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拨乱反正鼓声急
彭德怀、陶铸与“六十一人案”同时平反
以推倒“两个凡是”为标志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使粉碎“四人帮”
之后的人们又一次喜放鞭炮、痛饮开怀。彭真、陆定一、杨尚昆、杨献珍、赵林等
人相继回到了北京。坚决不说“刘少奇是个大叛徒”而被专案组人员打掉了几颗牙
的安子文，也从淮南一农场回到了北京。白发苍苍的刘澜涛也告别了流放地安庆市。
在“理论家”康生的特别“顾问”下，在监狱中戴了四年“背扭铐”或叫“苏秦背
剑”的北京市副市长冯基平，居然也活着回来了，而没有像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
那样，在这同一酷刑的摧残下惨然死去。
当然，康生蓄意提出“三六案”时仍健在的四十人中，十中有四即十六人没能
再回来。八届候补中央委员、原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业部部长廖鲁言，
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原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副主任、公安部副部
长徐子荣，原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和副校长、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胡锡奎，
原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刘锡五，前文已提过的原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
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西藏军区副政委王其梅等同志，在“文革”中的折磨迫害
下，分别于1967中至1972年含冤而逝。原天津南开大学党委书记高仰云及其爱人李
琛，被南开大学“八．一八揪叛徒战斗队”打得皮开肉绽，高仰云不能忍受这法西
斯暴行投河而死；李琛则忍恨留生，悄悄藏起高仰云遗下的血衣，希冀有朝一日把
这古今中外罕见的最野蛮、最暴虐的罪行，揭之于化日光天。她终于把高仰云的血
衣带到了北京，盼到了这一天……
1978年12月25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第三天，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
群众代表两千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为彭德怀元帅和陶铸同志举行了隆重的平反昭雪
大会。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中央军委、中纪委、全国政协等所有领导人，
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国务
院各部门负责人，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兵种、军事院校、北京部队和北
京卫成区负责人，彭德怀、陶铸同志的生前友好，都出席了追悼会。会场正中悬挂
着彭德怀、陶铸同志遗像，安放着彭德怀、陶铸同志的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的骨
灰盒，陶铸的骨灰盒是在追悼会前三天由中央派出专机从安徽合肥接来北京的。
追悼会上，邓小平为彭德怀同志、陈云为陶铸同志致悼词。华国锋、叶剑英、
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向彭德怀同志的夫人浦安
修、陶铸同志的夫人曾志及他们的亲属作了亲切慰问。
1979年1月25日，又一个隆重的追悼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为“三六案”中
被残害致死的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同志平反昭雪。几乎所有
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送了花圈或出席了追悼会。已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选为中央
政治局委员和中纪委第三书记的胡耀邦沉痛地致了长篇悼词。
此前此后，北京和外地还召开了一系列追悼会，为我们的开国元勋贺龙、庐山
会议开始落难的张闻天和周小舟、瞿秋白烈士的夫人杨之华、杰出的革命戏剧家和
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田汉、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作家冯雪峰、
我国杰出的作家周立波等同志平反昭雪。
随之，原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同志的冤案也得以昭雪。五十年代农
业合作化高潮时，他曾主张稳健发展，不图虚张声势，被毛主席说成是“小脚女
人”，被别人扣以“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济的错误”的帽子，后被迫
害致死。“文革”正式开始前，从《海瑞罢官》引发的“三家村”及邓拓、吴晗被
迫害致死的冤案；在“三家村”冤案之后，成为“文化大革命”又一前奏的所谓
“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冤案，也得以平反昭雪。我国著
名经济学家、教育家、原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提倡计划生育，而被诬为“新马尔萨
斯人口论”，“藉学术研究为名，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冤案；著名的马克思主
义历史学家翦伯赞被诬为“资产阶级反动史学权威”，并被迫害而死的冤案，连带
着全国史学界也被扣以“‘保皇党’霸占了史学阵地”的冤案；林彪、“四人帮”
意欲整倒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荚、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进而打倒周
总理与朱总司令以架空毛主席的“二月逆流”案；林彪、“四人帮”诬称杨成武、
余立金、傅崇碧“为‘二月逆流’翻案”、“冲击中南海”“到中央文革抓人”案；
原海军司令萧劲光的所谓“上贼船”案；跟着彭老总在庐山落难的黄克诚同志，被
林彪、“四人帮”捏造的“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党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
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推行彭德怀的资产阶级
军事路线”、“同彭德怀一起在庐山向党猖狂进攻，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案；由
“四人帮”密谋策划，其黑干将迟群起草、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定稿的诬蔑全国教
育战线建国后十七年“都搞封资修，培养‘白专’苗子”案；1973年轰动全中国的
河南唐河县马振抚中学“复辟考试制度，和孔老二一样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案；
“中宣部阎王殿”案和“总政治部阎王殿”案；诬蔑长篇小说《刘志丹》“为高岗
翻案”、“为习仲勋涂脂抹粉”、“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而鼓吹另立山头”．从作
者到出版社到审阅过书稿或对小说草稿提过修改意见的大批同志都遭迫害，有的被
摧残致死致残的大冤案；以及其他各条战线一些著名人士的重大冤案，都相继被平
反昭雪，对这些冤案中被残害致死的同志，都开了追悼会。
1976年的“四五运动”完全是革命行动！
对震撼全中国、必将永驻青史的1976年“四五运动”，在粉碎“四人帮”的五
个月之后，即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就提出要为它平反。虽然这
个提议没有获得成功，但它打破了不许拨乱反正的“铁幕”，揭开了推倒“两个凡
是”的序幕。1978年，在党中央尚未作出平反决定前，一些地方就率先为参加这次
运动而受到迫害的青年先驱平反昭雪。1978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就以大半个
版面，介绍了广州半导体材料厂青年工人庄辛辛与“四人帮”英勇斗争的事迹。
1976年4月8日，“四人帮”血洗天安门广场的第二天，二十四岁的庄辛辛还向
当时被“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公开提出了“打倒张春桥、江
青、姚文元”的口号。当年7月，他被冠以“反革命”而被捕，9月被判刑十五年。
早在1973年，二十一岁的庄辛辛，就在日记中写了《给江青的一封信》，历数
江青煽动武斗、“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颠倒敌我搞乱阶级阵线的罪行。在被捕后
的审讯中，庄辛辛面无惶愧地回答：“我认为文化大革命中，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
