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
我与葛佩琦，平生缘悭一面，虽在山西省不同的劳改支队曾“共事”若干年；
如今对他的那些往事的追索，纯属偶然。
1995年2月1日，农历大年初二，我与人民大学的一位老朋友电话拜年，他得知
我正在搜集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故事，他说他有一条线索，就是葛佩琦的那个离
奇曲折的冤案，最后也是在胡耀邦的关注下才得以彻底平反。我问，是不是他也出
了力。他说不是他，而是人民大学的一位老前辈。我说我很想见见这位老前辈。他
说这位老人九十高龄了，不是什么时候都能作马拉松式长谈的，得先与他约个时间。
我说：“好，我等你电话。”
不一会，这位老朋友就来了电话，说是“明天上午九点”。
明天，是大年初三，我怕影响这位老人家与远远近近儿孙们的节日欢聚，意欲
向后推迟几天。我的这位老友说，这时间就是那位老前辈定的，他认为谈谈葛佩琦
的事，“比过节还重要”。
多么可敬可佩的老人啊！
第二天早上，我如约前往，在人民大学林园宿舍区的一座楼房里，与这位老人
见了面。
先说说这位革命长者
他叫李逸三，身材颀长，面色红润，须发尚未霜雪尽染；但言谈时常常不由自
主地颤摇着头颅，偶尔写几个字，手也有点抖，仍不无高寿老者的特征。
然而他思路清晰，在平静缓慢的谈吐中，常常透示出刚劲雄辩的内涵。他说：
1957年，他打心里就不赞同毛主席“引蛇出洞”的说法，如今更不能苟同反右“扩
大化”的论点。他说，如果“扩大化”了几万倍，十几万倍，这场运动还能被认为
是“正确的、必要的”？
他的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练就了他一身刚正之气。
他年轻时，与薄一波、程子华、李雪峰，同读太原国民师范。1926年，他与程
子华南下武汉，进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军事。1927年蒋
介石背叛了革命，他与程子华都参加了同年12月的广州起义。起义失败，程子华转
去湖北宜昌的有着不少共产党员的国民党部队公秉藩旅，李逸三则去了也有不少共
产党员的国民党第四军十二旅旅部，当了一名准尉文书录事；而在共产党内，他是
直属中央军委的进行兵运工作的特别支部的书记。
1929年夏，他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后回部队，带看装有党报《红旗》、党
刊《布尔什维克》等印刷品的皮箱，住进了汉口一家旅馆，被检查旅馆的国民党军
警发现，他只身逃去。第二天，武汉国民党报纸登出了一条大新闻：《共党要犯李
立三武装来汉》，文中末尾写道：“已派出干探多人，四处缉拿”，闹了个一字之
差的大笑话。
他在武汉江岸区警备司令——黄埔军校第三期的中共地下党员黄志强的公馆里
隐蔽了一个星期，听说蒋介石正要收拾的第四师已南去广东，他就返回上海党中央。
中央要他到宜昌去找程子华，共同从事兵运工作。到了宜昌，他遵照中央军委指示，
先与隐蔽在宜昌的湘鄂西党委书记——上海中央流动训练班（中央党校前身）的同
学周逸群接了头。周逸群说，程子华所在的那支部队已在三天前举行了暴动，已与
他失去了联系，遂介绍李逸三去洪湖苏区参加武装斗争。
在洪湖苏区，李逸三先后担任过游击二纵队政委、红十七师政治部主任、红六
军秘书长兼洪湖军政学校代理校长。1930年冬，他被周逸群委派去上海党中央汇报
了工作返回苏区时，被途中严密搜查的敌人认为“形迹可疑”，关进了武汉的军人
监狱。武汉行营军法处判他三年徒刑。上海党中央与他单线联系的女同志浦秀文，
给他汇了三十块钱，嘱其多保重。
1931年长江洪水泛滥，淹没了这所监狱。1932年春末，南京国民党政府颁布疏
通监狱令，他被依令释放出狱。出狱前，浦秀文又给他汇款三十元，供他去上海的
路费。他出了监狱即刻赶赴上海，党中央已转移江西苏区。他遍找单线联系的浦秀
文也找不着。全国解放后，在北京，他见到浦秀文的哥哥，一位老共产党员浦化仁，
才得知浦秀丈当年给他汇款后不久，便因病去世。
当时，他算是暂时失掉了组织关系，只得回山西武乡故士，独自建立了党组织
展开地下斗争。1933年8月，他去太原找到了中共山西特委书记维公，才接上了组
织关系，并决定正式成立中共武乡县委员会，由他担任县委书记。1934年春，他又
被阎锡山逮捕，关进了太原第一监狱，判刑六年。
1937年5月，他组织同监狱难友绝食三天，他们才被释放。他出狱后很快就找
到了老同学薄一波。薄一波把他分配到决死队第一纵队二总队，从连指导员干起。
而后，他陆续担任过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太岳军区宣传部副部长、代部长，
抗战胜利后调往北方大学和华北大学做党的工作。
全国解放，华北大学改称中国人民大学，他历任专修科总支书记、预科主任、
校本部人事处长、校党委常委、统战部长、组织部长兼监委书记。1964年调任中国
科学家植物研究所副所长兼党委书记。1966年“文化大革命”，他两次坐监、靠边
站被审查。1978年冬，中国科学院党委给他作出了历史结论：“两次被捕，没有问
题”，“反‘左’，难能可贵”。1979年调任国务院参事。
李老说：“葛佩琦是怎样被打成‘右派’的，以后又怎样被关进了监狱，我都
一清二楚。那前前后后，都是一连串的完完全全的人为大冤案！”
两个多小时的谈话快结束时，李逸三老人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接着，他从书橱
里拿出一个厚实的文件袋，封面上写着“葛佩琦”三个毛笔字，里面装有八十年代
葛佩琦冤案被平反后，一些报纸杂志记者对葛佩琦的访问记，平反前葛佩琦写给李
老的信件、申诉材料，和李老给胡耀邦信件的草稿，等等。这些原始材料，有的是
一些记者已发表的文字没有述及的，有的是葛佩琦本人的回忆录也未尽纳其内的。
这对我来说，都十分宝贵。
多么可敬可佩的老前辈！
为保证“完壁归赵”，我回到新华社复印了全部材料。然后细细研读了“葛佩
琦”，越发觉得当年一些人横加给葛佩琦的“极右分子”、“历史反革命”和“现
行反革命”等等罪名，与葛本人从呱呱落地起，直到1957年身陷囹圄止的真实言行，
统统都沾不上边。
他本是热血满腔的爱国青年
葛佩琦，原名葛畔珩，1911年9月出生于山东平度县仁兆镇淖泥沟村的一个贫
苦农民家庭。弟兄五人他最小，下面还有一个小妹妹。加上父母全家八张嘴吃饭，
只有三亩半地。农忙时村塾放假，他这个颇受优待的小弟弟，也得去放猪放牛，同
时手捧书本不忘苦学。
那时整个平度县只有一所县立小学，一所美国基督教会办的中学。他从私塾考
进了这所中学附属小学六年级，刚刚读至毕业，这所中学停办。听说离平度县三百
六十里的黄县也有一所美国教会办的中学，怀有“科学救国”理念的葛佩琦，用一
根小扁担挑着行李和书籍，汗流浃背地行了三百六十里，考进了这所中学。
那是1929年春天。第二年的5月3日，是侵入山东的日本强盗在济南屠杀中国军
民五千余人，并残杀国民党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及十七名外交人员的“济南
惨案”两周年。国耻难忘的同学们要求召开全校同学的纪念大会。美国校长借口大
会程序中的“向国旗三鞠躬”是教会所反对的偶像崇拜，妄图阻止纪念会的召开，
同学们不予理会，坚持召开了纪念会，照样向国旗三鞠躬。这位校长就宣布“停止
上课，解散学校”。中国老师和同学们不听这一套，一直坚持到6月完成了期末考
试，才各奔前程。
有钱的同学都转向他方求学了。穷书生葛佩琦却突发奇想：去北京上学。他步
行回家“说服动员”，父亲才东挪西借给他凑了十五块钱，母亲给他做了双布鞋和
一身粗白布褂裤，再步行三百六十里，回到黄县挑起存放在一位老师家的行李和书
籍到达龙口，在一位老乡的帮助下买了张便宜的轮船票，经两天一夜的波涛摇晃到
达天津。待从天津乘火车到了北京，他口袋里只剩八块钱了。
那时外乡人在北京上中学，就是一文零花钱也不花，每学期的学费、膳食费和
书本费，起码也得三四十元。他这区区八元钱，怎么能上得了学？一位同乡举荐他
先去一家工厂当学徒，等赚足了学费再求学。他被分到这家工厂的汽车房，先跟着
顺傅刷洗汽车零件修汽车，然后学开车。平时每天都得清扫汽车房、擦汽车，帮助
师傅洗工作服，每月只有一元零花钱，每天两顿窝窝头，一分工资也没有，他也干
得很认真。
1930年8月，在黄县读书时的几位同学进了北京崇实中学（现名二十一中）。
这所中学与葛佩琦当学徒的工厂只隔一条胡同。他们得知穷得有名的老同学葛佩琦
还是因为没有钱才辍学，一位家庭较为宽裕的同学王征寿（规为广州南方医科大学
教授）主动借给他二十五块钱，够交一个学期的伙食费；葛佩琦自己剩下的那八块
钱，够交一个学期的学费；那位举荐他去工厂当学徒的老乡，则借给他五块钱买了
书本，他才得以插入这所中学的初中三年级。
他遂向工厂厂长告辞。厂长看这位年轻人忠厚老诚，刻苦上进，就特别关照他
得空就回厂继续学开车。这正合他的意，每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他都回厂摸摸方
向盘，没花一个铜子儿就成了技术娴熟的司机。
第一学期顺顺当当地度过，第二学期的“钞票”又成了问题。学校教务长介绍
他去牧师兼校长办的瑞士奶羊场，给用户送羊奶。他每天凌晨四点起床，骑上自行
车，把三十多瓶四十多斤重的羊奶分送给东单、东交民巷一带的用户，往返约十里，
八点钟准时进课室。下午四点下了课，他再按这条路线送一次奶，不误晚自习。
这样，奶羊场负责给他交学费，另外每月还给工资三元钱；他第一学期的总成
绩在初中各年级名列第二，得了八元钱的奖学金，第二学期的“经费难”也全部解
决。
他如此风雨无阻地半工半读，在高中部又读了两年。这两年的寒暑假，他照样
没钱回家探望父母和兄妹，就留在学校每天照送两趟羊奶，偶尔还开车帮人送水果，
所余时间全部用来刻苦自习，拿下了高中三年级的全部课程。1933年暑期，他以优
异的成绩，越级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进了全国数一数二的高等学府，他照旧半工
半读，以获生活、学费之源：家庭教师，中学兼课。终年辛劳不已。
“一二·九运动闯将”
1935年5月和7月，“先安内后攘外”的国民党政府，接连与日本强盗签订了
“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任由日本军队大举增兵关内，叫嚣“华北五省防共
自治”。11月24日，汉奸殷汝耕在北京城东二十公里的通县，成立了“冀东防共自
治政府”，使冀东二十多县脱离了中国政府的机制。北京城上空常有日军飞机侦察
盘旋，大街小巷更有日本浪人霸道横行。
正当这华北危亡之秋，与日本人签订“何梅协定”的何应钦，又作为国民党政
府行政院驻华北代表处长官的身份来到了北平，住中南海居仁堂。他接见了一些
“要求华北自治”的汉奸，与日本人秘密商谈，决定12月9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
会”。消息传出，中共北平市委立即决定，由北平市学联发动各大、中学校学生，
于12月9日到中南海找何应钦请愿，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如果请愿不成，
就改为示威游行，推动各界人士抗日高潮的到来。
12月9日早晨，北风呼啸，寒气袭人。来自四面八方的学生汇集到新华门前。
新华门紧闭。门前排列着枪上刺刀的军队和架着机关枪的车队。学生们推出的十二
名向何应钦请愿的代表，根本进不了中南海，遂立即改为示威游行。葛佩琦与北京
大学的许多同学也参加了示威游行。游行到王府井大街南口，正要向日本大使馆所
在的东交民巷进发，国民党军警用皮鞭、棍棒、大刀、枪托、高压水龙头对付赤手
空拳的男女学生。不少学生被捕，三十多名学生受了伤，其中东北大学的一位男同
学被打断了鼻梁骨，女子二中的一位女同学被砍伤了一条胳膊。马路上霎时冻成了
一片片晶莹的血花。同学们仍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
继续与军警搏斗。
永垂青册、震撼全国的“一二·九”运动就是这样开始的。
由于全天参加了游行示威，本当9日下午当众开票宣布北京大学学生会的选举
结果，改在10日上午宣布。葛佩琦被选为学生会执委会委员。接着，朱穆之（当时
叫朱仲龙）、韩天石等三人被选为学生会总务、副总务（即主席、副主席）。
也由于有了这一整天的示威游行，原定这一天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泡了
汤。
冀察当局召集各大学的校长开会，要他们“劝导学生安心上课”，不要再上街
“乱喊口号”。有些校长回校后在学生面前声泪俱下地说：“你们再去游行，学校
就难保了！你们应当爱护学校！”有的学生当场站起来反驳说：“校长，我们爱学
校，但是更爱国家！”
12月14日，北平报纸报道，冀察政务委员会改在12月16日举行成立典礼。北平
市学联立即决定，在16日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16日凌晨，位于沙滩的北京大学的所有学生宿舍，都遭到国民党武装军警的紧
紧包围，住在北大西齐宿舍的葛佩琦，率领西齐的同学向门外冲击时，与身后举大
旗的两位同学立即被军警逮捕，并遭到十多个侦缉队员的拳打脚踢。然后被押到附
近银闸胡同的警察署，拴在木柱上。接着沙滩大街上响起接连不断的口号声和歌唱
声。北大同学终于全部冲了出来。
上午十点多钟，一个留着八字胡的警官开始“过堂”。他问葛佩琦：“你们这
些受共产党蛊惑的学生，闹腾什么？……难道你们还要造反吗？”
葛佩琦回答：“是，我们是要造反。我们要造日本帝国主义的反，要造汉奸卖
国贼的反！”
“不要胡说！谁是汉奸卖国贼？敦睦邻邦，谋求和平，是党国的大政方针，你
竟敢在公堂上发表抗日言论……”
“镇压抗日救亡运动者就是汉奸，以国土睦邻者就是卖国贼……”
“你胡说啥？给我跪下来！”
“只有汉奸卖国贼，才会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我是抗日救亡的爱国青年，宁
愿站着死，不可跪着生！”
“把他拉下去，给他戴上手镑，送市警察局！”
在市警察局，葛佩琦与各校被捕的同学继续坚持不屈，齐唱救亡歌曲。数日后，
都被各个学校当局保释出狱。
1936年1月，平津学生组成了南下扩大宣传团，传播抗日救亡火种。葛佩琦与
北京大学学生会的几位执行委员在后方募集捐款，支援南下同学。但是，到达琢州
附近高碑店的第三团和到达保定的第一团与第二团，先后被国民党军警特务和河北
省政府勒令解散回北平。为了保存这一支支抗日救亡力量，第三团团长中共地下党
员蒋南翔建议成立“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获得第三团全体切员的拥护。第一团
和第二切成立的组织叫做“民族解放先锋队”，推行一团团长中共地下党员韩天石
等九人为筹备委员。他们全都返回北平后，经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同意，将这两个组
织合并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外
围组织。葛佩琦立即参加了民先队。
“民先”“民先”更得打先锋
就在他参加“民先”的这个月——1936年2月，在南京的国民党政府颁布了
“维持治安紧急办法”，北平市当局更加起劲地镇压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许多学
校的学生被逮捕或被开除。单是天安门外河北省克第十七中学（又称河北高中）在
一天之内，就开除了学生运动积极分子康世恩等十人。在校学生要求校长收回成命。
高二、高三班同学六十人激于义愤，和康世恩等被开除的同学一起离开学校，流落
街头。葛佩琦与北大学生会的两位执行委员代表北大学生会，让他们投宿于北大三
院学生宿舍，给予热情慰问。
2月13日，北平各学校的学生代表三百余人，护送康世恩等人返回河北十七中
学。校门紧闭，无人接纳。学生们越墙而入。学校校长带来军警特务，将高二丙班
学生郭清五花大绑投入监狱，严刑拷打。3月9日，郭清被折磨致死。消息传出，北
平许多学校的学生都怒火填膺。北平学联党团决定，3月31日上午九时在北京大学
三院大礼堂，召开追悼郭清烈士大会。30日深夜，葛佩琦和北大学生会的几名执行
委员连夜把这一决定，秘密通知了北大进步同学。
3月31日上午九时左右，聚集在北大三院大礼堂的各校学生代表一千多人正要
召开追悼会，北大校长蒋梦麟到场勒令停止开会。同学们置之不理，追悼会继续进
行。北大救国会主席韩天石致词后宣读了祭文，天津学联、民先总队、北平妇女救
国会的代表相继发言。大会决议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不再发生这类事件；停止内战，
对日抗战。
这时，北大二院的大门已被军警特务封锁。参加追悼会的同学更加悲愤难忍，
决定“拾棺游行”。但他们遭到军警的镇压，结果，五十多位同学被捕，其中有女
生十七人，还有一位跟着采访的新闻记者，另有更多的同学被打伤。
当天上午，北京大学当局贴出两张布告：一是“本届学生会立即停止一切活动”；
一是将追悼会主持人之一的韩天石等四位同学开除学籍，理由是“破坏秩序，危害
全校安宁”。
这样，北大学生会一边设法营救被捕同学，同时，要求学校当局收回开除四位
同学的成命。4月1日下午，葛佩琦与另一位学生会执行委员刘玉柱，去面见校长蒋
梦麟，要求恢复学生会的活动，收回开除四位同学的成命，保释被捕同学。蒋梦麟
余怒未息，对所有要求均断然拒绝。
葛佩琦们没有气馁。他们发动被捕、被开除同学所属班系的男女同学，接二连
三地向蒋梦麟请愿，大搞“疲劳轰炸”。最后蒋梦麟不得不宣布：“兹念师生感情，
尚可尽力帮助。”北京大学被捕的男女同学，相继被保释出狱。其他各校被捕的同
学，也先后得到释放。
1936年5月，天津日益增多的日寇，将被迫为他们扩建兵营、构筑军事设施的
大批中国工人秘密处死。葛佩琦也亲眼看到天津海河中漂流着不少浮尸。天津全市
的爱国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日本增兵华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示
威游行。
刚刚自动恢复活动的北大学生会，立即率领北大同学响应天津学生的爱国行动。
北大当局仍拒不备案。学生会在三院大礼堂召开全校同学大会，又被突然赶来的警
察、宪兵所制止。学生们遂转移到三院大操场继续开会，决定将北大学生会改名为
“学生救国委员会”。经正式投票选举，葛佩琦被选为二十一名委员之一。
6月13日，葛佩琦与救国委员会的委员们，率领北大同学参加了全北平市学生
的示威游行。各路游行大军运用了“头调尾、愿调头”的穿插迂回游击战术，经过
七散七聚，避开了沿途军警的拦截，会师于鼓楼广场，召开了市民大会，通过了如
下的决议：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保卫华北，收复东北失地。
