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张扬及其《第二次握手》死中获救
“文化大革命”后期，故事梗概完全相同而文字长短不一的一本小说，有多种
手抄本在中国成千上万的青少年中秘密流传。它就是后来光明正大地正式发行的
《第二次握手》，并被拍成了同名电影。但这部作品产生的过程，及其作者张扬遭
受过何等劫难又如何获救，恐怕知之甚详的人就不是很多的了。
作家张扬，1944年出生于湖南。新中国建立后，他的家庭由于阶级出身的差异，
属于拾不起头、过着凄苦日子的那一类。1963年初，19岁的张扬奉父母之命，去天
津探望由天津公安局帮助查找到的从未见过面的亲伯父，顺路经北京看望唯一的舅
父——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的一位成果丰硕的化学家。
张扬临离长沙时，他的姨母和母亲说起他从未听说过的关于舅舅的一段往事。
其大意是：1951年的一天，舅舅下班回了家，舅母将饭菜端上桌，推开书房门叫舅
舅吃饭，只见舅舅的全身像凝固了似的，全神贯注地脸向着窗外。舅母返身拉开客
厅门，发现外面站着一位素未谋面的女客人。女客人很有礼貌地说出舅舅的名字，
问是否住在这里，舅母答“是”，并邀请她进屋。但这位女客人逊辞，站了一会儿
便向外走去。她走了几步又在门口停下脚步，转身询问随后相送的舅母：“请问：
您是他的夫人么？”舅母答道：“是呀！”女客人轻叹一声——“您多幸福啊”，
转身离去。舅母回屋，在饭桌上问舅舅：“刚才那位女客人是谁？”舅舅说：“她
就是×××呀！”舅母恍然大悟：“原来是她！唉，你为什么不请她进家来呢？”
张扬自幼酷爱读书，还爱写写画画。这个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深深打动了他。
他从舅舅的苦学求成的经历，联想到科学家对人类社会的令人崇敬的贡献，以及为
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争得的荣誉。他认为，从这样一群具有真正聪明才智的知识分子
身上，可以衡量一个民族的素质和国家的文明水准。
完成了探望伯父和舅舅、舅毋的使命回到了长沙，张扬就着手写他已构思好的
小说。他写了一万多字，只是个短篇，取名为《浪花》，意为洁白的浪花即意味着
水的纯净。
1965年9目，张扬到湖南省浏阳县大围山区的中岳公社南岳大队书搪生产队插
队。由于家庭窘困，亲友给他凑了以备急需的零花钱。虽这只有寥寥的十四元钱，
如是他个人二十年的生命史上从来拥有过的最高额财富。他一边从事繁重的“与天
斗、与地斗”，一边从这点“财富”中挤出几个钱买点儿纸，充实改写他的《浪
花》，一下扩展成十万字，易名为《香山叶正红》。他在扉页上录下了恩格斯的一
句话，“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同时改变
了原来悲剧性的结尾，着力描写了周恩来总理与我国科学家群之间，情真意笃的笑
语交融。因为很多真实的故事使他深深地感受到，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我国科学技
术的发展，十分尊重和爱护广大的知识分子。他认为在他这部有关科学家的作品中，
出现周总理的这种形象，是自然而然的应有之笔。
他对这一次的充实改写很满意。但他只给为数寥寥的几位好友浏览消遣，根本
没有发表的意念。因为“千万不要忘记”又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文化人和文艺作
品，成了“阶级斗争”的活靶。尽管他的这部小说，是歌颂共产党、赞颂社会主义
的，但那些被“批倒批臭”的作品，有哪一部不是歌颂共产党和赞颂社会主义的呢？
只要有人存心让一位作者下地狱，从这位作者的某部作品中，总会挑出“反党反社
会主义”的骨刺来。
1967年夏，武斗的枪炮声响遍三湘四水。张扬躲在生产队的一座土屋中，改写
了这部作品的第三稿。其时他的那笔“财富”已一个子也不剩。他帮附近小镇上的
一位被人欺侮的裁缝师傅写了个状子，这位帅傅要酬谢他，他只要他买了一本廉价
的“内查外调”的材料纸，以供写作之用。
1968年，浏阳的一名既敏感又偏激的中学生、又是一名红卫兵的小头头，给张
扬写了封信。他在信中猛烈抨击了”非神学的圣经”、“林立的偶像”和“蒙泰里
尼式的红衣大主教”。
据分析，所谓“林立的偶橡”，是指林彪搞起来的个人迷信狂潮；“蒙泰里尼
大主教”，本是世界名著《牛虻》主人公牛虻的非婚生父，在这里也指的是林彪；
“非神学的圣经”，则指的是“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背
诵“老三篇”等等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罢了。张扬给他回了信，表示同意他的观
点。但张扬提醒他：为防不测，不得保存信件。
1969年冬，“一打三反”轰轰烈烈。浏阳县早就密切注意这位中学生“反动言
行”的人们抄了他的家。谁知他并未接受张扬的劝告，一千多封“黑信”被抄走了，
其中包括张扬的几封回信。这位中学生和他的一些“红卫兵同伙”成了“现行反革
命小集团”，统统被抓了起来。张扬闻讯自知在劫难逃，立刻披星戴月‘潜逃“。
他逃到长沙，得到一些“哥儿们”的掩护，在工厂、旅店、农村东躲西藏。
一天又一天地过去，他觉得如此逃亡实在枯燥乏味，索性用他弟弟的一位同学
送给他的黑塑料皮的笔记本，改写他的那部作品。路灯下，小镇旅店的小油灯下，
车站候车室，工厂宿舍的犄角旮旯，得空就写上几行。
1969年除夕到1970年元旦后的那几天，他躲在汨罗县智峰公社山区的一位友人
家。这位朋友也穷得叮当响，屋子又小又暗，连条凳子也没有，甚而也没窗，又点
不起一盏小油灯。此刻屋外积雪盈尺。张扬突然想起“萤火雪光”的古训，连忙推
开门扉，借屋外的雪光写作。双脚麻冻，手也抖索个不停，他也咬牙坚持着写……
这第四稿比前两稿精练了许多， 由十万字上下精练成六七万字，恰好写满那
个塑料皮笔记本的最后一页。他把书名改成《归来》，意即于海外学成业就的许多
科学家，都陆陆续续地回归已是社会主义的祖国，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国家和同胞。
