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屠杀行动的扩大化
希特勒停止屠杀的命令并没有结束屠杀行动。它们不久以后便通过其他方式在
德国的医院内进一步展开。与此同时,屠杀的对象也扩大到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人。
党卫队参与了屠杀行动也一点都不令人感到惊奇。虽然元首府负责指挥在德国的屠
杀行动,党卫队在里面起的作用并不是很大;但希姆莱手下的鹰犬们甚至在德国国
内的安乐死计划开始以前便不遗余力地在第三帝国边境地区和新占领的波兰对残疾
病人进行屠杀。
党卫队一开始便对残疾病人进行了屠杀。这些残疾病人来自普鲁士北部靠近波
兰边界的波美拉尼亚省。在战争开始后,第三帝国党卫队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与
波美拉尼亚省的省党部头目(Gauleiter)兼省长(Oberprasi
dent)弗兰茨·施魏德—科堡达成了一项协议,将波美拉尼亚一些国营医院的
病人转由党卫队进行处理。这些医院的病人被遣出了医院后,一部分被转往其他医
院,而那些被认为患有无法治愈疾病以及无亲无故的病人则被加以杀害。
这些早期的安乐死屠杀既没有打着医学评估的幌子,也没有用悼唁信进行掩盖,
更没有使用复杂的杀人技术。他们使用了大规模处决的最原始的方法。这些对残疾
病人的屠杀发生于内政部给符腾堡的国营医院邮寄调查问卷表格的同时,但要先于
在勃兰登堡进行的第一次毒气试验。这些屠杀行动还表明,一旦作出屠杀残疾人的
决定,纳粹便会使用各种可行的方法展开屠杀。在第三帝国,公众舆论的压力使得
屠杀行动必须找借口秘密进行;但在战争状态下,这些限制在东部完全不起任何作
用。屠杀波美拉尼亚省残疾病人的任务被交给了与波美拉尼亚省相邻的旦泽—西普
鲁士省的党卫队。旦泽—西普鲁士是第三帝国新成立的一个省,由原来的自由城市
旦泽和从波兰攫取的西普鲁士地区组成。这一任务具体地落到了党卫队少校库尔特·
埃曼的头上。1939年夏天,旦泽市党卫队的2000多名队员组成了一个新的辅助警察
组织,该组织由埃曼任总指挥,因此又被称做“埃曼营”。
波美拉尼亚省的残疾病人先通过火车被运到西普鲁士的纽斯塔特镇,然后送到
附近的树林里被处决。来自旦泽附近斯塔特霍夫集中营的波兰政治犯挖了一些掩埋
尸体用的大坑。病人们通过卡车由火车站运往处决地点。每一名病人在两名党卫队
员监管下走到坑前。病人被命令面对大坑站立,然后第三名党卫队员走到病人后面,
向受害者后脑的下部开枪。病人应声倒入坑内。大坑被尸体填满后,斯塔特霍夫集
中营的囚犯们便用土将大坑掩埋起来。
1939年10月底,第一批残疾病人由波美拉尼亚省运往纽斯塔特镇,他们一抵达
便被拉到树林里被处决。第一名被处决的受害者是一名年龄大约50岁左右的妇女。
处决的第一颗子弹是由埃曼亲自射出的。“在坑前,(埃曼)向那名妇女的后脑下
部开了枪,这名走到他跟前的妇女没有任何防备,便被当场打死,并跌进坑中。”
这样的屠杀行动一直持续到1939年的11月,受害者还包括来自旦泽市康拉德斯
腾医院的病人。被枪杀病人的总数约为 35 印人。在最后一批病人被枪杀后,为了
杀人灭口,埃曼营又处决了负责掩埋工作的斯塔特霍夫集中营的所有囚犯。
这些被屠杀的波美拉尼亚省的残疾病人都是德国公民。不久以后,屠杀的对象
扩展到一些非德国人。在第三帝国国内,安乐死屠杀计划的被屠杀对象基本上不包
括非德国国民。但是在德国国内散发的调查问卷中确实有询问病人国籍的问题,而
且一些波兰病人也被遣送到被德国占领的波兰境内,在那里他们面临着与其他波兰
病人一样的命运。为了屠杀被占领的波兰境内的残疾病人,1939年—1941年间,纳
粹使用了与埃曼营相似的屠杀方法。1940年1 月12日,在卢布林附近的策尔姆精神
病医院,德国保安警察一次性地枪杀了该院全部的420 名病人。
在被德国占领的波兰境内,对残疾病人的大规模屠杀甚至比在德国更加有组织。
例如,1939年12月7 日,纳粹对位于波森的格雷森附近的蒂根霍夫精神病院的1 172
名病人开始了驱逐和屠杀。1918年以前归德国所有的波森省以及在1918年以前属于
