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残疾人受害者
纳粹大规模屠杀的受害者如今已变成令人震惊的统计数字。
我们很难再看到被纳粹屠杀的咖万受害者一个个的面孔。而在所谓的安乐死计
划中被屠杀的男人、女人和儿童是600 万受害者中最不为人所知的一个群体。许多
幸存者甚至在解放以后仍然被关在一些护理机构里。事实上,我们已经知道至少在
一所医院里屠杀活动甚至在战争结束后仍在进行,直到被盟军发现。
在战争犯罪法庭上,只有少数残疾病人出庭作证,虽然他们要说的有很多很多。
大部分残疾人在违背自己意志的情况下被强行绝育,在纳粹统治期间过着担惊受怕
的日子。他们被轻蔑地称为“残废”、“神经病”或者“精神变态者”,他们没有
公开地谈论自己曾经遭受的可怕经历。我们没有安乐死计划幸存者的回忆材料。他
们的遭遇只能通过现存的一些文件和战后的审判材料来加以整理。只是到了最近,
才有一些有关受害者个人遭遇的材料和受害者的亲属的信件被整理出来发表。
从现存的照片中也很难找到什么线索。纳粹的政治宣传照片将一些劣等群体的
成员当作退化的证据,其中不仅有残疾人,而且还包括犹太人、吉卜赛人和黑人。
只有一些幸存的家庭照片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受害者的模糊影像。
即便是这些现存的文件也只是给我们提供了受害者模糊不清的印象,而几乎没
有留下什么关于这些受害者的生活、悲惨的遭遇以及死亡的一些细节。对于有些受
害者,我们几乎是一无所知,虽然有关他们的一些文件得以保留下来。比如,我们
对奥托·马丁便几乎是一无所知。马丁生于1889年,他有可能得以幸存下来,因为
刽子手们没有能够找到他。格克拉特给他所在的图林根地区的内政部门写过两次信,
询问马丁的下落。他曾被列入转运名单,但是该名单后来不小心被放错了地方;可
能是他和他的材料被转到了另外一所医院。我们现在已无法知道他最后是否逃过了
刽子手的毒害。
我们对阿尔玛·瓦尔德施恩的情况也同样是知之甚少。我们只知道瓦尔德施恩
出生于1891年,于1940年被杀害。提到她的姓名的现存材料来自于负责残疾人抚恤
金发放的国营保险公司。
该公司只知道瓦尔德施恩已被转走,并要求图林根内政部门提供她的新地址。
T4 的国营医院和护理所中央财政办公室最后将她死亡的消息通知给了图林根内政
部门。
对于有些受害者,我们只能从别人的记忆中对他们有一些了解。例如,一名证
人在1947年回忆说,1943年或者1944年初的一天,一个叫安吉尔·罗德里杰兹的西
班牙人到达了林茨的涅登哈特医院,该医院是哈尔特海姆屠杀中心的一个接待机构。
这名在哈尔特海姆担任一名高级男护士的证人不知道罗德里杰兹为什么会被判
决人院。他作证说罗德里杰兹对自己的处境没有产生任何怀疑,而且在精神上也完
全正常。在人院3 个星期以后,罗德里杰兹被转往涅登哈特医院的屠杀病房,可能
是根据该院医生鲁道夫·洛劳尔下的命令。第二天他们就将已经死去的罗德里杰兹
送进了停尸房。该证人还报告说,在罗德里杰兹被谋杀的两天后,他们收到了一纸
将他转人毛索森集中营的命令,但这已经太晚了。我们现在只能猜测这名受害者死
亡前后的来龙去脉。他很可能是在法国被捕的数千名西班牙共和党人中的一员,他
们后来被转往毛索森集中营。我们只能猜测由于阴错阳差他被送到涅登哈特医院,
并在发现错误之前在那里被稀里糊涂地处决。我们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只知道他
的姓名为安吉尔·罗德里杰兹。
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罗德里杰兹并非是在安乐死医院被屠杀的惟一一名非德
国的受害者,但我们对其他受害者的情况了解得更少。例如,1943年,T4 的业务
官员迪特里希·艾勒斯写信给哈尔特海姆屠杀中心的主任医生鲁道夫·洛劳尔说,
内政部的赫尔伯特·林顿想把一名名叫鲍里斯·米尔科罗的患有精神病的俄国人转
到哈尔特海姆屠杀中心,洛劳尔想必对下一步该怎么做心领神会。哈尔特海姆的一
名行政人员去格拉兹把米尔科罗接了回来。这名行政人员后来作证说,他不相信会
说德语的米尔科罗患有什么精神病。在哈尔特海姆,米尔科罗在被枪杀后仍然没有
断气,于是又被拖进毒气室被毒死。
另外一名证人的叙述也是同样地断断续续。在战后有关艾希贝格医院的审判资
料中,有一封没有署名的、由一名原艾希贝格医院的病人写给检察官的信。写信的
这名病人在1942年间被当成一名被监护人关在艾希贝格医院。我们不知道她被关进
医院的具体原因。艾希贝格医生沃尔特·施密特指控这名19岁的少女已经怀孕;当
她对此表示否认时,施密特回答说:“我说你怀孕了,那么你就是怀孕了。”她逃
离了医院但是又被抓回。
在医院里,她被威胁、毒打,直到她承认自己以前曾经堕过胎为止。虽然她可
以拿出妇科医生出具的她从未怀孕的证明,她还是被判有罪,入狱4 个月;而且,
在施密特的建议下,她随后又被送进了集中营。在她的这封信里,她叙述了她在艾
希贝格医院所亲眼目睹的对病人的毒打和屠杀。这名从奥斯威辛和拉文斯布吕克集
中营死里逃生的证人最后作出结论说:“在艾希贝格医院我遭受了一生中最痛苦的
岁月。”在被从集中营里解救出来时,她由于患肺结核已经奄奄一息。她没有得到
任何的赔偿和帮助,因为她那时是被当作一名罪犯被定罪并被监禁的。
我们也不知道她的姓名、她在早期被监禁的情况以及她后来的命运。
将病人由精神病医生控制的医院转往由党卫队控制的集中营并不是什么罕见的
做法,到了战争末期,这甚至成为了一种通用的做法。例如,弗里德里希·梅内克
在走访了一些集中营之后报告说,他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看到过他以前的病人。事实
上,实行安乐死屠杀的医院里的状况后来开始逐渐变得与集中营里差不多。我们将
会看到,实施安乐死计划的屠杀中心后来成为了最终解决行动灭绝营的一个样板。
选择安乐死受害者的方法与在灭绝营里使用的方法并无二致。运输残疾病人的方法