1936年11月，在傅作义的指挥下，绥远抗战爆发。北平市学联发起募捐活动，
支援和激励绥远前线将士。葛佩琦也率领北京大学的一支募捐队，到东四至朝阳门
一带募捐。他们将募捐所碍全部送交北平市学联，市学联购买了钢盔、皮衣、药品
等物，送往绥远前线，当月25日，绥远前线将士收复了百灵庙，取得了绥远抗战振
奋人心的胜利。
北大学生救国委员会的抗日救亡活动卓有成效，也未能得到学校当局的承认。
而当时没有一个合法的学生会，要顺顺当当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是相当困难的。经
过多次力争，学校当局才同意按照当时官方的“高等院校学生自治会组织大纲”重
新组织学生会。经过全校各班代表大会的正式选举，陈忠经被选为学生会主席，葛
佩琦为副主席，刘玉柱、袁宝华、陆平、胡昭衡、顾大椿等十七人为执行委员。其
中除葛佩琦为民先队员外，绝大多数都是中共地下党员。
12月9日，“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中共北平地下市委决定这一天举行全市
学生大游行。市委负责人黄敬、学联负责人高承志和民先队负责人李昌等人组成”
了游行指挥部。但到了这一天，正碰上段祺瑞的大出殡。为避免与全城戒严的军警
发生冲突，李昌建议把“一二·九”一周年的大游行，改在12月12日进行。
12月11日夜晚选出的北大学生自治会，立即对全校进步同学作了总动员。第二
天天不亮，葛佩琦等人就率领全校同学参加了全市学生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庆祝绥
远抗战胜利，支持青岛工人抗日大罢工，要求释放全国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等七君
子。
几路游行大军在东皇城根会师不久，在东华门大街碰到了“冀察政务委员会”
委员长、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小汽车。学生们早先接到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
少奇的指示——对宋哲元只能团结和统战，围着小汽车齐声高呼：“拥护宋哲元将
军抗日”，“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冀察”，要求宋哲元下车讲话。宋哲元坐在车里答
应：现在兄弟公务在身，下午在景山公园相会。
下午，葛佩琦率领的北大学生队伍首先进入景山公园，然后各学校的队伍五千
余人陆续到达。宋哲元虽然失约，北平市长秦德纯代表他和大家见面。他表示愿意
抗日，接受了大会主席团的几项抗日救亡的要求。对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他说“今
天就办”。当学生队伍气势雄壮地走出公园大门时，全副武装站岗的士兵向学生队
伍规规正正地敬礼。
1937年6月，葛佩琦从北大物理系毕业，获学士学位。山东省教育厅请他去省
立第五中学教物理，他没有去。他首先想到的是国家民族的命运：如果抗战爆发，
就响应党的召唤，奔赶前线；如果一时中日不交战，就争取出国留学深造，多学点
本领总是有用武之地的。
6月28日，北大、清华等许多院校的学生，在西山举办军事夏令营。葛佩琦虽
在城内一所中学兼课，未能全部参加，但在老红军袁义烈和军事干部朱则民秘密前
往夏令营讲授游击战时，他世专程前去聆听。这次学到的点滴军事常识，居然对他
抗战初期组织游击队发挥了大作用。
“七·七”抗战爆发的第二天，北大学生会就组织了多支慰劳队，赶赶卢沟桥
和城内伤兵医院慰劳伤员。其中一支慰劳队由葛佩琦率领，慰问了东直门陆军总医
院的伤员。伤员门备受感动。有的尽管头上裹的纱布血迹斑斑，有的腿上打着石膏，
也纷纷表示争取早日伤愈，重回前线。
第二天，葛佩琦参加了北京大学和北平大学医学院的学生组成的战地联合救护
队，到战地救护伤兵。抬进城内的伤兵无处收容，他们就把北大三院改为伤兵医院，
医药、设备、经费，一切的一切，全靠自力。葛佩琦代表学生会去见了北大秘书长
郑天挺，郑先生表示学校的东西都可以用，煤水电全由学校负担。他们陆续抢救了
数以百计的伤员。
7月28日夜，二十九军全线撤退，北平沦陷。在日寇正规军尚未进城时，葛佩
琦和他的同学们仍在继续抢救伤员，并把他们转移到安全地区。8月7日，他才和朱
穆之、刘江陵等人告别北平，奔向抗日征程。
步步走向奉献终身的大门
1937年8月上旬，葛佩琦与先后到达天津的五百多位北平学生，乘一艘英国轮
船去上海。船到塘沽，上海爆发了“八·一三”抗战，心中打鼓的英国船长想调转
船头。葛佩琦与刘江陵等人被全船学生推举组成了航行指挥部，向英国船长提出严
正警告：如果你执意要把轮船开回天津，把我们送给已经全部占领了天津的日本强
盗手中，我们就把你扔进大海。这位船长只得答应将船开到烟台。
船到烟台，上岸步行。男女同学三百人在掖县沙河镇作了三天的抗日宣传，葛
佩琦没有一睹近在咫尺的平度县家门。
在济南，民先队的领导同志李昌等人根据党的指示开会决定，将汇集于济南的
大批平津学生一分为三：一部分由李昌率领去太原支援山西抗战；林一山、刘居英、
孙传文等一部分人适合留在山东就地开展抗日活动；大部分人由蒋南翔等人率领，
南下开展救亡。葛佩琦与南下同学到了南京；并被推选为“平津流亡同学会”的执
行委员之一。这些执行委员，绝大多数都是中国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
为了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葛佩琦和另两位执委受同学会的委派，举着《平
津同学会上政府意见书》，先后往访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中央党
部秘书长叶楚伧、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教育部长王世杰、军委会第六部（民选部）
部长陈立夫等党政要人，要求国民党中央政府分配平津流亡学生上前线参加抗日救
亡。同时他们访问了沈钧儒、张申府等社会名流和进步人士，得到了他们的同情与
支持。
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成立，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博古作为中共代表进驻南京。先
期到达南京、并在平津同学会中建立了党的组织的中共原北平市西城区地下区委书
记李华，与同学会中的蒋南翔会见了博古，博古指派李华成立中共南京市委并担任
书记。葛佩琦与平津同学遂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做了大量抗战救亡工作。他们组织战
地救护队去正在激战的上海昆山一线，把大批无人抢救的伤兵抬下火线，送到后方
医院；他们组织了宣传团，鼓舞南京人民的抗敌热情，并和南京的许多大学、中学
的爱国学生共同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同时成立了迎送小组，在短短三四个月内，把
南北各地流亡到南京的学生，输送到各抗日根据地、延安或大后方的，就达万人以
上。
9月中旬，国民党政府让教育部出面，以沦陷区的一些高等院校已在湖南、陕
西成立了临时联合大学为借口，要求平津同学会自动解散。南京宪兵司令部也借口
“维护首都治安”，多次派人催逼同学会停止活动。为克服这一危机，葛佩琦遵照
学生会负责人传达的博古的指示精神，与学生会的另一名执委见了南京政府教育部
高教司司长周炳琳，要求举办“战地服务训练班”，为前线培训战地服务人才。
这一要求得以实现。9月底，一部分同学去了战训班，大部分同学仍留在同学
会。10月8日晚，市委书记李华正在同学会参加同学会的执委会议，突然冲进来大
批全副武装的宪兵，将葛佩琦和蒋南翔等五人以“滋事学生”的罪名，关进南京警
备司令部监狱。他们向警备司令部提出强烈质问：我们爱国抗日，你们为什么要逮
捕我们？
关到第七天，警备司令部只得用大汽车，把他们送到位于南京建邺路原国民党
中央政治学校旧址的“南京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与平津的许多老同学相聚在一
起。
战训班主任是陈立夫。它成立之初，中共南京市委就派地下党员顾大椿等人，
以学员身份进入并建立了党支部，领导有组织联系的二十多名地下党员和二百多名
民先队员，团结广大进步同学，与训练班当局在班内搞的一系列反动活动，进行了
一次又一次机智果敢的斗争，并都取得了胜利。
上海沦陷，南京告急。战训班由南京撤向燕湖、南陵、青阳、贵池……直至景
德镇。在大家的一再要求下，战训班当局以“行军耽误了训练计划”为口实不让毕
业的阴谋又遭失败。
1938年1月上旬，葛佩琦等一百多名已获毕业证书的男学员被调往武汉，等候
分配。他们立即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秘密取得了联系，向已是中共长江局负责人的
博古汇报了战训班斗争的情况，井研究了下一步如何走。当战训班副主任黄仲翔要
分配他们去河南第一战区工作的时候，葛佩琦立即去找先期到达武汉的蒋南翔，要
求解决党的组织关系。蒋南翔说：你还是随着大队去河南，到时候会有人找你。
1938年2月15日，正是元宵节，葛佩琦等一百人到达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的所
在地郑州，当时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主任的李世璋，是中共地下党员。
得到李世璋的大力举荐，这批战训班学员被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程潜分别委派为
民运指导员，葛佩琦与中共地下党员王振鸿、刘野亮等四十人，主动要求去接近前
线的豫东商丘地区的十二个县，组织民众抗日自卫队，聚集抗日力量，保卫战区安
全，支援徐州会战。离郑州前，中共河南省委委员、八路军驻开封办事处主任刘子
久找葛佩琦谈了话，要他有事直接找他联系，到豫东的主要任务是抓武装。
葛佩琦等人到了商丘地区各县，国民党的县长和县党部书记长们借口地方武装
已由联保主任们组成了联防队（限制共产党活动的一种组织），无需再组织民众抗
日自卫队，反对民运指导员们抓武装；甚至长官部规定的民运指导员们每人每月由
地方财政支付的二十元生活费，他们也借口财政困难而拖延支付。葛佩琦等人立即
向程潜汇报。程潜为此特别召开了各县民运指导员、县长、县党部书记长参加的开
封会议，要各县将民运工作放在第一位；若有妨碍民运工作者，必将予以严肃查处。
会后，程潜以河南省主席名义，撤掉了商丘地区阻挠民运工作的六名县长，并批准
了葛佩琦等人推荐的新县长，才打开了那一带“民运”工作的新局面。
1938年春天台儿庄大战之后，又发生了徐州大会战。5月24日，国民党部队自
徐州败退，苏北、豫东的主要城镇也随之陷入敌手。程潜的长官部也从郑州撤至洛
阳。派在豫东的四十名民运指导员中的三十九人，随着军队撤到黄泛区以西，只有
葛佩琦一人仍留在商丘地区。
商丘地区的国民党党务专员和各县县党部书记长，也都已无令而逃。葛佩琦主
动联合商丘地区民运专员宋克宾等人，发动各县民众抗日自卫队开展游击战，成立
了豫东抗日游击司令部，宋克宾任司令，葛佩琦任政训处长。短短一个多月，就发
展为一支五六千人的抗日游击队，为当时黄泛区以东唯一的一支抗日武装，拔除了
日寇在陇海线上的几个据点，并收复过两座县城。
6月下旬，这支游击队派秘书李洪（中共地下党员）去洛阳向长官部汇报豫东
战况。葛佩琦适时请李洪与中共河南省委取得联系，并向刘子久转达他的入党申请。
7月上旬，葛佩琦接到程潜的电报，要他与宋克宾火速赴烙阳面谈。他俩带着几个卫
兵越过六十里宽的黄泛区，经周口、漯河、郑州日夜兼程地赶到洛阳，受到了程潜
的接见与嘉奖，洛阳各报都报道了豫东的抗战战绩。
一天晚上，李洪陪同当时为中共河南省委委员、豫西特委书记、八路军洛阳办
事处主任的刘子久，来到葛佩琦独自住宿的一家旅馆。刘子久向葛佩琦宣布：“组
织上已经正式批准你的入党申请。由于你是老民先队员，免除候补期，直接转为正
式党员。”葛佩琦顿感周身热血沸腾，为“一二·九”运动以来的最崇高的愿望终
得实现而感到无上荣幸。他决心为人类最伟大的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
身在“曹营”心在“汉”，万死而不辞（上）
离开洛阳前，刘子久给葛佩琦交代了任务：做好宋克宾和官兵们的统战工作，
为新四军彭雪枫支队进驻豫东、建立抗日根据地创造条件。他并写了一封介绍信，
要葛佩琦面交彭雪枫。
1938年冬，彭雪枫率部到达豫东，宋克宾等人不但表示欢迎，还送了几百套棉
军衣给彭支队战士们御寒。葛佩琦单独与彭雪枫见了面，转交了刘子久的信，汇报
了豫东的抗战活动和敌我情势。彭雪枫对葛佩琦的工作大加赞赏，要葛佩琦有事直
接与他联系。
1939年春，彭雪枫支队在永城县境与日寇作战，牺牲了几位战士。葛佩琦代表
豫东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前往参加了追悼会。会后，彭雪枫约葛佩琦单独谈了话。
这时，宋克宾的部队又扩大到一万五千多人，下分三个纵队。葛佩琦说，自己已经
是一个共产党员了，老穿着国民党的军官服，觉得很不舒服，要求到自己党的部队
中去工作。彭雪枫大笑。他劝慰葛佩琦说：为了发展抗日统一战线，你继续留在宋
克宾那里为党工作，比调去新四军会起更大的作用。
葛佩倚这才下了决心在国民党部队继续干下去，除非党组级有了新的派遣。
这时，程潜调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天水行营主任，由洛阳到了西安。第
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由卫立煌接任。卫立惶撤了宋克宾的豫东专员兼保安
司令的职，但宋克宾没有交出原来由葛佩琦帮助扩建的豫东抗日游击队。后来在程
潜的支持下，这支部队改编为下辖三个师的国民党暂编第二军，宋克宾为军长，葛
佩琦为政治部主任，调河北省抗日。
在河北大名、南宫之间，这支部队与扫荡的日寇频频发生战斗。由于人生地不
热，武器装备又极为悬殊，部队损失惨重，军心颇为动荡，绝大部分官兵都主张返
回豫东老家。葛佩琦坚决反对。因为原来的防区已被河南省保安队接收，豫东陇海
沿线又被汉奸张岚峰部队所控制，一时难有立足之地。可是宋克宾却说，张岚峰也
是豫东同乡，又在西北军中共过事，不至于不给碗饭吃。
葛佩琦预感宋克宾等人有率部当汉奸的危险，想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绝不
能被他们裹挟而去当汉奸，遂连夜只身潜出围塞，历数昼夜，越过日寇铁路封锁线，
奔向彭雪枫部队原驻地永城县书案店。到了书案店，才知彭雪枫已率部东进，吴芝
圃副司令还在附近一个村庄，当晚也将出发，葛佩琦立即向吴芝圃汇报了宋克宾部
队的险象，并问是否可以再由他自己去把宋部的部分部队拉到永城，与新四军合作
抗战。吴芝圃说，这不符合抗日统战政策，要葛佩琦尽快去西安向程潜报告，力挽
宋部不当汉奸，并说，如果宋部真的投靠了敌人，你就利用程潜的关系留在天水行
营，长期埋伏，等待党的新指示。
葛佩琦与吴芝圃分了手，经多日迂回跋涉到了洛阳。他想向刘子久汇报党的工
作，可是没有找到刘子久；他想乘火车直奔西安，但这一带的铁路已遭黄河北岸日
寇炮火破坏。他只得时而骑自行车，时而推车步行。他好不容易地到了西安，程潜
闻知，立即召见。程潜说：“前方来电话宋克宾已率部叛国投敌。那个部队是你当
民运指导员时组织起来的，你能不能把那个部队再拉回来？”葛佩琦说：能！程潜
让他去参谋处看看有关策反的文件，听候命令。
1939年8月中旬，程潜派葛佩琦为“天水行营豫东特派员”，主要任务就是策
反汉奸部队反正，并给他派了三名联络参谋和一个通信班及电台。
9月初，他们到达黄泛区以北的鹿邑县秋渠集，葛佩琦分别派遣三名参谋潜入
敌占区开封、商丘、徐州，他本人也化装潜入商丘，侦察到宋克宾部队已被改编为
“和平救国军第一军第三师”，宋为师长，驻商丘以东三十华里的马牧集。他同时
还侦察到，他当年扩编的游击第六支队袁天柱部，也已投敌被编为“和平救国军第
一军独立团”，驻商丘以南的马头集。经数月周密策划，袁天柱部于1940年2月率
先反正。
接着，葛佩琦又与宋克宾的部队取得了联系。他们也答应反正。他立即把这一
情况报告了天水行营。程潜覆电说：及早发动，有功者奖。不久，程潜又来电说：
策反工作可与何柱国军长合作进行，已另给何军长去电知照。
何柱国是豫东前线国民党骑兵第二军军长。葛佩琦知道，他正在策动“和平救
国军第一军”另两个师的反正。葛佩琦仍一门心思地想把宋克宾部队拉到彭雪枫那
边去，以壮大自己党的武装力量。他专程赶赴洛阳，找到了刘子久，汇报了这一新
的重要军情。刘子久说：你与何柱国的这一密切合作，符合抗日统战政策，有利于
抗战；你若把宋克宾部队拉到新四军去，恐怕难以成功。
这样，葛佩琦才与何柱国紧密协作。1940年10月下旬，由何柱国的骑兵接应，
三个伪军师同时反正成功，被合编为国民党新七军，削弱了在豫东的蚕食力量。
当年冬，程潜被调往重庆，天水行营改称国民党军委会西安办公厅，熊斌、蒋
鼎文相继担任办公厅主任。葛佩琦以“参议”名义，继续埋首于此，听候党的指示。
1941年夏，西安办公厅、黄河水利委员会、第一战区和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
河南与安徽两个省政府的代表，组成了黄泛区勘查团，调查黄泛区民倩。水利委员
会的代表为主任，葛佩琦担任副主任。他们的木船时而在漂晃的高粱穗梢上前进，
时而在水漫屋檐的街道中穿行；安徽淮河边上的著名城镇正阳关，也成了洪水四围
的“海中龙宫”；木船从西门开进，停在一家旅店前。
经数月勘查，深入了解黄泛区的灾情和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后，他们在报告
中建议由国家拨款，以工代赈，在黄泛区西岸的河南新郑至安徽界首，修筑一条大
堤，既可保住黄泛区以西大片土地不受水淹，救济灾民，还可建筑河防工事。用大
堤充作繁荣黄泛区经济的运输公路。
这个建议立即被采纳而且顺利实现，对抗战、救灾不无裨益。
身在“曹营”心在“汉”，万死而不辞（中）
1942年春，西安办公厅主任蒋鼎文调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葛佩琦遵从了党的
指示，也利用与蒋鼎文的关系，随其凋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任少将参议，将主要
精力投入党的地下活动。
未几，他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战地联络组组长”头衔，赴豫东日寇占领区
