：1978年6月9日，汪东兴和纪登奎、吴德，曾找耀邦与陈野苹谈过话。
那次谈话，中央专案组第一办公室的几个人也在座，他们单刀直人地谈了“六十一
人”问题。
汪东兴说：中央专案组的第一办公室和第三办公室，是“文革”刚起步时党中
央决定成立的，由华国锋同志和我们三个人（指汪本人和纪登奎、吴德）直接负责
的。这两个办公室的案子，都是经过毛主席批定的。现在座继续贯彻毛主席的指示，
也要贯彻华主席的指示。“六十一人”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
不能随便翻过来。还有彭德怀、陶铸等人的问题，也不能随意翻过来。所以，关于
这些案子，还是原来的那句话：结论材料可以交给组织部，而文书档案不能交。另
外，关于一、三办的所有其他案子，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也可以交给组织部；属
于敌我矛盾的，都不能交。
第一办公室的人更盛气凌人。他们一位姓范，来自海军某部门；一位姓杨，来
自陆军某个学院。他们以命令的口气对耀邦和陈野苹说，中组部不得为“六十一人”
翻案，并说，帅孟奇（深受大家尊敬的帅大姐）的“叛徒”案也绝对不能翻。
耀邦明白：这实际上是开他的批判会。他先洗耳恭听，然后才开始答辩。他说：
真正的材料都在文书档案里。比方说，这个案子缘何而起？调查所得的旁证材料究
竟如何？结论中所引用的材料是否有失偏颇？我们今天复查这些案件，比方“六十
一人”的案子，那个“启事”是有的，但这个“启事”是怎么来的？只有摸清这些
背景，才能真正地分清是非功过，分清组织与个人的责任。“六十一人”问题，早
在“七大”时就已作过正式结论。当时我们很多人都在延安，记忆犹新。事隔三十
年，为什么又要翻开这本已经一清二楚的旧账？对这本账，康生本人也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他是唯恐天下不乱，蓄意整人，抬高自己．浑水摸鱼。耀邦最后说：
中央专案组第一办公室、第三办公室的案子，几乎都是“叛徒”、“特务”之类的
敌我矛盾，哪有什么人民内部矛盾？为了对党对同志负责，我们的意见还是交给组
织部复查，还是统统交。
当然，这个要求不可能被汪东兴等人所接受。
如是，就必然带来这样一个大难题：这许多所谓的“结论”，无非仍然是按照
康生等人当年设下的框框，仍然肯定这些同志是“自首变节分子”，是“叛党”、
是“刘少奇招降纳叛组织路线的一部分”，全都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给予一二百元多少不等的生活费，已被迫害而死的就听其死去。
对于汪东兴、张耀祠和中央专案组的这种态度，胡耀邦没有再对他们说什么。
因为不少人都知道，中央专案组是由怎样的一些人组成的。其中开始审查“彭罗陆
杨”案，后又加进“六十一人”案的中央专案组第一办公室副主任，恰恰就是薄一
波担任晋冀鲁豫军区副政委兼太岳军区政委时的一位老部下——太岳军区所属第一
纵队下面的一个团的政治处主任。“文革”开始十多年来，他在林彪、康生、“四
人帮”的指使下，对他的老首长薄一波及其他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竭尽迫害之能事。
“四人帮”的猖狂时代一结束，仍在冤案阴影笼罩下的薄一波为了给这位步入
歧途的故旧创造一个回心转意的余地，特地拜托当年同在太岳军区的另一位老战友
去向这位故旧捎了口信，希望他利用拨乱反正的大好时机一改旧习多做好事，向新
的党中央提供全部实情。
没想到，这位听了口信的故旧一下从沙发上蹦了起来，气急败坏地说：“这不
可能！‘六十一人’的案件永远翻不了！这是中央定了的，毛主席批了的！”
耀邦和许多同志还知道，翟秋白同志的遗孀杨之华大姐直到病重垂危之际，中
央专案组的有关人才假惺惺地宣布对她“解除监护”，送往北大医院治疗。送到医
院不久，杨之华大姐就含冤死去……
这对耀邦等人来说，虽痛心疾首但并不感到惊奇，他们知道，一些专案人员在