也与运输被遣送到集中营的人的方法没有太大区别。例如,由于火车上没有任何取
暖设施,许多残疾病人在隆冬在从汉堡运到梅舍里茨—奥布拉沃尔德医院的途中被
活活冻死。在战后,波兰成立了一个调查纳粹在梅舍里茨—奥布拉沃尔德医院所犯
罪行的委员会,一些该医院原来的病人在向委员会作证时叙述了他们在该医院所遭
受的悲惨经历,其中很多方面与集中营里的状况没有什么区别,例如按花名册点名、
服苦役、挑选一些人加以处决以及在病人中挑选病人来管理病人,就像集中营里使
用犯人管理犯人一样。
正如党卫队队员在集中营掌握生死予夺的大权一样,在医院里,医生和护士们
对他们手下的病人同样行使着任意处置的绝对权力。当然,他们的这种权力有时候
会受到一些限制。我们已经知道,在残疾儿童被送到医院的儿童屠杀病房以前,必
须事先征得其父母的同意。纳粹往往通过欺骗和胁迫的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但是
这些方法也有不管用的时候。有时父母们会坚持将孩子从儿童病房带走,医生们可
以对他们进行阻挠,但并不是每次都可以达到目的。医生会要求父母在带走孩子的
有关文件上签字,要他们承认,他们将对违反医生建议的行为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承
担责任。在埃格尔芬—哈尔医院的一份卷宗里,一名医生在上面写道:“不讲道理
的父亲不顾医学建议,坚持带走了自己的孩子。”在另外一份卷宗里,一名医生写
道:“对他们的白痴孩子溺爱得昏了头的父母们可以不顾医学劝告带走孩子,并承
担一切后果。”在受害者逃出了他们的魔爪之后,刽子手们在医学卷宗上面写下评
语以表达了他们的愤恨。这些话不仅反映了医生们的傲慢,而且还表现了他们在自
己的权威受到挑战时所遭受的挫折感。
与在集中营里一样,医院里处决病人的行动一直持续到战争的最后一刻。在战
后对埃格尔芬—哈尔医院负责安乐死行动的医学主任赫尔曼·普法穆勒的审判中,
约翰·拉文贝格对他的养子卡尔·梅默尔的死进行了作证。这名男童在父母看望他
时经常抱怨说吃不饱。他的继父于是给他带来了食物,护士们向他保
证他的养子会收到这些东西。当拉文贝格收到了卡尔的死亡通知书时,他和他
的妻子立即赶到了埃格尔芬—哈尔医院。起初,他们要求看孩子尸体的请求被加以
拒绝,但在他们的一再坚持下,要求终于获准。但他们看到的只是卡尔的骨灰,因
为尸体已经被火化。拉文贝格告诉法庭说,他的儿子作为一名以“饥饿室”著称的
埃格尔芬—哈尔医院的病人,他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说:“他只可能是被活活地饿死
的。”这名父亲最后一次同卡尔谈话是在他死前的一个星期天,同时也是美军解放
埃格尔芬—哈尔医院的前一个星期天。
卡尔·梅默尔死在了解放的前夕并非是什么罕见的事情。在德国投降以后,普
法穆勒的继任者透露了埃格尔芬—哈尔医院于4 月30日和5 月1 日处决两名西里西
亚难民儿童——露丝和玛丽——的事实。当时希特勒已经自杀,距离德国投降也仅
有几天的时间。他得出结论说:“两名女童好不容易逃过了无数劫难被带到了德国,
却在一家德国医院遭到了蓄意的谋杀。”
15岁的卡尔—海因茨·策的遭遇反映了安乐死医院是如何成了集中营的替代机
构的。最终导致卡尔—海因茨死亡的一系列步骤在1944年8 月开始启动。地方劳动
部门要求位于威斯巴登区林堡的检察官判决这名少年进入一家青少年劳改营。地方
劳动部门做出这一请求是因为这名男孩被认为生性放荡,而且经常旷工,逃避分配
给他在工厂的工作,因而犯了“在战时违反劳动合同罪”。作为法律程序的一部分,
他所在村庄的学校对他进行了评估:他是一名惹是生非的学生,几乎所有课程的成
绩都非常差,原因并不在于他天生愚笨,而是由于懒惰,因为他的确通过了阅读、
拼写、作文、绘画和音乐等课程的考试。而且,学校还指出,这名男孩的舅舅在村
里面经常作奸犯科,口碑极差;他姨妈的两个孩子也不是省油的灯,应该送人少年
教养院,甚至应该被监禁。另外,这名男孩的母亲也没有对他进行充分的管教,因
为她常常在晚上溜出家门在外面寻欢作乐。一份由村里的警察部门出具的评估报告
补充说,卡尔—海因茨还有与比他小的儿童进行不道德谈话的嫌疑。证据是当地一
名妇女举报说他曾经教过她的儿子“脏话”。法庭最后判决卡尔—海因茨进入青少
年劳改营。
仅在劳改营呆了6 天后,卡尔—海因茨便被转往卡尔门霍夫- 艾德斯滕国营医
院。他逃跑了3 次,并向人叙述了在医院里所受的拷打和虐待,但每一次又都被警
察送回了医院。在他最后一次被送回医院的10天以后,他的母亲收到了一封电报,
上面说卡尔—海因茨已经突然“死亡”。他的母亲玛利亚·策于是便打电话询问详
情。医院告诉她说,这名男孩生病已有一段时间,他最后死于血液循环不良;院方
不允许将尸体归还以进行安葬。
男孩的父母认为孩子的死因非常蹊跷,便赶往卡尔门霍夫—艾德斯滕国营医院,
向院方申辩说自己有权看一眼儿子的尸体。在战后写给有关当局的一封信中,这名
男孩的母亲叙述了她和其他—些证人在揭开棺材看到她的儿子尸体时的情形。她得
出结论说:“很显然我儿子是被活活打死的。”在战后对在卡尔门霍夫—艾德斯滕
国营医院里所犯罪行的审判中,这名母亲出示了从她儿子遗留的衣服中找到的纸条,
纸条上写着这样几句话:“他们把我锁了起来。亲爱的妈妈,我不想和这些人呆上
8天的时间。我想要出去。我不想呆在这里。快来救我吧。”
还有其他许多例子表明了住院病人所遭受的悲惨、冷酷、无人照料的待遇。一
名怀孕的女病人从艾希贝格医院被转往屠杀中心实行处决,但当天晚上又被送回,
也许是因为她被发现已经怀孕。然而弗里德里希·梅内克却命令第二天将她再次送
到屠杀中心。这一次她没能活着回来。
一位名叫霍夫曼的男病人由于政治原因被送人艾希贝格医院。他被指控用刀捅
了一名冲锋队队员;另一名被关在艾希贝格医院的政治犯于战后在法庭上作证指出,
沃尔特·施密特多次惩罚了霍夫曼,因为他认为霍夫曼“狂暴、口出恶言”。1944
年初,霍夫曼生了病。与他在一起的病人告诉法庭说,不管是病房里的医生还是护
