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资崇拜”迷思(3) 内外资政策全面转向 《21世纪》:在内外资的待遇问题上,政策的调整已经势在必行,调整的取向 如何呢? 赵晋平:如果对1990年代的情况做一个回顾,我们就会发现,由于这样一些政 策调整过快,或者是力度过大,导致吸收外资的增长速度出现了一个急剧的变化, 最后甚至影响到国内投资,包括经济增长本身。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再重新去对 这些政策进行调整,这其中的成本是相当巨大的,我觉得我国应该努力去避免这些 方面的问题。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外资和内资的政策应该一致起来,但是他们是从另外一个 角度提的,不是说把外资的优惠政策拉下来,而是应该把内资的政策拉上去。 石小敏:类似的情况曾经发生过,大概1994年至1995年针对“特区要不要特” 的问题,有过一场讨论。当时国内的一个倾向,就是要把特区的政策跟内地拉平。 但最后的实际结果又怎么样呢?内地向沿海看齐! 《21世纪》: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3 月5 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今年的经 济增长率预期为7 %,突出反映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赵晋平:现在工业在整个GDP 里面占的比重逐渐在上升,如今已经远远超过了 印度、俄罗斯这样的国家,达到52%左右。 我国的经济发展以第二产业为主,大量的高耗能的产业又是其中的支柱性产业, 长此以往,对资源性的能源、基础原材料的需求越来越大。现在应该有一种观念, 更多地去促进一些对资源的消耗相对比较小的行业,应该成为我们今后在行业结构 调整方面的一个方向。 《21世纪》:有数据显示,1985年至2000年的15年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 GDP 年均增长率为8 7 %。但如果扣除损失成本和生态赤字,即自然部分的虚数 和人文部分的虚数后,这期间中国的“真实国民财富”仅为名义财富的782 %。 这意味着,过去15年中国GDP 的实际年均增长率只有6 5 %。 赵晋平:由于我们长期以来以GDP 增长为主要目标的发展模式,实际上在公共 安全、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国民的健康、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欠了很多账。即使GDP 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增长水平,如果其他方面问题不解决,也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 带来非常巨大的危险。SARS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所以,我们在考核GDP 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把它的一些负面因素放进去,把GDP 的减项因素也计算在内。比如说环境污染方面的成本,公众安全方面的损失等等, 那样的话,整个GDP 的增长水平会明显下降。但是GDP 反映的经济发展的内涵将会 更符合“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即使无法直接将这些因素计算在GDP 内, 我们也应当建立起一套真正反映经济和社会发展“质量”水平的指标体系和监督机 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