搜集情报。在豫东敌占区的许多城市以及北平、上海等地，都设有联络站或联络员，
各种情报源源而至。他想将这些情报首先报向延安，但遍寻据说出差的刘子久而不
见。因为“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我们的党中央
指示凡在国民党统治区已亮明共产党员身份的同志，一律撤退到抗日民主根据地。
刘子久匆促转去豫东、皖北根据地做领导工作去了，没来得及安排葛佩琦的地下组
织关系。
葛佩琦当时并不明白这个中原委，他只能直去西安转延安。但到了西安，见到
了北大数学系同学、中共地下党员李年。李年说，陈忠经也正在西安。早在1936年
冬，葛佩琦被选为北大学生会副主席，陈忠经被选为学生会主席，“正副主席”又
相聚，都欣喜异常。陈忠经与李年都劝葛佩琦留在西安一道工作，他的工作情况将
由他们二人负责转报上级党的组织。
这时候，党中央的一个重要情报部门，在西安已活动一年之久。它的负责人，
是从延安派来的赵耀斌，对外号称王石坚。赵耀斌请示延安后，为葛佩琦接上了组
织关系，并要他直接给党的西安情报站提供敌情。葛佩琦欣然同意。
但这时候的葛佩琦，已成了豫东敌占区日本特务机关黑名单上的赫赫人物。
1942年秋，当他又一次潜入商丘虎穴时，很快就被日本特务看在眼里，日本宪兵队
紧急通知全城的伪军对所有城门加强岗哨，协助宪兵特务大搜捕。幸好，伪军的一
位营长是中共地下党员，并曾是葛佩琦组织豫东游击队时的一名大队长，他火速通
知了葛佩琦所领导的商丘联络站主任、掩护身份是伪军教导团军需主任的牛景康；
牛景康又火速跑到联络站的掩蔽所陈公馆，让葛佩琦脱下伪军军服，机警地转到年
久失修、部分城墙坍塌的城东北角，用一根绳子把葛佩琦放到墙外，才得以脱险。
1943年春，侵华日军总司令部为笼络汉奸部队，在南京召开了伪军师长以上军
官才能参加的“高级军事会议”。葛佩琦属下的一名情报员，给豫东的一名大字不
识的伪军师长当参谋和翻译。会议结束后，这位“参谋和翻译”遵照葛佩琦的事先
叮嘱，将全部会议文件都带了回来交给葛佩琦。其中有一张“大东亚共荣圈”示意
图，即一定要打通从朝鲜、东北、北平、武汉、广州的铁路线，从而支持进攻缅、
泰、印度支那和印度的战线，并从陆地一侧以配合巩固对南洋诸岛国的占领。葛佩
琦估计，日寇很可能要出兵进攻还在抗日力量控制下的平汉铁路若干重要路段，立
刻将这张示意图复制了两份并附上他的分析估计，分别报给了中共西安地下情报站
和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望最好及早提防。
1943年初夏，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把葛佩琦电召到洛阳述职，并交给他一
个紧急使命：把刚刚从重庆来到洛阳的杜月笙的夫人送回上海。葛佩琦觉得这又是
深入敌伪统治中心搜集情报的大好时机，就欣然从命。他们先坐了几天的汽车，后
又改坐架子车通过日伪占领区到达商丘，住进了那位在伪军中当营长的地下党员开
办的旅馆，然后乘火车顺利到达上海。
在上海，他婉言谢绝杜夫人留住杜公馆的邀请，住到了“一位朋友”家。这位
朋友，就是他派驻上海的地下联络员。这位联络员陪同他走了很多地方，又介绍他
与不少朋友谈了话，使他耳闻目睹了上海伪币狂贬、物价疯涨、日寇大刮民脂民膏
的“以战养战”、残酷坑害剥削其铁蹄下的中国人民。他回到豫东后，立即将这些
“敌囊之密”分别报送给党的西安情报站和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
接着，他在商丘火车站建立了监视日寇军运中心，逐日登记陇海线上日寇来往
军车的车次、去向、所载部队番号、人数、武器装备、军用物资种类及数量，等等。
情报联络员及时将这些情报送给葛佩琦，葛佩琦再通过电台和密函，分别转报给战
区司令长官部及党的西安地下情报网。
1944年工月，从徐州到开封，日寇军运频繁，所运物资中含有大量橡皮船等渡
河器材，葛佩琦分析敌人的“打通大东亚交通线”——进攻郑州、打通平汉线的战
事在即，急报党的西安地下情报网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长官部参谋长要葛佩琦
本人速去天津、济南等地，侦察日寇调动等军情。
葛佩琦即刻动身，于2月底到达天津，了解到大批日寇已由平汉线北段南下。
他由天津回到济南，又获悉每天都有日寇军车，从青岛到济南转津浦路南下。他回
到商丘，又看到每天都有日寇军车从徐州来到商丘，再向西开去。他急速将这些情
报分别报给战区参谋长和我党西安情报组织，为预防日寇这一箭在弦上的大举进犯，
提供了十分有力的情报。
时隔不久，日寇就发起了以打通平汉铁路为重心的“中原战役”。没想到国民
党部队稍加抗击即节节败退，郑州、洛阳相继落入敌手。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由洛
阳撤至陕西汉中。由于撤退慌乱，长官部的电台竟与“长官部战地联络组组长”葛
佩琦的电台失掉了联系。葛佩琦立即向我党西安情报组织报告了这一特殊情况，并
遵从情报组织的指示，于1944年秋天回到了西安。
情报组织的负责人赵耀斌、李年等同志立即去看他。谈到日后的工作任务，赵
耀斌让他尽快赶到汉中去，看看撤退到那边去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的新动向。葛
佩琦二话没说，即刻前往汉中。
到了那儿，他才知道不但司令长官蒋鼎文已离职，由国民党军委会参谋部长陈
诚代理司令长官，参谋长、参谋处长、情报科长全都换了新人；而且在撤退转换中，
慌乱得连许多重要的工作关系都没有一一交接，他去参谋处报到，人们都不知道长
官部还有个“葛佩琦少将”。连忙翻档案，才查出他的确是这个长官部的少将参议，
派往豫东的战地联络组组长。
这时，国民党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已兼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长官
部即将迁往西安。三十四集团军的情报科刘科长，也被提升为长官部的情报科长。
人们要葛佩琦先返回西安，与这位刘科长商谈日后的工作。可是当葛佩琦马不停蹄
地返回西安，这位刘科长却说：等长官部迁来西安再说吧。
但葛佩椅一会儿也没有白等，他时时刻刻都在为自己的党操劳着。赵耀斌等同
志要增建一个地下联络站——以三青团陕西团部的名义筹办一个书记。葛佩琦以
“少将参议”身份积极参与筹办，使这家“西安研究书店”顺利开业。1947年3月，
胡宗南率十六个旅进犯延安时，在抗战之初就奉周恩来之命打入胡宗南部，并在胡
宗南身边担任侍从副官和机要秘书的熊向晖，有时就是通过这家“研究书店”向赵
耀斌转递极为重要的军事情报，使胡宗南屡吃败仗而不知漏洞究竟出在哪里，最后
不得不撤出延安。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身在“曹营”心在“汉”，万死而不辞（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蒋介石为抢夺胜利果实，派他的王牌军
青年远征军进入东北，并由远征军总司令杜聿明担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中共中央
决定抢先进军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这显示国共两党在东北的一场大战一
触即发。在八路军、新四军的一些精锐部队纷纷向山海关外开拔之际，西安地下情
报组织负责人赵耀斌与葛佩琦商谈后，同意葛琦倚搭乘美国空军飞机去徐州，再转
赴北平设立地下联络站，以便向东北转移地下工作人员。
为何能搭乘美国空军飞机？
这也是葛佩琦的得力工作争来的机遇。
1945年春天，一架美军飞机在徐州附近上空被日寇飞机击落，驾驶员跳伞逃生。
西安美国空军联络站知道葛佩琦熟悉徐州一带敌情，就请葛佩琦帮忙查询这位驾驶
员的下落。葛佩琦通过他的豫东情报网，得知那位驾驶员已落入伪淮海省省长郝鹏
举之手，扣留在徐州。美国空军联络站的克拉克先生十分感谢葛佩琦。赵耀斌就指
示葛佩琦与克拉克经常保持友好联系。日寇投降后的9月下旬，克拉克约葛佩琦一
道坐他们的飞机去徐州，营救了那位空军驾驶员，再乘火车去北平。
这当儿的徐州铁路枢纽，还被日本人所控制。每天北上的火车，几乎完全是日
寇撤兵的军车而没有客车。但当年与葛佩琦共同策动伪军第一军反正的国民党骑兵
第二军，正驻扎徐州。葛佩琦向骑兵第二军的田参谋长一说，这位参谋长让参谋处
通知火车站，在北上的军车上专挂一节客车，让葛佩琦顺顺当当地到了北平。
这时候的北平，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一个个都忙着金子、票子、房子、车子、
女子的“五子登科”。葛佩琦虽然身看国民党少将戎装，但没有“接收大员”头衔，
没法遵照赵耀斌的指示，接收一家敌伪文化机关开办报社或书店建立地下联络站。
他只能通过私人关系，在西单以南一百多米的绒线胡同西口，租下一个大四合院，
以住家作掩护，接待经北平去东北的地下同志。
这些同志中，有的是经葛佩琦的一位老同学的介绍，打入东北国民党军政要害
部门的。
这位老同学，就是陈忠经。1936年冬天，葛佩琦被选为北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
陈忠经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后来他长期从事地下活动，与国民党的不少军政委员常
有交往，有些还成了“莫逆”。
1946年春节过后，由赵耀斌派遣、陈忠经“举荐”，李年、邢国彦、王书鼐打
入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做情报工作。接着，赵耀斌又派遣葛佩琦去东北，
陈忠经也向这个政治部的主任余纪忠作了介绍，余纪忠也立即表示欢迎，并送来了
“派葛佩琦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督察”等派令。
正当其时，报载杜聿明下令在东北通辽枪杀中共地下党员二十九人，妄图恫吓
我地下工作人员。葛佩琦置之一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革命而死，无
上光荣！”他毅然去了沈阳，坐进了杠聿明的司令部，被余纪忠任命为政治部第一
组代理组长。
这个组，专管东北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那时所有从关内调到东北的部队，
都要把部队的番号、驻地、人数、编制、主管姓名等等，书面报送长官部政治部。
第一组依据这些书面报告，编成国民党东北全部驻军一览表。这个“一览表”，立
即成了葛佩琦送给自己地下情报组织的重大机密材料。
国民党驻沈阳的重要头目——如省党部主任委员、省政府主席、保安长官部长
官、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经济委员会主任等人，每两个星期都要举行一次联席会
议。葛佩琦每次都跟随余纪忠参加这种会议。这也成了葛佩琦向地下组织报送机密
情报的重要源泉。
1946年冬天，葛佩琦兼任国民党旅大接收委员会的宣传组长，率领宣传组进驻
辽南国民党新六军防区的熊岳镇。他及时将新六军在辽南的部署和动态报给了地下
情报网。
1947年春，东北人民解放军即将发起辽东南攻势时，葛佩琦代表国民党东北保
安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到安东（现名丹东）视察，将那一带的国民党军队部署及
新修的防御工事等情报，立即报送我党地下组织。“
1947年6月1日，北平学生发起“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游行示威，沈阳
学生定于6月2日游行响应。国民党东北军警、教育当局匆匆组成了制止学生游行的
所谓“学生指导委员会”。葛佩琦与李年、邢国彦、王书鼐同志及时打入这个“委
员会”的会议。会上有人主张对不听劝阻的学生可以开枪制止，葛佩琦等四人坚决
反对。他们说，无论如何不能造成流血事件。但会议决定：当夜逮捕各校学生会负
责人。一散会，葛佩琦就火速通知东北大学的三名进步学生。他们于当夜就离开了
学校，敌人扑了空。
7月，东北解放军围攻四平守敌新七军。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部副长官郑洞国
任前进指挥所副主任，率领榴弹炮营和坦克大队离开沈阳前往增援。担任这个前进
指挥所新闻组组长的葛佩琦，在进达铁岭的当天夜晚，用军用电话向我党沈阳地下
组织密报了这一情报，使围攻四平的解放军及时采取了应急措施。
不日，葛佩琦当年的北大校友傅汝霖，率领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慰劳团到达四平，
专要葛佩琦陪他一道看了几处伤兵医院，又一同坐飞机到了国民党新一军困守的长
春。在对高级军官慰劳会的交谈中，葛佩琦获知了新一军的城防部署的动态，一回
到沈阳，就向地下组织报告了这一切。
总之，在1946年春天到1947年秋天的一年半的“深入虎穴”中，葛佩琦尽管随
时都有被捕杀的危险，但仍恪守一个党的地下工作者的行动守则：静似处女，动如
脱兔，机智果敢，沉着冷静地获取了大量情报。这些情报，对东北人民解放军夺取
许多重大战役的胜利，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功效。
但是，既然是“虎穴”，就难免受到“虎狼”的伤害。1947年10月初，西安情
报站被西安国民党军统特务发现，赵耀斌被捕。赵耀斌在西安新华巷一号的住宅，
打着胡宗南或三青团陕西分团旗号开办的《新秦日报》、西北通讯社和研究书店，
都遭到了特务们的彻底搜查。被周恩来称做我们党“情报工作后‘三杰’（注：中
央情报工作“前三杰”是胡底、钱壮飞、李克农，“后王杰”是熊向晖、陈忠经、
申健。）”之一的熊向晖的真实身分已完全暴露，只因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等人与
胡宗南的关系至为深厚，他们为保住胡宗南的“声誉”，才没有向蒋介石报告，而
让大吃一惊的胡宗南亲自处置，而这时，熊向晖已被胡宗南保荐去美国留学，并已
经到达大洋彼岸；胡宗南为保住自己不被蒋介石痛骂一顿，也只得给这位几近十载
的“亲信助手”网开一面。但是，对由西安而北平而沈阳的我们党的地下情报网的
其他人员，军统特务们则力争搜捕无遗。对这种突发的危急事态，远在沈阳的葛佩
琦等人却全然不知。
在1947年10月10日参加了“国庆纪念会”的当天夜晚，担任“国民党东北行辕
政工处第二科科长”的李年同志、掩护地下电台的“沈阳警备司令部新闻处副处长”
兼“东北通讯社”社长王书鼐同志、住在王书鼐隔壁的“辽北省长岭县县长”邢国
彦同志，同时被国民党军统特务系统的“行辕二处”的人所逮捕。葛佩琦接到了李
年的爱人——地下电台译电员何英芬的告急电话，立即作了急速考虑：如果黑名单
上也有自己的名字，跑是跑不出去的；如果没有，也不会因为“为朋友说了几句好
话”而被捕。“既入虎穴，何必怕虎”？！
第二天，他就打听出了事变的根底：“案子”是北平方面来人办的，行辕二处
只是奉命协助；“案由”是共党嫌疑，被捕人员下落尚不可公开。
同时他还得知：从西安来到“东北通讯社”电台的电台长，十天前就失踪了。
他估计，问题可能出在这个台长身上。
得一位老朋友的帮忙，他与这位老朋友一道去拜会了东北行辕的崔处长。这位
崔处长说，在行辕内部出了共产党的“案子”，陈（诚）代主任很生气。你们过去
和李年有交往的人，要特别小心自己的言行。
经过多方努力，葛佩琦终于从一名特务的妻子口中，探听出关押三位被捕同志
的地点：沈阳市昆明街八十一号——国民党军统特务在沈阳的秘密监狱。他立即通
知三位被捕同志家属，给他们送饭送衣物，从而得知这三位同志都已受到了严刑拷
打。
不久，他的那位老朋友告诉他：据西安来人谈，赵耀斌也被捕了，“研究书店”
和《新秦日报》被搜查了。同时说，他已向军统特务中等头目、沈阳市督察处处长
打听过了，北平来人办了“案子”就回去了，看来不至于再扩大。督察处长知道你
是程潜将军的老部下，不会因为你与李年有过来往就怀疑你。葛佩倚这才明白自己
的真实身份还没有被暴露，决心留下继续为党作出新奉献。
但是地下组织和电台都被破坏了，所获新的情报统统发不出去。1948年1月中
旬得知，李年等蒙难的同志，都被国民党用飞机押送到南京。到了南京，李年还给
他的妻子何英芬来了信。这表明这三位同志只被当作一般的“嫌疑犯”，而且经受
住了生死考验，不禁为他们庆幸！
其时我们的党在东北，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沈阳的解放指日可待。葛佩琦利
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东北通讯处处长”的身份做掩护，继续坚守在沈阳孤军作战：
——东北大学的几名进步学生被逮捕，他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东北通讯处处
长”身份，把他们全都救了出来；
——他以山东同乡会理事的身份，公开向同乡中的大户募捐，救济失业同乡，
并暗地动员生活困难的同乡去解放区参加大生产；
——他又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东北通讯处处长”名义，多次召集沈阳各报的
进步记者、编辑开会，要他们揭露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黑暗和抓壮丁、拉民夫、抢
征农民粮食等苛政……
在这些孤军战斗的过程中，李年的妻子何英芬带着孩子去南京营救李年，邢国
彦的妻子生了孩子后去北平，接着王书鼐的妻子也去了北平与家人聚会，葛佩琦都
一一帮助她们买了非常难买的飞机票和托运行李，给予精神鼓励和物质援助。
孤军战到1948年10月，葛佩琦终于迎来了可以亮明目己本是一名铁骨铮铮的共
产党人的曙光：10月16日，东北解放军攻克锦州，全歼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
令范汉杰及第六兵团司令卢凌泉以下十余万人；10月29日，在黑山、大虎山地带，
又全歼国民党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部十余万人；长春守敌也起义的起义，投降的投
降。
11月2日，沈阳解放。葛佩琦怀着无比兴奋的激情去寻找党的领导机关，面无
愧色地回到党的怀抱。因为深入虎穴多少年一直对党的耿耿忠心，是苍天可鉴的。
苍天可鉴：他成了“党外人士”！
沈阳解放伊始，党的领导机关尚未公开，他只能去沈阳市政府询问。接待人员
问他有没有地下组织的介绍信。他实话实说，地下组织被敌人破坏了，他随之得到
了这样的回答：没有地下组织或党员介绍信，不能接组织关系。