波兰所有的罗兹地区后来均被德国兼并,并被命名为瓦尔滕兰省,并将波森市作为
其首府。希特勒任命阿瑟·格雷泽为该省省长兼省党部头目。希姆莱则任命威廉·
寇普为该省党卫队的代表。
瓦尔滕兰的德国统治当局通过屠杀的方式腾空了当地的国营医院,为了达到这
一目的,高级党卫队和警察领袖(HSSPF)寇普和保安警察和党卫队保安部的
指挥恩斯特·丹姆佐格一起成立了朗格突击队(LangeCommando)。
党卫队上尉赫尔伯特·朗格担任队长。朗格曾在亚琛、什切青和特里尔等地当过盖
世太保。
1939年9 月,这名30岁的侦探特派员(Kfiminalkonardssa
r)跟随劳曼别动队(EinsatvgmppeNaumann)进入波兰。在
瓦尔滕兰被德国吞并后,他被调往波森的盖世太保组织,并曾经担任阿瑟·格雷泽
的卫队队长。1940年初,朗格开始指挥一个特别武装单位,该单位的成员由来自波
森和罗兹的保安警察组成。他们的第一个任务便是屠杀瓦尔滕兰的残疾病人。
朗格突击队在瓦尔滕兰的许多医院大量屠杀残疾病人。最广为人知的是他们于
1940年3 月在罗兹附近的沃尔沙和1940年底在格雷森附近的蒂根霍夫的医院里进行
的屠杀。与埃曼营的手法有所不同的是,他们并不是对受害者进行枪杀,而是使用
毒气。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发明了一种移动式毒气室。我们无法知道具体的发
明者是谁,但侦探犯罪技术研究所有可能参与了这一项发明。朗格突击队使用卡车
作为移动式毒气室的载体,根据目击证人的描述,它们看上去就像厢式货车一样。
有些车的两侧还写有“皇帝咖啡公司”的字样。瓦尔滕兰的这些早期的厢式毒
气车与1941年底由纳粹保安警察所发明的、为了降低成本而使用汽车废气的毒气车
不同,它们使用的是一氧化碳气罐,与安乐死屠杀中心毒气室所使用的气罐基本相
同。
汽车驾驶员打开一氧化碳气罐的气阀后,纯一氧化碳气体就通过一根橡皮管进
入汽车后面的密封车厢。朗格突击队在抵达医院后,将病人装入车内,然后将车开
走。汽车在驶离医院的同时便开始施放毒气,将病人毒死。在1940年对残疾病人进
行屠杀后,朗格突击队有可能还使用这些早期的厢式毒气车屠杀了居住在瓦尔滕兰
省一些小村庄里的犹太人。我们还将看到,1941年底由赫尔伯特·朗格领导的这支
突击队(1942年4 月以后改由汉斯·伯斯曼领导)后来在瓦尔滕兰的切尔姆诺建造
了该地区第一个用于最终解决方案的屠杀中心,并付诸使用。
1940年的5 月和6 月,赫尔伯特·朗格及其领导的突击队在索尔多的东普鲁士
集中营里犯下了他们最为人知的屠杀残疾病人的暴行。柯尼斯堡的保安警察和党卫
队保安部的指挥(BdS)
奥托·拉施于1939年底建立了索尔多集中营,作为秘密处决波兰政治犯的一个
地点。集中营的指挥官、党卫队上尉汉斯·克劳斯除了枪杀波兰犯人外,对送到索
尔多集中营的残疾病人也不放过。1940年5 月,就像早些时候发生在波莫拉尼亚省
的情形一样,东普鲁士的国营医院开始被腾空,索尔多集中营显然没有能力处决如
此众多的病人,因此,朗格突击队被派往索尔多,帮助处决这些德国病人。
朗格突击队奔赴瓦尔滕兰之外的索尔多进行的这次屠杀纯粹是出于偶然的机会,
虽然维克多·布拉克显然从中起到了某些作用。当柯尼斯堡的高级党卫队和警察领
袖(HSSPF)威廉·雷迪艾斯到达波森时,高级党卫队和警察领袖(HSSP
F)寇普向他介绍了朗格及其突击队在瓦尔滕兰用厢式毒气车处决大批残疾病人的
情况。雷迪艾斯随即与东普鲁士省省长兼纳粹省党部头目埃里希·科赫达成一项交
易,用屠杀东普鲁士的病人作为条件,将一所空置的医院交换给党卫队使用。雷迪
艾斯还要求寇普将朗格突击队及其厢式毒气车借给自己使用。寇普答应了他的这一
要求。在得到党卫队领袖希姆莱的允许后,波森和柯尼斯堡的保安警察和党卫队保
安部的指挥恩斯特·丹姆佐格和奥托·拉施对这一借调协议的细节进行了安排。
从1940年5 月21日至6 月8 日,朗格突击队及其厢式毒气车一共在索尔多呆了
19天。在这期间,他们一共毒死了1 558 名东普鲁士病人。这些病人是根据与波莫
拉尼亚省筛选和屠杀病人相同的标准被选择杀害的。在执行屠杀任务时,朗格突击