毛主席革命路线去办，张、江、姚伙同林彪干了大量坏事。他们想把老干部打下去，
结党营私，篡党夺权。邓小平同志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工作，我信任他，佩服他。
我对周总理无比崇敬。我认为张、江、姚一伙诬蔑革命人民悼念周总理是反革命行
动，我不能接受。”
庄辛辛被判刑没几天，“四人帮”就完蛋了。当年12月31日，他申诉要求平反
释放，居然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所拒绝。四个多月后，“天安门事件”一周年，
他写出了第二份申诉书，接着又连续写了三份申诉书，以十分有力的事实揭批“四
人帮”，批驳了法院的荒谬批覆。
广州市许多干部群众为庄辛辛平反的强烈呼声，传到了中共广东省委和广州市
委，庄辛辛才重新获得了自由。
1978年7月17日《人民日报》介绍了庄辛辛的事迹，同时发表评论说：庄辛辛
的冤案，是“四人帮”及其在《人民日报》的心腹镇压革命群众的又一罪证。无产
阶级报纸镇压革命群众，是党报有史以来所没有过的事。人民群众来信来访，从来
是党联系群众的一条重要渠道。但是“四人帮”控制下的《人民日报》，完全改变
了毛主席的办报路线，破坏了党报的传统。必须肃清“四人帮”在新闻战线上的流
毒，恢复和发扬党报的优良传统。
当天，新华社将《人民日报》的评论和庄辛辛的事迹转发国内外。
同年8月9日，北京举办了“首都青年与‘四人帮’斗争英雄事迹报告会”。
10月10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署名王海力的《我们要做无产阶级的好后代》
一文。王海力是北京铁路分局丰台电务段通信工。“四五运动”时，这位在部队当
过兵的二十三岁年轻人，写了一张血书，悼念周总理，被“四人帮”在北京市的死
党逮捕入狱。78年夏天，北京铁路分局党委召开广播大会，宣读了北京市公安局的
新决定，为王海力彻底平反。分局党委还根据王海力早先的入党申请，批准他为中
共预备党员。王海力在他的这篇回述往事的文章中，用了这样三个小插题：《我们
要做无愧于先烈的后代，也要做无愧于后人的先人》、《镇压吧，我不怕！坐牢吗？
我等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我要把一切献给伟大的党，做无产阶级
的好后代！》
10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记者于匈厚等人的长篇通讯《暴风雨中的海
燕》，满怀激情地赞颂了北京手表壳厂青年共产党员贺延光带领群众到天安门广场
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英雄事迹。
10月18日，《人民日报》刊发了记者王水安的通讯《在急风暴雨中》。通讯记
述了共青团员韩志雄与“四人帮”英勇斗争的业绩。正是这位当时二十二岁的年轻
人，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东侧张贴并宣读了《悲情悼总理，怒吼斩妖魔》
的那篇史诗般杂文。
10月20日，《工人日报》发表通讯员葛运池、记者辜坚的通讯《披荆斩棘、冲
锋陷阵》，记述了北京市总工会工人评论组副组长曹志杰和他的伙伴们声讨“四人
帮”的史实。正是这二十八位平均年龄二十六岁的青年工人，于76年3月30日，在
英雄纪念碑上帖出了第一篇《悼念敬爱的周总理，誓与资产阶级血战到底》的悼词
与檄文，从而开始了永垂史册的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
正确的舆论是人民的心声。在中国，那时候的舆论是十分坚韧有力的。当年11
月15日，时为新华社社长的曾涛获知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曾在市委常委扩
大会议上表示：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
帮”，完全是革命行动。曾涛立即给林乎加打电话，说这是事件发生地现在的最高
组织负责人对这个事件的正确评价，新华社要把它当作重大新闻向国内外发布。林
乎加说：“请不要提我‘林乎加’三字，还有：要不要请示一下党中央？”
“这由新华社负责。”曾涛说。
当天，新华社就向海内外发布了这条新闻：
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中共北京市委在最近举行的常委扩大会议上宣布：1975年清明节广大
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
革命行动。
会上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
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
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
人民的心愿。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
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
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跟着，11月18日，新华社又发出一条消息：《天安门事件中被捕的三百多人中
没有一个反革命分子》。消息说：“1976年清明节前后，首都广大革命群众来到天
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万恶的‘四人帮’，
遭到了“四人帮”的残酷镇压。从1978年5月开始，北京市公安局组织专门班子，
对这一案件进行了全面复查。经过大量调查证明，这是一起重大冤案。充分的事实
说明：在这个事件中被捕的三百八十八人中，没有一个是反革命分子。北京市公安
局和有关部门在为这些被捕的同志平反时，都在结论中充分肯定了他们的革命行动，
为他们彻底恢复了名誉。
与此同时，中共江苏省委、浙江省委、河南省委等纷纷宣布，1976年清明节前
后在各自省区内的广大干部群众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全
国多种报刊纷纷发表有关这种革命行动的通讯、回忆和评论文章：
11月21日，《中国青年报》发了评论员文章《伟大的四五运动》；
11月21日至22日，《人民日报》连载了该报记者的《天安门事件真相》，把
“四人帮”利用《人民日报》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多来；
11月22日，《北京日报》发表其评论员文章《“四五”精神永放光芒》；
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发表了《“四人帮”蓄谋镇压天安门革命群众
一罪证 揭露姚文元和那个女黑干将炮制的一份黑材料》……
各地报刊和有关省市委对天安门事件的充满革命豪情的充分肯定，迅速得到了
党中央一些领导人的认同。11月26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日本民主社会党委员长佐佐
木良作，在回答有关天安门事件的问题时说，中共北京市委对天安门事件作出了决
定，肯定了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行动是革命的。这是经过党中
央批准同意的。这就是党中央的决定。也可以说，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共同愿
望，是共同一致作出的决定。
邓小平还对日本客人说，毛主席一贯主张“有错必纠”，天安门事件是个错案，
当然必须纠正。不只是天安门事件，如果有些问题处理不正确，也必须实事求是地
加以纠正。有错必纠，这正是我们有信心的表现。这样全国人民才能心情舒畅，大
家向前看，一心搞好四个现代化。
全国各大报刊随之对这一事件作出了更深刻更全面的新一轮评论：
当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以两个版面刊登了一万七千字的特约评论员文章
《人民万岁——论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并在文内加了如下几个小插题：《两
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殊死博斗》，《历史的里程碑》，《生活在教导人们》；
1979年4月5日，“四五运动”三周年，《人民日报》发表了《发扬天安门的革
命精神》的社论；
同一天，《中国青年报》为号召广大青年学习《扬眉剑出鞘》一诗的作者王立
山，发表了社论《发扬“四五”精神，做王立山式的突击手》；
也在这一天，《工人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发扬“四五”精神，献身四
化事业》。
《人民日报》的社论说：粉碎“四人帮”两年多的事实证明，广大群众继承发
扬了“四五”运动的精神，对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对破除现代迷信、解放思想
以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都起了积极作用。希望参加这场斗争的人们在新的长征
中再立新功。
平反冤假错案的滚滚春雷晌彻四方
这个震撼全中国也震惊全世界的大案，在推倒“两个凡是”后，就这样迅疾而
干净利索地得到了大张旗鼓的彻底平反。在这个过程中及其后，神州大地平反纠正
各种冤假错案的讯息，犹如滚滚春雷，响彻四面八方。
1978年7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文革”中的一
百二十个“反革命”案件宣告无罪。其中有的是反对林彪、“四人帮”的革命同志，
而被诬陷为“反革命”的；有的只是无意损坏了领袖像或喊错了口号、写错了字句，