1970年2月下旬的一天，张扬从长沙去别处看望一位朋友。他预感可能出事，
便将随身藏着这部书稿的挎包，存放在一位姓陈的知青伙伴家，身无“牵挂”地去
看望那位朋友。果不其然，浏阳来的警察正在那位朋友家等着他。他立即被铐起双
手。但他没有任何生活用品，连牙膏牙刷、毛巾肥皂也没有。警察索性把他押回长
沙他的家，既取生活用品，又顺便抄抄他的家。
这时张扬的父母，都在各自的单位接受“群众专政”，家中只有张扬的八十多
岁的祖母、未成年的小妹，以及下乡插过队“倒流”回城的弟弟。这个不知被抄过
多少次的家，已一片愁惨萧索。当两名警察忙于东翻西找的时候，被铐着双手的张
扬对仍被冷得缩在被窝里的弟弟悄声说：“快去陈××家，将里面的东西——”打
了个撕碎纸片的手势，“嚓！嚓……”
随后，他被警察押解到浏阳蹲大狱。虽然，他从未见过拘留证或逮捕证，但罪
名却有了一大串——“恶毒攻击林副统帅”、“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货真价
实的现行反革命”……
1971年9月13日之后，“林副统帅”就不再是“亲密战友”了，张扬也和赣州
的女青年李九莲一样，被继续不见天日地关押着，直到1972年12月29日才被开释。
他白白地被关押了两年又十个月，有冤难申。
他又回到了浏阳县大围山区的中岳公社南岳大队书塘生产队。他一不做二不休，
用弟弟那位同学又送来的两个黑塑料皮笔记本，改写起第五稿来。由于有了两年又
十个月的炼狱奇获，他这次写得特别谨慎认真，－丝不苟。又由于他学过画，会写
美术字，这第五稿从头到尾都是齐刷刷的方块美术字，还绘制了书中女主人公丁洁
瑶教授在首都机场的手捧鲜花的油画做封面，并将全文扩展到二十万五千字。
这时候，张扬颇有成功在望的内心之喜，却不知一场更大的灾难即将临头。自
从他1970年2月，被两个警察铐进浏阳大狱之后，他的弟弟从陈姓知青朋友家中取
回第四稿《归来》，并未“嚓嚓”地撕个粉碎，而借给了自己的一位好朋友，而这
位好朋友又有好朋友。他们爱不释手，有的照抄《归来》，有的讹抄为《归国》，
手抄本越传越广，有人把它们传到了北京。传到北京标准件厂机械修理工刘展新手
中的一本，部已破得没有了封面。他细心地通读了全文，又多次悉心研究，自个儿
给这部书稿起了个名字，叫《第二次握手》。《第二次握手》被传抄到华北、东北、
西北，传看的人越来越多。
1974年，邓小平复出，并代替病情日趋严重的周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事务。湖
南省有关部门在其《情况简报》中，反映说《归国》是一本“坏书”，但并未导致
大搜查大搜捕。同年10月初，《北京日报》在其第960期《内参》上，反映了《第
二次握手》广泛流传的“严重情况”。姚文元看了这份《内参》后，于10月12日打
电话给《北京日报》说：“请找一份给我，并查清作者在哪里。”《北京日报》立
即给他送去了一个手抄本。
10月14日下午四点钟左右，姚文元再次给的〈〈北京日报》打了电话。他说：
“我翻了一下，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
线。它写了一个科学家集团，如郭尧、吴有训。写了许多人。如果不熟悉情况，不
可能写出来；还写了与外国的关系，如写了吴健雄。这不是一般的坏书。要查一下
作者是谁？怎么搞出来的？必要时。可请公安部门帮助查！”
姚文元的这个“指示”，很快就被转送到了“四人帮”死党刘传新掌管的北京
市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立即成立了《第二次握手》专案组。《专案组》查明了张
扬的下落，即刻给湖南省公安局发出如下公函：“按照姚文元同志的批示，我们对
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作者进行了查找。现已查明，这本反动小说是你省浏阳县
的一个插队知识青年张扬所写。现将情况函告你局，（望）及时处理。”
接着，新华社《内参》以《北京市发现许多单位秘密流传手抄本反动小说《第
二次握手》为题，详细反映了流传情况，并认定小说内容“极其反动”。这篇《内
参》说：“北京市公安局根据姚文元同志的指示，对坏书《第二次握手》的作者进
行了清查。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现在已初步查明，作者是湖南浏阳县大围山区中
岳公社插队知青张扬。”
湖南省公安局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的公函后，经报省委常委会讨论同意，于1975
年1月7日上午逮捕了张扬。捕前，张扬正与书塘生产队的男女老少社员们，在阴冷
潮湿的田间作短暂的工间休息。生产队长气喘喘地来通知张扬说，公社主任要和他
谈谈口粮问题，要他火速去公社大院。
这时“文革”高潮早过去。生产队的女知青自寻门路走的走，嫁人的嫁人；男
知青也八仙过海，各奔前程，只剩下唯一的知青光棍汉张扬。生产队长用或明或暗
的种种手法整治他，包括尅扣他的口粮。他本来就瘦弱不堪，加上数月的“潜逃”
流浪和两年十个月的牢狱之灾，再加上成年累月的繁重体力劳动，他经常饥肠辘辘，
更像一根大风一吹就会被吹得无影无踪的豆芽菜。此刻一听说公社领导挺关心他的
口粮问题，他三步并作两步，便跑进了就座落在书塘生产队村子里的公社大院。可
是等见到了公社主任，张扬发现这位领导的神情颇有点古怪。他像似在侧耳倾听张
扬的诉说，可又明显地看出，他是心不在焉。不一会儿，门外进来四位身着藏青色
警服的男子汉。一直心不在焉的公社主任立即如释重负似地冲着一位中年警官说：
“怎么样，你们谈谈吧？”这位警官对张扬稍加询问，似已验明了他的身份，就掏
出一张纸说：“你被拘留了！”
张扬接过这张纸一瞧，是省革委会公安局发出的“拘留证”。执行人姓李，体
格魁伟，神情冷竣。已能领悟人生、洞察人物心态的张扬十分明白，这是一位恪尽
职守的“好公安”：只要顶头上司签发一张拘留证或逮捕证，哪怕命他去拘捕省委
书记或开国元勋，他也会不辱使命的。因此张扬觉得，此刻就是有满肚子抗拒这种
暴政的理由，也无须向这种“好公安”诉说半句，因为说了也白说。他只能听凭他
们“卡嚓”一声给上了手镑，老老实实地让他们押解到长沙，被关进几十年前杀害