没法，他只得先回北平。火车不通，他只得坐马车。经受了六天刺骨寒风的吹
拂，进入了“天下第一关”。这时候的东北大地和“天下第一关”均红旗飘飘，他
觉得这些红旗上也有他葛佩琦的一滴血，对在沈阳没有接上关系并没有往心里去。
他进了山海关步行到唐山，搭火车到了北平。
北平和平解放，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慌乱
得一团糟，南京法院对关押在南京监狱中的“共党嫌疑犯”李年、王书鼐、邢国彦
三人“因证据不足，宣告无罪释放”。1949年3月中旬，他们三人回到了北平。但
他们与葛佩琦只有共同工作上的关系，而在组织上与葛佩琦单线联系的赵耀斌却没
有回来，且情况不明，葛佩琦仍然没法接上组织关系。
4月初，他偶然在全国总工会碰见了分别近十载的入党介绍人刘子久。刘子久
说，接组织关系，须经党的组织部门，便介绍他去中共中央华北局组织部。组织部
的一位刘同志对葛佩琦说，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应该解决，并拿出信纸和信封，要
他给能够证明他的组织关系和工作关系的人写信。他当即分别给刘子久、李年、邢
国彦写了信，交给了刘同志，刘同志要他过一段时间再去看结果。
4月中旬，葛佩琦再去华北局组织部。这位刘同志说，根据调查到的材料，只
能证明他入过党，做过地下工作，但因找不到你的单线联系人赵耀斌，组织关系还
不能恢复。葛佩琦要求先安置工作，刘同志说：虽然他入党十多年，但由于长期做
地下工作，对党的方针政策不很熟悉，工作起来有困难，遂介绍他去华北联合大学
政治研究所学习一个时期，然后再分配工作，同时继续调查处理他的组织关系。
到了华北联大政治研究所，他才明白他已成了“党外人士”：因为四五百名学
员几乎都是从北京各大学来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和一部分社会名流，清一色的党
外人士。《社会发展史纲要》、《国家与革命》、《评艾奇逊的白皮书》、《别了，
司徒雷登》等等，学了半年，和后来他和监狱中人们之集体所学，除了“老三篇”
和《毛主席语录》之外，几乎完全一样。
毛泽东首登天安门以其洪亮的湖南腔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之后，华
北大学改称中国人民大学。过去和葛佩琦一道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大多被分配到情
报总署。一位领导也要他到那里去。可是他却书生气十足，自以为是地觉得革命战
争已大获全胜，再也不需要那么多情报人员了。早被批判过的少年时代“科学救国”
的理念，在新的“理论指导”下复又荫动起来：只讲科学不讲革命，固然不能救国；
但只讲革命不讲科学，像我们这种贫穷落后的国家也难以富强。他遂把“科学救国”
改为“救国不忘科学”。
所以作如是想，是因为他当年一心要“科学救国”，才投考了北京大学物理系，
并在接连不断的学生运动中以优异成绩毕了业。在沈阳频频向地下组织报送重大机
密情报的过程中，还忙中偷闲地到沈阳医学院（解放后改称沈阳医科大学）教物理。
现在他自认为留在人民大学教物理，是实实在在的顺理成章。虽然只给他工业经济
系讲师和理化教研室物理小组长头衔，他照样忙得不亦乐乎。
他一面教课，一面编写了《物理学讲义》、写了《〈实践论〉对于自然科学工
作者的启示》的论文，编写出版了《电磁感应》和《自然常识问题解答》两本书。
鉴于美国率先造出原子弹、苏联首先建成原子能发电站，而我们的国家除了钱三强
等老一辈物理学家在国外做过核分裂实验外，国内尚无这方面的专门实验室，致力
于核物理学研究的人也不多，遂结合自己在煤炭部等单位作的“和平利用原子能”
的报告，写了介绍核物理学常识的文章，并出版了《原子核常识问题解答》一书。
他认为在没有枪炮声的静谧书斋中这样夜以继日地沥血呕心，与往昔之“深入虎穴”
脑袋拴在裤腰带上一样，都是为自己的党和国家，为了人民的未来。
但是，这只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他还是一名“党外人士”。从1951年2月
起，他几乎每个月都要挤出点时间去见党总支书记一次，要求调查恢复他的组织关
系。得到的回答是“老三句”：你的问题时间长了，问题复杂，不好解决。他还直
接给学校党委写过三次申诉信，并把华北局经过“函调”、确认他入过党做过地下
工作的材料转给了学校党委，但他始终没有得到确切的回答，这不免使他很寒心。
寒心中也不免有点后悔：后悔全国解放之初，没有接受老同学罗竹风的劝留。
他与罗竹风，从中学到大学都是同学，两个人的爱人也是中学到大学的同学。1949
年6月2日，国民党在山东的最后一个据点青岛解放后，罗竹风是接管山东大学的军
代表。当年暑假，葛佩琦夫妇到青岛与罗竹风重逢，罗竹风劝他留在山东大学物理
系任教，葛佩琦夫人朱秀玲有点心动，认为都是老同学，容易相处。但葛佩琦为了
急切找到组织关系，执意要回北平。结果，却寒心又寒心！如果留在山东大学，有
担任军代表说了话算数的老同学鼎力相助，也许早就回到党的怀抱了！
但是，懊悔顶何用！？太晚了！！
苍天可鉴：他成了“党的敌人”！！
1957年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整风运动热浪滔
滔。中国人民大学党委接连两次给葛佩琦送来书面通知，要他参加“党外人士座谈
会”。葛佩琦觉得他本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只是由于地下组织被破坏，单
线领导人被捕而断了组织关系，党委对自己的一再申诉似乎无动于衷，凭什么要把
自己列为“党外人士”？就凭自己入党近二十年来须臾未敢疏忘过的党格，也不能
去参加这“党外”的座谈会。
第三次，又送来了通知，并有系总支的一位同志当面动员：校党委三次请你参
加座谈会你都不去，这不太合适。这样，他才老大不情愿地跟了去。
那时候，中国人民大学校本部，还在北京城内铁狮子胡同原来段祺瑞执政旧址、
后改称张自忠路三号的大院内。到了会场，校党委书记把“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老套套又说了一遍，并说这是毛主席的教导，请大家打消
顾虑，踊跃发言。在一些真正的党外人士发言之后，葛佩琦才站了起来。他就党内
同志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看不起党外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不能生活特殊化，努力克
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等等，给党委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并语重心长
忧心忡忡地简略阐述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这是1957年5月24日。
5月26日，《北京日报》第二版头条，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会在23日和24
日，连续召开讲师以上教师座谈会的消息，引题为《克服教条主义、宗教主义、骄
傲自满情绪》，大字正题为《中国人民大学赶快前进！》，文后对衬的标题是：
《教师继续座谈，踊跃提出意见》。
文中共有五个小插题，比较详细地报道了八位教授、讲师的发言。前四个小插
题是：《不要骄做自满》，《在学术上要充分发挥独立工作精神》，《教学和科学
研究不能凭“人海战术”》，《对几个共产党员的批评》——其中指名道姓地批评
了一些党员教授、系主任在学术上不民主、存在宗派主义情绪，有的甚至在大庭广
众之下公然说：“近百年来，中国的科学是落后了；在座的资产阶级的学者们，你
们是否感到惭愧？”
最后一个即第五个小插题是：《葛佩琪（琦）谈党群关系》，其全文是：
工业经济系讲师葛佩琪（琦）的发言引起人们的注意，他认为“今天
的党群关系比起1949年差了十万八千里”，他说“群众为什么对我们（党
和政府）起恶感呢？因为我们作的事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好。老百姓的生
活没有提高，提高的只是共产党”。他甚至提出，现在共产党工作做得好
没话说，做不好，群众就可能打共产党，杀共产党的头，可能推翻他。他
接着提出：现在学校领导上总爱说这个公式：大家意见很好，能处理的就
处理，不能处理的就解释清楚。他认为有错就应该承认，当不了校长可以
自己申请调动，自己造成的错误应该自请处分。今天不是再用这个公式的
时候了。
对《北京日报》的这一报道，葛佩琦没有提出意见。虽然摘发得生硬、不周全，
但这和一些领导人也常爱说的“弄得不好，就会亡党、亡国、亡头”的忧党忧国忧
民之情，并没有本质之不同；而且“群众为什么对我们有恶感，因为我们作的事情
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好”，显然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语气。然而第二天，即5月27日，
他看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内部刊物《人大周报》的报道，他顿即觉得炸了头。因为它
断章取义横加篡改他说他说了这样的话：“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
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
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
当天下午，他就面见了学校校长、校党委副书记聂真，指着《人大周报》的这
段话情急气冲他说：这不是有意诬陷我吗？聂真说：葛佩琦同志，你不要着急；党
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
可是不但没有更正，而且风声闹得越来越大，越来越离谱，在6月8日全国正式
“反击右派猖狂进攻”之前就对他展开了“批判揭露”。
5月31日，《人民日报》第七版，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继续举行座谈会，教
师们从不同观点提出问题》的报道，并用醒目的小黑体列了五个小插题。其中四个
小插题都是某某人说的一句话，都是一般的批评建议，如《杨承柞说，人民大学各
级领导应职责分明》、《周作仁说，人民大学要克服宗派主义》、《庞景仁说，我
认为办好大学，首先应该教授多讲课》、《曲学文说，人民大学培养出来的干部做
了很多工作》；唯有第五个小插题不但长了好几倍，而且内容完全是攻击谩骂——
《葛佩琦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党员起了监视群众
的便衣警察的作用。他说：“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在这个小插题之下，说葛佩琦论述了这样一些话：我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
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
老百姓把豆饼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面。统购统销搞糟了，“肃反”
运动搞糟了，党犯了错误，领导人应该自请处分。……生活水平提高的是
哪些人呢？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汽车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和干部。说良心
话，物资供应之所以紧张，这是由于执行党的政策的人犯了错误，例如，
猪肉哪里去了呢？不是被老百姓吃光了，而是因为执行粮食被统购统销政
策发生了偏差，老百姓不肯养猪……
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
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中国历史上好多这样的例
子，当统治者没得到统治地位的时候，老百姓是欢迎他的。但他们一旦得
到了统治地位，而不顾人民利益时，人民就要反对他们。……1945年抗战
胜利时，受了日本人压迫了八年的老百姓也欢迎过国民党，后来国民党的
大员搞“五子登科”，人民就反对他们。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老百姓对共
产党的意见很多了。共产党若不自觉也是危险的。
过去在学校做地下工作时，是用联系进步、争取中立等一套方式，而
今天是用党员来领导……汇报得多，就是好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
警察的作用。这事不能怪党员……因这是组织给他的任务。
……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党员有主人翁的
态度是好的，但是，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不能只有党员
是可靠的，而别人都是可疑的，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
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
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
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
人家也不会卖国。
笔者不厌其烦地将这些读来颇不通顺的文字几乎全部转录于此，就是想让今天
的读者看看，当年一些人为了“政治”的需要，是如何地断章取义，故意地曲解人
意。
6月5日，《人民日报》第七版以《读者来信》形式，发表了《我反对葛佩琦的
观点》一文；6月6日和6月7日，又接连刊出四篇“读者来信”：《老百姓没有委托
葛佩琦发这样的言》，《葛佩琦的发言不符合实际情况》，《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
眼睛》，《群众生活水平没提高吗？》
6月8日，毛泽东让《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正式吹响了
“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号角，对葛佩琦的批判也随之白炽化——就在同一天《人
民日报。的第七版，就有《中国人民大学教师汪金丁等发言，要跟葛佩琦划清界限》
的长约三千言的报道，六个黑体字小插题中的三个都提到了他的大名：《葛佩琦继
续发表反共言论》、《汪金丁说，要同葛佩琦所代表的那种思想划清界限》、《赵
玉珉表示坚决反对葛佩琦的观点》。在《葛佩琦继续发表反共言论》的那一段说：
葛佩琦说，至今群众对鸣放还有顾虑，具体反映了群众对共产党的话
不敢信任，共产党对这一点应特别重视。因为，“民无信不正”。我还要
重述一遍，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
腐化下去，那必走这条道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
律的，只空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
也许葛佩琦在那一段日子里，没有注意到《人民日报》5月31日至6月7日那几
篇等于率先对他进行公开揭露的报道和批判文章；当他一看到6月8日的《人民日
报》，他的脑袋瓜就更大了！他知道就是在那一期断章取义横加篡改的《人大周报》
刊登他的发言全文中，也没有这样一段话。因此这就不只是断章取义横加篡改，而
是实实在在的纯属捏造！他当即写了更正信，并于第二天上午亲自送给了《人民日
报》社，信的全文如下：
编辑同志：
六月八日你报七版刊登的我的那个发言，有些地方和原意有出入，请
予更正。“我要重述一遍……只空喊万岁是没有用的”这段报道的全文是：
“我要重述一遍，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
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是这条道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
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是没有用的。”
应改为
“在这次整风中，如果党内同志不积极改正缺点，继续争取群众的信
任，那不仅可以自趋灭亡，而且发展下去，可以危及党的生存。”
葛佩琦
1957年6月9日
那时候，除了别有所图的少数人之外，大多数人都处于人人自危、自保平安的
惊恐中，对“右派”的批判揭露只能火上浇油，没有任何人敢于公开为“右派”澄
清片言只语。《人民日报》对葛佩琦的这封更正信不但只字未提，而且对他的批判
更加连篇累牍。6月14日，该报以南京电、保定电、沈阳电，发表了三篇外地批判
葛佩琦的报道，同时刊发了《葛佩琦的学生痛斥葛佩琦》的文章。6月15日，又登
出著名人士马寅初的《我对储安平葛佩琦的言论发表些意见》。6月16日，在《坚
决粉碎右派的进攻》的大标题下，不但有《农业劳动模范痛驳葛佩琦》的小标题，
在《复员军人号召保卫革命果实》的那一段，还说“葛佩琦、王德周之流说共产党
员‘无恶不作’”。6月17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刊发了新华社的报道：《人民
大学教授抨击葛佩琦王德周》。6月18日，《人民日报》第七版《坚决捍卫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北京矿业学院矿工和革命军人出身的学生座谈》，大批葛佩琦。6月
20日《人民日报》头版《按不住心头怒火，恨透了右派野心》的总标题下，老苏区
人民、河北一农业社农民以及一些著名烈士的夫人集会或谈话，痛斥葛佩琦的“杀
共产党”、“要共产党下台”……
在党中央喉舌《人民日报》的如此带动下，全国大小报刊迅速掀起大批大揭
“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的高潮，使他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头号反共人物，被
“理所当然”地划成了“极右分子”。