队每次用毒气车装载40名病人,在汽车行驶的路上将这些病人杀害,然后将尸体运
到附近的农村处理掉,再空车返回,前后仅需3 个小时左右。
这次借调产生的余波反映出了这些在东部进行安乐死屠杀的刽子手们的态度。
寇普在将朗格突击队借调给雷迪艾斯使用时,曾要求瓦尔滕兰的党卫队每处决一名
病人,应得到10马克的报酬。但是雷迪艾斯却一直没有付这笔钱。寇普在等了一段
时间后见没有了下文,便于10月份再次向雷迪艾斯索要这笔总数为15 580马克的欠
款,其中可扣除拉施在索尔多预付给朗格的 2000 马克。寇普在写给柯尼斯堡的雷
迪艾斯的一封信中,将借调协议简要地解释了一遍,并指出他的朗格突击队一共处
决了 1 558名病人。寇普在信中使用了纳粹规定使用的语言,将屠杀用“疏散”来
表示。但到了1940年10月,雷迪艾斯被调往奥斯陆;寇普没有办法,只得写信给雷
迪艾斯的继任者雅各布·施波伦贝格。施波伦贝格也不想付这笔钱,便简单地将寇
普的这封信转给了远在奥斯陆的雷迪艾斯。
到了11月,雷迪艾斯对此事做了答复。他写信和发电报给希姆莱的私人事务秘
书卡尔·沃尔夫,要求将此事交由希姆莱裁决。雷迪艾斯承认说,他的确曾要求借
用朗格突击队,而且这支突击队在索尔多也的确处决了1558名病人。他还补充说,
朗格突击队还扩大服务范围,顺便处决了并人东普鲁士的波兰境内的“250 ~300
:g波兰疯子”。寇普对这一额外服务没有要求付费。但雷迪艾斯又申辩说,他从
来没有把寇普的付款要求当一回事,因为屠杀行动的受益者是第三帝国,又不是他
们东普鲁士的党卫队。另外,省党部头目埃里希·科赫将东普鲁士的一所医院交给
党卫队使用但并没有找党卫队要钱,云云。希姆莱没有对此事作出裁决。1941年2
月,寇普也找到了沃尔夫,要讨一个说法。他强调了他坚持要求付款的立场,并指
出当初科赫曾答应支付处决病人的费用,因此雷迪艾斯肯定已经收到了这笔钱。现
存的材料没有反映出最后这一内部的金钱纠纷是如何收的场。
1939年—1941年间在被占领的波兰屠杀残疾病人的行动,只是与1941年6 月X
日德军进攻苏联同时开始的大规模屠杀行动的一个序幕。在1941年的夏秋,纳粹政
权对犹太人和吉卜赛人发动了所谓的最终解决行动。除了因为是两个被纳粹所敌视
的种族的成员而被确定为消灭目标的犹太人和吉卜赛人之外,早在1939年—1940年
冬就被大规模屠杀的残疾人是第三个因为生物学上的原因而被处死的群体。
实施这些屠杀的任务被交给了保安警察和党卫队保安部的别动队(Einsa
tzgruppe),该别动队下面又分为一些小分队(Ein— satzko
nmandos),他们使用了埃曼营对付波美拉尼亚省的病人所使用的方法,但
是规模则要大得多。小分队被派到城市、小镇和村庄里围捕受害者,将他们运到偏
僻地区,逐个地或者是小批地将他们枪杀,然后将尸体一起埋葬。
虽然别动队的主要任务是屠杀犹太人、吉卜赛人和苏联战俘,但他们也没有放
过残疾人。在任何方便的时候或者是德国人需要占用医院的时候,残疾人便被纳入
屠杀行动。很明显,残疾人被归类为一个随时可以被牺牲的群体,就像犹太人和吉
卜赛人一样。作为一名间谍被逮捕的苏联公民符拉迪米尔·罗曼伦科便是一个很好
的例子。虽然德国人撤回了对他的间谍活动的指控,但仍然将他处决,理由是他是
一名残疾人。lla特遣队 (Sonderkonamndolla)对这一决
定作了如下的解释:“罗曼伦科是被当作一名患痴呆症的残疾人进行处理的,他自
己承认曾三次进入精神病院。基于遗传卫生方面的原因,他于1941年9 月9 日被处
决。”
在明斯克和莫吉列夫发生的事情同样说明了纳粹将残疾人看作是可以被牺牲的
一个群体。1941年秋天,帝国侦探部门负责人、第二别动队(Einsatzgr
uppe B)队长阿瑟·内布(Ar[ BarNebe)命令侦探犯罪技术研究
所的阿尔伯特·魏德曼赶到斯莫伦斯克与他会面,以接受一项特殊的任务。魏德曼
和他的助手汉斯·斯密特一起赶到了白俄罗斯,并随身携带了大量的炸药。内布吩
咐给他们的任务实际上是由希姆莱交代下来的。该任务主要是通过试验,找到对人
群进行快速、廉价、大批量地屠杀的方法。被选来做这次怪异试验的对象是明斯克
和莫吉列夫医院里的苏联残疾人。他们沦为受害者似乎也符合逻辑,因为内布曾告