杨开慧的反动军阀何健关押共产党人的鹿洞里监狱。
身陷铁窗中的最初几个月，张扬对公安预审人员有问必答。他自认自己清白无
辜，不论把“官司”打到哪儿，他都能理直气壮，问心无愧；只要把有关的一切都
说个明白，就会“兄弟一笑泯恩仇”。
然而，时日一长，铁窗里的现实终于使他恍悟到，他又掉进了一个烂鸡毛坑，
越是使劲地拍打，越是拍打不干净。因为他的反复说明、澄清、解释等等，虽能使
预审者耳熟能诵，但似乎都不符合他们的胃口。他们说，从万余字的第一稿《浪
花》，到十来万字、二十多万字的《归来》、《第二次握手》，“越写越离奇，越
写越反动；而且把当时正在全国到处流传的一本淫秽手抄本《少女的心》称作砒霜，
把张扬的作品叫作鸦片。这“鸦片”有四大毒素：一、反党；二、吹捧“臭老九”；
三、鼓吹“科学救国”；四、明明知道不准写爱情了，还非写不可！
张扬知道，面对这样的一帮人，自己再怎么解释、说明、“老实交代”，都是
白费蜡，不得不据理力争了。对那第四个罪名，他反问：什么时候，有哪一项政策、
法令、条例、通知，包括“文革”高潮期间颁发的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文
件中，规定过“不准写爱情”？或者，所有这些文件的任何一个文件，哪一条款的
哪一句话，作过这种规定？
这一向，问得预审者们张口结舌，后来，他们“找”出了另一条“理由”：作
品中的女主人公丁洁瑶是一个“叛徒”。张扬随即反唇相讥：“说话得有根据。你
们凭什么说丁洁瑶是‘叛徒’？其实，现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才真正有叛徒哩！”
“你说的‘叛徒’是谁？”
“张春桥！”
“你你你……你说你怎么会不成为反革命呢？！”领审者顿即觉得自己大获全
胜。“我们党最优秀的理论家，毛主席司令部的重要成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殊功元勋，在你的心目中竟是个叛徒，哎呀哎呀，我说是嘛，你看你看……你写
《归来》这样的黑书，堕落成反革命，今天看来更不是偶然的了。”
这时，张扬的全家都在遭大罪。
张扬入狱没几天，张春桥发表了《论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长文，文章中提出
了“教唆犯”三个字。按照当时的中国特色，青少年犯罪，其后都必有“教唆犯”。
张扬这次一入狱，公安人员就跑进一家医院，对张扬的身患重症衰弱不堪的姨母拍
桌子打板凳，老鹰抓鸡似地把她从病床上抓了起来，卡住她的瘦胳膊，掐住她的一
只大拇指，往一个笔记本上摁手印。
张扬的母亲性格倔强，她面对公安人员的严峻审问，面不改色。她说：“我们
哪一点腐朽堕落？哪一点能挂上资产阶级？一位女客人来到门前，我哥哥没露面，
让她走了，就这么点小事，亏你们能‘分析’出那么多吓唬人的东西来？！”
尽管抗辩再三，长沙的姨母、母亲和北京的舅父，都被打成了“教唆犯”。全
国各地，凡是阅读、传抄过这部作品手抄本的人，也几乎都被公安机关传讯、搜查
过，有的还遭到了拘留。湖南省公安局的人，还跑到汨罗县乡下，用“开除公职”、
“开批斗会”、“管制戴帽”等手段相要挟，逼迫张扬的一位当教师的穷友捏造伪
证。他们又去张扬插队的地方组织“声讨会”，挨家挨户搜去社员们的印章，以
“广大贫下中农”的名义炮制了一份《控诉书》，“一致要求”判处张扬死刑。
这使得一些好心的知情人觉得，在那年月只要“四人帮”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
说你一声“反动”，你不死也得脱层皮。
为了使这个“反动分子”死得心服口服，省公安局求得省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
向“顽固分子”张扬打了两场“人民战争”。这“人民战争”的突击队，是搬自湖
南省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教师和“工农兵学员”。公安局的人给张扬戴上手铐，推上
吉普车，押赴长沙闹市区的省公安局招待所的一间大会议室；突击队的男女老少几
十人即刻围了上去大叫大骂，还有的人威胁恐吓、拐弯抹用地搞诱供：
你对古典文学是很有研究的……那么你对唐诗宋词也会很有研究的，那么你对
《诗经》、《楚辞》也一定很有研究，那么你一定读过《离骚》，那么你一定读过
《招魂》……噢，对，《归来》者，就是“魂兮归来”也。那么你1969年底至1970
年初到过汨罗，不可能不想起屈原；想起了屈原，便不可能不联想到你自己的处境。
自然喽，你这反革命是不能和屈原相提并论的，只是想起了屈原，你不可能不
想到《楚辞》；想到《楚辞》，你不可能不想到《招魂》；想到《招魂》，你不可
能不想到“魂兮归来”句；想到“魂兮归来”句，你不可能不想到刘少奇；因为只
有刘少奇的“魂兮归来”，反革命才能复辟，才会有你们这种人的希望和前程……
真是“逻辑”缜密，妙不可言！
张扬一听就明白个透，这种人内心的矛头是指向周总理的，只是当时他们还不
能直接指其名道其姓，暂且捡来一个已被踏上一只脚的刘少奇当替身。被“突击”
之后，张扬陆续写给预审人员的“感受”材料中，就有一个小标题道破了他们的用
心：“困剿”《归来》的要害是反对周总理。
从此张扬觉得，与这帮人再没啥好说的，再找他“审讯”时，他对他们说：把
你们的“从宽”收起来，把你们的“从严”拿出来！他画了一幅题写《生命诚可
贵》的一位青年从容就义的钢笔画，又默写了俄罗斯大画家列宾的名作《临刑拒绝
忏悔》。他把竹签削成针，用棉纱搓成线，在洗脸毛巾的一端绣上李清照的绝句——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他又绣了杜甫的名句——
“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
他还常常引吭高歌，最爱唱的是《国际歌》中的这几句：“最可恨那些毒蛇猛
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他就等
着有人把他拉到铁窗外的高墙下，令行刑队向他“端枪”、“瞄准”了。
突然，很奇怪，对他的口切“审讯”都停了下来。
那是1975年10月。
在这之前，张扬给省公安局党组写了一封信，信中揭发了预审人员对他的一系