或发生了技术事故、责任事故，被无限上纲定成了“反革命”。浦镇车站的一位装
卸工，说了句“毛主席红光满面，林彪骨瘦如柴”，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判刑
五年；南京铁路局建筑工人萧经业，在一座不断冒烟的土窑西侧作业，因刮东风弄
得他烟灰满身，说了句“刮西风就好了”。就说他与毛主席的“东风压倒西风”唱
反调，被管制三年。还有的精神病患者，胡言乱语，也被当作“反革命”来惩办。
南京平反这些冤假错案，大得人心。被错定为“反革命”判刑十五年的范焕成，
被改判无罪送回家时，范的几个儿女都含着泪，表示要努力工作，报答好心人的恩
情。
1978年10月，中共山东省委在济南召开万人大会，为所谓的“阴谋陷害江青的
重大反革命集团”冤案，彻底平反昭雪。
这个重大冤案的起因是：1959年，山东省公安厅根据公安部指示，为保卫毛泽
东的安全，对江青的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亲哥哥李干卿进行了调查，查明李干卿当过
日伪和国民党的警察、警长、巡官、局员、津浦铁路“防奸组”组员等反动职务，
是一个有历史罪恶的特务、反革命分子。1960年5月12日，江青给李干卿写信说：
“有人找你的麻烦，你完全可以不理，要稳住，不要害怕，还有上边嘛！”“你要
注意，不要因小失大。”
“文革”风起，窃据山东省革委会主任高位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山东的
代表人王效禹，嗅知此事，便视之为进一步投靠江青、林彪集团的好铺垫。1968年
4月2日，他给参与调查李干卿问题的同志，扣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铁
帽子，既发密电又跑北京，向江青、林彪死党汇报。4月25日，江青、陈伯达、黄
永胜、吴法宪、叶群、康生，听了王效禹的汇报。江青破口大骂山东公安机关调查
他哥哥问题的同志，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并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她哥哥李干
卿过去很苦，只是“为了糊口，在旧社会干了几天警察，他们就对他……其实是对
着我们的毛主席的呀……”
第二天，北京的三个人，带着江青、吴法宪的指令到了济南，即刻抄了山东省
公安厅副厅长李秉政、警卫处处长于杰、省交际处处长陈静波、济南铁路局公安处
副处长王茂青、济南铁路公安分处副处长曲和钧、保卫股长史殿安等六位同志的家，
并在4月29日，用北京来的两架专机把这些同志押到北京“拘留审查”，大搞法西
斯式的审讯迫害。
同时，把身患重病的省公安厅厅长张国峰，从病床上拖起，押往外地一个小医
院秘密“监护”，把他折磨致死。原肥城县公安局长叶茂林，在担任省公安厅办公
室主任时，只听过一次调查李干卿的情况汇报，也被投入监狱，出狱后不到三个月，
就含冤死去。此案还株连了其他三十九名公安干警和他们的家属子女。
山东省委负责人在平反大会上宣布：所谓“阴谋陷害江青的重大反革命集团
案”，纯属冤案，是林彪死党和叛徒江青，及他们在山东的代理人王效禹，蓄意制
造的重大政治冤案；所有强加给被迫害同志的种种罪名，一律推倒，给这些同志彻
底平反昭雪。
1978年10月底，中共辽宁省委在沈阳召开了大会，为林彪、“四人帮”及其死
党制造的，所谓“‘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大案彻底平反，为遭受残酷迫
害的九十位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知名爱国人士昭雪伸冤。
这个所谓“‘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案”，就是1946年周恩来代表中共
中央，在重庆谈判桌上向国民党反动派提出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之事，吕正操等四
十二位同志响应党中央号召，并经党组织同意，以新华社发消息的方式，向蒋介石
并政治协商会议拍电，要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
报》发表的东北各界和吕正操、万毅、阎宝航、陈先舟、车向忱等纪念“双十二”
十周年的消息和文章中，也要求释放张学良。
这完全是正义的革命行动。可是在“文革”中，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却
颠倒黑白，硬说这是“叛党投敌”，硬说这是要求蒋介石把张学良放回东北，“密
谋策划在国民党军队向东北进犯时，倒戈投敌，搞掉林彪作战指挥部，暗害林彪”；
因而“这是长期预谋，妄图叛党投敌的一起重大反革命案件”。1968年底，四十二
人名单中的原辽宁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陈先舟，原辽宁军区副司令员赵承金等
多人被“监护”关押，另有许多人在本单位被“隔离”看管，都遭到了刑讯逼供。
1969年1月，制造这起陷害大案的人，又编造出一个九十人的所谓“军阀张学
良东北地区残余分子名单”，株害省军级以上领导干部十二名，部、厅、局长级干
部三十六名，全国政协委员七名，省政协委员十七名；并胡说“东北地区我党政军
内，隐藏着一股以张学良的部下、政客、幕僚为主体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结
成的反革命势力”，诬蔑这些革命老干部和爱国人士，是“打着抗日的幌子混进了
革命队伍”，是“受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派遣，打入我革命阵营内部的”，等等。由
此，把凡是在张学良部下于过事的东北籍人士，甚至当年只是东北中学、东北大学
的学生，都被凑进了这个所谓的“反革命集团”。
在平反大会上，辽宁省委第三书记黄欧东宣布的省委决定说，对被列入这一冤
案中，定为“特务”、“叛徒”、“叛党投敌集团成员”和“重大叛、特嫌疑分子”
的共计九十人，一律平反；对被迫害致死的高崇民、阎宝航、张学良之弟张学思等
同志予以昭雪；对致残致伤的同志，予以妥善安置其工作和生活。彻底清理销毁有
关这起冤案的全部材料和个人档案中的黑材料；给被平反同志和受株连亲友所在单
位发出平反通知，彻底消除影响。
1979年冬天，一个骇人听闻的案件——广东海丰县彭湃烈士的亲属，及忠于革
命正义的海丰县乡亲父老惨遭血腥屠杀的严重事件，也得到了公正处理。
早在1965年春天，原中共汕头地委副书记孙敬业等人，就把彭湃烈士的九十五
岁老母周凤打成“黑旗”。孙敬业说：“不砍倒周凤这面黑旗，毛泽东思想就进不
了海丰！”“文革”开始，汕头地区和海丰县的林彪、“四人帮”的追随者又直接
写信给林彪，恶毒攻击彭湃同志和海陆丰农民运动，并说海陆丰起义是“盲动主
义”，纪念海陆丰苏维埃就是“抵制毛泽东思想”。他们叩求林彪：“我们日夜期
待你的指示，盼望你的支持。”
不久，反彭湃的黑浪便不断涌起。孙敬业等人大肆攻击海陆丰的三次武装起义
是“不必要的”，“路线是错误的”。他们甚至利用当年国民党反动派诬蔑海陆丰
农民运动的反革命宣传材料，攻击彭湃同志和海陆丰农民运动；而且还对这个有六
位亲属惨遭蒋介石集团杀害的革命家庭，继续进行屠杀迫害：彭湃烈士的儿子彭洪
被秘密害死，尸骨被秘密毁埋；彭湃烈士的侄儿彭科被用蔑刀连砍带割地砍下脑袋，
挂在海丰县城闹市区“示众”三日；彭湃烈士的堂弟被枪杀后，彭湃烈士的九十五
岁高龄老母也被秘密监禁，直至摧残折磨而死。他们还暗中组织“彭湃专案组”，
要把彭湃烈士打成“叛徒”。
孙敬业公然宣布：今后谁再收藏海陆丰农民革命史料，就以“反毛泽东思想、
反革命分子”论罪。他们把彭湃烈士所著、周恩来题写书名的《海丰农民运动》一
书，以及新华书店发行的宣传彭湃烈士和海陆丰农民运动的书籍，统统诬为“黑书”
予以没收；与海陆丰农民运动密切相关，被国务院颁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
红宫、红场也被改了名，红宫与红场的大门被捣毁，红色围墙也被涂成了黄色，大
革命时期沿用下来的“赤坑”、“红草”两个地名也被换掉。广大干部群众愤慨地
说：当年还乡团反攻倒算，就是这样“毁红灭赤”的。
许多干部群众挺身而出，愤怒声讨孙敬业等人大反彭湃烈士的罪行。孙敬业们
遂疯狂叫嚣，“海丰的事情，血不流，事不止”。他们秘密调动武装民兵进城，于
1967年8月26日开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血腥镇压和长达半月的“围剿”：一百多
名干部群众被杀害，八百多人被打成残废或重伤，三千多人被打伤。其中行凶作恶
最歹毒的，用蔑刀连砍带割、把彭湃烈士侄儿彭科的头颅砍下、挂在闹市区“示
众”三日的，正是其父乃血债累累的伪乡长和日伪维持会长、其叔祖父在大革命时
代被起义农民镇压的伪区长的杀人凶手洪桂文。
他们还假借“清理阶级队伍”，把过去跟随彭湃闹革命的老同志，成批地打成
“叛徒”、“反革命”，把大革命时期牺牲的烈士家属打成“反革命家属”。
周总理得知彭湃烈士的老母亲周凤被折磨得一息尚存，立即下令抢救，这些凶
手竟攻击周总理“为地主婆周凤翻案”；周总理下令收缴枪支，停止杀人，不准围
捕上山群众，凶手们竟上街游行示威，张帖“猛揪国务院后台老板”等反动标语。
1974年，叶剑英派出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组，去调查海丰事件，孙敬业仍百般阻挠
破坏，掩盖罪行。
1978年夏天，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举行整风扩大会议，担任省委第二书记的习仲
勋提出，应对这起骇人听闻血案中的死难者平反昭雪。有人当即表示不能平反昭雪，
否则就上告党中央。习仲勋勃然大怒，对这个“杀人有理”的家伙说：“你要是不
上告，你就是王八蛋！”这才揭开了海丰问题的盖子。接着，省委会同广州军区派
出工作组，协助汕头地委彻底清查海丰事件。
经过一年多的深入查访，工作组收到群众来信八千多封，接待来访群众五千多