士,对霍夫曼都不理不睬:“他白天黑夜都在痛苦地呻吟着,但没有一个人来帮助
他。”许多天以后,施密特从他身边路过,问道:“你怎么样?”霍夫曼几乎无法
发出声音,说,“医务顾问先生,请把我送到威斯巴登,我病得很厉害。”
施密特生硬地回答道:“不。”约半个小时以后,一名男护士来到霍夫曼身边,
给他打了一针,不到10分钟霍夫曼就死去了。
一些病人成功地逃出了这些医院,并得以幸存。3 份幸存的材料清楚无误地表
明了这一点。1944年10月31日,威斯巴登警察部门通知当时31岁的卡尔‘克莱默说,
公共卫生部门的医生认为,他的病已经使得他有必要住院。警察部门于是便发布了
一道命令,将克莱默送进了一家国营医院,并补充说,公共的利益要求立即执行这
一命令。在战争结束后,1945年5 月23日,艾希贝格医院给克莱默出具了一份证明,
证明他于1944年10月 31 日至1945年2 月10日期间曾经住在艾希贝格医院,此后便
逃出了该医院;现在,基于他的逃跑,医院因此可以证实他已经被释放。1945年6
月15日,威斯巴登警察部门撤消了判决他人院的命令。
武断的决定或者偶然的意外常常对一个人的生死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有的病人
被处决仅仅是为了掩藏一项错误。在一所医院里,有两名叫凯勒的病人,其中的一
名被转往一个屠杀中心。由于失误,两名病人的医疗记录都被寄出,因而两名病人
的亲属都收到了死亡通知书。为了掩盖这一错误,并没有被列入转运到屠杀中心名
单的第二名凯勒也被一辆汽车接走,送到屠杀中心被毒死。
获救的机会也可能意外地降临。在一所医院里,一名病人已经被选定,格克拉
特的巴士也已经到达,准备将他以及其他病人送往一家屠杀中心处决。医院院长的
一名秘书对这名病人很有好感,并出面予以干涉。她发现这名病人是一名退伍老兵,
于是便打电话联系其他医院,在别的医院里他得到了对他有利的评估,因而在他被
带进汽车以前将他留在了医院。这名秘书在战后告诉法庭说:“他如今仍然活在世
上。”
专横的决定同样改变了两名残疾儿童的命运。这两名儿童由于身体畸形而被送
往儿童屠杀病房。其中一名下肢和身体下部瘫痪的儿童被杀害。其实神经外科手术
完全可以治愈这种病,但是儿童病房里所谓的医学专家却无视这种可能性。另外一
名患有相似残疾的儿童却免遭毒手,因为这名患儿被转到另外一所大学医院,该院
的一名外科医生作出了正确的诊断。
安乐死医院里弥漫着恐怖的气氛,不仅是因为病人整天担心不知道什么时候自
己就会被选中被处决,同时还是因为医院的有些员工常常殴打虐待他们,更是因为
有些医学治疗方法给病人带来了巨大的肉体上的痛苦。在奥地利的弗金和茅尔—奥
林国营医院里担任医生的埃米尔·格尔尼并不是一名精神病学医生,却使用一台用
于对精神病人进行电击治疗的机器来残酷地折磨病人。电击痉挛疗法当时在精神病
医院里是一种常见的疗法,这在战前在麻醉剂和肌肉松弛剂发明并用于临床以前,
是一种比电击疗法更加痛苦的疗法。格尔尼几乎对这些机器不做任何调整,便使用
它们来屠杀病人。在维也纳的安斯滕霍夫国营医院由埃尔温·杰基里奥斯进行了两
次处决试验后,格尔尼在弗金和茅尔—奥林国营医院安装了这些机器,并使用这些
机器屠杀了数百名残疾病人。
在儿童屠杀病房,“治疗”残疾儿童的方法包括抽取脊髓等方法。在艾希贝格
医院,沃尔特·施密特在海德堡大学医院从卡尔·施奈德那里学到了一套方法,他
抽出残疾儿童的骨髓,然后注射进空气,以便使得脑部的x光图像显得清晰。一名
艾希贝格医院的病人自己以前曾是一名医生,他在战后对施密特的审判中作证,他
说施密特在抽取骨髓方面根本是个外行,而且每次都毫无必要地抽取了过量的骨髓。
无论如何,这些痛苦的诊断方法并不是用来帮助残疾儿童减轻痛苦,因为这些儿童
早巳经注定要被处决。
安乐死的倡导者一口咬定——不论是在纳粹时期还是在战后——只有脑死亡的
病人才会通过安乐死的方法被处死。他们引用宾丁和霍赫1920年的著作中的话说,
那些被送进毒气室的病人不再具有生存的愿望。然而战后的法庭发现,这种论调是
完全站不住脚的。专家证人作出结论认为,在战争期间,最多只有6 %~7 %的住
院残疾病人在被屠杀以前已经脑死亡;一家法庭作出结论说,只有1 %的病人缺乏
本能的求生愿望。
大量生动的证据支持了这一结论。一些目击者报告说,格克拉特巴士的到来在
医院造成了一种不祥的气氛,即便是那些被认定为在智力上痴呆的病人也知道某种
恐怖的事情正在发生,并感到本能的恐惧。医院当局自然知道被选中的病人会怀疑
他们的命运,于是便给他们服用镇定剂,以使他们保持安静。在任何情况下,许多
残疾病人在智力上并不迟钝,他们只不过是在身体上存在某些畸形而已。他们的这
些缺陷决定了他们的命运。显然,他们知道自己的命运。一名髋骨畸形的病人事后
描述了他当时的感受:“一批又一批的病人被运走,我总是担心下一次会轮到我自
己。”卡尔门霍夫- 艾德斯滕医院的一名护士后来讲述了她的10多岁的病人当时的
情况:“每个人都在谈论这件事,甚至连残疾儿童也在谈论它们。他们都害怕被送
进医院。
他们害怕自己将一去不返。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的传言。儿童们在玩一种棺材游
戏。我们对儿童也懂得这些事情感到震惊。”
他们当然懂得。一名女病人在去往格克拉特巴士的路上问道:“我生下来就是
这个样子,这是我的错吗?以至于他们要对我这样?”一名埃格尔芬—哈尔医院的
病人于1941年6 月写下了下面这封信:“亲爱的妈妈!我想在生命的最后给你写这
封信,因为我必须离开这里,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我感到很难过。我衷心地感谢你
们,并在此道别。如果不能在这个世界里,那么就在天堂中!衷心的问候,你心怀
感激的儿子。”一位名叫洛恩的病人在战后向法庭报告说,与他一起住在卡尔门霍
夫医院的一名病人玛格丽特·施密特在被医院的刽子手们扔进医院的防空掩体、奄
奄一息的时候,曾告诉过他说:“洛恩,他们就是这样对待我的。千万要小心!”