列违法乱纪行为，要求予以严惩。也许那时候，邓小平的大力整顿的声威起了震慑
作用，这些胡乱办案的预审者们突然都销声匿迹。但他为反抗对自己的迫害，也像
李九莲一样，进行了多次的绝食斗争，其中有一次长达十四天。
绝食结束后，他患了感冒，延续了五十二天，监狱也不给他治。后来家中送来
一盒银翘解毒九，似乎治好感冒，但又出现规律性的下午低烧，夜间盗汗，浑身疲
软，加之长时期的饥饿而营养严重匮乏，病情日益增重。
1976年1月8日，举国哀痛。身在牢房中的张扬，久久地肃立默哀，满面泪流。
同监的一位刑事犯被叫出去询问：“那个姓张的，对周总理的死，说了些什么？”
……那位刑事独自回到监牢后，对张扬说：“我没有出卖良心。”
1976年3月24日，正当“四人帮”猛烈“反击右倾翻案风”之际，中共湖南省
委才批准省公安局，将已“拘留”了一年两个月又十六天的张扬正式予以逮浦。同
年6月18日，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被疯狂镇压后的两个月零十三天，省公安局
对张扬的预审终结，并开始制作《起诉书》。
这份以长沙市公安局名义起诉的《起诉书》，历数了“被告人”张扬的“罪
恶”，“被告人”简直死有余辜。它说：
……特别是1973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刘少奇、
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已被彻底摧垮，他们的“叛徒哲学”、“天才论”
等反动谬论都被批倒批臭了，张扬出于其反动阶级的本能，躲在阴暗的角
落里写出反动小说《归来》第六稿，变本加厉地、非常露骨地鼓吹“叛徒
哲学”和“天才论”。文字越写越冗长，内容越写越反动。这本反动小说
的要害是要资本主义“归来”，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这本黑书从头到
尾贯穿着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
专政的理论，反对党的基本路线；竭力鼓吹“叛徒哲学”、“天才论”，
为刘少奇、林彪翻案，反对文化大革命；捧出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
蛇神的亡灵，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搞和平演变，为刘少奇、周扬文艺黑线招
魂；美化资本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宣扬资产阶
级意识形态，毒害青少年，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这样毒汁四溅的黑书，
被告张扬却得意忘形地说：“我把书名改为《归来》，既切题又含蓄，不
仅人归来了，而且他归来了”。从这本黑书描写的主人公和主要人物就可
以清楚地看出：“归来”的都是叛徒、特务、反动军阀、洋奴买办、死不
改悔的走资源、地主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张扬书写反动小说《归来》的
反革命动机，目的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对于《归来》突出了周总理的光辉形象，《起诉书》认为那是“打着红旗反红
旗”；至于张扬说了一句张春桥是叛徒，《起诉书》则说这是“攻击中央首长张春
桥同志”，“矛头甚至直指无产阶级司令部”……
除这些“主罪”外，《起诉书》还给张扬横加了许多“罪恶”，称他为“不可
救药的反革命死硬派”，要求给予“严惩”。
对“不可救药”者的“严惩”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1976年7月28日，省法院不能不收下省公安局送达的这份《起诉书》，及其附
来的一大摞案卷，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李海初研读了《起诉书》，又认真阅读研
究了《归来》的各种“版本”的手抄本，然后才认真研究了预审阶段的全部案卷。
这位已达知天命之年的老法官得出的结论，与《起诉书》截然相反，认为这是一本
好书。如果经他的手，判处这本书的作者以死刑，那么晚年回首平生，他会感到自
己做了一件泯灭天良的事，是犯了滔天罪！但他其时只能默默地思绪万干而守口如
瓶。他只能先把这个案子压了下来，实行当时唯一能够采取的妥善策略——“拖”！
当年9月9日，毛泽乐去世，“四人帮”却加紧了他们的“既定”图谋的活动。
9月22日，对张扬来说，已销声匿迹了十一个月的省公安局的那位主要预审人员，
突然又出现在张扬的面前。他对张扬说：“你就是一个字也不说，我们也要把你这
个案子办到底的！”他反复训教张扬必须端正态度，要“只争朝夕”。
是要“只争朝夕”的，张扬想要一些材料纸再动动笔。可是“典狱长”很久以
前就奉命不得再给张扬提供纸张和墨水。张扬心生一计，说自己早就瘦骨嶙峋，在
硬木铺板上磨破的尾椎部已发炎溃烂，要求允许家人送些紫药水来。这个“典狱长”
老头儿心肠不坏，没有察看张扬所说是否属实，便点头同意。这样，一小瓶紫药水
便成了“墨水”；张场又把已经破烂的衬衣，撕成了几块长短不一的布片儿当纸，
就又写了起来。在这位久违的预审人员要他“只争朝夕”的第二天，他果真只争朝
夕地向中共湖南省委政法领导小组递交了一份控诉书，控诉省公安局办案人员的违
法乱纪，控诉他们给他捏造了许多“反革命言行”，从而构成了制造伪证罪、栽赃
诬陷罪，在客观上为他们自己构成了完完整整的反革命罪。
过了十二天，“四人帮”被粉碎了。按说，反革命文痞姚文元让办的这桩荒唐
的案子，理应就此客客气气地了结了。老法官李海初去向公安局预审处长的一位老
上司试探着说：“看来，《归来》这案子不好办咧！”这位预审处长的老上司板着
脸说：“怎么不好办？你不办，把案卷退给我们，我们交给浏阳县法院去办！”李
海初—听，心想：那还不如放在自己手里“拖”下去保险哩！
“拖”到1977年8月8日，李海初认为根据形势的大变，某些人原来“内定”的
要张扬的脑袋是不可能的了，可以把案子拿出来按法定手续公开研究研究了。8月