诉他的副手保罗·维尔纳说,他无法让他的部队对这些无法治愈的精神病人开枪。
第一次试验在明斯克进行。残疾病人被锁在一个圆形碉堡内然后被引爆。其结
果令人毛骨悚然:碉堡和受害者均完全被摧毁;受害者的残肢断体散落在很大的一
片区域内,刽子手们不得不从附近的树梢上取下受害者的肢体。内布和魏德曼事后
不得不承认,使用炸药进行屠杀的方法并非上策。第二次试验于第二天在莫吉列夫
进行。残疾病人被锁进一个密封的房间,通过一根管子将一辆轿车(后又改为一辆
卡车)的废气导入房间内。这一方法证明行之有效,后来被作为最终解决行动的屠
杀中心所使用方法的一个样板。
战后,盟军对威廉·古斯塔夫·舒艾普博士的审讯也很能说明问题。从1941年
9月基辅陷落到1942 年3 月,舒艾普被第三帝国医学领袖尼奥纳多·康帝的代表派
往基辅病理学研究所,领导一个约20人的突击队,先开始任副队长,后来任队长。
这支突击队的成员中约有10名左右是医生,其余的人是穿着医师制服的党卫队保安
部的人员。在那里,舒艾普参与了一项被他自己称为是“毁灭不值得存在的生命”
的特别行动。这些不值得存在的生命包括残疾人和劣等种族的成员,如犹太人、吉
卜赛人和土库曼人。在研究所,这些人通过注射的方法被处决。舒艾普将残疾人定
义为患有特殊疾病、特别是绝育法和帝国内政部所散发的问卷调查表中所列举的那
些疾病的人。舒艾普估计,在他在研究所工作的期间内,在基辅被屠杀的受害者超
过了 100000 人。
安乐死计划不仅随着德军的东进扩展到东部,而且在德国国内也有蔓延的趋势。
1940年,德国的集中营的数量和规模不断地增加和扩大,但它们尚不具备一次屠杀
大量犯人的设施。
战前使用的屠杀单个犯人的方法——比如说强制劳动、恶劣的生活环境、殴打
和处决等——在被用于消灭不断增加的集中营犯人时,显得过于缓慢。党卫队因此
求助于元首府,协商如何发挥T4 屠杀机器的作用。1941年初,党卫队领袖希姆莱
就“T4 的人员和设备是否能够以及怎样才能服务于集中营的问题”,与元首府的
头目菲利普·布勒举行了会谈。不久以后,在1941年的春天,针对德国集中营里的
犯人,一轮新的屠杀行动又开始了。
选择集中营里的犯人然后把他们送到T4 屠杀中心的毒气室加以处决的屠杀行
动被命名为“14f13特别治疗”。“特别治疗”
一词被党卫队和警察部门用来表示屠杀。14f13则是为各集中营在T4 屠杀中
心处决犯人而设立的巡视组的一个卷宗号码。在巡视组,所有涉及犯人死亡的卷宗
都标有14f,例如,标有14t7 的是记录病人自然死亡的卷宗,标有1418的是记录
自杀病人的卷宗,而标有14f13的则是涉及对病人的处决的卷宗。
集中营巡视组和T4 负责人之间的合作相当默契,并不需要特别的部门间的协
商。我们已经知道,希姆莱的党卫队和警察部门已经为T4 的屠杀行动提供过支持
和帮助。党卫队和警察部门的参与是通过维克多·布拉克的穿针引线而顺利完成的。
布拉克是一名活跃的党卫队成员,与希姆莱私交甚笃。另外,T4 的医学主任维尔
纳·海德早在1933年就结识了在战前便主管集中营的西奥多·艾克。由于这层友谊
的关系,海德参加了党卫队并被任命为盖世太保和集中营巡视组的精神病学顾问。
而且,在党卫队和T4 的另一次旨在扩大绝育法实施对象的合作中,巡视组表示,
只要T4 的帝国委员会同意,它便授权对集中营的犯人进行绝育。这样,一旦希姆
莱和布勒就屠杀集中营犯人达成协议,布拉克便开始驾轻就熟地从中协调这一联合
屠杀行动。
被命名为14f13的T4 屠杀行动的对象是那些来自集中营巡视组管辖下的、除
了纳茨维勒集中营以外所有的集中营里的犯人。纳茨维勒集中营由于建立得太晚,
所以未被包括在内。(见表7 —2 )党卫队和T4 的这一合作涉及到从对受害者的
筛选到最后处决的全过程。
对受害者的挑选过程又分为两个阶段。党卫队集中营的医生先预选一部分犯人,
然后由T4 的医生从中进行第二次筛选。
我们尚不清楚党卫队集中营医生选择犯人的确切标准,但巡视组显然对党卫队
集中营的医生进行了指导,让他们去挑选那些患有无法治愈的疾病并因此无法从事
体力劳动的病人作为被处决的对象。在发给所有集中营的一份通知中,巡视组正式
建议集中营的医生,应该参照每一个病人的调查问卷(Meldebogen)