在艾希贝格医院,要杀死一名病人需要在几天的时间内注射4 次药物,这充分
表明病人确实具有本能的求生愿望。一名执行注射的男护士说,“我会遭到报应的,
这个人对生命的追求是如此顽强。”
数以百计的病人证明了他们自然的求生愿望,并保持住了他们的尊严。他们痛
斥了刽子手的无耻。一名男病人在被带进格克拉特巴士时,特意带上了他的铁十字
架;一名女病人是一个天主教修女,她告诉身边的人说:“我们这些将被处死的人,
都有一天会坐进巴士车里。”在一家医院里,一名女病人质问几名到访的T4 医生
:“你们又来找新的受害者,是吗?你们这些杀人犯!”另一名女病人在将她从医
院运往屠杀中心的格克拉特巴士上大声地说道:“是的,我们都会死。但希特勒也
会下地狱。”有时,这些国营医院的病人们对战时德国的了解要比一般的德国大众
还要深刻得多。例如,在符滕堡的兹威法尔滕医院,一名女病人被认为精神失常,
因为她在夜里不断地自言自语:“这个希特勒,他想要谋杀我,强奸我。”
T4 的刽子手们不仅坚持说他们的受害者们已经脑死亡,而且还狡辩说受害者
的亲属同意实施安乐死。为了获取这种所谓的同意,T4 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当公
众舆论开始反对他们时,他们又于1942年成功地摄制了一部名为《我控诉》宣传娱
乐电影。这部电影连同鼓吹安乐死的其他形式的宣传,都是在着重宣传与安乐死屠
杀行动毫无关系的“慈悲死亡”,它们虽然未能改变公众对安乐死屠杀行动的反对
态度,但无疑对公众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影响。公众反对这一勾当的态度尤其表现在
将大量成年残疾人运往屠杀中心的过程中。例如,埃格尔芬,哈尔医院没有收到一
封来自病人亲属的表示同意将病人秘密转走信。
即便如此,仍然有一些人,由于种种原因,愿意让他们的残疾亲属“从痛苦中
解脱”,这的确也是事实。在汉堡,一名名叫尤塔的残疾女婴的父亲要求阿尔斯特
道夫医院的医生安排将这名女婴处死,他这么做显然是为了消除孩子母亲的焦虑。
当一名护士告诉他说他可以将孩子转往其他医院时,他便要求将孩子从没有儿童屠
杀病房的阿尔斯特道夫医院转往朗根霍恩国营医院,因为他认为在阿尔斯特道夫医
院孩子的生命会通过人工的方式得以延长。在孩子被转院以后,就是朗根霍姆国营
医院儿童屠杀病房里的医生对是否要处决尤塔也感到犹豫不决。
在这名父亲的一再坚持下,尤塔最终被处决。
那些要求处死自己孩子的父母们之所以这么做,原因是多方面的。他们的动机
包括照料残疾儿童的昂贵费用和一些不便、父母中间至少有一方提出这一要求(通
常是母亲)以及对于儿女能否健康成长方面的担心。这些物质上的基本动机只考虑
了家庭的福利而忽略的残疾儿童的生命,并与当时流行的民族社会主义和种族卫生
方面的言论混合在一起。一名叫保罗的残疾儿童的父亲便表现出了这些混合的动机。
他认为维持他“家庭遗传的纯洁性”是他最大的责任;他还决定要消除他妻子的焦
虑。1942年5 月9 日,保罗在他父亲的要求下,从贝舍尔医院被转往埃格尔芬—哈
尔医院的儿童屠杀病房。6 个月后的11月10日,当时还不到5 岁的这名男孩根据计
划被杀害。
当然,T4 的医生们不会公开承认自己屠杀儿童,即便是在父母主动要求的情
况下。虽然工作人员使用了经过掩饰的措辞和语气——就像尤塔的护士一样——让
受害儿童的亲属知道真相,但是官方的“自然死亡”的谎言必须继续得以维持。例
如, 3岁的罗丝玛丽的父亲,一名党卫队武装部队的下士,请求将他脑部受损的女
儿处死。医生拒绝了他的安乐死的要求;但是一个月后,罗丝玛丽死于一种离奇的
疾病。
那些想让自己的孩子从痛苦中解脱的父母们往往对于哪家机构负责此事不甚了
解,因此有时不得不动用各方面的关系来进行联系。纳粹省党部头目埃里希·科赫
曾就其朋友夏洛特·珀克及其4 岁的儿子吕迪格尔给党卫队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
写信,告诉他说吕迪格尔患有不可治愈的疾病,如果这个孩子能被送到你的一所医
院里,并从此从痛苦中解脱,珀克夫人将不胜感激,云云。
有时候,一些亲属提出的问题使得T4 的官员颇感棘手。纽伦堡的玛丽·科尔
就她的两个妹妹的死亡写信给索内斯腾屠杀中心。她怀疑两人在索内斯腾医院同时
死亡决非偶然,并且想知道处决她的两个妹妹的行动是否合法。她在信中写到:
“我只有确信帝国有这么一部法律,允许将病人从不可治愈的疾病中解脱出来,我
的心才能够平静。”索内斯腾医院的院长赫斯特·舒曼不知道该对这封信如何应对,
便写信向维尔纳·海德询问该如何处理,海德随后又征询了其他一些人的意见。一
个月后,内政部的赫尔伯特·林顿就此事写信给纽伦堡纳粹党地方组织,要求他们
口头回答玛丽·科尔的问题,前提条件是科尔必须在政治上没有什么问题而且没有
教会方面的背景。10天以后,纽伦堡纳粹党组织写信告诉林顿说,他们已经通知了
科尔及其姐夫。
尽管如此,主动提出将自己的亲属处决的情况还是非常少见的。一名妇女要求
将她住在兹威法尔滕医院、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丈夫处决,因为她想不用离婚便可以
再婚,但这样的事例并不常见。一名对现存的有关纳粹安乐死行动的材料非常熟悉
的研究人员认为,主动要求将自己的亲属处死的人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而这种人
在任何社会里都存在。血缘的联系比意识形态要坚固得多。与此相类似,战后的审
判法庭也发现,非犹太族的德国人与其犹太裔的配偶离婚以便使得他们被驱逐的例
子也非常罕见。
对住院的残疾病人加以分类的标准不仅仅是根据他们所患的疾病,而且还有他
们所能够从事的工作;这是T4 的官员们用于挑选受害者的两个重要标准。但是,
同时还有一些其他非医学的标准。有一类人是由法院判决进入国营医院的,我们已
经知道,这些病人给刽子手们构成了一道技术上的难题;因为司法部门想要控制决
定他们命运的权力,而T4 不得不动用最高层的关系来安抚司法部门。然而它们之
间的争吵并不是针对受害者个人的命运,而是涉及双方管理上的特权。由法院判决
人院的人被认为对社会构成了双重的威胁,因为他们既被看成是罪犯又是精神病患
者。当然,事实上有时候情况并不是这样。他们的违法行为通常非常轻微,甚至是
政治上的。法庭认定他们不具备行为能力的裁决也是法律意义上的而不是医学意义
上的。
但这些情况对T4 的官员们来说都无所谓。T4 的医生们通常选择那些依据刑
法第42条被判罪的人加以杀害。
35岁的鞋匠威利·埃尔勒是一名盲人。他于1939年7 月被判决人院,1940年2
月被格克拉特转送到一家屠杀中心。沃尔德海姆医院认为他是一个危险的惯犯,但
又同时证明他在精神上完全正常。赫尔曼·维斯亭医生是一名57岁的牙医,他有药
物依赖的问题,被法庭判决进入了同一所医院。他于1940年4 月15日进入这家医院,
第二天,他就被格克拉特送上了死亡之路。1937年10月,一家法庭判决25岁的聋哑
制雪茄工埃里希·斯特罗进入该医院。1940年2 月,该医院通知检察官说已经没有