10日，省法院刑事审判庭进行了研究；12月7日，刑事审判庭向法院党组作了汇报；
第二年7月4日，省委政法领导小组也作了研究。这光后三个不同层次的研究，出现
过如下—些说法：
1977中8月10日，省法院刑庭研究时的说法：
——《起诉书》内容涉及张春桥，应让公安局重新改判。
——我看过了一审，判刑超过不了十年。
——不要急于处理，建议都看看小说再说。
——他这个小说，算个什么东西？是散布黄色的，还是攻击？
——还看不出是攻击，只能看出是吹捧资产阶级的爱情至上。
——这个案子要杀，是不是因为这个案子到了姚文元那里？
——十年徒刑算了！我听了半天，也没听出什么来？
——主罪是写小说。还需要不需要宣传部门鉴定个正式意见？
——公安局原来劲头很大：要杀！我现在的意见，是不是请院长向他们讲一讲：
再关一段再说，不要急于判，判了被动。
——姚文元下批示，也不一定是要杀他。现在我们要向领导小组汇报，能判几
年就判几年，投入劳动改造算了！
1977中12月7日，省法院党组听取了刑庭汇报后的研究：
——对于反动文人如何判，这是一个新问题。捕时，经过了省委，这非同小可。
看来过去没判，搞对了！要权衡得失，对科技人员的政策，也要考虑。要根据形势，
来处理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涉及广、复杂，多商量一下有好处。把情况整理一下，向省政法
小组汇报再定。
1978年7月4日，全国广泛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近两个月。省政法
领导小组听取了汇报后的研究结果是：把《归来》鉴定一下，请文联提一提意见。
将这部作品送请省文联鉴定，是李海初老法官首先提出的建议。他的本意是，
借助文联的权威意见，抵销当年以省师范学院中文系为突击队的那场“人民战争”。
其时主持湖南文联的，是著名作家康濯。他和文联的许多同志认真审读了这部手稿，
向法院写了正式书面意见。这书面意见是：
——《归来》是好书、不是毒草。主题是好的，爱国的，健康的；故
事曲折，不一般化，吸引人。文笔流畅、浅通；情景交融，人物都有些性
格特色。作者和知识面比较广泛，人物插图也画得不错。作者如是一位青
年，应给予培养。只要给作者提供一定的条件，这部小说未必不会成功……
当康濯等同志得知这位青年作者正是为了这部小说，身陷囹圄已近四载，他们
都悲愤莫名，立即与文艺界许多人士一道仗义执言，为《归来》及其作者的安危而
奔走呐喊。
但是，文艺界与法院的正义力量加在一起，也没有那些主张给《归来》及其作
者下毒手的人们的权势大。因为那些人都是随自己的兴致给他人以生杀予夺的铁腕
人物。对他们来说，什么党纪国法、人性良知都得统统靠边站。
正是这实事求是的人们，与对文痞姚文元的批示也抱定“两个凡是”式态度的
人们，激烈交锋相持不下的时候，过去长时期在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带动下，
一向敢于培育新青年和为社会正义而呐喊奋斗的《中国青年报》与《中国青年》杂
志，在1978年10月双双复刊了。它们每天都收到成箩成筐的来信和来稿。一天，也
经历过“文革”十年磨难的《中国青年报》文艺部女编辑顾志成，亲手拆开湖北宜
昌树脂厂青年工人李谦的来信，信上说：
编辑同志：
几年前，我从某种“渠道”，得到一部名为《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
小说。当时，因为正在收缴这本书，我是怀着一种“犯罪”的心情，一口
气读完的。我被书中那些生动的故事情节和真实的、健康的思想感情深深
地吸引住了。它压根儿不是什么“反动小说”，而是一本在“四人帮”实
行文化专制主义时期实在难得的好小说……
读到这儿，顾志成闭目沉思。她仿佛记得几年前，北京城经过严查细搜，共搜
出秘密流传的六种手抄本，其中就有《第二次握手》。“原来这是一本好书！”她
想。于是她把李谦的来信继续读下去：
这本书通过描写一个留美的女科学家归国，引起男主人公苏冠兰的回
忆，揭示了解放前后两种社会生活的变化，鞭挞了旧社会的黑暗和腐败，
热情歌颂了新中国，反映了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科学工作者为发展
祖国的科学事业所做的努力和贡献。书中充满高尚、纯真的爱情。尤其是
作者描写了周总理对繁荣我国科学事业倾注的心血和对科学家的热情关怀、
爱护。这本小说内容新鲜，故事生动，语言流畅，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读
后很受鼓舞。当然，这本小说写得还比较粗糙，存在一些缺点，是可以进
一步加工提高的……
看了这些关于内容提要和主题剖析的介绍，平素正直刚毅、同情纯真弱者的顾
志成，对这个手抄本及其作者的兴趣更浓了。她屏着气，继续读着这封信：
对于这样一本辗转传抄、到处流传、深受众多青年喜爱的好书，前几
年，竟被扣上“反动小说”的罪名，横加诬陷，严令收缴，并且对传抄、
传看这本书的团员、青年进行追查、批判，实在是令人不平，我们怎么也
想不通！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多了，随着在各方面落实党的政策，也
应该给《第二次握手》恢复名誉了。人才不应当被埋没，好作品不应当长
期受禁锢。
我们建议：迅速调查《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的情况，给予平反，并
希望早日公开出版这本书。我们盼望着！
看完信，顾志成才想起信不是第一封反映《第二次握手》的来信。她随即从废
弃的来信来稿中，翻出了许多类似的信件。随之有关这部手稿的命运，在她的脑海
中浮现出一个大大的问号和一个同样大的惊叹号。
不日，她走访文化部一位老领导。恰巧，这位老领导正在他自家的客厅中，与
电影界的几位客人正在谈论这个手抄本。也许出于职业的习圈和艺术激情，他们说
着说着就即兴表演了小说开头的那一幕。顾志成忍不住对那位老领导说：“我正在
到处找这个手抄本。”
这位领导说：“我这儿就有一本。”
“您认为怎么样？”
“好书，好书啊！”
“您知道作者是谁吗？”
“不知道。但我估计，他是一位电影学院的毕业生。”
“何以见得？”
“因为这本子很像电影文学剧本。”