人次，彻底查清了反彭湃事件的真相。被残杀迫害的彭湃烈士的亲属和大批革命群
众被平反昭雪，纪念彭湃烈士的遗物遗迹全部恢复。原汕头地委副书记孙敬业，和
疯狂进行阶级报复的反革命分子洪桂文，及其他民愤极大的杀人凶手，受到了专政
机关的严惩。稍后，那个靠打砸抢上台的罪恶累累、又一直拒绝对这起大血案进行
平反昭雪的县委书记叶马恺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党内党外的新老错案齐解决
庐山会议之后，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者的遗
留问题，也被顺利解决。
这些同志中的许多人，在1961年和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之后，已被平反改
正。另一部分人，因毛泽东又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打退翻案风”，
而未及平反改正。后在“四清”运动和“文革”逆风中，已被平反改正的同志又被
旧帐新翻，未及平反改正的同志更遭揪斗游斗，有的还被开除了党籍或团籍、降职
降薪、下放劳动甚至开除公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同志平反昭雪后，党
中央下令为所有被扣以“右倾分子”或“右倾错误”的同志全部平反改正。
对于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没有认真落实有关政策的人士，也迅速落实了政策。
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后被录用的起义投诚人员约三十多万人。由于历次
政治运动的极左风潮，对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没有很好地执行“爱国一家”、“既往
不咎”、“团结教育”、“妥善安排”的原定方针政策。“文革”中，其中许多人，
包括不少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又被强加了“假起义，真潜伏”等罪名，或扣
以“历史反革命”帽子，被抄家、管制、关押、判刑、劳改，或被开除公职押归故
土，家属子女也无不受到株连迫害。对这些同志的冤假错案，中共中央也决定一律
予以平反昭雪和纠正。
但是像落实其他政策一样，对这项政策的落实也有快有慢，很不平衡。后来作
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闻报，尚有八千多名起义投诚人员的
政策没能得到很好的落实，他几次批示“一个人一个人地落实”，才使这项工作得
以圆满结束。
对于“去台人员”留在大陆的亲属，在“文革”中受到错误处理的，一律复查
改正；冤假错案一律平反；被害致死的予以昭雪；被开除公职或降职降级的，恢复
原级别原待遇，扣发的工资全部补发；被开除党籍、团籍或强迫退党退团的，一律
予以恢复；被下放农村的，由原单位收回重新分配，或与当时所在地区的政府联系
予以妥善安排；年老体弱的，按退休退职处理；被查抄和强占的财物要一一退还，
原物已丢失的要酌情赔偿。
1943年延安“抢救”运动中的一些遗留案件，也得到了比较彻底的清理。其中
要案之一，就是康生把原来甘肃地下党的一位同志打成了所谓“红旗党”，诬称这
位同志是打进我地下组织的“国民党暗探”，并由此妄断这是国民党制订的打着红
旗反红旗的“红旗新策略”，在其统治区内对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实行“内奸破坏”。
于是，对众多被“抢救”的同志大搞逼供信，酿造出一个“红旗党”大冤案。由此，
康生又把甘肃、陕西、四川、云南、贵州、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浙江等地的
地下党都称作“红旗党”，许多忠实的地下党员被打成了“特务”、“叛徒”、
“内奸”，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抢救”运动后期，党中央发现这“红旗党”纯属假案，及时作了纠正。但限
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对整个“红旗党”假案未能作出全面彻底的论断。然而在抗日
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这些地区的地下党组织，都英勇机智地领导人民群众从事各种
对故斗争，很多同志壮烈牺牲。把这些同志诬称为国民党反动派的“红旗党”，不
但没有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也是没有普通中国人的人性的！可是在“文革”中，
康生又把这一历史冤案翻了出来，使许多同志再次遭到诬陷和残酷批斗，有的惨死
或致残。耀邦主持日常工作的党中央，对这个源起于几十年前的冤案，也作出了全
面彻底的平反决定，对含冤死去的同志予以平反昭雪，人事档案中有关假案的一切
诬蔑不实之词，全部取出销毁。
1979年3月，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周惠，在全区有线广播大会上
宣布，对林彪、“四人帮”和康生在内蒙古制造的一系列冤假错案中影响最大、危
害最深、涉及全区几十万人的“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蒙古二月逆流”、
“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三大冤案，经党中央批准，全部平反昭雪。周惠说，林
彪、“四人帮”和康生制造这三大冤案，篡改了内蒙古历史的本来面目，颠倒了敌
我关系，分裂了革命队伍，破坏了民族团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拨乱反
正的方针指导下，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砸碎了束缚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的精神
枷锁，人心大快。林彪、“四人帮”和康生们已成了千古罪人，制造三大冤案的帮
派骨干必将受到党纪国法的严肃制裁。
同月，中共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决定，对“文革”中制造的“南方叛徒
网”案、“审理广东地下党和广东的革命武装队伍”案，以及在《处理有港澳海外
关系干部的六条意见》下祸及全省的冤假错案，全部平反昭雪。
同月，中共上海市委发出文件，为林彪、“四人帮’’制造的上海地下党大冤
案彻底平反昭雪。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党中央派遣刘晓、刘长胜主持上海地下党工作，领导
上海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团结各方面的爱国民主人士，向解放区输送了大批优秀
党员和青年——其中很多人成了新四军的骨干人才。
抗战胜利后，针对蒋介石的假和平真内战，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了震动全国的
上海十万工人、店员、学生群众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示威游行。解放战
争中，配合解放军正面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猖狂进攻，上海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反饥
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群众运动，打击和牵制了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军胜利渡江前
夕，上海地下党又领导上海人民，广泛开展了反屠杀、反破坏、反搬迁的护厂护校
斗争，粉碎了蒋介石集团妄图毁灭大上海的恶毒阴谋。
在这长期的艰苦紧张斗争中，上海地下党不少党员献出了生命。到上海解放前
夕，上海已建立起五百多个地下党支部，拥有八千多名党员，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
上海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干部，不少人担负了中央和军队的领导职务。
1967年1月，张春桥、王洪文等人在上海刮起全面夺权的“一月风暴”，全盘
否定了上海地下党的历史功绩，多次诬称上海地下党的同志是“国民党”、“潜伏
特务”、“叛徒集团”，并专门建立了二十九个“中心专案组”和八百四十五个
“卫星专案组”，被立案审查的多达三千六百多人，占上海解放时原地下党员总数
的百分之四十五，并株连到已在中央或外地工作的党员干部。张春桥、王洪文们对
凡因工作需要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都诬为“红皮白心”；对遵照组织决定撤往解
放区的同志，皆称做“受敌派遣”；对没有被敌人抓捕过一直坚持地下工作的同志，
则又说是“被敌人秘密策反”；对被敌人逮捕而坚贞不屈的同志，却又都称作“叛
徒”；对地下党领导的公开活动的群众团体，都叫做“反动组织”。因此，“文革”
前担任县、区领导职务的原地下党员全部靠边站，内有六十五人被拘捕或隔离审查，
四人被迫害致死。
粉碎“四人帮”之后，尤其在1978年春天中组部召开了“疑难案例座谈会”，
中共上海市委就指示各有关单位，对这个大冤案逐一进行复查。经过为时一年多的
努力，市委发出文件全部予以平反昭雪，对遭受株连的群众和家属，也予以落实政
策做好善后。
文化、统战、工会方面纷纷落实政策
也在1979年3月，国家文化部党组扩大会议决定：对林彪、“四人帮”和康生，
抓住毛主席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那一句话，就