中被划了红线的问题来对受害者进行挑选。这些调查问卷与T4 对残疾病人使
用的调查问卷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大部分问题都不相干,只需要对那些被划了红线
的问题进行回答。除了个人资料、被逮捕原因和关押日期以外,党卫队集中营的医
生还必须提供犯人所患疾病的详细情况。
巡视组还使用了其他非正式的筛选标准。这些标准也没有通过书面的形式加以
传达,集中营有关人员只是在向巡视组汇报时听取他们的口头指示,或者高级党卫
队官员在视察集中营时发表口头个人意见。非正式的指示涉及到对受害者进行筛选
的种族和优生原则。例如,巡视组命令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在选择14f13计划的受害
者时要包括残疾人和犹太人。另外,党卫队集中营的医生显然还被指示要挑选很大
一部分具有刑事犯罪或者反社会记录的犯人,因为所有犯人原来的刑事指控和当前
的表现都被记录在调查问卷表中。然而事实上,主要挑选的原则还是犯人从事体力
劳动的能力。但就是在这一点上,党卫队的医生在集中营里也是通过独断专行的惯
用方法来进行筛选。逐渐地,即使是巡视组也发现这一筛选的过程非常缺乏精确性,
在集中营里,党卫队散布谣言说,生病体弱的犯人可以提出申请转到一家疗养院里
去。在毛索森集中营,一项正式的公告中提到了“达豪集中营疗养院”。因此在犯
人中间,14f13通常被看作是“病人行动”。
T4 还派出医生小组到集中营,对受害者的挑选进行最终的裁定。动用T4 的
医生在一些机构搜寻筛选受害者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要顺利地实施成年人安乐死屠
杀计划,快速高效地完成问卷表的填写工作是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如果填写问卷
表的医生对病人进行乐观的诊断,屠杀行动便无法得以顺利进行。
为了避免拖延和完成任务指标,T4 因此派出医生小组到医院和护理所,进行
问卷表的填写和评估工作。例如,1941年2 月, T4 便派出了一个由卡尔·布朗
特和维尔纳·海德带队的医生小组,到著名的贝舍尔医院,以加快该院病人的登记
和处决工作。
在集中营进行的14f13行动也使用了同样的评估方法。虽然派医生小组到国营
和私立医院的动机十分明显,但是纳粹在 14 f13行动中使用这一评估方法的原因
却不是很清楚。我们也不知道T4 的医生们被指示要遵循的原则是什么,或者压根
是否存在什么指导原则。在屠杀残疾人的行动中,T4 派出了自己的医生是因为他
们不信任医院里的医生会严格地遵守T4 选择病人的标准。但是在14f13行动中则
是另外一回事,因为T4 完全可以信任党卫队在集中营里的医生,相信他们会以最
严格的标准对受害者进行挑选。维克多·布拉克在战后申辩说,颇具“人道主义精
神”的希姆莱不信任集中营的党卫队医生会正确地筛选被处决者,因此想让公正无
私的外部人员来负责这件事,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战后惟一一部研究14f13行动专著的作者认为,T4 医生的参与是为了从医学
上向实际负责屠杀集中营犯人的屠杀中心的工作人员证明,集中营犯人与残疾人一
样,是没有生存价值的生命。但即便需要对屠杀中心的工作人员进行这类说服工作,
(并没有证据表明他们需要被说服),要达到这一目的也很容易,完全没有必要兴
师动众另派T4 的医生去集中营。更加合理的解释是各部门之间的争权夺利导致了
T4 医生的介入。希特勒曾单独授权元首府负责安乐死屠杀行动,元首府此前也成
功地挫败了尼奥纳多·康帝和内政部想要介入这一屠杀行动的企图。当布勒把T4
的设施划归给党卫队使用时,他并不情愿就这样将T4 的设施转交出去,他想要保
持元首府在这一行动上的垄断地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有可能坚持要让T4 医
生参与挑选的过程。T4 的头目们对要屠杀的对象是谁并不是十分在意,但是仍然