办“专案”过程中，是如何残酷迫害许多老革命的。别的不说，单以贺龙元帅专案
组为例，在这个“主案组”之下还设有十几个“分案组”：总参的王尚荣专案组，
雷英夫专案组；总政的金如柏专案组，李贞专案组；装甲兵的许光达专案组；通信
兵的陈鹤桥专案组，樊哲祥专案组；工程兵的谭友林专案组；北京军区的廖汉生专
案组；成都军区的黄新廷专案组，郭林祥专案组；武汉军区的杨秀山专案组；新疆
军区的张仲翰专案组；空军的成钧专案组，向黑缨专案组；国家体委的荣高棠专案
组，等等。这些被“专案”的对象，都曾是不同革命历史时期贺龙同志的老部下，
其中绝大部分是贺龙同志统率的红二方面军、八路军一二○师和晋绥军区的老干部。
另有一位是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据说就因为秦基伟的夫人曾是西南军区的保卫
干部，是贺老总为他们牵线做媒的，秦基伟也由此而被关押在一个部队农场长达七
年之久。
这些专案组，其凶残冷酷狡诈犹如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刑讯、逼供、诱供和
制造伪证成了公开的秘密：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的专案人员在他的床头吊了一个三
百瓦的大灯泡，不交代“贺龙乞降通敌情况”，就折腾得他整宿整宿不能睡觉；总
参作战部长王尚荣被整天罚站，不准解小手，硬逼他交代所谓的“贺龙罪行”；装
甲兵副司令员顿星云拒绝参与诬陷贺龙和许光达，被专案人员猛一拳打瞎了一只眼；
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通宵达旦罚跪，半边脸被抽打得黢青乌紫，骨瘦如柴，便脓
流血；工程兵副司令员谭友林被连续几昼夜地突击审讯，险些死于狱中……
一位将军被打得通身剧痛实在没法忍受，被迫接过纸笔。接专案人员的口授、
写下了贺龙在洪湖根据地大部分失手后，曾与蒋介石派去湘鄂川黔边区诱降的“特
使”熊贡卿“议妥”叛变的条文，尽管贺龙当年及时向党组织做了汇报，并当众公
审枪决了熊贡卿，根本没有所谓的“议妥”叛变的影儿。数日后，又有一位贺老总
当年的老部下被屈打成招，“证明”贺老总当时之所以叛变未遂，是因为遭到红三
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抵制和反对，出于无奈才杀了熊贡卿。
在所谓的贺老总“现行问题”上，贺老总的一位老部下也未能忍受住专案人员
的残酷折磨而信口胡诌，说贺老总为研究“兵变”先后八次召开“黑会”，着重研
究如何在各大军区和各军兵种安插亲信夺取领导权，以及掌握控制部队等问题，并
将兵变时间确定在10月1日，第二天这位骨头欠硬的人翻供，专案组便对他进行更
加凶狠的批斗．叫做“打他的态度”；这位软骨症患者几次翻供均被一一打了回去，
专案组非要他“假话真说”不可。接着专案组按他的“坦白交代”提审了另外两个
所谓“参加黑会”的人。酷刑之下，这两位也分别承认到“会”了，但参加会议的
时间和地点，都与那位软骨症患者的“坦白交代”捏不到一块儿。但主案组“分析”
认为：肯定开过“黑会”。这么大规模的兵变计划，不开会各军区、各军兵种怎么
统一到位？因而要求所属所有分案组一律以那位软骨症患者的“坦白交代”为准，
“兵变”时间统一在10月1日。
历史就是这样被强暴编造的。从此各分案组竞相大打出手，只求目的而不择手
段。一位瘦小体弱的将军已被罚站二十三个小时了，浑身一软便栽倒了。一个块头
很大的专案人员走上前，拧住他耳朵将他拎将起来，可手一松，他又像一滩泥似地
瘫软下去。一旁的好几个专案人员冲上去用翻毛大皮鞋猛踢他的小腿，疼得他抱住
腿满地乱滚哇哇直叫，直到他喊了声“我交代”，那疾雨般飞踢来的“翻毛脚”才
收住劲。一个专案人员将一支笔往他手里一塞，诱供说：“好好坦白，那天是个节
日！”
“五一？”
“妈的，不对！”
“那就是‘七一’？”
“还不对！再想想，是个很大的节日！”