苍天可鉴：他被抓进了“党的监狱”！！！
那是1957年12月24日深夜。嘭嘭的敲门声把葛佩琦惊醒。一位穿便衣、两位着
警服带着手枪的人被让进了书房，问清了姓名便掏出“逮捕证”。他问为什么要逮
捕他，得到的回答是“你是反革命”。他说“我自学生时代就参加了革命队伍，为
革命作了很多工作”。来人说：“有话以后再讲，你先签字吧！”他在“逮捕证”
上签了字，便被一副闪亮的手铐铐住了双手。然后便开始了查抄。衣箱、书籍、橱
橱柜柜，都搜了个遍。当他们搜出他当年做地下工作、掩护自己真实身份时穿的国
民党的军装、骑在缴获的日本战马上照的一张像片时，他们高兴得大叫：“这不是
反革命的证据吗？”
查抄完毕，天已拂晓。他戴着手铐，扛着行李，上了公安局的吉普车，被押进
了一所监狱。
这监狱座落在北京城东北角的草岚子胡同，人们叫它“草岚子看守所”，原是
国民党的“北平军人反省院”，当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就在这
里被关押过。他被关进了没有十平方米的监号。门上有个高约三厘米，横约十厘米
的长方形“窥孔”，内有一张木板铺可睡五个犯人，屋角有个大尿桶。每天除“放
茅”（上厕所）、“放风”（跑步）外，不能出监号寸步。一个小窝头、一碗棒子
面粥和一块咸萝卜的早餐，指导员找他谈话：只要但白交代，仍有光明前途。
第二天同一格式的早餐后，一位女管理员在监号门外喊：“葛佩琦：出来！”
他被领到监房院的大门，一位武装战士把他带到了另一个院子。这院子北边有一排
平房，一溜开着五六个门，每个门旁都挂着“审讯室”三个字的牌子。他被带进了
一个审讯室，坐在办公桌旁边的，正是前天晚上逮捕他时那位穿便衣的同志。
“你刚进看守所，可能有些不习惯，过一段时间就好了。把你带到这里来，是
为了弄清你的问题。你只要好好交代问题，就有的途。”
1958年2月18日，春节。春节过后，葛佩琦入狱已近两个月，才第一次接受正
式审汛，审讯他的是一位年轻的审讯员。这位年轻人对祖国的现代史和党的地下工
作知识，似乎还是一张大白布。当葛佩琦回答他对“历史经历”的询问，说到1938
年在河南商丘地区组织豫东抗日游击队时，这位年轻人间：“你组织游击队干嘛？”
葛佩琦回答：“抗日。”这位年轻人把桌子一拍：“胡说！国民党是积极反共的，
你会抗日吗？！”
“你说说，你在东北当‘国民党少将’，你都干了些什么？”
“我是共产党员，”葛佩琦说，“是党的地下组织派我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长
官司令部，以‘国民党少将’名义作掩护做地下工作的，我搜集了国民党的大量重
要军事情报，报给了我党地下组织……”
“你是‘国民党少将’，你怎么会是共产党员呢？”年轻的审讯员怒斥道。
“你这是公然污蔑共产党！这是审讯室，你要小心！你再这样胡说，就要罪上加罪！”
这样的审讯一共进行了三十六次，有时白天黑夜连续进行，葛佩琦视之为“简
直是精神折磨”。从第一次审讯后，他就再也不提自己是共产党员。审讯员给他的
“写亲笔供词提纲”中，也没有要求写参加共产党和奉党的指派做地下工作这一条。
为党为国出生入死十几年，早被一笔勾销了！
1958年秋天，这位年轻的审讯员，对葛佩琦进行了第二阶段共达三十次的系统
审讯。审讯内容与第一阶段的大致相同，但也提出了一个新问题：“你出卖了共产
党的哪些利益，才当上‘国民党少将’的？！”葛佩琦说：“我不但没有出卖共产
党的利益，我还给共产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抗战胜利后，党中央西安地下情报
组织派我到东北做地下工作时，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一批人，单是我们这个情报小组
就有四个人；以‘国民党少将’名义作掩护的，也不只是我一个；和我在工作上单
线联系的李年，也是用‘国民党少将’身份作掩护的”……
1958年初冬，审讯员给葛佩琦一份“写亲笔供词提纲”，他很快写好交了上去。
不久审讯员对他说：“你的问题已经‘结案’，听候法院开庭审理。”葛佩琦不禁
暗自惊喜，以为尽管度日如年地苦熬了几将一年的岁月，终于“结案”快回家了！
1959年2月下旬，他看到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送来的一份《起诉书》，他
才知道自己的那种“暗自惊喜”未免太想入非非了！《起诉书》中把他的革命历史
全部称为“反革命历史”，把1957年6月以来大小报刊上对他的那些栽赃诬陷的不
实之词作为论据，说他“公开叫喊要杀共产党人和推翻人民政权”，要求法院对他
“依法惩处”。
苍天可鉴：他被党判了无期徒刑！！！！
1959年3月4日早饭后，他出庭受审。法庭就在草岚子看守所内监房大院外的另
一个院子里。这院内有一栋座北朝南的瓦房，门上边写有“法庭”二字。审判台上
坐着审判员、检察员、书记员、陪审员，台前站着几位法警。庭内虽然也摆满了木
制长条椅，但没有一人旁听。
审判员指着最前面的一张长条椅让他坐下，问了他的姓名、年龄、工作单位，
由检察员宣读《起诉书》。读完之后，审判员要他陈述意见。这是维护真理与革命
法制的关键时刻，他再也不能默默忍受不准提及自己是个共产党员的禁令，而为自
己作了论据充足、法理畅然的辩护。他说：
《起诉书》控告我的罪名，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两条：第一条是“历史
反革命”；第二条是“现行反革命”。根据事实，这两条罪名都不能成立。
现将理由陈述如下：
《起诉书》控告我为“历史反革命”的主要内容，是说我“历充蒋匪
要职，积极为敌效劳，长期充当蒋匪特务”，这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是
非。
不错，我曾担任过“国民党军委会委员长天水行营少将特派员”、
“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督察”等职；但这不是我的真实
职务，而是我的掩护身份，是共产党（有关组织的）领导人让我去担任的。
在这些名义的掩护下，我曾策动大批汉奸部队反正，编入抗日部队序列；
我首掩护建立沈阳地下电台并搜集了国民党的大批重要军事情报，报给共
产党……这类事实证明，我不是“为敌效劳”，而是为共产党效劳，为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效劳。上述事实也证明，我不是“蒋匪特务”，而是接
受了共产党的派遣，打入国民党高级军事机关的地下情报工作人员。以上
事实证明，我的历史是革命的，而不是“反革命”的。所以《起诉书》控
告我为“历史反革命”的罪名是不能成立的。
《起诉书》控告我为“现行反革命”的主要内容，是说我“借党整风
之机，攻击诬蔑党的各项政策和政治运动，叫嚣要杀共产党人和推翻人民
政权”。认定这条罪名的证据，都是从1957年报刊上抄下来的对我的诬陷
不实之词。例如《起诉书》上引用的：“肃反搞糟了，统购统销搞糟了，
老百姓把用豆饼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面，人民生活提高的是过去穿破
鞋进城，现在坐上小汽车的党员和干部”；“党员起了监督群众的便衣警
察作用，因为党组织要他们作情报”；“今天的党群关系和解放前相比，
差了十万八千里，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相信我
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
等等。
《起诉书》从报刊上引用的这些话，不是我的原话；报刊发表这些言
论时，没有经我同意，没有经我签字，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不能作为定罪
的“证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毛主席多次说：“右派问题是敌我矛
盾，我们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既然把右派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
理，我在整风座谈会上的发言，就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根据以上两
点理由，《起诉书》控告我为“现行反革命”也是不能成立的。
综上所述，我既不是“历史反革命”，也不是“现行反革命”，请求
法庭依法宣告无罪释放。
但是，正像开庭前两天，监房的那位女管理员问葛佩琦要不要请辩护律师时说
的那样：“辩护不辩护，都是一个样：法院是以《起诉书》为根据，是听党的话的。”
6月29日，距离葛佩琦为自己作出强有力辩护的三个月又二十五天，北京市中
级人民法院给他作出了“判处无期徒刑”的判决。《判决书》如下：
查被告葛佩琦历充蒋匪要职，积极为敌效劳。长期充当蒋匪特务，发
展情报人员，并亲自搜集我军情报，报与敌特机关，参加镇压学生运动。
多次诽谤我党，鼓动蒋匪帮反共反人民的气焰。解放后对其主要历史罪行
又长期隐瞒，拒不向政府但白。人民政府未念旧恶，给其安置工作，在人
民大学担任讲师的重要职位。被告本应感恩自悔，痛下决心，彻底改造，
重新作人，好好地为人民服务。但被告却相反，视人民对其宽大为可欺，
死抱反动立场，坚决与人民为敌。乘党整风之际，即歪曲事实，颠倒黑白，
向党和政府展开全面的进攻，竟公然叫喊要杀共产党人，要推翻人民政府。
被告这些严重罪行，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故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
治反革命条例……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葛佩琦犯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证物：匪（指国民党）军衔花八个、帽徽一个、司章三个、军服两套、
军服带两条全部没收。
看了这份《判决书》，葛佩琦的目光久久地凝注着其中“歪曲事实，颠倒黑白”
这八个字。对照着他迄今为止的四十八年来所走的第一个脚印，究竟是谁在“歪曲
事实，颠倒黑白”，这又是苍天可鉴的！他立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人
民检察院提出申诉，而且接连申诉了许多次，都被一一驳回。从此，他步入了榛莽
漫漫的无期囚徒之路。
消息传出，海外一家报纸评论说，葛佩琦作为共产党打入国民党要害部门的一
名得力情报人员，是促使国民党在东北战场大溃败的一个局外人无从知晓的因素，
国民党后来想惩治他而只能干瞪眼，想不到共产党自己却帮了国民党的这个大忙。
走在榛莽漫漫囚徒路上的葛佩琦当然不会听到这种对共产党竭尽嘲讽之所能的
传说。他虽然对自己和整个家庭所受到的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遭遇耿耿难平，但他
坚信这不是自己的党无情，而是钻进党内极少数坏人为了私利使然，因而他确信自
己的不白之冤，终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
无期徒刑只住了十八年监狱；
出狱时，他已成了近乎双目失明的孤寡老人！
那是一个偶然的幸遇。
1975年冬天，出于政治策略上的某种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党政军特人
员全部予以宽大释放。凡有家可归的，都可回到原籍；无家可归的，由政府分配到
劳改就业单位就业，享受国家职工待遇；原职务级别属于国民党少将以上或国民党
省政府、省党部以上、经当地公安部门同意又有常住户口直系亲属接纳的，可以回
到北京、天津、上海这三大城市；愿往台湾的，政府提供方便……
这样，身置山西监狱的葛佩琦，在12月中旬，与山西省各个监狱就业单位的七
八百名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一道被宽大释放。又几经周折，他才于1976年3月下
旬回到了北京。这时候，他已成了全身“没有一个好零件”、双目几近失明的六十
五岁的老人了……
在1959年春天审讯“结案”，等待法院作出宣判时，他就被从草岚子看守所转
到了北京市看守所，在那儿从事书籍装订劳动改造，一呆就是五年。在这五年中，
他不断便血，肋骨结核，血色素最低时降到三点五克，只有成年男子正常数的四分
之一，身躯日益衰颓。又由于对右脚拇趾的毒疮未能及时治疗，后又治疗不当，几
乎造成小腿截肢，留下了腿脚麻木的后遗症，不得不用双拐代步，与战场下来的伤
兵无异。因之在1964年春天转去关押长期徒刑人犯的北京市第一监狱后，虽然那里
拥有可以从事轻度劳动的织袜工厂、塑料工厂和钓鱼杆车间，等等，他也不得不长
期住在监狱病房。
1966年6月“文革”开始。决心清理政治环境，把“地富反坏右”赶往外地的
北京市当局，于8月6日夜晚，把葛佩琦等五百多名“反革命”人犯锁进闷罐子火车，
押送到大同以北、雁门关以外，山西省第四劳改支队管辖的大青窑煤矿。由于他每
挪一步都要借助于双拐，在必须下窑的煤矿中等于是个废人，同时塞外气候寒冷，
也不利于他的健康的恢复，劳改支队的贾政委出于革命人道的考虑，派人把他送到
位于太原的山西省第一监狱。为此贾政委后来遭到批斗，被调离了劳改支队。
对外叫做“太原联保工厂”的山西省第一监狱，内有塑料、铝制品、印刷、制
鞋等车间，葛佩琦被分在制鞋车间劳动。1968年秋，他的右目突患急性青光眼，眼
压升高到七十毫米汞柱，等于正常值的三至四倍，疼痛难忍。监狱医务所的一位针
灸大夫误以为是偏头痛，多次扎针而贻误治疗时间。待另一位大夫确诊为青光眼时，
却又说外面“文化大革命”太乱，不肯送他去外面有眼科大夫的医院抢救，而让监
狱医务所的一位不懂眼科的外科大夫给他做了青光眼手术，给他留下了白内障后遗
症。
1969年春，为防范全是来自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带的犯人趁“文
革”之乱而越狱潜逃，山西省第一监狱迁往对犯人易于看守的吕梁山边缘的祁县城
外，构筑了四面高墙与电网。葛佩琦右目青光眼手术后造成的白内障，发展到对面
看不清谁是谁的地步，左目的青光眼也渐趋严重。到了1971年春天，监狱医务所的
那位外科大夫，又用针拨法治疗葛佩琦的右眼白内障，仅可照明看道，而左眼青光
眼的眼压已高达七十毫米汞柱。1973年秋天，经葛佩琦再三要求，监狱医务所主任
才批准他去太原治疗。
到了太原，住进太原东南部狄村（唐朝廉正名臣狄仁杰故地）附近的山西省公
安医院，人们俗称“劳改医院”。这医院也没有眼科，就把他押送去山西医学院第
二附属医院。二院眼科主任宛大夫给他做了仔细诊查，主张立即手术，否则有失明
的危险；尽管当时病床十分紧张，还想方设法给他安置了一张病床，要他立即住院。
但是劳改医院的干部出于职业的惯性，怕葛佩琦从二院逃跑，要求二院眼科沈述约
大夫给葛佩琦做个简单的“门诊手术”，术后就用救护车拉回劳改医院。
这种无理要求，被忠实于革命人道主义的沈述约大夫断然拒绝。劳改医院的干
部就用救护车又把葛佩琦押了回去，捱到1973年冬天，葛佩琦直接向劳改医院领导
提出要求，才被送去山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这里的一位年轻大夫接受了劳改医
院干部的要求，给葛佩琦做了左目青光眼“门诊手术”，术后也同意用救护车把他
颠颠簸簸地拉了回去，不但没治好青光眼，还造成了又一个白内障。
1974年秋天，仍在葛佩琦的耐心要求下，劳改医院的干部才把他第二次送去第
二附属医院，但仍要沈述约大夫做青光眼的“门诊手术”。经沈大夫据理力争，这
些干部才同意让他去劳改医院手术室，给葛佩琦做了左眼青光眼手术。下了手术台，
按规定，应用手推车让葛佩琦卧着送回病房；但劳改医院的公安人员却认为没有这
个必要，让他捂着蒙眼的纱布，自己走回了二十多人哼哼歪歪的大病房，而且没有
眼科消炎针、消炎药和降眼压的药，疼了，只有一般的止痛片；再疼了，就打一针
青霉素，用治疗皮肤病的四环素药膏代替点眼药。
青光眼算是好转了，两只眼睛的白内障却越来越严重，同时经过这连续多年的
拖延折腾，视神经都受到了重大损伤。回到北京时，他的全部视力只有零点一，几
乎就是个睁眼瞎。这位“睁眼瞎”经过整整一年的摸索奔波，才次第解决了户口和
每月二十八斤粮票、十八元生活费，于1977年3月8日搬进了北京东城交道口大街九
十六号大杂院。
这一天正是妇女们专享的节日，可是在这个连他这个新来户在内一共十六户人
家的大杂院，唯独他那间门前坑坑洼洼，只有半拉窗户门朝西的八平方米破旧小屋
冷冷清清，孤寡一人。从1949年北平解放到在劫难逃的1957年，他的家每年“三八”
节本也是欢欢乐乐的……
早在1945年3月，他的妻子朱秀玲还在陕西汉中西北医学院做教师时，就生了
第一个女孩。其时德国法西斯的彻底完蛋指日可待、东方的日本法西斯也濒临溃灭；
他们为大女儿取名别有新意，希望“抗战早胜利，举国大凯旋”。1946年他本人奉
地下党之命，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成了“少将督察”，朱秀玲也跟
去沈阳医学院执教。1947年7月有了一个儿子，取名之意，“希冀全中国早日都红
旗飘飘”。1950年在北京，第二个女孩出世。那正是全世界都祈求永葆和平、不再
有枪炮声的时候。1952年又一个女孩来到这个世界，他们希望这世界永远光明灿烂。
1956年最后一个女儿呱呱坠地，那正是祖国大陆的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之际，他
们希望祖国早日建成社会主义大厦并向共产主义迈进……
所以1957年之前那几年，每逢“三八”节和“六一”儿童节，他们全家大大小
小，都是欢欢乐乐的。
可是此时此刻，这都已成了过去的事了。朱秀玲又在十多年前与他离了婚，孩
子们都改姓“朱”，不再姓“葛”了。在这刚刚“乔迁”来的八平方米小屋，他只
能只身孤影……
政治的疯狂，造成多少家庭的悲凉！
这是二十世纪中叶，中国特有的大悲剧！
在人民大学校园里，凡是没有被这种疯狂灭尽天良的人，都能够洞察朱秀玲深
埋心底的悲怆！
她出生于鲁南临沂，是葛佩琦同乡，比他小两岁。1934年，由北京女一中考入
北平大学文理学院数理系。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她就闻知“一二·九”闯
将葛佩琦的大名，“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后又一齐坐船到了烟台，认识了葛佩琦
其人，印象很不错。
1941年，她在关中武功的西北农学院执教，巧遇当时在国民党第一战区做地下
工作、路过并借住在农学院的葛佩琦，尽管别后数载，但葛佩琦的不凡谈吐，使她
感触到他的人生步伐，仍在按照“一二·九”的节奏在快速地向前延伸。这次分手，