顾志成借回手抄本一口气读完，被感动得流了泪。她立即向报社文艺部主任王
石作了反映。由此，《中国青年报》所有负责同志，都十分关注这部手抄本及其作
者的命运。
一天，顾志成去中国青年出版社看望一位部队作家，聊起了这个手抄本，引起
在座的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王维玲的兴趣。他从《中国青年报》借来手抄本也一
口气读完，直读到次日凌晨三点。一大早，他就从家里赶到出版社，把手抄本往该
室副主任李裕康面前一放，急切地说：“这个，你看看。”说完就转身，没说第二
句。
第二天，李裕康一见到王维玲，只说了一个字：“上！”从此，中国青年出版
社决心为出版《第二次握手》奔走。《中国青年报》也决心为这本书及其作者的平
反而忙碌。
但是作者是谁？他现在在哪里？这都成了人们急切希望得到回答的头等大问题。
《中国青年报》派出女编辑顾志成、中国青年出版社也派出女编辑邝夏渝，共同外
出调查。最后她们从北京市公安局打听出确切的信息，以及“事件”的来龙去脉，
即刻南下长沙。
这时候，作为党的又一里程碑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在进行。胡耀邦针对“两个
凡是”提出的“两个不管”，已为党内一切主张全力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
同志广泛赞同。顾志成、邝夏渝到了长沙，首先找到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共青团中
央委员、湖南省团委书记石玉珍。石玉珍表示全力支持她们的查访，并派出团省委
的得力干部，陪同她俩去省法院。
到了省法院、她们要求立即与张扬晤谈，同时要求看看案卷与有关材料。省法
院院长与省公安局局长联系后，同意她们拟出与张扬的谈话提纲，由省法院李海初
出面提问，她俩以“法庭书记员”面目出现旁听，不得露出真实身份，若有不明白
的地方，可以在一旁插话。至于有关材料，由法院负责提供。
与张扬见面前，顾志成、邝夏渝先见了张扬的母亲与姨母，作了长时间的叙谈。
然后，她们按照省法院与省公安局的预定程序，与法院李海初一道，与张扬见了面。
见面时，瘦骨伶仃的张扬，发现坐在李海初两旁的从未见过面的两位女书记员
老是对他面带微笑，感到分外蹊跷。而且，她俩每个人，都一直把各自的黑色塑料
包上印有金色“北京”二字的那一面对他明放着，给他留下了深深的新奇难拂的印
象。他有问必答，使整个谈话谈得十分成功。
此刻共青团湖南省第七次代表大会正在紧张进行。在顾志成、邝夏渝的推动下，
团代会12月20日的会议《简报》，以“《＜归来＞一案值得重视》为题，正式反映
了这桩文字案的前前后后。
12月下旬，体格瘦弱的邝夏渝，被长沙阴冷潮湿的天气冻病了。顾志成独自一
人奔赴浏阳，到张扬插队的公社、大队、生产队深入群众调查。她终于查明，省公
安局有关预审人员搞的那份所谓“广大贫下中农一致要求”判处张扬死刑的《控诉
书》，完全是强奸民意的诬蔑不实之词。
她迅疾返回长沙，把已经了解到的一切情况以及对张扬一案的看法，全部向中
共湖南省委主管政法工作的书记刘福生作了汇报。刘福生表示：省公安局认为《归
来》是经湖南省师范学院中文系鉴定为反动小说的，并写了正式书面意见，现在必
须还由师范学院中文系重新审阅，并写出正式意见，才能作出新的判断。所以暂时
不能放人。
这就等于说，这案子并非是反革命文痞姚文元定下来的，“反动小说”的罪名
是由湖南省师范学院中文系创造的，而这个中文系的“权威”远远盖过了著名作家
康濯及其省文联和省文艺界的许多人。很显然，这是一种托辞，而并非不察实情或
不学无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师范学院中文系很快主动地写出了新的书面意见，
否定了原来认为《归来》是“反动小说”的看法。该系有关人员还作了自我检讨，
说当时在那种政治气候的压力下，说了许多违背良心的话。
这样，经多次走访省公安局，顾志成才见到了一直对她避而不见的那位主审张
扬一案的预审处副处长黄志明。万万没想到，这位副处长仍然坚待原来的看法。他
说：“即使《归来》不是反动小说，张扬本人也是反革命！”这个案子明明是湖南
省公安局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的来人和公函后，为了“贯彻执行姚文元同志的批示”
才使劲办起来的，黄志明却硬说：“这个案子不是根据姚文元的批示抓的，是根据
华国锋同志批示抓的。”
顾志成问黄志明：“华国锋的批示在哪里？”
黄志明答：“没有看见。”
“即使这是华国锋同志批的，”顾志成说，“那么请问：彭德怀同志的问题都
平反了，他的问题是谁批的？”
这一问，才把这位一直威风十足的副处长问了个张口结舌。
1978年12月31日，顾志成、邝夏愉即将返回北京时，她俩去省法院辞行，并向
李海初借了一本省公安局据以定案的《归来》带回京，准备对之细加研究，看看这
个“犯法”的手抄本，与北京众多人士异口同赞的《第二欢握手》手抄本，究竟有
何不同。同时她们要求李海初不要急于结案，建议李海初与她们密切合作，统一行
动。
李海初送她俩去机场。李海初说：“这个案子，在湖南是永远解决不了的……”
说得很深沉。
“我们回北京去解决。”顾志成说。
“北京？北京有希望吗？”
“请等好消息吧！”
1979年1月7日，复刊后的《中国青年报》第三十六期《青运情况》，以《＜归
来＞是本好小说，作者张扬应予平反释放出狱》为题，简单报道了张扬及其作品横
遭诬陷摧残的情况，强烈呼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和各有关领导部门，火速
平反这起波及全国的文字狱。
这一呼吁，率先得到了共青团中央的老领导、其时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共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的胡耀邦的响应。他在电话中要求中国青年出版
社，也给他写个简洁的书面材料。他还说，在对这个书面材料作出批示后，报社和
出版社就可以先用电话通知长沙，尽快结案放人。
1月12日上午十一时，顾志成给长沙李海初打了长途电话。顾志成说：“我们
