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制度变迁的学术力量(2) 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迅速兴起,除了经济改革的大背景,另一个大的背景就是, 中国学者所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训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 力的作用,强调制度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和制度经济学有异曲同工之妙,《资本论 》实际也是一种形式的制度经济学,不过这个分析框架中没有微观分析基础,和新 制度经济学关注的问题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 那时候,研究制度经济学有一种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难怪现在很多年轻的学 者觉得那个时代是无法超越的,关键在于现在年轻的学者很多面对的都是西方的问 题。盛 洪:1990年代初相对来讲经济发展不是那么快,学者做学问都比较稳、 比较踏实。1990年代中后期,外面的世界变得很精彩,学术研究的机会成本大大增 加,问题意识也没有那么强了。我写的“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兴起”一文,对这个 过程有详细的梳理。张曙光:对制度经济学,中国有着很强的现实需要,加上中 国又是制度经济学一个很好的实验场,使得制度经济学在我国出现了一个比较快的 发展。《21世纪》:对于中国问题的介入,制度经济学采取的是哪种方式呢? 张 军:新制度经济学被引进之后,大家开始更加实证地看问题,更多是制度安 排的问题,而不仅是主义问题。与新的研究相伴生,产生了很多新的词汇,比如增 量改革、存量改革、双轨价格、体制外、体制内等等,形成了一批很宝贵的理论成 果。盛 洪:那时,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市场化改革,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那些中青年经济学家大多投身于这样的改革,思考这样的改革,想为改革提出建议。 恰恰是借助制度经济学的传入,尤其是用制度变迁的理论对改革过程本身进行分析, 就出现了“过渡经济学”或“转轨经济学”这一分支。 这一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贯穿整个1980年代;第二个阶段始于1990 年。在第一阶段中,研究者并不是专门地有意识地研究中国改革的过渡过程的问题, 他们更多地是参与到“如何推进改革”的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中;在第二阶段,中 国市场化改革的成果已经逐渐显露出来,一些经济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将中国改革的 过渡过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并且发表了一些可以被称之为“中国的过渡经济学” 的论文。 在1990年代初,改革的方向问题已经解决,就是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问题是 如何从计划经济走到市场经济,采取什么方式进行改革。于是出现了对这一问题的 大量探讨。当时,我编了一本《中国的过渡经济学》,林毅夫写了《中国的奇迹》, 樊纲和张军也都有相关的著作。后来我编了自己的一个集子——《寻求改革的稳定 形式》,这些研究后来都直接或者间接地成为中国改革的共识。过渡经济学是中国 经济学界最成功的一个部分,无论谁研究过渡经济学,中国的文献都是不应该被绕 过的。渐进改革还是休克疗法是当时一个很重要的争论,俄罗斯强调休克疗法, 中国强调渐进改革。我们后来认为渐进这个词不准确,应该是寻求改革成本最低的 改革。《21世纪》:通过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思考,制度经济学在我国取得了哪 些成果?盛 洪: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在于重视改革过程中的收入分配问题。休 克疗法不考虑这个问题,它只考虑改革的结果,只考虑走向市场经济会带来更高效 率。我认为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它陷入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种误区,所谓新古典 经济学的误区,就是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导致的次优理论,这个理论的结论就是 “要么不改,要么全改”,没有局部地渐进改革的结论。比如有一百个市场,只改 一个市场,别的市场都是扭曲的,这样是一种更坏的结果。但是,中国改革证明了, 其实这个判断是错误的,恰恰中国就是一个局部一个局部地改,不仅没有带来负面 影响,反而给别的局部带来正面的影响。我们理想中的改革方向是走向市场化, 是从旧的制度安排到新的制度安排,比如从计划价格体系变成市场价格体系,它会 同时带来几个变化,一是资源配置效率会提高,二是激励程度也会提高,还会有人 与人之间收入分配的变化——这种变化并不一定是提高,只是变化。收入分配的变 化很可能会导致一种利益格局的变化,会使一些人受益,一些人受损。损失有多大, 反对的力量就可能有多大,这就是改革成本。1988年我国经历过一次价格闯关, 中央政府决定把价格放开,结果老百姓纷纷挤兑存款、抢购商品。因为他们预计价 格会上涨,银行里的存款就会贬值,这是一种消极的抵制。降低改革成本,就是要 使受损者人数最低,或者是没有人受损,皆大欢喜,这样的改革谁会反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