说文化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旧文化部”，存在一条所谓的以周扬、夏衍、田汉、
阳翰笙为代表的“文艺黑线”和大批“黑线代表人物”等等的诬蔑不实之词，统统
予以推倒；对所有因此受到打击迫害的同志，一律给以彻底平反。
同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统战系统大会，
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部门摘去“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大帽子，为
所有由此而遭到打击迫害的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平反昭雪。
统战系统的这个冤案，源起于“文革”前的1962年。当年，就有人指示对当时
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进行了“不点名”的批判，并形成
了一个所谓的“专题报告”，对统战系统的实际工作和干部思想，起了破坏性的作
用。
“文革”中，林彪、“四人帮”，更把中央统战部打成“修正主义司令部”，
把各级统战、民族、宗教、侨务部门打成“牛鬼蛇神庇护所”、“资本主义复辟部”
或“投降部”；把长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主人士，普遍当作“专政对象”，把广大
知识分子，诬蔑为“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把民主党派诬蔑为“反动党
团”，把归侨和侨眷的海外关系视为“敌特关系”。许多为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作过贡献的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被打成“特务”、“间谍”、“反革
命”，制造了大量骇人听闻的惨案。为发展我国革命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和奉
献的党内老同志和爱国民主党派负责人徐冰、张经武、高崇民、吴晗、车向忱、阎
宝航被迫害致死，给党的统战工作造成了空前大浩劫。
在中共中央批准召开的全国统战系统大会上，中央统战部长乌兰夫根据中央的
决定宣布：对李维汉、徐冰等中央统战、民委系统一批领导干部所强加的“反革命
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叛徒”、“特务”等各种诬蔑不实之词，一律推
倒；对中央和各级统战、民委、宗教、侨务系统中被迫害的同志，都彻底平反，恢
复名誉。
同样，经党中央批准，国家科委党组召开了大会，为1961年的《科研十四条》
和1962年的“广州会议”等重大冤假错案彻底平反，为受到株连迫害的干部和科技
人员平反昭雪。
1961年，经党中央批准试行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
（草案）》，是一个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科技工作的经验教训、尽快发展国
家科学技术的重要政策性文件。1962年，分管全国科研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
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周恩来、陈毅都到会作了语重心长的讲话。
“反右”后萧瑟秋风的全国科技战线，从此复又生机勃勃，涌现出了成功试验原子
弹、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一大批举世瞩目的科研成果。
可是“文革”中，林彪、“四人帮”全盘否定了建国十七年的科研成就，把
《科研十四条》诬蔑为“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把“广州会议”打成“向党进
攻的黑会”，把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乃至全国科技战线上的大批领导干部，打成
“反党集团”或“走资派”；把一大批一大批的科技人员，打成“修正主义基础”、
“反动学术权威”——其中许多人被迫害致死，使全国科技工作更加落后于世界先
进水平。
1979年春天，中共国家科委党组，在为《科研十四条》和“广州会议”平反的
大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的有关批示。批示说，对强加于《科研十四条》、《广州
会议》和全国科技战线的一切诬蔑之词全部推倒，对在这一系列冤案中受到打击迫
害的干部和科技人员都一律恢复名誉，对被迫害致死的同志全部平反昭雪，档案中
的有关材料全部销毁。
到1979年夏天，中国社会科学院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对各种冤假错案的历史遗
留问题的清理也取得了重大成绩。全院八百多伎科研人员和党政干部，丢掉了林彪、
“四人帮”强加的政治包袱，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过去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周恩来关怀下建立起来的思想理论工作阵地。“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
们，却说这是“资产阶级分子的一统天下”、“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那
个“理论权威”康生和陈伯达、姚文元以及王力、关锋、戚本禹、迟群等人，更肆
意对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党政干部进行摧残和迫害。当时只有两干多人的哲
学社会科学部，先后被立案审查的就有一千零四十二人，占全部人员的百分之五十，
有的人被迫害致死。
1978年春天，中组部召开了“疑难案例座谈会”，同年夏天，由中组部牵头，
在民族饭店召开了如何正确处理“右派”问题的五部会议后，中国社科院就加紧了
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理工作，相继平反纠正了大批著名学者和领导干部的
冤假错案和历史问题，这些冤假错案和问题是：
杨献珍、张友渔、邵荃麟、杨述等同志的所谓“叛徒”案；孙冶方、刘大年同
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俞平伯、罗尔纲同志的“反动学术权威”；吕叔湘、
丁声树、翁独健、钱钟书等同志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未得到改造的知识分子”；顾
颉刚同志的“资产阶级史学家”；关山复、刘导生、姜君辰、何其芳、黎澍、尹达、
夏鼐、冯至、张棣华、石明远、韩幽桐等同志的“执行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徐懋
庸、温济泽、林里夫、荣孟源、杨思仲、陈梦家、许良英、顾准、荒芜等同志的
“右派分子”，等等。被逮捕审查的杜任之、赵洵、林利同志的错案，也都得到了
纠正；被戴上多种帽子并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的杨献珍、杨述、孙治方、侯外庐、
邵荃麟、何其芳、黎澍、刘大年、陈冷、骆耕漠、罗尔纲、蔡美彪、林里夫、顾准
等同志，所有被强加的荒谬不实之词，全部予以推倒。
紧跟着，全国总工会九届三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批准，为
全国工会系统的一个重大错案彻底平反。
这个重大错案是：1958年，在全国总工会的整风会议上，全总主席团委员董昕
和王榕、八届执委陈用文和杜存训等同志，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建议：工会要
在党的领导下独立负责地开展各项活动；工会要反映职工疾苦，支持群众的合理正
当的意见与要求，维护职工的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等等。
毫无疑义，这些建议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有人断然指责这是“工团主义”、
“经济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在整风会议之后举行的全总八届二次执委会上，
有人又根据这一错误批判通过了这样的决议：撤销董昕的全总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
书记职务、王榕的全总主席团委员职务、陈用文的全总八届执委和主席团委员职务、
杜存训的全总八届执委职务。决议还要求各地工会系统。根据全总整风会议精神，
开展“拔白旗”运动，使全国各级工会有同样意见和主张的大批干部受到了批判，
有的还被戴上了“反党”的帽子，受到了组织处分。如此种种的倒行逆施，严重挫
伤了工会干部的积极性，大大削弱了工会和职工群众的联系。“文革”中，林彪、
“四人帮”又利用这一错案，把“文革”前十七年的工会工作说成是“黑线统治”，
大搞“砸烂旧工会”，给全国工会工作造成了灾难性后果。
1979年秋天，全国总工会九届二次执委会扩大会议根据中央的批准，宣布为董
昕、王榕、陈用文、杜存训等同志恢复名誉；各地工会对所有被株连批判和受到处
分的同志，也随之一律予以复查纠正，解除了压在工会组织和工会干部头上的“工
团主义”、“经济主义”的帽子。
不久，中共文化部党组为所谓的“二流堂”平了反。
何渭“二流堂”?