必要继续让他住院,并建议将他转往一家聋哑人机构。法庭于是撤消了判决他人院
的命令,但此时斯特罗早已经在勃兰登堡屠杀中心被杀害。
萨勒河畔的瑙姆堡市的检察长管有6 名被监护人,他们由于缺乏行为能力而犯
了轻微的过失;这名检察长发现,这6 个人在同一天全部死在了勃兰登堡。6 人中
有一人名叫恩斯特·施密德尔,他生于1897年,是一名体力工人,由于涉嫌同性恋
行为而被判决人院1 年零4 个月。
助理法官弗里茨·弗罗登贝格由于政治罪行而于1937年被定罪。但是一名对他
颇为同情的法庭指定的专家说服了法庭,给他从轻发落,判决进入艾希贝格医院。
然而,事后证明,这一判决给他帮了倒忙,无异于判决了死刑:1941年,弗罗登贝
格被送到了一家屠杀中心。
另外两名被法庭判决的病人则要幸运一些。他们逃脱了被送往屠杀中心的厄运
而被送进了集中营。30岁的男病人S因为在喝醉酒的情况下在妇女和儿童面前露阴
而被判决有罪。他被送到柏林的维腾挪尔医院。在医院里,医生经诊断认为他是一
个长期酗酒者,并证明他并不低能。他于1942年1 月被释放;但很快又再次被警察
逮捕,警方从医院获悉他刚被释放,于是将他送进了集中营。
埃格尔芬—哈尔医院的一名36岁男病人也是由于在公开场合露阴而被判决人院。
医院对他的诊断结果为“具有精神病理现象”和“创伤性大脑功能衰退”。在T4
的调查问卷表上,这名病人的全部犯罪记录都被医生记录在案,其中包括偷窃、行
乞以及在他年少的时候逃学等等。令人惊异的是,T4 居然没有选中他作为屠杀对
象。这也许是因为当他于1941年8 月被判决入院时,第一阶段的安乐死计划刚好结
束。1943年,埃格尔芬—哈尔医院再次汇报了该名病人,并在问卷表上注明:“已
经在1941年报告过一次!应将他送往集中营。”
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是当局予以特殊考虑的第二类病人。这些退伍军
人均不在被处决之列,特别是那些曾获得过奖章、在战斗中受过伤、或者在前线作
战时表现勇敢的退伍军人。而事实上,退伍军人享受的这一优待原则并没有得到很
好贯彻。退伍军人的身份并不能保证不被排斥甚至杀害。下面这个退伍军人被排斥
的遭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1942年2 月,维也纳公共卫生部门不顾当事人的抗议,
在没有进行任何医学检查的情况下,判决退伍老兵路德维希·康茨齐克进入安斯腾
霍夫国营医院的酗酒治疗病房进行管制。在他的律师阿尔弗雷德·哈迪克斯的要求
下,地方法院判决康茨齐克在被管制两个月后予以释放。哈迪克斯随后要求追究那
些公共卫生部门官员的责任,并就此事举行听证会。公共卫生部门则为经手这件事
的官员辩护,称康茨齐克是一个声名狼藉的酒鬼,而且还是一名公开的共产主义者,
如果他不是一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双腿的老兵的话,早就因为他的反社会行
为被送进了集中营。
这个例子清楚地说明,伤残退伍军人并不总是能够免于被排斥。另外一个例子
则说明了这一身份甚至不能保证他们不被谋杀。58岁的卡尔·鲁伊夫是一名预备役
部队的中尉,曾获得过一级铁十字勋章。他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头部受伤而被
送进了德国南部管制机构。他的父亲是一名退休的总领事,他的姐姐则是一名精神
病院的主任医生,两人都经常去看望他。他的护理费用由他的伤残抚恤金支付,相
对而言,他还是比较健康的,只是偶尔会癫痫发作。但是,他最后还是于1940年被
转往格拉芬内克屠杀中心被处决。
第三类得到特别照顾的残疾病人是那些纳粹组织的成员或者与他们有关系的人。
纳粹党员的身份或者与纳粹组织有关系显然在决定一个残疾病人的生死裁决问题上
起到相当的作用。
那些操纵着病人生命的刽子手们至少是部分地受到了自身利益的影响,虽然他
们信誓旦旦地表明自己在捍卫思想和科学的纯粹性上的责任。作出这一生死决定的
两类人——一类是纳粹运动的政治领袖,而另一类则是科学家和医生——也并不总
是具有相同的利害关系。
科学家和医生们通过绝育、管制以及后来的屠杀对残疾病人进行排斥,他们认
为自己所使用的方法是客观和科学的。当然,他们在科学上所做的判断往往只不过
是他们主观武断、功利地作出决定的伪装而已。即便如此,如果不是出于他们个人
发展上的考虑,他们的所作所为大部分是由其职业信念所决定的。另一方面,虽然
纳粹的政治领袖们吸收、支持和使用了科学上的一些发现,但如果他们对其政治和
思想上的信念产生妥协的话,便会对科学原则采取功利的态度。我们已经知道,由
于存在这一差别,导致了希姆莱和弗里茨·伦茨,格哈德·瓦格勒和内政部官员之
间的摩擦。而且,由于这一机会主义的原因,用于排斥的、科学上的原则显然也不
适用于那些在纳粹组织内部担任重要职务的人。因此,科学上的原则既不适用于身
体畸形的约瑟夫·戈培尔,也不适用于罗伯特·莱的酗酒。然而,这些在政治上和
科学上的差别却并不妨碍纳粹政权利用科学家或者鼓励科学家为纳粹的事业卖力。
类似地,虽然希特勒憎恶律师和拘泥于法律规定的人,他却使用一些心甘情愿地投
靠纳粹的律师和官员来实施镇压的政策和最终的解决方案。
在排斥政策威胁到他们自己的同行或者同阶层的人时,种族卫生的守护者们便
倾向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已经知道,他们建议放过一名患有唇裂和颚裂的
同事,因为他是“一名受人尊敬的医生,一位民族社会主义者,一个杰出的人”。
我们还知道,如果没有一定的身份或者关系,纳粹党党籍本身并不能使得某个人免
遭被排斥的命运。身为一名普通工人的约翰内斯·施密特虽然是一名纳粹党党员和
一名冲锋队队员,但也并不能逃脱被强制绝育的命运。然而,党员的身份,特别是
在纳粹党地方组织上担任职务者,确实能够得到一些特别的照顾。
一名纳粹党地方组织的头目患有偶尔发作的癫痫症,遗传卫生法庭对他进行了
判决,但最后保罗·尼采却对他网开一面。无论如何,在涉及到私人关系的时候,
即便是铁杆的纳粹分子,包括党卫队的军官,也会千方百计地出面挽救他们的残疾
亲人的性命。
但是,对纳粹党员的特别对待并不是必然的。就像退伍军人一样,残疾的纳粹
党员同样与其他残疾病人一道被处决,除非是出于侥幸或者有影响的人物出面干预。
弗里德里希·弗洛伯伊斯博士便于1940年1 月被判决进入沃尔德海姆医院,他于当
年2 月被转往屠杀中心遭到杀害,虽然他是一个老纳粹党员。
有时候,和政治毫无关系的一些联系也使得病人免遭厄运,比如说同行之间的
照顾。格雷特尔·魏克曼是法兰克福市立医院的一名高级护士,她主要从事护理工
作;在魏克曼的妹妹被列入转往哈达马尔屠杀中心的名单后,艾希贝格医院的护士
警告她,让她将她的妹妹带走。魏克曼把她的妹妹带到家里。她的这名在医院住了
11年的妹妹就这样逃脱了纳粹的魔爪。
显然地,是私人关系而非纳粹的党籍从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安娜·盖
