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纪玉:我们被看做“五类分子” 我是长沙人,1937年8 月出生,七岁学湘戏,1949年解放后,就失学了,然 后进了茶叶厂当工人。当时参军按说年龄是不够的,但我学过湘剧,因而考上了 幼年文工队。 到了新疆,我分在二十五师文工队,一边生产,一边演唱京戏。虽然很苦, 但因为年龄小,大家都挺照顾,生活还是很快乐的。还有,就是因为我们年龄小, 不像其他女兵要面临婚姻生子、上学提干这一类问题,可以说是无忧无虑。我们 湖南女兵大多是城里来的,很少参加过生产劳动,劳动中闹了不少笑话。有些人 分不清麦苗和韭菜,有些人在定苗时分不清西瓜苗和甜瓜苗。以为甜瓜是花皮的, 叶子也就是花的,以为西瓜是圆的,叶子也就是圆的,所以让留西瓜苗的地方, 留的全是甜瓜苗,让留甜瓜苗的地方,留的全是西瓜苗。还有什么是砍土镘、抬 把子、二牛抬杠等都搞不清楚。有人说新疆不能种棉花,1952年,我们师就在玛 纳斯河畔试种棉花成功。从此,新疆一步步成了全国有名的棉花基地。有一次, 按苏联专家迪托夫的指示,要在六月中旬进行棉花“脱裤腿”的管理工作,也就 是打掉不结棉桃的“油条”。晚上,连长召集全连同志作动员,先介绍棉花“脱 裤腿”的意义及管理技术,最后制定了严格的技术要求。他说,棉花地脱裤腿一 定要保证质量,要把裤腿脱得干干净净,绝不留尾巴,新来的湖南姑娘没有做过 这项工作,要虚心学习,多请教男同志,男同志有经验有技术,要积极主动帮助 新来的湖南姑娘把裤腿脱干净……会后,一位湖南姑娘哭着鼻子气冲冲地去质问 指导员,新社会还兴压迫人吗?指导员一时愣住了,到后来才听明白她的意思。 他笑着解释道,那是给棉花脱裤腿,打“油条”,一点别的意思也没有。这时, 围拢来的湖南姑娘们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开头住地窝子时,因为它跟地面相平,有时早出晚归,转来转去总是找不到 自己的“家”。有的战士不小心,踏在天窗上,掉进地窝子里,吓人一跳。还有 老乡赶着毛驴车,连车带人带毛驴掉进地窝子的。有一次,文工队有个女兵就这 样掉进了地窝子,正好落在战士床上。刚刚看完节目回到地窝子的战士一愣, “哗”地乐了。一个战士开玩笑说,这不是文工队的演员吗?真是“人在家中坐, 美人天上来”呀!还有个关于地窝子的故事发生在七十四团四连,该连有个班长 姓刘,甘肃人,他母亲五十四岁时生他,就给他取名刘五十四。1947年,他结婚 不久,被国民党抓了壮丁,来到新疆。起义后成了解放军,家里的成了军属。1953 年,妻子来部队找他,到连队时天已黑了,便住进了地窝子。不料第二天他妻子 出去转了一圈,回来时就找不到住的地方了。她是昨天天黑进的地窝子,煤油灯 豆大的亮,没感觉到地窝子是个什么东西。早上起来一见房子没有,还以为自己 是在梦游。掐了自己一把,觉得自己是醒着的。她一边找,一边想,这房子到哪 里去了?这些人都住哪里去了? 刘五十四见妻子半天没回来,就出去找她。两人回到地窝子进口,妻子停住 了,说啥也不进去,她指着地窝子说,这是什么房子,还不如我老家的洋芋蛋窖 子,我怕蛇,我不进去。 刘五十四一听笑了,女人却伤心地哭了起来。她找到指导员,说,我这么远 到新疆来找解放军丈夫,你们好坏总得给间房子吧,怎么能让我们住洋芋蛋窖子 呢?咱家虽那么穷,但老八辈下来也没人住过这样的房子。指导员又是讲形势, 又是摆难处,说了半天,她才进了地窝子。她后来在地窝子里生了一个白胖儿子, 小名儿就叫“地窝子”。那小子长大了,取了学名叫刘建新,虽然后来当了老师, 但人们还叫他“刘地窝子”。在那个年代,命运不是自己能主宰的,而是由他人 强加给你的。要么是革命同志,要么是牛鬼蛇神,而这些又不是固定的,可能你 头天还属于革命同志,第二天就成了牛鬼蛇神。 集体转业后,师文工队解散,我分到总场,在总场演出队待了两年。我那时 还一直梦想着做一个梅兰芳那样的京剧大师,梦想着成为艺术家。还成天琢磨着 坐练唱打。我没想到,十八岁那年,我与演出队的演员,也是我原来的丈夫结了 婚,然后有了孩子。五九年八月,我请假回湖南给孩子治病。因为大老远回去, 我想把孩子的病治得差不多,就超了几天假,待我回来,场领导已把我从二级职 工降为零工。后来因为表现好,又恢复为职工,但降了级。