他们开始鸿雁传倩，相爱日深。
1942年，她应聘到陕南汉中西北医学院教数学。第二年，佩琦来到汉中，他们
在医学院举行了婚礼。
至此，佩琦对自己的真实身份，仍然守口如瓶。然后由汉中而北平而沈阳，她
只隐隐约约感到，他的行踪有时颇为神秘，意识到他是在做与“一二·九”一脉相
承的事。直到北平解放，她才被告知这个对她来说并不过分难猜的谜底。
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自从成立以来第一次评职称，她就被评走为副教授。当
时全校副教授屈指可数，女教授更寥若晨星。朱秀玲就是这晨星中的一个。但住房
仍然窄小而潮湿。就在这一年的12月，她生下了最小的女儿。屋内没法生炉子，室
温只有七摄氏度，生下孩子的第十八天，她就开始发烧，烧到三十八九度，得了风
湿性心肌炎。这是产后风的一种，但她当时并不知道，产假期一满，她就强打着精
神去讲课。不久，她就病倒了，而且一倒难起，被人们急送协和医院去抢救。后来
葛佩琦为何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报纸上“揭露批判”葛佩琦的风风雨雨，她
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全然不知。从学校前往医院探望的同事口中，她才知佩琦出
了事。她惊愕得脱口而出：“佩琦怎会说出‘杀共产党人’的话来呢？这不可能，
不可能……”
的确，人间之真正相知者，莫如风风雨雨地相携着踏过半辈子人生荆棘路的伴
侣了！然而尽管她不信佩琦会说出那样出格的话，但这毕竟给她带来了自身病外的
焦虑和忧伤，加重了她的病情。一直到11月，她才勉强出院。佩琦住在西郊学校的
办公室里，没有回家。她整天躺在那间阴暗的屋子里，连下床走走的气力都没有，
而且通身风湿疼痛，整整六年不能下床。
快年底了，系主任和总支书记突然来访。他们正式通知她：葛佩琦因“历史反
革命”和“现行反革命”的罪已经被捕！她泪如泉涌，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他会
是“反革命分子”？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
她的病情更重了！
佩琦这一走，他的工资一分也没有了；家里的五个孩子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
才一周岁，七岁的老二又正患腥红热，全家六口都靠她一个人的工资来养育。不久，
她的工资又被打了七折，算作病假工资，“吃劳保”，她的生活重担宛如雨天挑稻
草，压得她力不能支。
十二岁的大女儿聪明灵俐，勤奋好学，刚读完北师大女附中初中一年级，就因
为照料卧床的母亲和年幼的妹妹，不得不忍痛休学。就这样，日子也难熬，朱秀玲
不得不请人把老三送给天津的亲友，把老四送到西安的姐姐家，并将其改名为“朱
全安”，以祈祷全家平平安安。她还托人说情想把最难照管的才一岁多的小女儿，
送给一对无儿无女的中年夫妇；人家一听说这是“大右派”葛佩琦的孩子，吓得直
摆手：白送也不敢要！
孩子无罪！孩子有生的权利！她又请人把小女儿送入王光美的母亲董洁如办的
“洁如托儿所”，因为当时全北京城，只有这个托儿所可以全托一岁多的婴儿；尽
管每月要交五十多元钱，她也咬咬牙，宁可让自己和这孩子的大姐、哥哥过得更苦
些，也要让她生存下去。
1959年7月初，法院派人把对葛佩琦的《判决书》送到她的病床前。判决了，
可以让亲属见面了。她自己病得动不了步，就让大伯子葛畔瑜、四伯子葛畔宫带着
五个孩子，去北京市看守所探望了入狱一年七个月的葛佩琦。尽管葛佩琦被判了
“无期”，她仍认为这是天大的冤情；既是冤情，总有一天会苍天睁眼，佩琦会回
到自己和孩子们的身边。
在绵绵思念期盼中，她觉得当务之急还是要把身边的孩子栽培成社会有用之材，
首先让大女儿继续求学，才对得起身陷囹圄的佩琦。
1959年冬天，最小的女儿三周岁。中国人民大学办有满三周岁才能入托的托儿
所，她才让大女儿去“洁如托儿所”把小女儿接回来就近入托。两年没见面，小女
儿已不认识自己的母亲了，用陌生的目光打量了好一会，才叫了声“阿姨”。她忍
泪笑着问：“那你妈妈呢？”这孩子回答：“在公园里！”原来整整两年，别的孩
子都有爸爸妈妈来探望，唯有这孩子没有见过爸爸妈妈的影子。她常常问托儿所的
阿姨：“我的爸妈怎么老不来啊？”阿姨们都随口一讲：“他们在公园里。”
孩子的这一回答，深深触动了她心中的隐痛。她背着孩子大哭了一场！几次病
重，被送往医院抢救。经常向学校借钱，才能凑凑合合让三个孩子一日三餐勉强有
口饭吃。
整个家庭的苦难，柑促使大女儿更加勤奋，更加用功。她一边上学，一边照料
着母亲和弟弟妹妹，经常把英文单词贴在墙上，手里洗着衣服，眼睛看着单词，默
默背诵。初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人北大附中，高中三年，年年“三好”，并
在北京中学生物理竞赛和数学竞赛中获奖。
1961年，大女儿满怀信心，报考北京大学。她的高考成绩门门都在九十分以上，
全国数一数二的最高学府，无疑将向这位高材女敞开大门。
到了发榜时，全家人都像挨了当头一棒！别说北京大学，就是一般的大学，也
未录取。原因不言而喻：她有个被关在监狱里的父亲，政审表格“家庭成员有无被
杀关管”这一栏中写得清清楚楚。这使任何一个主考官，也不敢漫不经心地在她的
名上点一下考中的朱砂笔。
女儿的声声泪，使母亲撕肝裂肺！老大被挡在大学门外，接下去老二也将要遭
到同样的命运；再接下去老三、老四、老五，前途不测可怜！为了五个孩子，朱秀
玲苦思很少，不得不忍痛含悲向法院提出与佩琦离婚。
离婚获得批准，五个孩子都改姓朱。
但在“千万不要忘记”的那年月，年幼的孩子们在学校，照样被许多同学喊作
“小右派”、“小反革命”。
说来也怪！这些孩子不仅不认为自己是“小反革命”、“小右派”，还都特别
要强，动情地高唱“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在北大附中读
书的老二，一到入团年龄就申请入团，一直不被人理睬。到了十八岁，他又申请入
党，更没有人搭茬。在跟着到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还因此招来一顿毒打：二十一
个同学拥到他的家，将他打翻在地，乱打乱踢，还把屋子里能打碎的东西——餐具，
茶具、玩具、玻璃橱柜全都砸得稀巴烂。同楼隔一单元居委会的老大娘们，都被这
屋子里不同寻常的稀里哗啦声和斥骂声所震惊。她们连忙寻声而至，正见一个年轻
人在向昏死倒地的希同惨白的脸上泼凉水，一边泼一边骂：“反革命狗崽子还梦想
入党！”
他们又一次被翻箱倒柜，仍没有翻出他的《入党申请书》，就把半死不活的他
拖下楼，留人封了门，上贴“反革命之家”，下贴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封门前，他们在屋内留下一张纸，写上参与这场打砸抢“英雄
好汉”们的姓名与身世：前二十人都是高干子弟“红五类”，最后一人的家庭背景
是小业主。
他们把尿血的老二押回学校，扔在一间黑屋子里，派人日夜看守。被毒打后的
老二发烧尿血，也没人给一粒退烧药。一天夜里，下着小雨，“奉命”看守的是一
位大学教授的儿子，他不属“红五类”，平时还是与老二相当要好的同学。他借着
夜幕的掩护，把老二放出了黑牢，叫他赶快去海淀医院检查治疗，否则有生命危险。
但他一步也走不动，只能在雨地里慢慢地向前爬。半路上，碰到一位下夜班的
工人老师傅，得知此情，连忙掏出身上仅有的几块钱，给他指点了去医院的近路。
到了医院急救室，被简单包扎了一下，他又继续在雨中爬，爬到了北京大学，才住
进了北大校医院。仔细一检查，是严重的肾外伤，怪不得一直尿血。
灾难并没有到此为止。葛佩琦的二哥葛畔瑜也被抄了家，二嫂被活活打死；二
哥被遣送回山东农村，生活无着，有病没钱治，很快也惨离人世。
“造反有理”的人们又把大女儿历次获得的数学竞赛、物理竞赛的奖状也都撕
得粉碎，并把“革命”的矛头指向北大附中的校领导，说他们特别热衷于培养“反
革命大右派”的子女；根据仅仅是：1964年大女儿北大附中高中毕业时，老二和老
三也都是北大附中的学生，一个在高中一年级，一个在初中二年级。
有人说，政治的疯狂，造成无数家庭的悲凉，这是一个缩影。
此话千真万确。
1975年，葛佩琦被“宽大”出狱，他和朱秀玲也未敢复婚，因为男方的头上还
扣着“大右派”、“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这几顶吓人的大帽子，一旦复
婚，子女们必将更加遭罪。
但是骨肉亲情，是任何权势也泯灭不了的。1976年春节过后，为了不影响母亲
养病和弟妹们的前程，大女儿毅然承担了接收父亲的重任。她向北京市公安局写了
一份保证书，保证她的父亲从山西回到北京后，不向政府要求住房和工作，虽然她
的小家庭只有十平方米的住房，而且她本人又面临分娩。有关方面这才同意葛佩琦
回到北京。
3月26日，山西省劳改局一位干部和一名护士，把葛佩琦送回北京，住入崇内
旅馆，大女儿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一位同志的电话，即刻带着弟弟赶到了旅馆，叫
了一辆出租汽车，把父亲接到她曾工作过的北郊清河镇附近的一个农村。在那里，
大女儿早已为父亲向一位农民朋友借到了一间房子；她的堂姐葛春梅，即已经夫妻
双亡的葛畔瑜夫妇之女，正在这间屋子里安置床铺，使大难不死的葛佩琦，一回到
北京就有了栖身之地。然后经过将近一年的奔波，他又通过了户口、粮票、住房三
个关口，搬进了北京城内的这个大杂院，一个已迁走的人家原来放杂物的八平方米
小屋。
“患难时，我们认识朋友！”
这个大杂院，原住的十五户人家，有十四户是工人家庭；另一户男的是中学教
师，女的也是工人师傅。在葛佩琦即将从北郊清河搬来之前，当地派出所的民警和
居委会的干部来到这个院子向众人宣布，有一个“老右派”、“国民党少将”、
“要杀共产党人”的人特赦出来了，要住到这里，大伙对他应该划清界线，提高警
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可是，这院子里的工人阶级，偏偏不把这些“至理名言”放到心里去。当他们
看到这个孤老头儿，有气无力，白发满头，慈眉善目，对人挺和气，可是连手中的
钞票是多少钱都看不准，更分不清粮票与油票，等于是一个睁眼瞎，他们个个都待
之以同情与关照。其中尤以紧隔壁的一家男女老少，对他格外好。
这家户主名叫李学俭，河北省吴桥人，供职于南口暖瓶厂。他的爱人老赵主要
操待家务，得空也去街道上帮帮忙。他们的大女儿李炳芬，是这个大院里唯一的共
产党员，在另一个街道工作；大儿子李炳洲，当时正在北京第二十二中学上初中；
小儿子李炳海，还在读小学。这全家人都有杂技之乡的那股灵巧豪爽之气。对葛佩
琦在自己的儿女和侄女春梅于夜静更深或公休日来照料之外的一切生活琐事，他们
一家都包了。
大院里没有厕所，人人都得去大门外小胡同里的公共厕所，弯弯拐拐二百来米
远。不论刮风下雨，冰天雪地，炳洲、炳海都乐意为葛爷爷当“拐棍”；就是在夜
晚，只要葛爷爷在自己屋里喊一声“炳洲、炳海”，总有一根“拐棍”应声而至。
生炉子、封炉子、支蚊帐、上街买东西，也都是炳芬、炳洲、炳侮的事。
葛佩琦住医院，炳芬让她的爱人李国强带着水果去探望。
一天，李学俭师傅从百里之外的南口回城度厂休，赶忙在葛佩琦的小屋里装了
自来水管，使他用水更方便。
日常李师傅改善生活，包饺子、红烧肉、炖鸡汤，炳洲、炳海妈都趁热端来一
碗……
春寒料峭的一天上午，大院里出现了一个老者，他就是李逸三。1957年整风
“反右”时，他是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长，亲耳听过葛佩琦在学校“党外
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他认为，葛佩琦当时说了一些“带刺”的话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多少年来一直未能恢复他的组织关系。但在校党委决定把葛佩琦划为“极右分
子”的时候，在党的“反右”纪律的政策下，他也违心地举了手。后来，他虽然坚
决反对把葛佩琦当作“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逮捕法办，再后来又被调离
了中国人民大学，然而对那一次的违心举手，一直深感对不起葛佩琦而难释于怀。
葛佩琦搬进这个大杂院时，他已是古稀之年了，而且还住在京城东南部的劲松小区，
也风尘仆仆地来到这个大院，看望葛佩琦。后来每隔一两个月，他都要来一次，每
次来都给葛佩琦捎来一些水果点心、零花钱、粮票，以及对葛佩琦至关重要的信息：
胡耀邦主管中央组织部了，恢复了“党员之家”的传统，许许多多的党员干部
排着队去上访，有冤伸冤，有苦诉苦；
中央五个部的代表在烟台开了会，决定为所有还没摘帽的“右派”全部摘去帽
子，也可以为少数错划的平反改正；
中央又发了个文件，对凡是被错划的“右派”错多少就改正多少，不受人数的
限制，不划框框，完完全全的实事求是……
每一次传达了这些好消息，李逸三都鼓励葛佩琦上访。但葛佩琦认为自己的问
题非同一般，他的身上也压着“三座大山”——“极右分子”与“现行反革命”、
“历史反革命”。如果不把这“三座大山”都搬掉，他休想回到党内；而要把这些
“大山”一一都搬掉，又绝对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为慎重起见，他还要“再看看”。
当然，他说的“再看看”，是指对党中央领导部门的上访而言。他觉得，自己
的一切祸害，根出于中国人民大学，要上诉，也得先从人民大学诉起，犯不着贸然
直奔党中央。在李逸三向他透露了党中央决定为所有错划右派都改正平反的消息后
不久，他就去了人民大学。
那是1978年国庆节前后。他跌跌撞撞地去了西郊人民大学人事处，谈了谈对自
己的“右派”问题如何改正的设想。未料到，人事部门对他仍然冷若冰霜。不得已，
他又去拜访成仿吾老校长。仿吾老询问了他这廿年的情况后，表示将把他的报告转
给学校人事处。
过了几天，他又去了人事处。得到的回答是：你的报告是转来了，但成校长没
在上面批一个字，我们没法办。
这时，他才横下一条心：去党中央上访！
去党中央上访，非同小可。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得认认真真地准
备上访材料。他戴起一千多度的近视镜，吭哧吭哧一笔一划地写，写了一份又一份。
当时，大街上还没有什么打字复印店；就是跑遍全城找到了两家，他也付不起
那些钱。这时候，又一批“患难知己”——大杂院附近的青年工人马长辉、赵端钧、
刘汉如出现了。马长辉白天上班，夜晚帮助誊写，多次都按时誊好，一共誊写了一
百多份材料，字字楷书，一字不错。赵端钧和刘汉如配合李炳芬、李炳洲、李炳海
姐弟，帮着换煤气、买蜂窝煤、看病拿药，从不嫌烦。赵端钧的爱人小杨，每逢过
节，总请葛佩琦到他们家去改善改善，期望他能有写好材料的精神……
“在欢乐时，朋友会认识我们；在患难时，我们会认识朋友。”——这是澳大
利亚当过农民、淘金工、翻砂工的作家托·姆·柯林斯的切身感受。历经了十八年
苦难的葛佩琦，也不禁从肺腑中发出了同样的感叹。
上访“党员之家”的中组部，他感到春风扑面，的确换了人间；
但人民大学还在闹“倒春寒”
1978年12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落下了帷幕。彭德怀元帅、陶
铸、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的平反——毛泽东错误决定或首肯的这些全国、全世
界的重大冤案的彻底平反，陡增了葛佩琦力争平反自己历史沉冤的信心。12月25日，
他就去上访中央组织部。
那时中央组织部的北院墙外，就是灵境胡同。在胡同中间开的一个小门，就是
中组部信访处的接待站，通向中组部后院。葛佩琦摸到那儿时，胡同里已经排了长
长的上访队伍。轮到他去领登记表，接待的干部问他姓甚名谁，他一说出那三个字，
立刻就有好几位上访者走了过来问长问短，有一人还惊喜他说：“没想到你还活在
人间！”
他领了一张上访登记表和一个何时接谈的号码：按照这个号码，他得回家等三
天。一位上访人员对他说：“你遭的罪比我重，眼睛又不好使，不能再来回折腾了！
我的号码一会就可接谈，咱俩换一下，你先谈。”
他对这位好心的“同是沦落人”谢了又谢，把这个号码和填好的登记表交给一
位接待人员。这位接待人员看了看登记表，连忙问：
“你就是1957年的葛佩琦？”
“是！”
“好，你先到外面等一等！”
葛佩琦挤到了外面，心里不免有些嘀咕，我这个1957年“大右派”到处受歧视，
难道上访也要低人三头不成？
可是不一会儿，那位接待人员就叫他进屋，对他说：“我打电话和上级联系了，
由领导干部接见你，你到前门传达室去吧！”
葛佩琦大喜过望，接待室内外更是议论纷纷。有人说，只见过到前门上访被打
发到后门来的，没见过到后门上访被指派到前门接见的……
“这是胡耀邦当组织部长的新措施！”有人大声接茬说。
葛佩琦到了前门传达室，传达室的同志对他和毅悦色，彬彬有礼。一位女同志
让他在“来宾登记簿”上签了名，一面请他在沙发椅子上坐下，一面给什么地方打
电话。过了约摸十分钟，从办公大楼来了一位女干部，请葛佩琦进了里间会客室。
她先给葛佩琦倒了一杯茶，问了他的住处和生活情况，然后才说：领导要接见你，
但今天开会去了，你后天上午再来。
12月27日上午八点，葛佩琦准时到了中央组织部。宣教干部局下来一位同志，
把他接到中组部大楼上的一个会客室。片刻，宣教干部局局长郝一民就来到了会客
室。他一进门，他和葛佩琦热烈握手，并十分亲切他说：“葛佩琦同志：这许多年，
你受苦了！葛佩琦顿时觉得一股热泪要夺眶而出，因为这是自从沈阳、西安的地下
情报组织被敌人破坏之后，三十年来第一次听到党组织的一位负责干部称他为“同
志”，还说他“受苦了”，这对他可真是“换了人间”！
郝一民询问了他的出狱经过和回北京后的情况，然后说：“胡耀邦同志对平反
冤假错案极为关切，你有什么要求可以尽量提出来，不要有顾虑。”葛佩倚当即陈
述了自己的历史经历和1957年的蒙冤经过，提出了三点请求：一、请求恢复他党组
织关系；二、请求改正把他错划为“右派”的决定；三、请求为他彻底平反错划
“右派”后的冤案。
“好的，”郝一民说，“请你把你要求解决的这些问题，给我们写一份材料，
我们批给中国人民大学进行复查处理。我个人的意见，你最好先要求解决错划“右
派”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恢复党籍。”
“你说得对。”葛佩琦说。“但是，我打入敌人营垒做地下工作，都是党组织
派遣的，一步一个脚印，有人证可查。就是在‘肃反运动’中，也没有人提出过异
议；为什么在‘反右运动’中，突然被逮捕了呢？”
郝一民认为葛佩琦提出这一疑问，是完全可以理解、也是正当的，也应该由人
民大学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1979年元旦后不久，葛佩琦将郝一民要他写的材料送给了郝一民本人，中央组