坚持要遵循其已经设立的程序,包括T4 医生的参与和使用T4 设计的调查问卷表。
T4 向集中营派遣了至少12名医生:汉斯—伯多·戈加斯、奥托·黑伯尔德、
维尔纳·海德、鲁道夫·洛劳尔、弗里德里希·梅内克、罗伯特·穆勒、保罗·尼
采、维克多·拉特卡、库尔特·施马伦巴赫、赫斯特·舒曼、西奥多·斯滕梅尔和
格哈德·维希尔。这些人均是经验丰富的T4 安乐死屠杀计划的评估专家。海德和
尼采主持着T4 的医学部门,而洛劳尔和舒曼则负责屠杀中心的工作。另有几名医
生在T4 的中央办公室工作(黑伯尔德、穆勒、拉特卡、施马伦巴赫和维希尔)。
3名医生在屠杀中心工作(戈加斯、施马伦巴赫和斯滕梅尔)。梅内克主持着艾希贝
格医院及其儿童屠杀病房的工作,拉特卡则负责位于东部的蒂根霍夫医院的屠杀行
动。
这些T4 的使者们或单独、或两个人或者是以小组的形式进驻集中营。根据战
后对党卫队和T4 医生的审问记录以及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人的证词,我们对这些
人的工作方式具有相当程度的了解。最详细的证据是由医生弗里德里希·梅内克提
供的。
在他的职业生涯里,梅内克给他的妻子埃娃写了无数封内容详尽的信。他在信
中称他的妻子为妈咪(mutti)。他从各个集中营发出的信件为我们深入了解
14f13行动提供了非常详尽的材料。
梅内克的第一封信写于奥拉涅恩堡,信中标明的时间为1941年4 月4 日。在这
封信中,梅内克叙述了T4 医生在集中营早期一些活动的情况。我们可以判定,他
于4 月初期到达位于奥拉涅恩堡郊区的萨赫森豪森集中营的时候也就是14f13行动
刚开始的时候,虽然早期的准备工作在更早一些时候便已开始。
也就是说,安排填写T4 的调查问卷表、T4 对集中营的造访以及集中营里的
党卫队医生对受害者的初选工作均在此以前便已开始。当然,其他一些医生比梅内
克更早地去了其他的集中营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在萨赫森豪森集中营,梅内克和西奥多·斯滕梅尔一起对犯人进行挑选;后来,
奥托·黑伯尔德也加入了这项工作。梅内克在信中说,他在萨赫森豪森集中营的工
作“非常、非常地有趣”。他住在奥拉涅恩堡的艾乐斯饭店。在信中,他还不厌其
烦地描述了他所住的那间“宽敞而舒适的客房”、周末的旅游度假、他在党卫队军
官食堂的用餐以及下午休息时间所享用的咖啡和德式蛋糕。斯滕梅尔则没有他这般
幸运,他每天须坐地铁往返于柏林和奥拉涅恩堡之间。在萨赫森豪森集中营的4 天
时间里,梅内克完成了约135 名犯人的调查问卷表,并且与其他两名医生一起,
“处理”了约350 到400 名犯人。
T4 医生的工作主要是监督、保证T4 调查问卷表的正确填写。问卷表在他们
抵达之前就已经先发给了各集中营,而且党卫队也已经把一些必须填写的事项,如
姓名、出生时间和地点、最后居住地点、家庭状况、国籍、宗教、种族和被捕时间
等填写完毕;因此T4 医生只需检查已经完成的表格,然后加上诊断,便可做出最
终的裁决。随后,问卷表被送往位于柏林的T4 总部。
T4 与集中营党卫队医生的合作可谓是相当默契。他们毕竟是在参与一项联合
的屠杀行动。民间的医生在T4 医生到访并进行评估时,则往往与他们保持着距离
;与民间医生不同,集中营的党卫队医生积极主动地支持来自T4 的同行的工作。
而且, T4 医生与党卫队医生两者在思想上也是一致的。这些被派出的 T4 医
生全部都是纳粹党员,其中有3 人还是党卫队的军官(海德、洛劳尔和梅内克),
一人在冲锋队担任军官(拉特卡)。
T4 的医生对被初选的犯人的材料进行审核。如果做出的决定选中了一名犯人,
他们就在这名犯人的问卷表下部的一个框内做一个十字形(+ )符号。他们根本就
无意进行医学意义上的检查,他们审核大量犯人的材料的速度也使得他们根本不可
能进行任何严肃的医学检查。例如,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两名T4 医生在5 天的
时间内“处理”了盯3 名犯人。T4 医生们只是简单地对调查问卷表中的情况加以