斯逃脱被处决命运的过程中,纳粹党员身份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盖斯是艾希贝格
医院儿童屠杀病房的一名残疾儿童。有人替她向卡尔·布朗特求情,因为布朗特是
安乐死屠杀计划的两名全权代表之一。帝国委员会要求沃尔特·施密特提交一份病
人的详细报告,并同时告诉他说,为了医院的声誉,最好还是将这名病人释放。
当然,私人关系对残疾病人也可能产生不利影响。阿尔伯特·盖斯是一名在贝
恩堡屠杀中心工作的纳粹党员,他找到了该屠杀中心的主管医生伊姆弗雷德·埃贝
尔,为他的患有残疾的外甥女卡伦·德雷尔说情。在他妹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盖
斯要求对他的这名外甥女实施安乐死,埃贝尔将他的这一请求转告给了保罗·尼采。
关于恩斯特·克诺尔的一些幸存的文件表明了私人关系的重要性,虽然他的遭
遇和纳粹屠杀行动没有直接的关系。克诺尔是一名退役的德军上尉,在军克尔飞机
制造厂工作。希尔德海姆的检察长就克诺尔诬告别人一事展开了司法调查,但他对
克诺尔没有行为能力的辩护表示怀疑。他引用了奥斯纳布鲁克医院的精神病学专家
W.杰科比的专家意见,而杰科比的结论对克诺尔相当不利。这显然是一个非常敏
感的案例,因为这名病人的卷宗被送往帝国侦探组织中央办公厅和帝国安全中央办
公厅的第五办公室。在某种程度上,元首府参与了关于克诺尔有无行为能力问题的
裁决。雷恩霍尔德·沃尔贝格找到了保罗·尼采,尼采把克诺尔转到了由T4 控制
的一家医院住院观察。在戈登医院的汉斯·海因策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拒绝参与此事
以后,克诺尔又被转往位于图林根的、由希奥·斯滕梅尔任院长的普法费罗德医院。
沃尔贝格从1943年9 月份起就开始处理此事,但是因为这名病人的卷宗被放错了地
方,一直到1944年2 月底这件事还没有什么眉目。斯滕梅尔根据他与克诺尔的私人
关系,认为应该将克诺尔予以释放。幸存的一些信件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克诺尔案件
的详细情况,我们只知道他被元首府认定为是一个“为国家和党的利益做出过贡献
的人”。这一案件前后拖了至少六个月的时间,耗费了T4 大量的人力物力;而在
一般情况下,对于没有关系的病人,T4 的官员和医生们仅仅需要5 分钟就可以决
定他们的生死。
残疾受害者的亲属们也常常对安乐死屠杀计划构成严重的威胁。由于只有一小
部分病人亲属支持屠杀行动,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赞成这一屠杀的方法,T4 的官
员不得不发展出一套策略来欺骗反对屠杀计划的大多数人。这些策略包括在不进行
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对病人进行转移,建立病人的转运机构,发放虚假和欺骗性的材
料。但是这些文字材料——包括转院通知、悼唁信和死亡证明——随即引起了公众
的怀疑和不满,迫使希特勒发布了停止屠杀的命令。病人亲属的干预给我们留下了
大量关于纳粹屠杀行动的文字资料以及许多受害者及其家庭的情况。
我们已经讨论过了T4 通过使用充斥着谎言的信件来欺骗受害者家属的方法,
但是我们还没有论述这些寄给受害者亲属的信件所造成的影响。居住在德累斯顿的
阿道夫·瓦赫特勒所收到的信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40年8 月2 日,瓦赫特勒
收到索内斯腾医院的一份通知。该通知说,根据帝国国防代表的命令,他的女儿安
娜·弗里达·罗赛·内·瓦赫特勒已经被转往该院。
毫无疑问,安娜刚一到达医院就被杀害了;因此在T4 写这封信的时候,安娜
很可能早已经死了,但是她的父亲却不知道这一点。8 月4 日,在瓦赫特勒收到索
内斯腾医院通知之后,他写信询问他女儿的情况。8 月7 日,索内斯腾医院回复说,
他的女儿已经于8 月5 日被转往另外一家医院,但是该医院的名称尚不清楚。8 月
13日,勃兰登堡屠杀中心写信给瓦赫特勒说,他的女儿“已经被转到我们医院”,
但是“我们今天非常悲伤地通知您一个很不幸的消息,您的女儿已于1940年8 月12
日因患肺炎和心功能衰竭,在我院去世”。
两个星期以来,阿道夫·瓦赫特勒十分担忧他女儿的命运并四处打听,岂知他
女儿在此期间已经死亡。最后在得到他女儿死亡的消息后,他可能指责了这几所医
院,即使他并没有怀疑他女儿是被杀害的。但他毕竟有理由怀疑他女儿所患的肺炎
是频繁转院的结果,并对医院没有及时通知他感到愤怒。
我们已经知道,这种改变死亡时间和地点的骗局是很常见的。1941年2 月10日,
哈达马尔屠杀中心通知丹尼儿·尼德塞尔说,他的妻子玛莎已经被转到该医院,而
玛莎的死亡通知书却由贝恩堡屠杀中心于2 月19日发出。这些信件之间的间隔通常
为两个星期。例如,卡尔门霍夫医院于1941年4 月30日通知警官雨果·塞德勒说,
他的儿子海因茨已经被格克拉特转往另外一家医院。哈达马尔随后于5 月5 日通知
他说,海因茨已经抵达该院,然后又于5 月15日写信通知他说,他的儿子已于当天
死亡。
但是有时候,信件的时间顺序与真实情况相反。艾希贝格医院通知卡希里·鲍
尔的父母说,他们的女儿已经于1941年2 月21日被转往该院,但是这封信上注明的
时间是1941年3 月10日。
同一天,哈达马尔医院又写信通知鲍尔教授说,他女儿已经于3 月9 日死亡。
在“任意”安乐死屠杀行动期间,医院写给病人家属的信件既没有准确地标明
时间,也没有像以前由屠杀中心发出的信件那样仔细。当然,这些信件的内容同样
地具有欺骗性,由于它们没有在病人被转院后立即发出,所以更加具有欺骗性。即
便如此,这些信件中的一些言论,常常使得病人亲属感到怀疑。
位于奥地利古金的一家医院于1943年4 月12日通知玛利亚·委格塞德尔说,她
的女儿“突然”于4 月7 日死亡。虽然她“起初还是好好的”,但“突然感到不适,
并很快失去了知觉,不久以后便毫无痛苦地死去”。医生提供的诊断结果是“心功
能衰竭”,这一结论似乎也很有道理,但是为了更具有说服力,医院当局解释说,
“心功能衰竭对于精神病人来说是很常见的”,并补充说,这名病人此前还具有轻
微的伤寒症状,但在当时没有引起注意,从而损害了心脏。虽然伤寒在战时并非罕
见,这名病人的母亲还是怀疑这样一种传染疾病怎么可能未被发现。
其他一些迹象也常常使病人亲属感到怀疑。其中包括医院先前所做出的病人健
康状况良好的报告。例如,艾希贝格医院于1941年2 月7 日写信给安娜·克莱默,
告诉她说她儿子路德维希的精神状况虽然没有得到改善,但是他的身体状况“令人
满意”。2 月23日,哈达马尔又写信说,路德维希已被送到该院; 3月4 日,哈达
马尔再次写信说,该病人由于急性感染死亡。
这些通知给病人的亲属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1971年,一家汉堡的报纸刊登了
一封读者的来信,这名妇女的一个孩子于 1944 年在艾希贝格医院被谋杀。在这封