“那就是‘八一’了！对，‘八一’建军节，我们军队的重大节日！”
“还是不对！不过差得不很远了，再给你二十秒钟考虑！”
“难道是‘十一’？”
“唔，到底是哪天？说！”
“‘十一’，是‘十一’！”
“好吧，那你写下来！”
专案组人员认为这是“斗争的需要”，不以为耻！
被迫害得最苦最惨的是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那些打手故意将面条倒在楼
梯上，逼迫许大将趴下去舔了吃，并放肆地呵斥说：“你中央委员有什么了不起？
你大将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想什么时候斗你就什么时候斗你！”他的专案组组长、
装甲兵保卫部的某位副部长，在审讯时攥紧拳头带头朝许光达当胸一拳，打手们纷
纷赤膊上阵，几次打得许光达心脏病发作昏死了过去。在场的医生将他弄醒，打手
们接着再打，直打得他内伤累累，却不见出血。打手们打得他站不住了，就把他按
在藤椅上打。有一次，一个狗熊般粗壮的汉子飞起一脚，将许光达连人带椅踢翻，
然后又把他揪将起来扔回椅子里，鲜血浸透了他的白衬衣和被强行扒掉领章的军装。
专案组还对许光达施行车轮式滚动审讯。一次，身高一米八以上的一个姓党、
一个姓都的两个大块头，一左一右地反拧住许光达的胳膊，将他的腰摁弯了九十度，
主审人硬要他承认是“贺龙兵变总参谋长”，许光达据理力辩，坚决不承认，那个
姓党的打手一拳又一拳地猛打许光达的腹部，边打边狂叫：“我干脆让你白刀子进
去红刀子出来算了！”
姓党的打累了，姓都的上，同样边打边叫骂：“你过去说我是小贝利亚，老子
今天就打你这个老家伙！”直打得许光达口中的鲜血顺着嘴角往外流。
许光达的身体终于被彻底摧垮了！1968年11月到1969中1月入院治疗六十天，
仍受审七十九次，被逼写所谓的交代材料二十五份；又一次住院八十一天，受审二
十九次、逼写材料二十九份。1969年5月23日，许光达已报病危，专案组仍加紧审
讯。5月31日，即许光达悲辞人世的前三天，人已卧床不起，专案组还将他拖下地
向毛主席的像请罪！1969年6月3日晚十时二十分，许光达在既无医护人员看护、又
末获准亲属陪护的情况下，惨死于病房厕所的马桶上！只隔六天，即1969年6月9日，
被折磨得骨瘦如柴不成人样的贺龙元帅于上午八时送到三○一医院，于下午二时也
离开了人世……
这些，都是如此这般专案组的罪恶记录！！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的谈话中坦率承认：
“我看贺龙同志（被）摘错了，我要负责任呢！”对贺龙“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
龙不好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
1974年9月，邓小平恢复工作时，贺老总的冤案终于得以昭雪。1975年6月9日
——贺老总辞世6周年，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和党中央参加了贺老总的骨灰安放仪式，
对贺老总作了高度评价，再次肯定“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这也等于为受“贺
龙专案”株连的所有受害者恢复了名誉。但是“四人帮”和搞专案的一些人，竟然
把周总理抱病参加的贺老总骨灰安放仪式诬称为“复辟翻案的典型”。时至1978年
的此时此刻，胡耀邦要求将中央专案组的一切档案材料转到中央组织部统一复查处
理的当儿，有关专案组的一切违背党的传统精神的黑暗内幕，对胡耀邦和中组部的
老资格来说，又早就不是什么秘密。对如此专案组的一些人，在平反冤假错案上，
你还能抱什么“善哉善哉”的指望么？耀邦断然决定：对这些重大案件复查平反，
中组部只能另起炉灶！
另起炉灶，兵责神速
耀邦一回到中组部，立即把干审局及政策研究室的一些同志请到自己的办公室
说：“有个案子，你们敢不敢翻?”