说来这是个令人哭笑不得的大笑话！
抗日战争期间，从上海等地转移到重庆的文化、戏剧、电影、美术、新闻界人
士吴祖光、丁聪、吕恩、张正宇、张光宇、盛加伦、戴浩、高汾、高集等人没有落
脚地，回国参加抗战活动的爱国华侨唐瑜，为他们搭了一座竹结构简易房。周恩来
指派在南洋时与唐瑜的兄长就很熟悉的夏衍，经常去关照他们，周恩来本人和郭沫
若、徐冰等同志，也常去探望他们。黄苗子、郁风自己有房住，也常去和这些“流
浪者”吃住在一起。
1943年1月，重庆《新华日报》纪念创刊五周年，举办文艺演出晚会。戏剧家
欧阳山尊、李丽莲夫妇，演出了解放区的著名歌剧《兄妹开荒》——勤劳的妹妹改
造好了不爱劳动、有点“二流子”劲的哥哥。由于借住在唐瑜竹制简易房的文化人
大多没有固定职业，过着近于“流浪”式的生活，对“二流子”一词又颇感新鲜而
有趣，遂相互对称“二流子”。有一次，郭沫若又去看望他们，也说了句玩笑话，
“我看你们这里就叫做‘二流堂’吧”，还随兴题了块匾。
这样，“二流堂”就叫开了，一时传为笑谈。
1955年“肃反”，有人硬把这开玩笑开出来的“二流堂”说成是“反革命小组
织”。1957年，吴祖光、丁聪、黄苗子、戴浩、高汾等人被打成了“右派”，经常
与吴祖光来往也被打成“右派”的影剧界年轻人杜高、田庄、陈敏凡等人，就被定
为“‘二流堂’小家族”。“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们更把“二流堂”
打成“反革命的裴多菲惧乐部”，想把矛头指向周恩来，许多人因此遭迫害摧残。
中共文化部党组的平反通知指出，“二流堂”原来是中共和党外一些倾向进步
、要求民主的人士联系的一个场所，对“二流堂”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统统予以推
倒，凡因“二流堂”受冲击、受牵连的同志均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文革”中被错判的十八万四千多名“反革命”被平反或改正
1979年9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四人帮”及其云南代理人制造的所谓“沙
甸反革命事件”，经党中央批准予以彻底平反昭雪。
沙甸，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一个回民聚居村。1968年以后，林彪、
“四人帮”及其云南代理人推行极左路线，践踏党的民族政策，破坏民族团结，在
沙甸和文山、玉溪等地回民村庄，采取了侮辱回民的恶劣做法，引起回族村民的强
烈不满。问题发生后，“四人帮”及其云南代理人又进一步混淆敌我，激化矛盾，
酿成了1975年7月的武装对抗的沙甸事件，造成了死伤众多的严重后果。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对这一严重事件的平反，使沙甸等地的回族群众奔
走相告，欢欣鼓舞。他们说“四人帮”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反革命”罪名终于被洗
刷干净了，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终于又回来了。
在平反善后工作中，负责平反善后的同志关心群众疾苦，尊重民族风俗习惯，
依靠群众共同做好抚恤救济等工作；同时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继续
消除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因素，受到了沙甸人民的信任和赞扬。
及至1980年9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上报告说，“文革”中全国经过法律手续错误判处的“反革命”案件共十
七万五千多个、十八万四千余人，已全部得到了平反或改正。
江华说，“文革”中的所谓“反革命”案件，冤错比例一般占百分之四十上下，
有的地区高达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数量之大，比例之多，后果之严重，为建
国以来所仅有。
既有错捕错判，就应该有人出来勇于承担责任，承认错误。在这方面，中共广
东省委和山西省委带了个好头。
1974年11月，广州的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三位青年署名李一哲，在广州街
头贴出了一张题为“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大宇报。这篇大字报，针对林彪
反党集团猖狂破坏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的罪行，指出林彪反
党集团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延续两干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林
彪反革命路线的表现形式是极左。大字报还不点名地指出了江青的一系列反革命罪
行，并且联系这些反常现象，分析出我们国家的上层建筑领域存在的严重缺陷。
这张大字报贴出后，在各阶层干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和争论。在当时十分
复杂的斗争局面下，中共广东省委有人误把这张大字报当作“反动大字报”，又错
误地宣布李一哲为“反革命集团”。
也是1974年，山西太原市的国家干部张珉、赵凤歧、罗建中等十二人，出于对
党和国家命运的担心，对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和散布的种种谬论，进
行了揭露和批判。他们指出：“批孔是作批判周总理的准备”，“是想‘以新换老’
大换班”。他们揭露：“张春桥、姚文元把别人打下去，自己上台，是真正的托派
野心家”，江青飞扬跋扈，横行一时，必将“千古遗臭，万人唾弃”。他们还对
“四人帮”们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破坏生产的罪行，进行了一系列批判，并指出：
“四人帮”们“在阶级斗争、文艺、教育、知识分子和党内斗争上制定的是一条极
左路线”，它“已经成了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再搞下去，生产就会走下坡路”；
“如果不能在生产力上、经济实力上、人民生活上超过资本主义，再搞什么阶级斗
争，也不能阻止所谓的‘复辟’”。
山西省公安机关根据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等人“指示”，从1975年4月
开始，先后逮捕了这些同志。粉碎了“四人帮”之后一年又一个月的1977年11月，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样根据省委的“决定”，判处张珉、赵凤歧、罗建中三人死
刑、一人无期徒刑、六人分别为七年至十五年有期徒刑，另外两人戴“现行反革命
分子”帽子，交原单位群众管制三年。
张珉、赵凤歧等人不服，向国家最高人民法院上诉。最高人民法院在院长江华
的直接过问下，经一年多的审理，于1979年1月23日通知山西有关方面，认为张珉
等人进行上述活动的动机和目的，是为了保卫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反
对“四人帮”，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把他们当作“现行反革命集团”判罪是错误的。
因此，最高法院将此案发还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改判，并建议先释放所有
在押人员，据此，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立即开释了张珉等人，并于接到最高法院通
知后的一个月，即同年2月24日撤销原判，宣告张珉、赵凤歧、罗建中等十二人无
罪。因此案而被错捕的另外三人，也由山西省公安局同时释放。
为了纠正上述两个错案，中共广东省委和山西省委于1979年2月上旬和下旬分
别召开了平反大会。在广东省委召开的平反群众大会上，省委负责人代表省委作了
自我批评，对错误处理这一案件承担了责任。这位负责人说，通过对李一哲案件的
处理，省委认为有些经验教训值得很好总结。首先，一定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鼓励大家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
不管是谁说的，不管是什么本本，只要不符合实际，不符合人民利益，都不能照搬；
做错了的，都要纠正。其次，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允许人民讲话，鼓励人民
关心国家大事。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顺耳的话、逆耳
的话都要听。只有这样，才能集思广益，人民的精神生活才能热气腾腾。
在中共山西省委召集的平反大会上，酿造这一错案的主要当事人——省委第一
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王谦说，省委、省革委会应对这一错案承担责任，特别是他个
人要负主要责任，基层组织是没有责任的。他代表省委、省革委会向张珉、赵凤歧、
罗建中等十二位同志以及受株连的同志承认错误、赔礼道歉。王谦说，通过对这一