回北京后，立即向领导汇报了在湖南的情况，并写了一个内部情况，报告了中央，
提出张扬案是冤案。现在中央已同意这种认定，并通知湖南按冤案处理。最近两天，
湖南会收到中央的这一指示。”顾志成在电话中说，《中国青年报》或中国青年出
版杜，还要派专人去湖南，去时还要到省法院与李海初联系。眼下要求这位老法官
把张扬的所有在卷的作品保存好，待张扬被释放后，交给他本人。以后要邀请张扬
到北京改稿。电话中最后一句是：对张扬的冤案倩况，《中国青年报》准备公开见
报。
接到这个电话，李海初更感到大获全胜已成定局。在这前一天，他就已经正式
写出《关于对张扬案的处理意见》。《意见》说：“经审查，主要事实不能认定，
建议全案发还公安局。”接电话后的第三天，即1月15日，省委即批示放人。
1月18日下午三时许，鹿洞里看守所长长的甬道中的一个铁门哐啷一声打开了。
好老头“典狱长”领着张扬默默地向外走。张扬的整个神经立即进入了高度戒备状
态。他准备高呼一声“共产党万岁，，紧随枪声而仆。他跟着“好老头’’在直桶
桶的甬道中一直向前走。他们越过了一个又一个审汛室，最后走进一间办公室。
在这间办公室，朝着门，出现了京剧舞台式的场景，品字形坐着三个人。一侧，
是他见过两欢的省法院的老法官李海初；另一侧，是一位“省公安”；正中间，显
然是位“高干”了，经介绍，他才得知这位就是省公安局副局长于志。
于志副局长满脸堆笑，还给张扬递上一枝烟并点上火，然后才向张扬宣布说：
“经过我们四年多的反复调查研究，现在终于作出了结论：你写的《归来》是一部
好书……张扬同志，你平反了！……你准备回家吧，汽车在门口等着……希望你今
后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贡献聪明才智，写出更多的好作品……”
极度衰弱的张扬一字一句地听着。他用双手撑着沉沉欲坠的脑袋，似有一股热
泪要向外涌。他连忙紧紧地闭上发热的眼睛，并刹那间想起那句忠正铮铮的话：
“历史是这样的无情和公正！”
一个多小时后，他在李海初的陪同下，回到了风雨飘摇、颠沛流离、饱尝人间
苦难的家。邻里们纷纷涌来，像过节般地欢天喜地。
正当其时，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年届四十的编辑李硕儒飞抵长沙。因飞
机误点，原来准备接李硕儒一道去看守所迎接张扬出狱的省法院刑庭李庭长，不知
张扬已回到家中，就与李硕儒坐着吉普车直驱看守所。到了那里才知道原来关押张
扬的牢房已人去室空。他们调转车头，又直奔长沙市区的那座极普通、极简陋的居
民小楼。
进了张扬家，只见一个骨瘦如柴、穿一身撑不起来的蓝制服的细高挑青年人凭
窗而立。他小脑袋，细长脖，佝偻着背，完全一副老人样。李硕儒以一口地道的北
京话，向这位老人样的年轻人自我介绍说：“我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刚从北京来，
一下飞机就奔这儿来了……”
他语声浑厚，音调铿锵，带着热情真挚的微笑。张扬一下楞住了。接着他才第
一次听说，他在铁窗生涯的最后一段时日，从长沙到北京，从北京到长沙，多少人
在为他和他的《归来》的平反而奔走、呐喊、抗争着。他感激的思绪如波涛潮涌。
1月20日，百忙中的胡耀邦，对中国青年出版社几天前送给他的报告作了批语，
稍后又给原出版社社长、共青团中央委员、也是党的中纪委委员的胡德华写了信。
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给耀邦的信上，在“省法院研究此案后，认为《归来》不是
反动小说，判刑依据不足，但公安局坚持要判，一直拖延至今”的字句下面，耀邦
画了条黑线；在“湖南省师范学院中文系已经改变对《归来》的看法……但省公安
局预审处副处长、主审此案的黄志明同志仍坚持原来的看法，井说：‘即使《归
来》不是反动小说，张扬也是反革命’”的一段话下，耀邦不但也打了黑粗线，还
在旁上批了这几个字：“这个同志的态度不对！胡1.20．”；对这样的一段话：
“黄却说：‘这个案子不是根据姚文元的批示抓的，是根据华国锋同志的批示抓
的。’我们问批示在哪里？黄说‘没有看见’，不同意放人结案，张扬至今仍然在
押”，耀邦也打了黑粗线；对“我社将出版小说《归来》”，耀邦也打了线。给胡
德华的信，是1月22日写的，信的全文如下：
德华同志：
你们对这个情况了解得很好。既然你们了解了，你又是中纪委委员，
你就有权参预解决这个问题。因此，请你会同中组部宣教局同志，高等法
院和公安部专管这方面工作的同志，同湖南省委商量认真正确地解决这个
问题。解决后。请将结果报告有关部门。
胡耀邦 1．22．
就在耀邦对青年出版社的报告做出批示的同时，《中国青年报》在头版显著位
置，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手抄本＜第二次握手＞是本好书》，全文刊发了我们
在前面已经提过的，湖北省宜昌树脂厂青年工人李谦给报社的信，并加了《编者
按》。当天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与报纸摘要》就转播了这条消息。紧
跟着，张扬家狭窄而寒酸的小屋，就被许多来访的朋友，和《湖南日报》、《长沙
晚报》、湖南省电视台的记者，挤得满满当当。
此刻张扬突发高烧。他躺在自家的病榻上，强打着精神，接受朋友们祝贺和记
者们的采访。接连两天，他都处于这种高烧与亢奋的共振状态中。
李硕儒对此十分焦急。他认为必须刻不容缓地让张扬完全摆脱其力不胜持的这
种状态，并按照他来长沙的“既定方针”，把张扬迅速带往北京治病。
1月22日，正是胡耀邦给胡德华写信的那一天，李硕儒带着张扬，登上由长沙
直达北京的列车。第二天，列车抵达北京站。张扬心目中特感蹊跷的那两位“法庭
女书记员”，正笑盈盈地伫立在站台上热烈欢迎他的到来。张扬紧握着这两位已
“暴露”真实身份的大姐姐的手，百感交集。
他被暂时安置在青年出版社。一连几天，驱除“重感冒”的一切药物都用到了，
他仍高烧未减。这时，人们才耽心他很可能另有重症在身。李硕儒立即陪他去崇文
门附近的北京医院，作多种手段的诊查。结果胸部X光片表明他果真已“病入膏肓”
了：左右两侧肺叶均已布满“粟粒状”结核病灶，左侧还患有胸膜炎；胸腔的三分
之二积有液体，心脏被这种液体压向右旁，猛一看，胸片左侧大部呈灰白色……
令人触目惊心！长年的饥饿，冤狱之苦，极度的营养匮乏，多次的绝食（最长