织部及时批转给人民大学，嘱咐认真复查葛佩琦的“右派”问题。
但是怎么也想不到：已恢复了“党员之家”传统的中央组织部的这种深切关怀
一个同志政治生命的态度，到了人民大学那儿竟也成了“剃头担子——一头热”。
1979年4月初，葛佩琦拜访了人民大学“右派摘帽”办公室负责人，询问了对他的
“右派”问题的复查进展如何。这位负责人说：“中央组织部已经转来了你的申诉
材料，我们正在复查。”
葛佩倚告诉他，1957年5月27日《人大周报》歪曲了他发言的原意，他当即向
学校党委副书记聂真作了更正。同年6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据说也是他的那个
“发言”，与他的原发言完全不相符，他在次日就送信给《人民日报》编辑部要求
更正。按照中央宣布的政策，被他更正过的那些“发言”不能作为划“右派”的依
据。
“我们研究研究再说。”这位负责人说。
这个“研究研究”是很慎重的。把当年在人民大学经历过“整风反右”的一些
学生班组党支部书记，都请了回去“研究研究”。研究的结果，谁也说不出葛佩琦
“要杀共产党人”的事实。但据说他这个“右派”是毛主席亲自划定的，谁也不敢
出面为他平反。
可是葛佩琦还在眼巴巴地望着这个“研究研究”。他整整望了七个月——即望
到当年11月12日，人民大学党委才派人给他送来了《关于葛佩琦右派问题的复查结
论》。《结论》把1957年报纸上刊登的那些对他的歪曲诬陷之词重复一遍之后说：
“不属于错划，不予改正”。来人问葛佩琦有何意见，葛佩琦当即表示：不同意这
个《结论》，继续申诉！
第二天，葛佩琦就拿着这个《复查结论》和1957年《人大周报》上刊登的那个
“发言”，去北京市法律顾问处咨询。那里的律师问葛佩琦：
“报纸上刊登你的那个‘发言’之前，是否征求过你的同意？或是否要你在那
发表的稿子上签过字？”
“没有。”葛佩琦说。“在刊登那个‘发言’之前，既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
也没有让我看过那个稿子，当然也没有我的签字。不仅如此，而且我看到《人大周
报》登出了那个‘发言’之后，我立即到人民大学党委作了更正，这有人证可查。”
“既然这样，报纸上刊登的那些没有经你签字同意的‘言论’，是没有法律效
力的，是不能作为划你右派的依据的……”
有了这一答覆，葛佩琦开始了新的一轮上访申诉。负责解决“右派”难题的五
大部——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他都去遍了，有的还去了好
多次。各部门接待人员都说，人民大学的那个《复查结论》已由有关方面批准，他
们不便再过问；有的还加上一句：阻力太大，爱莫能助。
但是葛佩琦并没灰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开始了第三轮上访。
中组部的一位同志说：你的问题似乎已经定型了；没有中央领导的指示，难以起死
回生。
这时，恰巧又来探望的李逸三给他直接点破：“对！上访胡耀邦！”
得到了这些启示，葛佩琦的思路也豁然开朗：孩子有了困难，应该去找妈妈解
决；政策落实不下去应该去找党中央。但他又不免顾虑重重：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秘书长的家门口，必然有不可逾越的警卫线，他的申诉信能够顺利到达耀邦的
手中吗？
但是他仍决心一试！
这一试，他才恍悟到自己的那些顾虑是多余的。
胡耀邦家的门前所见和胡耀邦的批示，使他增添了无限信心
1980年4月2日下午五时，葛佩琦来到了北京东城富强胡同，胡同里并没有便衣
巡逻，耀邦家的大门口也没有武装警卫。他按了大门一侧的电铃，出来一位警卫人
员，问他找谁，他说要上访胡耀邦同志。这位警卫人员转身就回去了。
不久，出来一位干部。葛佩琦向他通报了姓名和来意，他说：“我知道你的名
字，你带着材料吗？”
“带着，”葛佩琦说着，就把一封约有五百字的申诉信递了过去。
“耀邦同志现在正会客，没有时间接见你。今晚我一定把你的信转上去。请你
留个电话，以便将处理情况及时通知你。”
“我住在一个大杂院里，没有电话。”
“那只好请你再辛苦一趟。明天下午还是五点来。”
第二天下午，葛佩琦按时前往。他一按门铃，那位同志就出来了，交给他一个
中间印有竖方形红格的大信封，并说：“你拿着它去中央组织部，找陈野苹副部长。
”和这位同志一起出来的一位青年学生，在一旁热情他说：“中组部在西城，就在
西单商场北边，您快去吧！”葛佩琦感激不已。
但天色已晚，视力又很差，他决定改日再去中组部。回到他住的那间小屋，天
色已黑。他打开电灯，拿出放大镜，仔细看了那个用红粗铅笔竖写的大信封。右首
写的是“中组部”，中间红竖长条格里写的是“陈野苹副部长”，左下首是“胡耀
邦”的签名。他从信封中抽出了他自己的那封申诉信，看到了耀邦对它作了这样的
批示：“指定专人，督促有关单位对葛佩琦同志落实政策。”再细看，耀邦在申诉
信落款时间“三月二日”的“三”字下面，点了两点大红点，葛佩琦才意识到自己
原来把“四月二日”写成“三月二日”了。连这么芝麻点儿的小笔误，耀邦都予以
点正，可见他对冤苦人的申诉信看得多么仔细、多么诚心！
葛佩琦心潮滚滚地久久捧着这封申诉信向窗外凝思着，一动不动，像铜铸石雕
一般。终于，他不禁喃喃自语起来：“真是柳暗花明、柳暗花明啊！这不只是关系
到我们一些个人的命运啊！”
大杂院的邻居们听说葛老头去胡耀邦家里上访，纷纷前来打探个究竟。他把这
两天上访的经过，详详细细地说了个痛快，使这些老老少少都听得出了神。有的说，
“胡耀邦是拨乱反正的带头人”；有的说，“胡耀邦在做团中央总书记的时候，就
十分关心群众的疾苦。”他们都为葛老头幸逢大好人而祝贺。
第二天早晨八点半，葛佩琦就到了中组部。陈野苹到中南海中央书记处开会去
了，他的秘书任小彬来到会客室接待了葛佩琦。任小彬说：“你的问题如何解决，
得由陈副部长决定。”说着给葛佩琦写下了他的电话号码，“有事请打电话联系。”
过了两天，葛佩琦给任小彬打了电话。任小彬说：陈野苹副部长已指定中组部
干审局的一位局长接见你，并说明了接见的时间与地点。葛佩琦按时前往，见到了
干审局的一位副局长，在交谈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副局长：人民大学的《复查结论》，认为划你为右派不属错划，你为什么不同
意？
葛佩琦：这个《复查结论》，是以1957年报纸上刊登的那些对我的诬陷不实之
词为依据得出来的。那些话不是我说的，报纸在刊登之前，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
更没有我的签字同意，这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根据没有法律效力的话作出的《复查
结论》，我当然不能同意。
副局长：你说你没有说过那些话，可有什么证据？
葛佩琦：有！我有人证与书证。1957年5月27日，《人大周报》登出那些话之
后，我就到人民大学党委作了更正。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聂真同志接见”了我。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登出那些诬陷我的话，第二天我本人送信给《人民日
报》，要求予以更正。
副局长：好，今天就先谈到这里。对于你提出的问题，我们将通知有关方面重
新复查，查出来的材料会与你见面的。
葛佩琦：我对耀邦同志和中组部的同志绝对信任。问题在于人民大学，我还有
些不放心。
副局长：请你放心，我们会督促他们尽快重新复查的。……
“倒春寒”毕竟只是春天中的短暂寒冷，
葛佩琦身上的“三座大山”终被全部推倒！
葛佩琦与干审局的一位副局长谈话之后，回到他那自称“九六陋室”的八平方
米小屋静候佳音。他先后帮助七八名被“文革”耽误了的高中毕业生辅导功课，还
修订了《自然常识问题解答》的物理部分（后来这些高中生有六人考上了大学，其
中一人还去了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但是静候了半年多，仍未见到人民大学方
面的任何动静。又听说，他的“右派”问题是毛主席定的，所以人民大学的同志才
不敢贸然从事。他觉得这种说法不可靠、不科学：“彭老总问题不也是毛主席走的
吗？不是也翻过来了吗？”
1980年11月17日，他实在憋不住，给“知心老头”李逸三写了一封信。这几年，
他不止一次地对别人说过：“李老不是别人求他，而是他自己主动向苦难人伸出援
救之手”；可这一次，他出于对李逸三的“政治安全”的考虑，让别人看来好像他
被“宽释”出狱回到北京后，从未与这位老人谋过面，这是第一次给多次主动向他
伸出援救之手的老人写信。信的全文如下：
李逸三同志：
您好！我有下述问题，请您予以协助解决。
1957年5月24日，在人民大学党委召开的帮助党整风的座谈会上，我
给个别党员干部和党委书记提了一些意见。由于我请求恢复组织关系问题
长期没有得到解决，我在发言时，态度有些不冷静，说话有些带刺；但是
我发言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党整风，希望党内同志通过整风，改正缺点。不
料有些报纸报道时，竟然说我叫喊要“杀共产党人”；因此我被划为右派，
至今没有得到改正。
您当时是人民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长、人事处长。我57年5月24日
发言时，您也在座。现在我把已经找到的有关报道，抄录于下，请您回忆
一下，那些话是否我说的：
(1) 1957年5月27日《人大周报》报道说：“搞的好，可以；不好，
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
(2)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说：“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
杀共产党人。”
(3) 1979年10月，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同志在政治学院讲话时说：
有一个葛佩琦就说：“要杀掉成千成万个共产党”。
不但我没有说过以上三句话，而且我看到那一句错误的报道时，当即
向有关方面提出了更正（向人民大学党委提出了口头更正，聂真同志接见
了我；向《人民日报》提出了书面更正，现已查出那封更正信；给邓力群
同志写了请予更正的信，他已回了信）。
您是老党员、老干部，是我的老领导，我发言时您在座。请您回忆一
下当时的实际情况，向有关方面为我写个证明材料，协助我解决这个错划
右派的改正问题，以便落实党的政策，至为感盼！
人民大学党委已经查明，我是1938年入党的党员，解放前一直坚持做
地下工作；但我的组织关系，至今没有得到恢复。
我被错划右派后，又被逮捕“法办”，坐监十八年，人民大学党委认
为判刑问题，证据不足；但我的冤案，至今没有得到平反。
这两个问题，也希望您能予以协助解决。
此致
敬礼
葛佩琦谨书
附件一：1957年6月9日，我写给《人大周报》的更正信（抄件一份）；
附件二：我的生平和冤案的概况一份。
在《我的生平和冤案的概况》的最后，他也附带简要他说了说上访中组部与上
访胡耀邦的经过，“承批交中央组织部陈野苹副部长，迄今已半年有余，问题仍未
得到解决”……
11月19日，李逸三收到了葛佩琦落笔仅两天的来信，即刻铺开信纸，抖抖索索
地给胡耀邦写信。
胡耀邦同志：
我现任国务院参事，向您反映一下葛佩琦的冤狱问题。
先谈谈他的右派问题。1957年，我在人民大学任党委常委等职。当时
鸣放时，我们请他们帮助党整风，他向党提批评意见，说了些错话和气话、
刺话，如说：
“你们不应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别人，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
别人都是可疑的”；
“搞的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
“把流过汗流过血的人关在大门之外，冷若冰霜，有些党员（少数党
员），六亲不认”。
这三段话，是引的原始会议记录。他谈这些话时，我在场，据我记忆，
这基本上是他的原话原意。
当时57.6.8《人民日报》上登载的葛的话，是吃了水分的，和事实是
有出入的，断章取义，夸大其词。
邓力群同志说葛“要杀成千成万共产党人”，和事实就离得更远了。
据我所知，葛是1938年入党的党员，抗战八年和解放战争四年共计十
二年，是在敌占区搞地下工作的，延安档案可以证明这点。
1949年解放至57年，共九年之久，他多次要求恢复组织关系，我们组
织上不但不承认他在地下的工作成绩和组织关系，反而对他一再审查，看
成嫌疑分子。
因此，上面我引述的那三段话，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产生的。
我认为他的话有错误，也可以说是大错特错，（但）是不是据此就定
为右派，至今不予改正，我认为是值得再研究的问题。
目前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当时有右派，我们搞反右派运动还是
正确的；其中问题，是反右扩大化。”
我现在认为：57年反右运动，是我们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
它的性质和文化革命同一性质，是祸国殃民的大错。
当时的阴谋是“请党外帮助党内整风”，阴谋是“引蛇出洞”。实践
已经证明，五十五万条“毒蛇”里，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是冤假错，万分
之一左右是“右派”。
留这万分之一左右的尾巴，我看不能给我们增加光彩；相反，后辈人
会耻笑我们拖泥带水。
反右派运动本身是错误的，保留万分之一左右的“右派”帽子，作用
不大，意义不多；我建议来个一风吹，彻底翻。
下面，我说一下葛佩琦坐十八年冤狱的问题。
葛佩琦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共计十二年的历史，有人证和物证，证明
是历史革命分子，可是在57年划右派后，来了一个“新帐老帐一齐算”，
说葛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开始判处无期徒刑，在坐了十八年之后，被
特赦出狱。
葛出狱后一再申诉。大约三年以前已经查明是历史革命分子，不是
“历史反革命分子”。听说北京市人民法院也早已重新作出判决，认定葛
是坐了十八年冤狱，听说北京市委迟迟不批。
我以一个党员的身份，向您建议：请求您责成有关部门彻底查一下葛
佩琦十八年的冤狱是怎样产生的；北京市委为什么对法院重新判决为无罪
的请示，拖了近一年了，不睬不理。
我还建议，在查清制造这十八年冤狱的有关人员时，判处他们十八天
徒刑，让他们体会一下十八年冤狱的滋味！
写到这里，李老联想到自己当年也有愧对葛佩琦之处，悔恨之情油然而生。他
写道：“划葛佩琦右派，我是举过手的，我们做了多少祸国殃民的事，大家都平安
无事！”
然而一想，他觉得在这儿插上这几句似有不妥，又把它划去了，继续按原来的
思路往下写：
解放前，葛佩琦是虎口余生；解放后，长期压在“右派”帽子底下，
妻离子散，双眼接近失明。葛被划成“右派”时，我也举过手，我是问心
有愧的！
为了使这个历史革命分子早日过上人的生活，我特向您喊：冤！
致
革命的敬礼！
李逸三
1980．11．20
耀邦是否见到这封信，一般人不得而知；但从此信发出后的一些令人振奋的迹
象来看，他是见到了这封信，并作了重要批示的。反应最积极、最迅速的是法院系
统；距李老逸三发信只二十天，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对葛佩琦一案作了“再审
判决”。
本来，在1978年12月27日，葛佩琦与中组部宣教干部局局长郝一民谈话之后，
他就去人民大学拜访了分管落实政策的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张腾霄，请求解决冤案
平反问题。张腾霄说：解决这个问题，你得找证明人写出材料，走法院这门路。
经过多方查询，他得知当年西安地下情报组织的档案材料，保存在中共中央调
查部。遂给中调部部长罗青长写了一封信。罗青长让中调部政治部写了证明材料。
同时，当年介绍他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工作的陈忠经，以
及与他一道在东北做地下工作的邢国彦，也都写了证明材料。
这些材料，都被转到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法院说他必须自己提出平反申诉，
法院才能立案处理。
1979年7月16日，葛佩琦给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写了一封请求平反冤案的申
诉信，此信被转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高院因要求平反的人太多，一时排
不上号。后来排上了号，进展出乎寻常的迅速：
11月14日，北京高院承办这一申诉案的刘罗彬、范志敏两位同志与葛佩琦见了
面。
11月16日，范志敏已全部看完了案卷，立即要葛佩琦补充材料：是谁、什么时
间、什么地点介绍你入党的？又是谁、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介绍你打入国民党军事
机关、以何身份作掩护做地下工作的？在这些过程中，你为党做出了哪些贡献？
这好办。入党介绍人之一的刘子久同志还健在，时任国务院劳动总局顾问；掩
护他打入国民党第一战区，当时为第一战区政治部主任的地下党员李世璋同志也健
在，现在是江西省副省长、全国人大代表，他们都会写出证明材料的……
11月20日，葛佩琦把这些补充材料送到法院。12月11日，范志敏就对他说：你
的问题已经结案。送北京市委审批去了；一旦批回，我们会立即通知你，你就不必
再来催办了。
葛佩琦感慨万分。他说：对“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的无期徒刑、坐
监十八年的大冤案平反，承办人从阅卷、嘱补写材料的查核结案，只用了二十七天；
如果我们的党和国家所有的机关都能够这样快刀斩乱麻，我们的国家何愁不“莺歌
燕舞”、“天天向上”！！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法院承办人只用二十七天结的案，送到中共北京市委去审
批，竟等了近一年还未得到回音！1980年11月20日李逸三给胡耀邦发了信，11月28
日，葛佩琦就耳闻北京市委批准了北京市高院的结案结论。12月10日上午，北京市