案件的平反，要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加快冤假错案的平反和改正工作，一定要认
真地总结和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1979年9月11日上午，名胜“避暑山庄”所在她的河北省承德市市委，为活着
的张志新式的人物董秀芝同志，召开了广大群众参加的平反大会，并作了公开检讨。
“文化大革命”中，承德矿山机械厂青年女技术员董秀芝不畏强暴，明辨是非，
公开反对林彪、江青们的反革命集团，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于1970年9月17日
被逮捕，并拟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第二年林彪叛逃，河北省革委会批准改判董秀芝
无期徒刑。董秀芝不服，在狱中继续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粉碎“四人帮”两年后，
董秀芝才被释放出狱。但承德市革委会却给她留了一条尾巴——“有错误观点”，
对她长达八年的折磨留下的一切病痛不安排治疗，对她的生活困难和工作安排也无
人过问。因此，董秀芝同志两次跳楼自杀，险些丧命。
对承德市领导机关某些人的这种不讲党性与人性的卑劣行径，广大干部群众义
愤填膺，纷纷为董秀芝打抱不平。1979年7月，中共承德地委和承德市委才开会研
究，基本上解决了董秀芝的生活、治病和护理等难题。同年9月，承德市委、市革
委会，才认识到董秀芝当年公开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们是正确的，方式是
合法的，决定撤销市革委会1978年为董秀芝平反时仍给她留了“尾巴”的错误决定，
为她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工作，恢复技术职称，恢复原工资级别；并在平反
的群众大会上作了公开检查，号召全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广大干部群众，学习
董秀芝为捍卫真理而奋勇斗争的革命精神。
为大批“地富反坏”摘帽
与全国各地大量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的同时，全国政法、民政、文艺、
科技、新闻、宣传、文化、教育、工业、农业等各条战线都大力拨乱反正，肃清过
去极左路线扭曲社会现实、把一切的一切都与“阶级斗争”、“两个凡是”挂钩的
做法，清除其窒息社会空气、阻碍社会进步的流毒。对于构成无产阶级专政庞大对
象群体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中共中央也适时地决定全部摘去其中遵守法令、
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人的帽子，给予农村社员待遇和公民权。对于地富家庭出身
的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他们本人的成份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同等待
遇；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工作分配等问题上主要看其本人表现，不
得歧视。对于他们子女的家庭出身，一律改为社员，不应再填作“地富家庭出身”，
各方面更不得有任何歧视。对于过去被错划为“四类分子”的人，也同样予以平反
改正，即便已经死亡的，也无一例外地予以纠正。
刘少奇，压根儿就不是“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
1980年早春，全国“文革”最大冤案——“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叛
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冤案被彻底平反昭雪。对这一大案的复查工作，早在胡耀
邦率其“甘下油锅”的助手们，冲向“两个凡是”主阵地的时候就胸有成竹了。
1978年11月，中央组织部刚刚向中央写出《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
很多同志在中组部大食堂共进午餐，耀邦就对干审局副局长贾素萍说：“‘六十一
人’的问题终于搞清了，你们认为刘少奇的问题怎么样？”贾素萍不加思索地立即
回答：“这更纯粹是个大冤案！”耀邦说：“那好，你们写个材料来我看看。”
两个月后，贾素萍等人给耀邦送去《关于刘少奇同志问题的调查报告》。这时
耀邦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他与贾素萍等人多次商
量修改，上报党中央。1979年2月，党中央决定由中纪委和中组部共同复查刘少奇
一案。这项工作整整进行了两年。
1981年2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
反的决议》，从而平复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高级领导人中的最
大冤案，并公布于全党全国。这也等于向全党全国全世界昭然宣告：中国共产党内
压根儿就没有“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
至此，从1978年以后的短短三年中，全国对“集团”的和个人的冤假错案，已
平反了三百多万件，颠倒了的历史被重新颠倒了过来，解救了我们民族的许多精英，
使亿万人摆脱了沉重的精神枷锁，而且这种枷锁往往都是现代个人迷信造成的。而
亘古以来的实践证明，“句句是真理”的伟大圣贤是根本不存在的。
在1979年连续数月的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胡耀邦在讲话中尖锐批判康生、
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之流为“理论棍子”、“理论恶霸”的同时，也披露了毛
泽东的两次鲜为人知的谈话。前一次，1965年，彭德怀将去四川担任“三线”副总
指挥，毛泽东请彭老总吃饭，对他讲了三句话：“你要向前看。你的问题由历史做
结论吧。也许真理是在你这一边。”后一次，在1968年10月14日党的八届十二中全
会上，当天下午一点钟，毛泽东问到会的人“同志们，你们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
下面鸦雀无声，无一人作答。毛泽东自己回答说：“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
能我们这一段是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胡耀邦听了一夜没睡着……
耀邦说了这些往事，参加理论务虚会的一些人当天就在私下评论说——很显然，
毛泽东也早巳意识到自己可能错了或确实错了。但由于现代迷信的统治，毛泽东被
当作永远没有错误的神仙，即使他晚年也曾有过这种多少有点实事求是的想法，也
被一些人严加封锁，以免有损其伟大形象，从而动摇人们的崇高信仰。胡耀邦用毛
泽东自己的话，打开了消除现代迷信的缺口，伟大形象永远不会犯错误的神话也就
不攻自破，这对大家的思想解放，起了极大的催化作用，使人们勇于冲破各种不可
触动的禁区，重新认识种种敏感的历史问题才得以成为现实，使全国人民跨越“愚
昧之河”和“贫困之河”才有了更大的可能。
只可惜：在阳光普照大地时，也还有不易消融的冰川冻雪！
1981年7月1日，作为刚刚被选定的党中央主席胡耀邦，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首
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朗朗发表了长篇讲话。在这篇讲话的一开
头，耀邦就突出了全党正面临着全面拨乱反正的重大历史使命。他说：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此时此
刻，我们大家都深深地意识到： 我们党和国家正处在拔乱反正、继往开
来的重要历史时刻。
拨乱反正，继往开来，就是要彻底消除“文化大革中”的消极后果，
继承党在毛泽东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下所开创的伟大事
业，进一步开拓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光明大道……
的确，“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经过各方面三四年来拨乱反正，举国上下确
已掀起了同心同德奔向四个现代化的层层热浪。
但是并非每一个地区、每一个部门、每一个人都已激情满怀地投身于这层层热
浪之中。有些人还被裹挟于个人权威第一、个人面子至上的“我行我素”的涡流中
不愿自脱。这就像晴空万里，阳光普照大地，山下鲜花盛开的时候，一些高耸山区
的阴山背后总会残留着一条条一块块不易消融的冰川冻雪。一些很难平反昭雪的冤
假错案和一些本该顺理成章地圆满落实的政策，仍不得不由辛劳过甚的胡耀邦和他
的许多战友们一一过问才冰融雪消。从1980年到1985年他对若干问题的极小部分的
批语中，就可以看出解决这些难题的反复性和艰巨性。
——1980年9月2日，在一封要求为湖南的一位眼科专家落实政策的来信上批道：
知识分子的政策落实得很不好，请中组部配合统战部、宣传部、教育