“实事求是”。人们都这样回答。
“可是要担大风险的哟！”
“再大的风险”，有人说，“还能超过‘四人帮’的？”
耀邦说：“对，要有这份勇气！”
耀邦说：按照党的一切工作都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是对伟大领袖晚年搞错了
的事，也应该予以纠正。有些人硬扛着“两个凡是”牌子不放，坚持一错到底。针
对这种态度，我们能不能这样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与处理，不
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
地改正过来。简单地说：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付‘两个凡是’的盾！请
大家议议行不行？”
大家说，应该这么办，这既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又简明有力。这时，耀邦
才向大家谈了这次与汪东兴等人的正面交锋，并下达了准备“另起炉灶”的动员令。
但为稳妥起见，耀邦觉得有必要首先取得叶剑英、邓小平的支持。一天，他向
中央负责人汇报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时，反映了“六十一人案”中许
多人及死者亲属要求复查的强烈愿望，并表示中组部准备进行复查。
不久，邓小平又接到了有关“六十一人案”的两封申诉材料。6月25日，他在
其中一封材料上批道：“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实事求是问题”。7月4日，
华国锋也指示胡耀邦：“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
报告。”耀邦随即指定干审局副局长贾素萍等四位同志，全力投入这项工作。
耀邦说：作为专案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那个“结论”所依据的有关材料，都
是中央专案组已经整理好了的。真正有重要价值的实事求是的东西，恰恰是戴着有
色眼镜的人们最不屑一顾的。他们可算是做到了各尽所能地“各取所需”，把被立
案的人置于“永世不得翻身”之地而后快。事实上，一个重大的案子，究竟是何原
因搞起来的，这必须查清楚。在搞的过程中，中央专案组当然也作过一些调查；但
那是“各取所需”的调查。他们所需要的，如获至宝；他们认为不合“口径”的，
就不会写到结论上去。而这没被写到结论上去的一些真实情况，如果光看那个“结
论”是看不出其一丝痕迹的。所以，我们这“另起炉灶”，就必须下功夫对能够提
供原始材料的地方和人都走访一遍，看看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么回事。这
样，才能还历史事实之本来面貌，才能分清哪些是当事人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哪
些责任应是组织领导方面承担的。这样，才能真正地是非分明，对党对同志高度负
责。
说完，耀邦又叮嘱他们：此案关系重大。为减少阻力，先不宜声张，要审慎、
精细、踏踏实实地调查研究，珍惜每份资料，争分夺秒，争取三个月复查完毕，写
上复查结论，在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拿出来。
谈完话，正好吃午饭，耀邦也拿着自己的碗筷，和大伙边走边聊地向大食堂走
去。他说：如果不把“两落实”（指落实干部政策，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抓得紧紧
的、搞得美美的，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不会扬眉吐气。而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
案的最大突破口，就是对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这些同志的特大错案的
平反昭雪……
进了大食堂，卖饭的大师傅一眼瞅见胡部长排在大老远队尾，连连大声招呼：
“胡部长！您靠前来；您工作忙，靠前来！”耀邦说：“大家都忙啊！你就顺着来
吧！”
耀邦买完饭，像往常一样，与大家围在一起边吃边聊。耀邦说：现在很多人都
知道我们这儿又是“党员之家”了。既然是“党员之家”，我们就要形成这么一股
风气：多跑门可罗雀的寒门，少走车水马龙的大户。一句话：多走冷门，少走热门。