高院正式开庭，庭长刘罗彬宣读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80)高刑监字第893号《刑
事再审判决书》，全文如下：
申诉人（原审被告人）：葛佩琦，又名：葛畔珩，男，六十七岁，汉
族，山东省平度县人，原系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讲师。一九五七年被
定为右派分子，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被逮捕。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经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59)中刑反字第106号刑事判决，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九七五年一月经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75)刑字第27
号裁定，减刑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同年十二月十五日特赦释放。现住本市
交道口东大街九十六号。
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认定葛佩琦的犯罪事实、性质和处刑都是错误
的，应予纠正。据此改判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59)中刑反字第106号刑事判决书及山
西省高级人民法院(75)刑字第27号裁定书；
二、宣告葛佩琦无罪；
三、原判没收的黄金四十一两六钱八分折合人民币叁千陆百伍拾叁元
壹角肆分整，发还本人。
1982年1月10日，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作出了《关于葛佩琦同志1957年反右运动
中问题的复查结论》：
根据中共中央(78)55号文件和(80)60号文件的精神，对葛佩琦的一九
五七年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进行复查，予以改正。撤销一九五七年划葛佩
琦为右派分子的决定，恢复政治名誉，从一九七八年十月起恢复原教学六
级工资待遇。
这个《恢复结论》，即刻被报送到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部和北京市委常委会。
北京市常委会发出“京常字(82)2号通知”说：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九日，市委书记办公会议同意中国人民大学党委
意见，对葛佩琦的右派问题予以改正。
2月18日，北京市委教育工作部以“(82)京高教字011号”文件形式，向中国人
民大学党委转达了市委常委会的通知。至此，压在葛佩琦身上的“三座大山”才被
全部推倒，剩下的就是恢复党籍和“错划而改正”的问题了。
1982年5月4日，他又给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写了一封信，陈述了他的经
历和目前亟待解决的党籍问题。罗青长发函证明，当年西安地下情报组织负责人赵
耀斌在给葛佩琦接上情报工作关系时，就同时给他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
1982年6月18日，人民大学党委收到罗青长这份材料的同时，也收到了葛佩琦
当年的主要入党介绍人刘子久给人民大学党委的信：建议恢复葛佩琦的党籍。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将这些材料报送给北京市委组织部；市委组织部于1983年5
月23日作出决定：
恢复葛佩琦同志的党籍，党龄从1938年7月起连续计算。
这样，终于恢复了他的“三八式”老党员的本来面目，1986年2月6日，中共北
京市委办公厅也发文：
葛佩琦同志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问题，属于错划，予以改正。
这比人民大学党委的“改正结论”更进了一步，更实事求是。
这时，在葛佩琦及其家庭的小舞台上，共产党内的权势者绞杀“不合朕意”之
共产党人的长达三十年的大悲剧，主要得益于胡耀邦的致力扭转，才有了一个可喜
的结束。
他终于以一个红色革命者的本来面貌，度过了他最后的岁月
本文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很想见到葛佩琦夫人朱秀玲教授。
给人民大学党委组织部和老干部科等部门打了多次电话，他们都说不出朱教授
的确切楼号，也不知道她的家中有没有电话，只知道她还住在全国解放刚进城时人
民大学校本部的那个大院里——“张自忠路三号、铁一号”。
他们回答得挺练达。但对局外人来说，要把这个回答弄明白，也不是容易事。
原来抗战胜利后的张自忠路三号，就是那以前的铁狮子胡同一号，再早就是北
洋军阀时代段祺瑞政府的那个大院落。
1995年12月17日，星期天，上午，我终于在这个大院里的一座新楼里，见到了
朱秀玲教授。她白发满头，腿脚不便，时而有点气喘。三女儿希平端来一杯水：
“妈：快吃药！”
朱秀玲坐在床沿边，面前的茶几边上搁着一个半大酒盅似的白色塑料杯，里面
约有半杯红红白白的小药片。
“这几十年，我一直重病缠身，常住院，有时好像医院倒是自己的家。”朱秀
玲一边说，一边慢慢吞下了那些小药片。
我们从葛佩琦全面平反后谈起。朱秀玲说：“如果‘文革’中没把许多好同志
整死，老葛的历史沉冤也许会昭雪得快一些……”
她首先说到了李年，就是当年与陈忠经一道劝留葛佩琦参加西安地下情报网工
作的李年。1947年10月，李年在沈阳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押到南京。解放军准
备渡江，国共和谈时，国民党因没稿出什么真凭实据，又把他放了回来。“文革”
中，凡是坐过敌人监牢的人几乎都被打成了“叛徒”，李年也遭了大罪。夫妇二人
先后从住家的同一个窗户跳楼身亡。
“李年从西安到沈阳，都与老葛一道搞地下情报工作。他如不死，会很快写出
对老葛十分有利的证明材料的。”
交谈中，我很想看看葛佩琦抗日救亡年代和坚持地下活动时期的照片。朱秀玲
母女不无惋惜他说，57年冬天，他被抓进监狱时，被抄了一次家；“文革”初期，
希同被毒打的那天，又被彻底打砸抢了一回；全家大小人所有值得留恋保存的纪念
品，都被搞了个精光！现有的照片，都是耀邦同志帮他推倒了他那“三座大山”以
后照的。
听了这些，我也深为惋惜！
朱秀玲母女俩与我谈了两个多小时，从葛佩琦之彻底平反一直谈到他离开人世，
使我对他这一生的最后岁月，大致有了个轮廓分明的印象。
原来早在那悲剧色彩渐趋淡化，喜剧氛围日益浓厚的时候，葛佩琦大冤案彻底
平反的消息就逐渐广传于海内外：
1982年12月7日，《光明日报》首先发表了葛佩琦的《回忆“一二·九”革命
学生的爱国主义运动》一文。这是得了中宣部一位副部长的提示，冲破了有关当局
不准其“右派改正”的消息见报的樊笼。
12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第二篇文章：《新宪法肯定了知识分子的
地位和作用》。
12月18日，《光明日报》报道，《葛佩琦同志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已得到改正》。
12月19日，《羊城晚报》发表了石湾的《两访葛佩琦》，香港《文汇报》全文
转载，许多省市文摘报和地方报纸都作了摘编。
由于这些传媒的广泛影响，葛佩琦先后收到了近千封热情洋溢的读者来信，有
的人还从天津、上海、长沙、哈尔滨、呼和浩特等地专程来看望他，真诚祝贺实事
求是思想路线的全面恢复，祝贺他从十八层地狱中重新露头，呼吸到了充满活力的
清新空气。
1985年“一二·九”运动五十周年的后，全国新闻出版界的同志们又给他许多
真挚的关怀与激励。当年年初，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广场》第一辑，就对
葛佩琦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作了长篇介绍；当年3月3日，上海《文汇报》星期日增
刊以《葛佩琦轶事》为题，对这篇介绍作了摘要；5月号的《中国青年》杂志刊发
了青马的《痛苦与微笑构成的人生——访葛佩琦》；6月，《文汇月刊》发了叶永
烈的《离人泪——葛佩琦传》；9月9日，安徽《阜阳日报》登了王天襄的《葛佩琦
在界首》；12月8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葛佩琦本人写的《我参加了“一二·九”
运动》；同日，《天津日报》发表了《葛佩琦其人其事》；12月9日，《北京晚报》
发表了王晓阳的《抚今追昔忆纵横——访“一二·九”运动时期北大学生领导人之
一葛佩琦》；12月14日，中国人民大学党委机关报《中国人民大学》发表了周建明
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走上光明之路——访“一二·九”老战士葛佩琦同志》；
1986年4月5日，北京市委的《支部生活》月刊发表了李海鸥的《三中全会前后的葛
佩琦》……
直到九十年代初，一些报刊仍在发表介绍有关葛佩琦的文章，特别是关于他的
冤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90年12月《法律咨询》刊登的《葛佩琦冤案真相》一
文，该文在91年1月被《文摘旬刊》等文摘报所转载。
这当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9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要目刊登出《胡
耀邦六年批阅人民来信两千件》，第四版刊登了新华社记者邹爱国、张严平的长篇
通讯《六年两千件——记胡耀邦同志处理人民来信》。葛佩琦触景生情，立即想到
耀邦同志对他的要求平反申诉信的批示。当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二
版以最显著的位置，刊登了他的《总书记批阅的第二千零一封人民来信》一文，详
细叙述了他去耀邦家上访的经过。满纸溢透着他对耀邦同志帮他推倒“三座大山”
的感激之情。
1984年6月，即葛佩琦被恢复党籍的一周年之际，他的一些老同学、老战友聚
会于北京烤鸭店，热烈祝贺他的冤案彻底平反。他当年的入党介绍人、此刻劳动人
事部的顾问刘子久即席赋七绝一首，以表贺忱：
中州风雨忆当年，与君共读马列篇；
道路坎坷成往事，疾风劲草有今天！
1987年1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以校长袁宝华为主任的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讨
论通过，确认葛佩琦为教授。
1988年2月17日，春节。19日，大年初三，当年北京大学“一二·九”运动的
老同学，搞了五十年来从未有过的春节大团拜。陆平、韩天石、邓力群、刘导生、
吕东、朱穆之、袁宝华、孙思白、谢邦治、顾大椿、任继愈、甘重斗、胡昭衡、佟
成、刘祖春、田价人、沈学祯、刘玉柱、杨锡钧、纪坚博、孟桂芝、李小慧、刘居
英、汪鸿文、叶修直、关士聪、刘火、李兆翔、白文治、于克三、姚震江、朱国平、
张震寰、吴承明、宋尔廉、王寿仁等人，与葛佩琦忆昔思念，无不感喟万千。
葛佩琦把刘子久挥写的“道路坎坷成往事，疾风劲草有今天”那首诗，裱成条
幅，从八平方米的“96陋室”，到二十九平方米两间平房新居，再到教授楼的四十
二平方米的宽敞住房，都把它挂在中堂，随时目诵，永志不忘。
他戴着一千六百多度的老花近视镜，有时再加放大镜，吃力地书写自己一生的
艰苦奋斗，重史实而几乎不加个人评论，内中虽然也写了已成往事的“道路坎坷”，
但也仅寄望于后来者从中汲取教训，不再酿造“窝里斗”的亲痛仇快的事。
同时孜孜不倦地甘为人梯。他辅导的那些高中毕业生有六人跨进了高等学府，
内有一人还摘取了美国博士冠。
他们自己的孩子也都挺有志气、挺坚强。大女儿在北京教育学院任副教授；被
“老子英雄儿好汉”们打坏了一个肾的儿子和他的妻子，大学毕业后去加拿大留学；
三女儿、四女儿都在日本获得了硕士学位。三女儿回国后正工作于一家企业。
小女儿更奋发要强，聪明绝顶。中学六年，每年每门都五分。哥哥姐姐们去农
村插队，她去安定门的一家拉毛围巾的街道小厂工作。上下班坐电车或在家做饭照
顾妈妈时，也抢分夺秒地背外文单词；考上大学时，她已熟练地掌握了英、德、日
三国文字。令人痛心的是，1981年她去日本留学突然失踪。后来在一处海滩上发现
了她的遗体，全家人悲恸万分，她的老师同学闻之也无不痛惜！
“我们没正式复婚。”朱秀玲说。“我们都七老八十了，我又长期患病。我曾
劝他再找一个，能好好地照料他。他很生气他说：‘我不要你管！’事实上我们在
互相照料。他常来看我，我也常去看他。他请了一个保姆，上午在他那里，下午就
来照顾我——给我弄吃的或洗洗衣服；如果我住了医院，这位保姆也去照看照看……”
朱秀玲的这一席话使人觉得，葛佩琦过去曾经为朱秀玲在那种特殊困境下提出
离婚而在心中积下的冰疙瘩，已经随着全家悲剧色彩的淡化而消融了。
朱秀玲继续说，她的生日是阳历8月1日，她和葛佩琦结婚纪念日是8月6日。
1992年8月1日，葛佩琦在自己的住处备了一桌菜，买了一瓶葡萄酒和几瓶啤酒，把
朱秀玲和在北京的孩子们都叫了去，葛佩琦说：
“双喜合在一起过吧！”
朱秀玲问：“什么‘双喜’？”
葛佩琦说：“咱俩的8月6日，这都忘了？”
朱秀玲这才恍然，眼前顿即闪现1943年在汉中西北医学院这一天的情情景景，
不禁情欲唏嘘而强忍。
“明年就是咱俩的金婚纪念日了！到了这一天，把好友们都请来，好好地庆一
庆！今年就是自家的孩子们，就算复婚了吧！”
这时未秀玲再也忍不住早要夺眶而出的泪水。孩子们也都悲喜交集地心房颤动。
是啊，“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只可惜，全家最小的成员希成，没能见到这“合家欢”！
更可惜，葛佩琦没有等到他与朱秀玲的“金婚”这一天，1993年1月13日上午
十一时五十五分，因心脏病抢救无效而辞世，永远离开了朱秀玲和他们的孩子们。
朱秀玲和孩子们悲怆万分！新华社为他的去世发的电讯，高度评价了他的一生。电
讯中这样写道：
葛佩琦同志1911年生于山东省平度县，1935年参加革命，1938年参加
中国共产党。他在“一二·九”运动时期任北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是当
时北大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领导人之一。他曾两次遭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
在狱中他坚贞不屈，表现出革命者的气节。他多次受党指派，在国民党军
政机构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不顾个人安危，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
葛佩琦自1951年起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并被捕
入狱，虽长时间蒙受冤屈，但他襟怀坦白，心胸开朗，正确对待个人不幸
遭遇，保持革命者气节。1975年获宽大释放。1980年在党中央直接关怀下
获平反，1983年恢复了中断多年的党的组织关系。
葛佩琦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刚直不阿，心胯豁达，对革命
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过。在冤案平反之后，他以新的姿态投入四化建设，
抱病著述，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为人民贡献一生。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从不以老革命的身份自居，始终保持一个革命者的本色。
1月19日，人民大学校园内公布了葛佩琦教授治丧小组名单，其小组成员是：
韩天石、朱穆之、陈忠经、刘导生、刘玉柱、刘居英、曹振之、孙思白、顾大椿、
胡昭衡、宋尔廉、袁宝华等人。
1月25日，当年共同参加“一二·九”运动的邓力群、朱穆之、吕东、袁宝华、
韩天石、刘导生、顾大椿、刘居英、任继愈、唐敖庆、胡昭衡、孙思白等人聚会，
悼念他们的老同学老战友葛佩琦。他们回顾了葛佩琦传奇般坎坷曲折的一生，高度
赞扬他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心胸豁达，忍辱负重，刚直不阿，坚信真理，坚
信中国共产党，对革命信念始终不动摇的崇高精神。
1月31日，在八宝山公墓，为葛佩琦教授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
葛佩琦遗体周围鲜花簇拥，灵堂四壁前架满了花圈。
灵堂入口上方，是一幅白布大横额——“葛佩琦永垂不朽”，两边悬挂着“一
二·九”老战友们的长幅白布挽联：
守真理不怕吃苦，下煤井坐铁窗，全不在乎；
为革命情愿献身，跛一足眇一目，何足道哉！
灵堂内，在“葛佩琦同志遗体告别仪式”的横幅两边，悬挂着“一二·九”老
战友们的又一长挽：
直言遭误解，历尽坎坷无怨怼；
丹心永不泯，常留清望供追思。
胸前戴着小白花前往告别的老同学、老战友、邻居、难友、新老弟子等等，将
近千余人。
1994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葛佩琦回忆录》。上海《报刊文摘》
以《“我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大右派”葛佩琦平反记》为题，对《回忆录》
中的有关章节作了极其精要的摘录，在出版前，葛佩琦还在世时，已是上海社会科
学联合会主席的他的老同学罗竹风，以《出生入死，艰苦卓绝》为题，写了一篇
《读（葛佩琦回忆录）感怀》。罗竹凤回顾了这位老同学的一生后感叹造：
像葛佩琦这样一位苦出身、根子正、忠心耿耿，一贯为党为人民正义
事业奋斗的好同志，却以莫须有的罪名，罗织成“罪”，含冤受屈长达几
十年，这只能说在劫难逃或者时代的悲剧！
是的，这“劫”从何来，“悲”从何生，是值得今天和后世一切心存良善的人
们好生思索的！
亦凡书库扫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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