部、卫生部、国家科委切实抓紧办。我们现在到处的通病是：讲大道理的
多，写规定条文的多，漫无边际议论的多。发现问题的少，解决问题的少，
深入检查督促的少。这个风气各部门一定要认真改过来。
——1981年6月7日，对一封申诉信批道：
现在我们仍有些党委或组织部门，总以一些不能成为理由的理由，将
一些该负责处理或解决的干部问题推脱不管，致使不少同志的问题长期无
人负责，拖着不办。退一万步说，即使某个干部的问题确实该由别的单位
负责处理和解决，但告到你那里来了，你也该站在党的立场上，看看是否
该解决。如果该解决，也应该替这个同志奔走到底，而不能采取一推了之
的态度。采取这种态度，何年何月能够成为“干部之家”？怎么能说得上
主动地为党工作？这个事你们要好好抓一抓，在《组工通讯》上发点议论，
介绍一些好典型，批评某些错误的态度。
——1981年6月13日，在又一封申诉信上批道：
我完全不清楚申诉人的情况，如果申诉是实情，要请上海迅速解决。
解决的办法，不必层层转，可以一杆子到底。解决时，也不必再搞许多可
有可无的繁琐查证，把基本情节弄确凿了就可拍板（但一定要确实），这
样才能提高工作效率。现在我们不讲“多快好省”了，其实，任何工作都
有个“多快好省”的问题。什么事拖拖沓沓，繁琐得要命，怎么谈得上工
作效率？
——1981年7月5日对一封来信的批语：
我已提过多次，革命队伍中应充分发扬工作中的主动性，争先恐后地
工作。旧社会都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看成是志士仁人的美德、为
什么我们队伍中却要斤斤计较这件事是归你负责还是归我负责？……。现
在，大家都在喊反对官僚主义，其实官僚主义这个幽灵每天都在我们每个
人的身边游荡，我希望组织部门，首先是中央和省市两级组织部门，更好
地发挥工作中的主动性、创造性，做驱赶官僚主义的模范，从而带头在这
方面担转我们的党风。
——1981年12月5日在一份简报上的批语：
这种情况出现在中央的鼻子底下，真是难以想象。某些部门和某些干
部如此胆大妄为地藐视和抵制中央政策而受不到制止和揭露，我认为原因
之一就是我们缺乏自上而下的检查、督促。在这种情况下，许许多多好党
员好干部只好闭口不言或等待时机，而极个别的专搞歪门邪道甚至同“四
人帮”仍在藕断丝连的人，就公然我行我素，专横跋扈起来。这个潜伏的
危险，我们必须心中有数。出于此，我主张抓住这件事不放。
——19B2年6月26日对一封来信的批语：
据我观察，党外尚有不少朋友的政策，根本没有落实好。老实说，我
对有关部门不切实了解情况，不密切联系群众，不坚决改正领导中的不良
作风是很遗憾的。
这个案子请中组部、统战部立即交民航迅速处理。不要再繁琐地考证
了（当然“文化大革中”后的几个情节要稍加查证一下），也不要再实行
“那级党委定的由那级党委改正”这个误大事的办法了，由中组部和民航
总局共同决定执行。
——1982年8月27日，对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党组《关于五台山问题的调查报告》
的批示：
凡属作宗教活动的寺观和属于它的山林，都要在政府宗教事务部门领
导下，由僧道管理。由僧道自己管理，证明比“吃大锅饭”的其它单位管
理得好。中央和国务院的这项规定，全国各地必须坚决落实执行。请宗教
事务局抓紧解决，力求在今明两年全部落实好。
——1982年10月20日在一份简报上的批语：
我说过多次，落实政策问题要发现一个就严格检查一个、正确处理一
个。否则，可能拖上十年还得不到圆满解决。现在，一切工作都要抓列实
处，禁止老发一般化的指示、号召。
——1983年9月15日关于落实政策问题的一个讲话：
抓这件事（落实政策，特别是落实党外朋友、归侨政策），主要不是
再发什么文件，而是要一个一个地方检查、发现一个解决一个，有些典型，
要发通报。因此抓这件事，要有最大的务实精神，最大的魄力。
——1984中1月17日，在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
整党中必须狠抓政策落实。如果不抓政策落实，各方面工作的局面怎
么打开呢？如果还在那里怀疑中央哪个文件是“左”的或右的，怎么可能
真正落实呢？所以，这就有一个什么叫“左”、什么叫“右”的问题。我
看应作以下三点分析：一是必须理直气壮地明确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央所发出的正式文件，都是正确的，不存在
“左”和“右”的问题。二是在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问题上，
无论农村政策、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科技政策、统战政策、侨务政
策还是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执行中的主要偏向是“左”的残
余。三是在思想政治工作上，在思想意识、党性和党的纪律问题上，特别
是在对不正之风和官僚主义的斗争上，主要偏向是右的，是软弱涣散。在
这三点上我们的态度必须旗帜鲜明。……在整党中抓政策落实，实际上也
是抓统一思想，不然局面是打不开的。
——1984年1月24日，在一份《信访简报》上的批语：
六年以来，我几乎每个星期都收到要求落实政策的信，大部分我都批
了，可能不下一千件。批了的，大部分都有回报，都大体落实了，这方面
我没有什么意见。但我不了解：为什么推一下，动一下，不推就不动？这
几个人的问题，我主张有专人负责。查一个就解决一个，使官僚主义无法
推脱。×××的问题，我主张要查查八个接待单位，看看究竟谁是严重的
官僚？我觉得中央机关有些单位官僚主义实在严重，如果不查处几个，风
转不过来，整党也就会走过场。这个问题，联络小组要抓，两个直属党委
也要抓，而且一定要抓出一点名堂来。
——1984年2月18日，在一封来信上的批语：
基层领导为一些不正派或不太正派的人把持，政策落实困难，群众积
极性调动不起来，要严肃注意。注意办法就是不能光发号召，光开会讲，
要深入实际去查。
——1984年2月21日，在一封申诉信上的批语：
我们现在一些党组织对中央的某些政策落实得还不坚决，不彻底。这
件事一定要引起我们中央和省市区两级重视。三中全会已经过去五年多了，
一些党组织对这样的影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大事不重视或重视不
够是不好的。
就整个来说，解放后我们对地下党、对知识分子、对民主党派和各种
统战对象、对起义人员、对侨眷人员都有不少失误，因此。必须坚决纠正
过去的失误。
——1984年2月24日，就科研、院校、医务、文化部门一、二把手的配备问题，
给中央书记处习仲勋、胡启立、乔石和中组部宋任穷、陈野苹、李锐同志写的几
句话：
仲勋、启立、乔石并任穷、野苹、李锐同志：这件事值得高度重视。
我的意见是要进行一次切实的检查，凡属①科研单位，②大专院校，②医
务部门和大医院，④文化部门和大的演出单位，⑤大的文物单位和图书馆，
党委书记和行政负责人，即一、二把手，文化程度比较低又不懂知识分子
政策的，一律坚决调出来，换上另外的既有文化的，又懂得政策的，年纪
较轻的去担任。这件事要办坚决些，不许拖拖拉拉，能不能在一九八四年
完成，要完成就要看中央和各省市区同志的态度如何。如果坚决，就能办
到，就能找到人，如不坚决，就会出现许多托辞而办不成。
——1984年4月22日，在重庆市一位干部要求落实政策的信件上的批语：
我的意见，落实政策必须严格督促检查，不许留不该留的尾巴。不要
上下面谎报情况的当。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不要纠缠极细微的小节，似乎被
落实政策的人占了什么便宜。其实，人家受了多年的委屈，吃了多年的苦
头，怎么会有什么便宜可占呢？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往往一些没有吃过苦头
的同志，思想上仍然搞“左”的同志阻止政策落实，倒值得我们注意认具
纠正。
——1984年12月23日、在一份材料中批的一段话：
落实党外人员政策抓了七、八年，到处都还有一些人遗留或遗漏没有
解决好。主要原因不是哪个人对党的政策坚决对抗不执行。主要原因是我
们县以上领导机关不了解情况，主管部门的主动性和下决心把事办好办彻
底的热忱不够。我说过几十次，抓这种事，不能单靠发号召。发号召，发
文件，发通知，现在可以说一点用处都没有了。而是要到基层、到党外人
士中去访问，发现一起就处理解决好一起，这样，人们就会找上门来。对
找上门来的人我们又不怕麻烦，负责解决好。这样，又可以推动事情比较
快地处理好。我看这样再抓上两年就可以完满解决了。这里，谈的党外问
题，党内遗留案件也是一样的道理。
——1985年1月，在中央统战部的一份简报上的批语：
我们许多地方对党外人士那种荒唐、幼稚的“左”的思想基本上没有
得到克服。之所以克服不了，我以为首先和我们有些地方的统战部门、组
织部门有关。我认为，与我们有些作统战工作和组织工作的同志有关。我
主张你们两家（注：指统战部门、组织部门）从上到下在整党中要作为一
个重大问题进行拨乱反正和认真整改。
——1985年就中央统战部的一份报告，给中央书记处胡启立、王兆国同志的批
语：
启立、兆国同志：我们党内向党外作成作福、称王称霸的事，时有发
生，上面发现了，道歉了事，上面不发现，人家还得忍气吞声。今后怎么
办？靠上面发现仍是人治而不是法制，可否向党外朋友提倡诉诸法律？
这一类的批示、批语是很多的。下面，也就是在本书的第二部，我们将分别说
一些不甚为人所知却又十分“蹊跷”或令人动魄惊心的案件的平反……
亦凡书库扫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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