“老贾”，他转脸对坐在一旁的贾素萍说：“你能不能先抽空去看看薄一波？”
这不用说，以后当然也该去看看刘澜涛、安子文等人。虽然六十年代初，耀邦
从湖南调往西北局担任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之后，为制止时任西北局第一
书记的刘澜涛在“四清”运动中的“左”倾路线对农村广大基层干部的无情打击和
残害，曾被刘澜涛整了又整，整得很不轻；但是他很欣赏的“以天下为量者，不计
细耻；以四海为任者，不顾小节”的那种品德，不是光要别人去学习和实践的，他
仍然决心为包括刘澜涛在内的“六十一人案”的彻底平反而勇往直前……
贾素萍，一位忠诚干练的老同志。革命战争年代，她就担任过太行兵工厂的党
委书记。她急忙答应耀邦：“这就去”。
当天下午，贾素萍一行四人就去探望了无家可住而临时栖居于西直门外国务院
第二招待所的薄一波。在第二招待所传达室，贾素萍一见这位须眉皆白，被“造反
者”打伤了一段脊椎骨而直不起腰的老者，便十分热情地上前问候，并伸出手：
“薄一波同志，您好！”薄一波顿即感动得涕泪交流。十多年来，不少的红卫兵、
专案组无数次地对他调查审问，从不称他为“同志”，也不通报单位姓名，更没有
任何让人稍稍过得去的结果；而此刻站在面前的中组部派来的贾素萍等四人，不但
亲亲热热地称他为“同志”，还说明是奉耀邦部长的委托特地前来探望他的，所以
他激动异常。
“今天我们先来看看您，联系一下”。贾素萍说，“请您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
找个时间，我们再来听取您的意见和要求。您看怎么样？”
“不”，薄一波兴奋而急切地说，“我的身体很好，不必另约时间，今天就谈
行不行？”
边说着，薄一波就把贾素萍们请到自己的房间，一口气谈了七个多小时，一吐
十多年来的悲愤和夙愿。
从此，贾索萍一行四人冒着盛暑，在京城到处奔走。他们找到了与“六十一人
案”有关的周仲英、马辉元、刘有光、朱则民，孔祥祯等多人并逐一交谈。孔祥帧
在交谈中指着自己已经残废了的双腿说：“过去红卫兵和专案组的人多次来，口称
调查，可是比审讯还凶。我说的都是真实情况，他们全不信，还要逼着我在他们写
好的诬陷的结论上签字；我不干，他们就整我，把我的双腿都整残废了。他们后来
再找我‘调查’时，我就不再同他们谈一句话，给他们吃闭门羹！这次你们来了，
我衷心欢迎……”
8月上旬，贾素萍一行飞到了安徽合肥。一下飞机，江淮的炎热使他们好像突
然掉进了蒸锅一样，但他们还是立即前往安庆，在一间小平房里找到了刘澜涛。这
位原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从西安被揪到北京，关押审讯了八年。1975年5月28
日，他虽然被从监狱中开释出来，但专案组仍把“叛徒”帽子扣在他的头上，不给
他自由，不许他和任何亲友见面，并逼迫他“下放”安庆。为此他写了一首小诗：
“一九七五五二八，十年出禁总作罢。云海苍茫君何往，党是亲娘神州家”，以表
明对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志。现在见到了“党员之家”派来的人，让他倾述他们当年
在敌人的监狱中与敌人的斗争，以及他的一家在自己人的“文革”中的悲惨遭遇，
富有理智而坚强的刘澜涛不禁热泪滚滚。他热诚地要用自己在院子里种的菜豆角亲
手做菜，招待贾素萍一行。贾素萍说任务紧，婉言拒绝了刘澜涛的盛情，又仆仆风
尘地赶到淮南去见安子文。
被幽禁于淮南的安子文，面对他在“文革”前做了十多年部长的中组部来的同
志倍感亲切。他回想“文革”中被揪斗、被踢打拧掐，遭受过许许多多的迫害与凌
辱，以及康生们强加的“叛徒”罪名，原以为人们早把他忘得一千二净，或仍然对
他歧视敌视，谁知贾素萍一行不仅带来了部分同志的关怀与问候，还带来了平反冤
案的希望。他刹那间苦屈难诉，呜呜痛哭不已。
贾素萍一行结束了在安徽的调查访问，又快马加鞭地赶到山东、天津和吉林，
然后再折往西安，去访问一位年过七旬的知情人。连续数月，他们走访了“六十一
人案”中所有受迫害而仍健在的同志，研究了他们及其家属子女的一摞摞申诉材料，
查阅了中组部保存的这些同志档案中的各人有关出狱经过的自叙，调阅了大量敌伪
档案，走访了1936年担任我们党北平市委书记的李葆华、党的“七大”期间熟知代
表资格审查情况的中组部干部科长王鹤寿和晋冀鲁豫代表团的另一位副团长王从吾，
并请他们都写了书面证明材料。
“文革”伊始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的宋任穷，也写了证明材料，证明周总
理当时曾给他一个电话，让他这样回答“揪叛徒战斗队”的红卫兵：“赵林（中共