的一次长达十四天），连续五十二天的重感冒，是感染肺结核并使之日益恶化的根
本原因。一位医学专家惊叹道：“如果再在监狱中呆两个月，不，一个月，就绝对
没治了！”
这已是1979年1月27日，农历戊午年除夕，星期六。李硕儒把张扬带回出版社
招待所。第二天，已末年大年初一，李硕儒带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带着包好的饺
子，到招待所和张扬一起过年，并轮流看护他。当天下午，李硕儒就陪同张扬去北
京安定门外的北京结核病医院，恳请医疗专家们对张扬进行始救。
那时，医院的医德普遍高尚。尽管时值春节，这家医院也破格接待，并予以
“特护”，要张扬“绝对卧床”。其后每个星期，医护人员都从张扬的胸腔中，抽
出一针管浓浓的胸液，阻止了病势的进一步恶化。
这时。每天都向《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出版社飞来大量读者来信，要求早
日读到正式铅印的《第二次握手》。考虑到张扬的健康状况，王维玲和李硕儒到医
院与张扬磋商，可否先由两位责任编辑，将小说缩编成“简易本”发行，待他完全
康复后，再定稿正式出版。
张扬说：“不，这部作品既然也经历了如此惨重的炼狱，要出，就出完整本、
以飨广大热心读者。”
王维玲与李硕儒觉得张扬说得很在理。但为了他早日康复，文学编辑室的同志，
将找齐的文字长短不一的六种子抄本一一进行了比较，将各本同一章节中最精彩选
出，并将其上下衔接贯通成完整的作品，送给张扬最后定稿，尽可能少让张扬劳累。
就这样，意志坚强的张扬仍要自己再呕心沥血一番。他倚在病床上，在双腿上
搁一块五合板当书桌，从1979年3月7日到4月30日，连续奋战五十多天，作了不少
修改和补充，将二十万字的手稿，改写成二十万字的定稿。青年出版社的责任编辑
和编辑室主任们，即刻为这部作品的尽快问世，投入新一轮的紧张辛劳。
谁知就在这种时刻，曾拼命“围剿”《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的一帮人仍不肯
认输。他们又一哄而起，把“官司”打到党中央。胡耀邦再度出面十分明确地肯定
了作品和作者，最终击退了这股黑流。
出版社的编辑和编审们的辛劳，一刻也未松懈。小说全文于5月下旬发稿，7月
上旬付印；7月22日，王府井新华书店大门前，就已排起争购的长队。7月25日，
《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大报，都刊登了新华社记者杨建业采写的报道：《正义得到
伸张，冤案得到平反，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正式出版》。
这本与其作者一道从死亡线上被抢救回来的小说，一下轰动了全中国。出版社
一版再版，陆续发行了四百三十万册，为全中国短时期内单本小说的发行量之冠。
《中国当代文学史》评论说：这是第一部描写周总理光辉形象的文学作品，世是建
国以来第一部正面反映知识分子形象的作品。一位作家说：这部书第一次告诉人们：
知识分子不但是人，而且是非常可爱可敬的人。作品热情肯定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
重要性，赞美了人性与爱情。
的确，所有这些，正是这部作品及其作者，在“文革”中受到广大群众真挚喜
爱而遭到“四人帮”们疯狂“围剿”的原因，也是后来得到胡耀邦深切关注的真正
原因。
俗话说：“吃水不忘挖井人”。张扬光明正大地出了这本历经磨难的书，首先
想到并一齐寄邮出的，是湖南省高级法院的老法官李海初，和党的可亲可敬的领导
人胡耀邦。在送给李海初那本书的扉页上，张扬写了十一个字：“当代的况钟，人
民的好法官”。在给耀邦那本书的扉页上，他只恭恭敬敬地写了四个大字“献给耀
邦”。后来他听说，耀邦认认真真地读了这本书，并对一位负责同志说：“看来张
扬这个人读过很多书，你见了他，告诉他，好好干！”
张扬在结核病医院治疗了一年又三个月才基本康复。他出院后不久，经李硕儒
作媒，与作家出版社的女会计徐捷，组成了一个恩爱幸福的家庭。他着着实实地遵
从了耀邦的期望。
“好好干！”他完成了百万言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金箔》，被选为湖南省作家
协会副主席、湖南省政协委员，还兼任了湖南肿瘤医院副院长。他深入生活，剖析
社会，又写出了第三部长篇小说《绝症》，及其它许多伸张正义的作品。在《金箔》
出版时，他同样在书的扉页上恭恭敬敬地写了四个大字“献给耀邦”。
1988年12月底，张扬从北京寓所回到长沙，听说耀邦已在湖南两三个月，正住
在省委“九所”。“九所”是省委大院西端一个园林化建筑群落，离省文联只有几
分钟路。多少年来，他第一次明白无误地得知耀邦就近在咫尺，不禁怦然心动。
据张扬后来的回忆文章说，12月30日深夜，他给耀邦写了一封短信，请耀邦以
其认为合适的方式告知他，是否收到了《金箔》；如果没有收到，他还可以就近送
上一套。信的结尾写道：“明年1月18日，是我平反出狱十周年。随着这个日子的
临近，我越来越多地想起许多旧事，在这十年中，许多原来坚不可摧的东西在我心
目中崩溃了，有一个东西却不曾崩溃，那就是坚信历史是公正而无情的。”
1989年1月4日下午，张扬托人将这封信送进了“九所”。5日上午，便从“九
所”打来电话，但张扬不在；夜里又来了电话，约6日下午去“九所”。
1月6日下午，张扬如约来到“九所”六号楼一间大厅，听说耀邦正在做治疗，
他就在呈环状摆列的多张单人沙发中随便挑一张坐下，闭目支颐小憩，女服务员为
他沏来茶。两三分钟后，一个声音传来：“是张扬同志吗？”
张扬睁开眼，站了起来。耀邦微笑着走过去。耀邦的衣着极普通，他端着一个
原先装豆瓣酱之类的圆口方体玻璃瓶，似乎那就是他的茶杯，里面有半杯淡茶。
他俩在两个沙发上坐下，几位工作人员俏然退出，大厅中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亦凡书库扫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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