信中,她作了如下陈述:“我一共生了7 个孩子,其中两个是早产儿,但他们全都
健康、正常。即便如此,直到今天,对我的一个孩子的死亡我还是无法忘却,虽然
我今年已经72岁了。”一名年轻妇女的姨妈在格拉芬内克屠杀中心被杀害,她在一
份表格中写道:“我甚至无法去扫伊达的墓,就他们寄送给我的骨灰而言,我们确
实搞不清楚,这些究竟是不是伊达的骨灰。”
1944年,另外一名女儿死于梅塞里茨—奥布拉沃尔德医院的妇女写信给这家医
院说:“人们怎么可能还会有勇气去信任一名医生?”另外一名妇女也写信给这家
医院,询问她的被转往该院的亲戚的情况:“迄今为止,我们所有的问讯都没有得
到答复,也没有我的妹妹路易丝是否仍活在世上的任何消息。因此我们只能推断她
已经离开了人世。毕竟一个活生生的人不可能就这样无影无踪地消失,而且也不可
能没人理会她到底去了哪里。”
受痛苦折磨的病人亲属们向当局宣泄他们的怒气,但大部分人最后还是不了了
之;不过其中一名父亲是一个例外。他给林茨的检察官发了如下一封电报:“请扣
留来自索尔托的沃尔特·布德里希的尸体和医学档案,他于1941年6 月16日死于哈
尔特海姆国营医院。这涉及到导致他死亡的身体上的伤痕,证据随即会用特快专递
寄到。”
艾希贝格医院的医生沃尔特·施密特与退休的语言学家 F.H.之间的信件
往来表明了医学部门与受害者父母之间的冲突。这些信件还表明,T4 的医生们根
本就不知道他们在信中所使用的隐语如何使得病人亲属狂怒不已。
F.H.的儿子汉斯于1909年出生于斯图加特。1944年1 月6 日,毫无戒心的
父亲询问汉斯的情况,他想知道汉斯的精神分裂症是否已经被确诊,病情有没有进
一步恶化以至于无法康复。
1 月14日,施密特回复说,汉斯的情况没有改善的迹象,他不愿意从事“一般
性的工作”,他已经“停止了工作,因为他声称他不属于这里并表示他想逃跑”。
施密特在没有真正回答汉斯父亲问题的情况下,只是强调了他儿子表现不好,并得
出结论说汉斯需要进一步的住院治疗,而且还愚蠢地补充说他的身体状况良好,虽
然当时他也许已经决定要杀害这名病人。
1944年4 月5 日,艾希贝格医院根据T4 的语言规则,通知 F.H.说:
“没有痛苦的死亡已经将(汉斯)从不可治愈的疾病中解脱出来了。”这一说法并
没有解释汉斯突然死亡的原因,使得这名父亲不得不于4 月22日写信给艾希贝格医
院。他在信中说,他的家庭对汉斯死亡的消息感到“无比震惊和意外”,因为他们
此前从没有被告知过汉斯所患的“不可治愈的疾病”。这名父亲要求详细的材料,
特别是因为施密特在上一封信中并没有说明汉斯患有身体上的疾病;而且,施密特
信中的内容与他赴艾希贝格医院参加汉斯葬礼的其他几个孩子的叙述并不一致。
他的孩子告诉他说,据说汉斯被限制在他的床上长达两个月之久。F.H.得
出结论:“这种对病人父母的漠视真是登峰造极,他们隐瞒了我儿子的真实情况,
故意不让我们及时地与我儿子做最后的诀别。”
施密特于4 月28日作了答复。首先,他否认了没有通知汉斯的父母,并指出他
已经告诉过他们汉斯的“病情没有什么好转”,虽然很显然精神疾病并不是导致死
亡的原因。其次,他最终还是提供了关于汉斯死因的一些情况,并承认没有能及时
通知病人家属做最后的诀别。3 月17日,汉斯生病,发烧头疼,“可能是由于患了
流感,因为当时流感盛行”。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但是由于盟军对法兰克福的
“野蛮空袭”,医院人满为患,“所以很不幸我们没有时间来通知您”。第三,他
再一次使用安乐死屠杀的语言作出结论说:“您虽然痛丧爱子,但是希望您能从这
一想法中得到一些慰藉:他所患的这种疾病(精神分裂症)需要长期的住院治疗,
他的死亡把他从长期的住院中解脱出来。”
F.H.显然并没有从这封信中得到什么慰藉。他于5 月10日写了一封回信,
在信中他告诉艾希贝格医院说,在葬礼上,汉斯的兄弟姐妹们注意到了他们的兄弟
“瘦弱不堪”,看起来就像“一俱骷髅”,这毫无疑问是由艾希贝格医院的“食谱”
造成的。
在这封信中,这名父亲继续评论说,“现在汉斯显然不再需要住院治疗”,所
以他质问:“你们究竟对我们的这个健壮的、身体上发育良好的儿子进行了怎样的
住院治疗?”他同时还发问,施密特怎么可能在1 月份告诉他说汉斯的身体状况良
好?这一说法显然与事实完全不一致。他在信中最后得出结论说:“这件事情疑点
重重。”
施密特在5 月16日的回信中也不甘示弱,他反戈一击:“很多年来不断地有患
有遗传性精神疾病的病人亲属对我们忘恩负义”。他再—次表示,医院已经就他儿
子的情况通知过F.H+ 并补充说,由于他已经退休,他显然似乎并没有意识到,
他给医院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向医生提出了过分的要求。施密特强调说,战时的特
殊环境是为什么医院没有能及时就汉斯病危一事对他们进行详细通报的原因。他再
次强调,汉斯的死对于病人本人而言也是一种解脱。施密特驳斥说,汉斯的兄弟姐
妹们在葬礼上从别的病人那里听到的关于汉斯的传闻完全是没有根据的谣言,并建
议F.H.不要轻信“精神病患者的证词”,而是要相信“可靠的医生所说的话”。
施密特对F.H.使用“疑点重重”
这样的措辞很是生气,他暗含威胁地补充说:“考虑到你的儿子所患的是遗传
性疾病,我们不会责怪你。”在最后,施密特提及在汉斯死亡以前,汉斯的父亲完
全对自己的儿子漠不关心;而与此同时,医院却千方百计地为汉斯做了一切可以做
的事情,包括对汉斯进行胰岛素休克治疗和电击治疗。另外,医院给了他的儿子很
多机会到医院外面从事一些工作,让他可以得到额外的食物和新鲜的空气,但是他
儿子却由于病理上的原因拒绝了这些机会。
F.U.在他简短的回信中,否认了施密特说他对自己的儿子漠不关心的指控,
并且还对施密特暗示他自己精神也不正常进行了驳斥。施密特于1944年6 月12日再
次回信,这一次,这名刽子手露出了作为一名政府官员的狰狞面目,傲慢地威胁受
害者的父亲说:“你信中的内容和语气……迫使我考虑对你采取精神病治疗措施。
我被迫通知你,你要是胆敢继续写信来骚扰我们,我将不得不让一名公共卫生部门
的医生对你进行检查。毕竟你是在与一个政府部门打交道,我们不允许你这样随心
所欲地侮辱。”
施密特对F.H.所表现出来的傲慢并非个别现象。对病人的虐待、对病人亲
属的冷漠和专横的作风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另—个例子也充分地反映出了他们的这
种做派。施密特还曾与住在艾希贝格医院的另一名病人的父亲约翰·里希发生过冲
突。施密特拒绝了这名父亲提出的给他儿子一些时间回家与家人团圆的请求。他儿
子中途曾经逃跑,但是后来又被送回了医院。作为惩罚,他只穿着衬衫和短裤被锁
进了一间地下室,对他的食物供应也减少了。医院还不允许他的父亲来医院看望他。
当他父亲赶到艾希贝格医院时,施密特根本就对他不理不睬,转身扬长而去。1944
年2 月29日,约翰·里希写信给施密特表示抗议,并警告说他将“向检察官投诉你
对我的行为以及你们医院的情况”。
沃尔特·施密特并不是惟一一名对病人亲属进行威胁、让他们缄口的T4 官员。