吉林省委书记）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不能让小将们在这个问题上胡乱发难。
张闻天同志的老伴刘英也写了一份材料。她在材料中认真回忆当年张闻天作为
党中央总书记，是如何与毛泽东、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研究批准了刘少奇的那个
建议，并给刘少奇回电的。
中组部同志的调查研究紧凑而大有成效，直累得贾素萍心房纤颤，患了心脏病。
写证明材料的同志也争分夺秒。1978年8月21日，闷热的夜晚，于光远汗流狭背地
跑到仍是“摘帽右派”的曾彦修住处，急急如令地说：“快快快，关于‘六十一个
人’的问题，耀邦要我们赶快写出证明材料。就是四八年春节，刘格平请吃饭之后，
康生对我们谈的那段话”。
曾彦修一听，连忙摊开纸，挥汗疾书。写完，两人签了名，于光远拿了就走，
连夜送到耀邦家。
耀邦连忙挑灯夜读。这一段时间，耀邦不但常常夜读这类送到家的材料，而且
贾素萍等人每次调查归来，他都立即听取他们的汇报，认真阅读他们写的每一份调
查材料，在这些材料上先后批写了这样一些字句：“这份材料很有用”，“这份材
料很说明问题”，“送中央常委阅”，“根据这些充分的复查材料，可以起草报告
提纲啦”。
随后，耀邦与贾素萍等人一起，研究如何起草给中央的关于“六十一人案”的
复查报告。一切似乎进展得一帆风顺，但是耀邦明白：问题远不是那么简单。
中南海里的短兵相接
1978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全党发出通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全国信访
工作会议，研究如何处理日益增多的申诉信和上访人员，如何落实政策才算执行毛
主席的正确路线。
这个会议，是胡耀邦刚到中组部时就向中央建议举行的。汪东兴遂让耀邦主持
会议，并在开幕式当天作主要讲话人。
明眼人看得出：这将是一场面对面的决战。
正因为这是一场面对面的决战，历来不爱宣读讲稿，而习惯于旁征博引、嬉笑
怒骂皆文章的胡耀邦，这次却特别请来政研室和干审局的一些同志研究并协助起草
讲话稿。在研究中，有人提出耀邦最好不要去，理由是：“人家正要找你的茬儿呢，
你还送到门上去？”
耀邦说：这正是广泛动员平反冤假错案的最好时机，是踏破铁鞋也难找的最好
讲坛，我们绝不能放过。我们永远记住这八个字：坚持真理，旗帜鲜明。尤其在有
关党和人民利益的是是非非上，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更要明确表明自己的观点，
那种不讲原则，“你好我也好”的庸俗腐朽气，是同我们党的性质水火不相容的。
大家所以同意用“两个不管”去针对“两个凡是”，我想大概都有这样的意思，就
是不能再搞个人崇拜了。我相信我们的党总有一天将会作出这样的历史性决议：永
远永远地严禁个人崇拜。因为一搞个人崇拜，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谈不上实事
求是，谈不上解决思想，就必然要搞封建复辟。其危害之烈，莫此为甚！司马迁在
《秦始皇本纪》中说过：“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
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钳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课，智士
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林彪、“四人帮”们搞了这么多年的
个人崇拜，对全党全国造成的危害之大之重之深，难道还不够吗？
耀邦说到这儿，在座的有人说：您说的都很对。但是现在，人家既然一直强调
“两个凡是”，就会说我们这是“砍旗”，而且在“真理标准”文章出来时就已经
这样大说特说了。对这种谬论的反驳，我们也得想得周全些。
说得对。耀邦说：关于如何正确对待毛主席，我们与“两个凡是”论者是有原
则区别的。对待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和正确的思想路线，我们一定要遵循不变；
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则绝对不能延续不变。否则，就是对党对人民的不忠。
这次谈话后，一连数日，在中组部的部长办公室，耀邦都抽出一点时间，向政
研室的苗枫林等同志口授全国信访会讲话的主要内容，委托苗枫林起草讲话稿。