核实。在奥斯威辛、布痕瓦尔德、达豪、格罗斯—洛森、纽恩加姆、拉文斯布吕克、
萨赫森豪森和维威尔斯堡等集中营作为一名T4 医生选择受害者的弗里德里希·梅
内克因此写信告诉他的妻子说,对病人的“检查”
只涉及“挑出那些个人材料符合调查问卷表所列问题的犯人”。
梅内克在战后还向审讯人员交代说:“这一过程根本不涉及医学评估,因为在
集中营我的任务只是填写调查问卷表。”
但T4 的医生们确实要提供诊断意见,除非集中营的党卫队医生已经出具了诊
断报告;然而,T4 医生根本就不去核实这些报告是否准确。因此在问卷表的样本
中胃癌被列为一种常见的诊断,这显然是不可能的。T4 的医生还必须对犯人在集
中营里的表现以及他们以前的刑事犯罪记录进行评估,而且他们把他们的诊断完全
建立在集中营党卫队医生提供的材料上。由于T4 的调查问卷表上没有留下足够的
空间,T4 医生只能将他们简单的诊断意见写在了问卷表的背面。
弗里德里希·梅内克在写给他妻子的信中这样描述他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里
的工作:“工作进展得非常快,因为问题的答案都已经打印在了表格的上面,我只
需填写诊断意见和主要的症状。我宁愿不在信中告诉你病人的情况,我想要当面讲
给你听。党卫队中尉索恩塔格博士(集中营的一名医生)坐在我的旁边向我提供这
些病人在集中营里的表现情况。一名党卫队中士负责将病人带进来。一切工作都在
有条不紊地进行。”事实上,被关押者的记录和行为与他们的身体状况一样对评估
结果具有重要影响,因为这些从事种族卫生工作的医生们坚定地认为,好的行为反
映了遗传的健康,而不好的行为则是具有遗传疾病的反映。换言之,那些被判定为
劣等的人的行为不可能好。
在挑选犯人的过程中强调行为的原则特别适用于那些被认定为属于某些民族的
被关押者。T4 医生对犹太犯人特别“关照”
也就不足为怪了。对于犹太人,他们甚至懒得进行做样子用的体检。梅内克在
一封信中这样描述这一程序:“在第二批犯人中约有l 200名犹太人。他们根本就
不用检查。在这些犹太犯人的材料中很容易找到他们被捕的原因(通常都很多!),
我们只需将这些原因填在问卷表上。”在这些情况下,梅内克只是简单地把这些个
人的档案材料记录下来,把它们当成他的“医学诊断”。5 份幸存下来的对犹太犯
人的诊断评语反映了T4 医生对这些特定民族成员的态度: 1.伊斯多·以色列·
C(1 sdorlsraelG)(于)1902年4 月25日,(出生于)科罗姆扎。
建筑工人,无国籍。反德国的犹太煽动者。在集中营里表现懒惰、傲慢无理。
2 .汉斯R鞠(HansRJew)来自德国保护国。具有反德国行为!犯有
混合通婚罪。在集中营里表现懒惰、傲慢无理。多次受到集中营的惩罚:被绑在柱
子上。
3 .奥特里·萨拉S(OttilieSaraS.)(出生于)1879年12月
6日,未婚。职员。捷克女犹太人。马克思主义官员。
卑鄙的恐德症患者。与英国使馆有关系。
4 .安娜·萨拉S(AnnaSamS.)(于)1906年11月26日(出生于)
格塔。波兰公民。女犹太人。被驱逐的犯人。非法从国外返回。患有性病。
5 .安娜·萨拉B(AnnaSamB.)(于)1892年12月7 日(出生于)
波兰。未婚。鲁伦堡女商人。被驱逐的犯人。对国家抱有敌视态度。
虽然在战后T4 的医生声称自己对14f13行动的目的一无所知,但在当时,他
们却非常喜欢这种去集中营的公费旅游,有时还带上他们的妻子,甚至孩子们。例
如有一次,由洛劳尔、梅内克、尼采、斯滕梅尔和维希尔等6 人组成的医生小组在
去达豪集中营的时候,便顺便游览了慕尼黑市,并在餐馆大吃大喝,去电影院看电
影,还游览了斯塔尔贝格尔湖。
有两名T4 医生不可能不知道14f13行动的目的。洛劳尔和舒曼两人都主管着
屠杀中,b,参与了从选择受害者到焚尸灭迹的全部过程。在1941年8 月底通过毒
气对住院病人进行的大规模屠杀停止以后,在T4 屠杀中心用毒气进行的屠杀行动
主要是针对关押在集中营里的犯人。对付这些犯人的杀人技术与早些时候对付残疾
人的方法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文书上的工作有些不同,因为犯人在屠杀中心没有