没过多久,突然宣布 我为“五类分子”。我感到非常吃惊。我去质问领导,我说,我既不是地主富农, 也不是“右派”和反革命,我怎么成了“五类分子”? 你已被定为坏人。那位领导蛮横得很。 我哪里坏了?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去问革命群众吧! 可是,谁会告诉我呢? 以后就是被斗、关押、打骂,那时虽没有后来的“文革”那么厉害,但我毕 竟才是二十岁出头的人,平白无故地蒙受了这么大的冤屈,心里怎么想得通呢? 我真想死啊,但即使死,我也要到湖南去死。我得最后见我妈一面。我想离开这 里回到老家去,就像一个在婆家受了委屈要回娘家去的小媳妇一样。 我们想在湖南落户。但湖南根本不接受我们。这时我才知道,全国到处都是 一样。他们说,你在新疆是“五类分子”,回到长沙还是“五类分子”,无论你 走到哪里,都是“五类分子”。你没法逃避,无处躲藏。 我们想找一个不把我们看做“五类分子”,而把我们看做“人”的地方。我 想到了丈夫的老家——河南省郾城县万金公社万金大队。我们回到了那里。 但那里并不接受我们落户,但作为劳力,我们可以出工,可以给我们评工分, 可以按社员对待。我们几乎一无所有。先借住亲戚家,然后筑了间土墙盖草的房 子,便安顿下来。不久,我们发现,这里也有“五类分子”,只是社里不知道我 们的底细,所以没有把我们划入。 河南是个苦地方,三年自然灾害,那里曾饿死过成千上万的人,每一次天灾 人祸,也都有人饿死。我们也躲不过。我们吃过神仙土,吃过树皮,吃过糠,吃 过各种各样的野菜、苞谷芯子,甚至嚼过野草。但这里不把我们当“五类分子”, 我们宁愿活在这里。1965年,河南发生涝灾,庄稼收不回来,全烂在了地里。把 人饿得呀,脖子都变长了,肠子都变细了。有一次,好不容易弄到一点野菜,就 赶快煮了给儿子吃。我们想让他多吃点,自己少吃点,没想吃下去后,全都上吐 下泻,最后连爬都爬不动了,我……我知道……中毒了……连爬出去叫人救命的 劲儿……都没有了,孩子他爸……也是……过了好久……才有一个过路的人…… 人来,但孩子……吃得多……已经……已经……救不了,他……他就这样死…… 死了,他那时……已满七……七岁……那简直……要了我的命,我……我觉得自 己没法活下去了。我抱着夭折的孩子,死死地抱着,我亲他,一次次亲他……我 哭,没完没了地哭……我抱着孩子四天四夜,不让他们埋他。最后乡亲们怕我疯 了,怕我垮了,硬把孩子夺去埋了。我……我扑在孩子的坟上哭呀,哭呀……人 们都来安慰我。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乡亲们送来的一个糠饼子,一个野菜团子,一 碗地瓜干子,以及那每一句暖人心怀的话。我像一个躲避着伤害的虫子,龟缩在 人世那个小小的缝隙里,等待阴云过去,等待暴雨过去。一晃,十八年过去了。 我至今也不相信,我在那里竟生活了十八年。 1980年,我听说到处都在平反。我决心回新疆去。我身无分文,几乎变卖了 所有能换来钱的东西,然后几乎借遍了全社的人,才凑了八十元钱,因为这只够 一个人的费用,我和丈夫合计了半天,又因为当年被打成坏分子的是我,就决定 由我回新疆申请平反,待平反后,他再带孩子过来。 我就那八十元钱,在新疆无亲无故,我是靠着乞讨要饭在喊冤呀,但四年过 去了,他们把我安排到一三○团三角庄老乡队,连职工身份也没恢复。我1951年 怀抱理想,参军进疆……没……没想到……受了那么多磨难,没想三十多年后, 我成了一个没有任何身份的人,我成了一个漂流来疆的盲流。 他们把一个羊配种用的地窝子指给我,说你就住那里。 丈夫随后带着孩子来了,一看这样的情况,气得浑身发抖,转身就走了。1986 年,我们离了婚。丈夫走后,我在一三○团种了一年地,本想有点收成的,不想 一场冰雹,弄得倒欠了一千多元钱的账。怄气,伤心,加之生活艰苦,无论做工, 还是生活都感到难以应付,后来,我又找了一个老伴。1988年,我到这里来种菜, 是奎屯市农牧公司的临时工,也叫落户菜农,我的档案听说至今不清,能澄清就 澄清吧,清不了,就带到坟墓里去,人世弄不清的东西也许阎王爷能把它弄清楚 吧! -------- 梦远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