对耀邦的这个讲话，苗枫林认为非同小可，很可能引发一场激烈争论。因而在
起草过程中，他尽量把观点阐述得十分周密而无懈可击。等把稿子弄好送给耀邦过
目时，他又一次劝阻耀邦：“最好等时机成熟了再讲。”耀邦一听，不免有点气，
说：“你们这些人就是谨小慎微”。苗枫林请耀邦再考虑一下，耀邦义无反顾地说：
“怕什么！就是下油锅，也总得有人下嘛！”
这一边，人们忙忙碌碌，心情欢畅；另一边，有人气得咬牙咯咯响，
9月11日，就在全国信访会议即将召开之际，刚刚印出了复刊第一期的《中国
青年》杂志，刊有《破除迷信，掌握科学》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就遭到了查禁。因
为，文内有这样的小插题：
林彪、“四人帮”是现代迷信的制造者；
现代迷信是新长征路上的一大障碍；
站在破除现代迷信的前列。
文章提醒广大青年：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现实告诉我们，科学与迷信的斗争是长
期存在的，不但现代迷信妖雾未散，今后也很难完全避免再出现借“高举”以营私
的政治骗子，很难完全避免以更新更巧妙的形式出现的现代迷信。为坚持真理而勇
敢斗争、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是永远需要的……
很显然，这也是犯了“两个凡是”、“永远高举”的大忌的。汪东兴火急下令
禁止发行。有些火爆不服气的青年人急得没法，把这篇文章和《春风吹又生》的复
刊词帖上了西单民主墙，还有人搬请共青团中央的元老邓（颖超）大姐出面表示深
切关注这件事。一位开国老将军也为这件事给《人民日报》的一位同志打了电话，
这位同志回答说“是汪（东兴）副主席执意要这么干”。气得这位老将军把电话一
掼：“什么副主席？”这时，汪东兴才很不情愿地，为这本青年男女广泛喜爱的杂
志的发行开了绿灯。《人民日报》立即转载了《破除迷信，掌握科学》一文。
9月18日，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如期开幕。耀邦从从容容地走上了怀仁堂讲台，
并发表了那篇讲话。台下掌声连连。他一回到中组部，一直提着心的苗枫林，急忙
迎上去问耀邦的秘书张耀光：“讲得怎么样？”张耀光回答了三个字：“很对劲！”
耀邦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照本宣科。”
“照本宣科”，还是出了事！接规定，大会秘书处应该立即把耀邦讲话全文登
上会议《简报》。但是，等《简报》发下来，许多代表都傻了眼：耀邦讲话的精髓
——用“两个不管”针对“两个凡是”的内容——被删得一字不剩。接着，续出的
《简报》连篇累牍，借用某些会议代表之口，对耀邦的讲话进行了一系列批评指责。
其中据说是来自河南省的代表说：胡部长的讲话也太离谱了！连毛主席定的案子都
要否定，也太不尊重毛主席了！
负责会议日常事务的，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按说，
他没有权力删改主持会议的中组部部长的讲话。耀邦遂找这位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局
局长问：“你这是何用意？为什么要删去这句话？”这位同志说：“这是汪（东兴）
副主席让删的。”耀邦转身就走，没说第二句话。
会议闭幕，汪东兴同志作了会议总结讲话。他又直接面对全体代表宣告“两个
不管”的说法不妥。散了会，9月25日，耀邦找汪东兴等同志讨论这句话究竟有何
不妥。被询问的同志中有人反问耀邦：
“如果是毛主席批的定的案子，你怎么办？”
耀邦说，“我相信：如果他老人家还健在，也会恢复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
所以对他老人家过去批的定的被实践证明了的冤假错案，我们都应该平反改正。”
对方又有人说：“‘不管什么时候、什么人批的定的’，这说法未免太大而无
当了！如果这说法可以成立，那么国民党时代定的冤假错案，难道也得由我们去
平？”
耀邦即刻把这种挑衅也顶了回去：“国民党都被我们推翻了，他们搞的冤假错
案就自然而然地都被平掉了嘛！”
对方哑然。
过了些日子，中组部的《组工通讯》发表了耀邦的讲话全文，完全恢复了“两
个不管”。
“两个凡是”的主阵地终于被突破
经过耀邦一系列委婉加强劲的斗争，“两个凡是”的阵地越来越狭小，“两个
不管”的洪流节节壮大。到最后，汪东兴等人不得不把中央专案组管辖的所谓“大
案、要案”，全都转交中组部重新复查。1978年11月20日，中组部向中央报送了