被登记,这样便不会给屠杀中心办公室人员带来任何负担。所有文书方面的工作都
在集中营里完成。如果认为必要的话,集中营会将受害者死亡的消息通知给有关机
构或受害者亲属。
在1941年8 月以前,14f13的受害者们在屠杀残疾人的屠杀中心里被处决,特
别是在哈尔特海姆和索内斯腾这两个屠杀中心。1941年8 月底,在希特勒下令停止
通过毒气对残疾人进行屠杀以后,在T4 屠杀中心被处决的人就全部都是集中营的
犯人。在这以后,有4 家屠杀中心仍在继续运行:伯恩斯堡、哈达马尔、哈尔特海
姆和索内斯腾。但哈达马尔屠杀中心从未用于屠杀集中营犯人,其毒气设施也于1942
年的夏天被拆毁。贝恩堡和索内斯腾屠杀中心一直为14f13计划运行到1943年;哈
尔特海姆屠杀中心则一直运行到1944年底。
没有迹象表明屠杀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意他们的受害者到底是残疾人还是集中营
犯人。这些工作人员只是注意到残疾人和集中营犯人之间表面上的区别,以及两者
所涉及的文书工作方面的差异。而且,在战后的审讯中,屠杀中心工作人员回忆说,
14f13行动的受害者穿着有斑马条纹的集中营特制囚衣,与一般监狱犯人所穿的灰
色囚衣很不一样。
从格罗斯—洛森集中营获取的文件表明了这一屠杀体系是如何运作的。1942年
1月19 日和20日,弗里德里希·梅内克从格罗斯—洛森集中营挑选了约214 名犯人,
并将他们的问卷调查表送到了位于柏林的T4 总部,T4 随后将被选中的囚犯名单
转给了贝恩堡屠杀中心。3 月3 日,贝恩堡屠杀中心要求格罗斯—洛森集中营将214
名犯人转运到该中心。3 月6 日,格罗斯—洛森集中营答复说,剩下的125 名犯人
将于3 月23日运到屠杀中心。犯人数目上出现差异是因为,自从1 月份以来,犯人
中已有36人死亡;51人被重新分类,其中包括42名犹太人;因为他们确实还能够劳
动。
到了1942年3 月,集中营巡视组开始重视各集中营未能很好地利用集中营的劳
力的问题,并向各集中营管理部门重申说,为14f13行动选择的犯人必须都是不能
劳动的犯人。大约1 年以后,党卫队对集中营的劳力的需求有所增加,奥斯威辛集
中营的毒气室设备的处理能力也已经超过了T4 的几个屠杀中心。在患有精神疾病
的犯人,而不是患有身体疾病的犯人。这一群体的数量显然很小,根本用不着动用
T4 的力量,这样就等于宣布停止了14f13行动。随后,贝恩堡和索内斯腾屠杀中
心的屠杀设备被拆除。我们将会看到,当14f13行动于1943年终止时,T4 和党卫
队已经在东部另起炉灶,开始了一个规模更大的屠杀行动。
只有位于毛索森集中营附近的哈尔特海姆屠杀中心继续在运转。哈尔特海姆的
医生鲁道夫·洛劳尔和格奥尔格·雷诺两人都是党卫队军官,他们与毛索森集中营
的指挥官弗兰兹·齐雷斯及其下属关系融洽,时常出席党卫队在集中营的军官食堂
里举行的社交晚会活动。毛索森集中营与哈尔特海姆屠杀中心的密切合作甚至在14
f13行动结束后仍在继续。1944年,约有3000g来自毛索森集中营及其最大的分支
集中营——古森集中营的犯人,在哈尔特海姆被处决。然而这些晚期的屠杀行动并
没有按照以前的程序进行。党卫队在没有填写调查表、也没有派遣医生的情况下对
犯人进行了挑选,然后就像送给友邻的礼物一样,将这些受害者送到哈尔特海姆加
以处决。最后,在1944年12月,在德国的战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哈尔特海姆的毒
气设施被拆毁;这一工作由来自毛索森集中营的犯人完成。
在14f13行动中,共有10000 到20000 人被屠杀。这一数字也许更加接近于20000
人。单是来自毛索森和古森集中营的受害者便有将近5500人。虽然这些数字看起来
并不是很大,特别是在与纳粹所屠杀的数以百万计的受害者相比的情况下;但是,
党卫队与T4 在14f13行动中的合作还是显得非常重要,因为它构成了纳粹的安乐
死屠杀计划与最终的解决的另外一个关联。
——转自泉石小说书库——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