《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这《报告》列举了大量经得起检验的历史
事实后说：
我们认为，“文革”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切”是
不存在的，是一个错案。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的一贯教导，我们对这一重大案件的结论和处理意见是：
(一) 薄一波等同志在敌人的反省院对敌斗争的表现是好的。出狱时
他们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发表在当时平津的报纸上，
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当时北方局的决定并不只是刘少奇个人的意见，参
与决定这个问题的还有柯庆施等当时北方局的领导同志。1936手，张闻天
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覆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许多同志说明，
毛主席（事后）曾向他们表示中央知道他们出狱的经过，这一点应该认为
是可信的。中央和北方局根据当时华北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形势以及薄一
波同志等在反省院的表现，指示他们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以便
为党工作，这是组织上当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现在没
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去重新审议当事人和北方局指示；即使认为这个指示有
什么不妥，那么责任也只在于指示者，而不应归咎于指示的执行者。
(二) 对那些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
印并登报后出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该恢复其党籍，
恢复其原工资级别，酌情安排适当工作。因这一问题而使其家属、亲友受
到株连和错误处理的，也应改正过来。已经去世的，应做好善后工作。
(三) 在这批党员中，有被捕后，在入反省院以前敌人审讯时，有自
首变节行为，或有其他政治错误，对这种人，应根据其问题的性质情节轻
重，另作结论。至于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说的，在六十一人中，有少数
人不是根据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而是自愿发表“反共启事”出狱的，对这
种人，应当加以鉴别，另作结论。
(四) 对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同志工作中的错误，包
括严重错误，应当实事求是地另作结论。
1978年12月16日，作为中国共产党又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
报告》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向所属全体党员和党外群众广泛传达。
随之，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为数寥寥的“两个凡是”论者
作了最后冲刺之后，一向对党对人民耿耿忠心的彭德怀元帅的“庐山沉冤”也被昭
雪于天下；陶铸也与薄一波等人一起，从“叛徒”的桎梏中被解放出来……
历史的尊严不容亵渎！经得起反覆检验的真理才能无敌于天下！华国锋代表中
共中央政治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宣布了这一系列决定。雷厉风行的胡耀邦即刻
回到“党员之家”研究部署，迅速从外地接回健在的同志，处理好含冤而死的同志
的善后；有些同志病老伤残，不便行走，组织部的同志一一前往拜访，加紧解决他
们的困难。这一切，都如胡耀邦所一再叮嘱的：快刀斩乱麻。
亦凡书库扫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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