格奥尔格S.的妻子曾于1944年10月写信给哈达马尔医院,反对将她的丈夫转往该
医院,因为她怀疑她的丈夫可能会在那里被杀害。医院的行政官员阿尔冯斯·克莱
自己并不是一名医生,他在答复中威胁说:“我在此确认收到了你于10月4 日写来
的信。我很遗憾,但是我必须就你在信中所说的‘哈达马尔是你丈夫生命的最后一
站’这句话采取法律行动。到时候你会有机会陈述究竟是谁在传播这些诋毁的言论。
你必须知道这是一家国营医院,我们决不能允许有人对我们进行这样的诽谤。”这
名病人的妻子回复说:“请便。你们尽可以去法院告我。”她揭穿了克莱的虚张声
势,因为纳粹政权根本就无意通过展开法律程序把屠杀行动公开化。
另外一个例子也表明了T4 的医生们在被病人亲属质问时,是如何犯错并撒谎
的。伊丽莎白·雷迪格的一个10多岁的儿子在离家出走后,被警察抓住,并被送往
卡尔门霍夫—伊德斯腾国营医院进行观察。他再次从医院中逃跑,但又一次被抓回。
一个星期以后,他的母亲接到通知说她的儿子已经死亡。卡尔门霍夫医院的其他少
年病人告诉她说,她的儿子在死前的两天还在劳动,然后他就被带到令病人们闻之
色变的医院病房,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露面。事实上,这对于逃跑的病人而言并不
是什么罕见的“待遇”。在战后对在卡尔门霍夫医院所犯罪行进行的审判中,这名
母亲讲述了她与该院医生赫尔曼·维斯曾经进行过的一段对话。维斯说:“你的儿
子病了。”雷迪格说,“不,他没有病。”维斯:“都一样,他病了。”雷迪格:
“这是不可能的。
我的孩子完全健康,他除了得过腮腺炎、麻疹和偶尔尿床以外,他没有任何病。”
维斯:“是的,不管怎么说他是生病了。他患了重感冒,同时伴有发烧。”雷迪格
:“不,这不是真的。”维斯:“我不得不给他进行了两次注射,我没有能够给他
使用解毒剂,我不得不看着他死去。”
病人的亲属们并不相信医生们所说的谎言,而医生们也反过来抱怨病人亲属不
讲道理。格哈德·克鲁斯是位于斯塔德特鲁达的图林根国营医院儿童病房的医学主
任。他在写给位于魏玛市的图林根内政部的一封信中,对他的病人埃尔斯·魏弗尔
的母亲的行为抱怨不已。克鲁斯诊断这名女病人具有“精神分裂症状”,他在信中
列举了她的种种暴力行为,包括袭击护士。然后又说她的母亲傲慢而且厚颜无耻,
在探视时间已过的情况下,坚持要去看她的女儿。最重要的是,这名母亲绕过了他
直接找到了有关政府机构,令他恼火不已。这名母亲解释说,在她看来,这是能让
她的女儿从医院获释的惟一方法。克鲁斯对这一说法也非常恼怒,他最后在信中说
:“虽然我作出了最大的努力,我还是无法教育魏弗尔夫人,让她相信她的想法是
错误的。”
那些逃脱安乐死屠杀的残疾病人绝大部分是出于侥幸。这些残疾病人能否生存
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所无法控制的许多因素。例如,医生和护士们一时的兴致,T
4的专家们对病人病历的评估,医院院长以及他们对各个病人的态度,在病房工作的
医生所作出的任意武断的决定,以及可以对某个病人的命运加以干涉的护士们的作
用。所有以上因素都可以决定病人的生死。
病人被转到医院的日期对病人的命运也会产生影响。那些在停止屠杀命令颁布
之前被选中的病人的生存机会要比在此后被选中的病人要小得多;一旦进入了屠杀
中心,没有人能够逃脱进入毒气室的命运;然而,在进行“任意”安乐死屠杀的医
院,病人在被选中后仍然有生还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屠杀中心和安乐死医院
与最终解决行动的灭绝营和集中营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在那些被专门用作屠杀的灭
绝营和集中营里,基本上也没有人能够侥幸生还,但在那些集屠杀和苦役两种功能
于一体的集中营里,则仍然有一丝生还的希望。
显然地,外部的干预可以提高受害者生还的可能性,而受害者亲属的求情往往
是使受害者免遭厄运的惟一途径。在屠杀行动的传言四处散播后,许多人都竭力地
想去营救他们的亲属,但是否能够成功往往取决于适宜的时机和各地的具体情况。
安妮·沃德尔是一名维也纳人。她的一名6 岁的残疾儿子在古金医院住院。她为了
营救她的儿子进行了艰苦不懈的努力,但没有获得成功。她找了许多政府官员,甚
至专程去柏林找赫尔伯特·林顿说理,但是她发现这些人都是屠杀计划的铁杆支持
者,绝不会为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母亲求情。另外一名母亲凯瑟琳娜·巴丁的运气
则要稍微好一些。她3 岁的女儿在维也纳安斯腾霍夫医院住院,这个孩子在身体上
和精神上都很正常,但仍然被送进了医院,因为她的未婚妈妈被认为是一名不称职
的母亲。
这名母亲坚持要将她的孩子从医院里带走,并且获得了成功。
她说:“我费了很大的劲才将我的孩子从那里弄出来。”沃德尔和巴丁同样都
作了不懈的努力,但是她们孩子不同的情况决定了结果的不一样,但更可能纯粹是
出于侥幸而使得一人获救,另一人则遭杀害。70岁的尼奥波尔德·威德尔霍夫博士
经过努力,将他的女儿格塔从维也纳的安斯腾霍夫医院解救出来。格塔由于患精神
分裂症于1938年被送进医院。1940年8 月,尼奥波尔德·威德尔霍夫听说了一些病
人被转往屠杀中心之事;为了营救格塔,他找到了当时维也纳卫生部门的负责人、
后来成为安斯皮格尔格伦德医院儿童屠杀病房负责人的埃尔温·杰基里奥斯。
在长达1 小时的激烈谈话中,威德尔霍夫未能够说服杰基里奥斯,杰基里奥斯
几次三番地告诉威德尔霍夫说:“你的女儿必须死。”威德尔霍夫是维也纳一所中
学的校长,他最后还是成功地溯艮了两名初级医生将他的女儿转往其他病房,从而
使她得以幸存。
而伊尔姆格德·霍内克则未能挽救他母亲约翰娜·卡洛琳·施密特的生命。约
翰娜·卡洛琳·施密特是卡尔门霍夫—伊德斯腾医院的一名病人。伊尔姆格德·霍
内克向帝国内政部、省长、纳粹省党部头目和医院的医生们求情,但均没有结果,
她的母亲最终还是被转往哈达马尔屠杀中心并在那里被杀害。
安娜·玛德尔是埃格尔芬—哈尔医院的病人玛利亚·玛德尔的母亲,她的营救
努力也同样地遭到了失败。她想带女儿回家,于是便亲自找到了医院院长赫尔曼·
普法穆勒,威胁说如果玛利亚被转走的话,她就自杀。由于玛利亚已经被列上了被
转往哈尔特海姆屠杀中心的名单,普法穆勒拒绝将她撤下。1941年4 月29日,玛利
亚被格克拉特运走。但是,普法穆勒的确告诉了涅登哈特转运所的医生,让他们对
安娜的要求作出裁决。医院的有关记录没有显示最后结果到底怎样,但是负责涅登
哈特转运所的哈尔特海姆屠杀中心的医生洛劳尔和雷诺不太可能同意赦免玛利亚的
请求。
有些时候,病人的父母们——甚至是那些有一定关系的父母们——也无法及时
行动,挽救他们孩子的生命。莱比锡检察官办公室的一名雇员竭力想把她的孩子从
沃尔德海姆医院解救出来,可是她的孩子却很快被转往哈尔特海姆屠杀中心被处决。
她悲愤交加,在她的办公室里表明了她的立场,谴责了检察官向她隐瞒了她儿
子被屠杀的真相,使得在德累斯顿的检察长和在柏林的司法部颇感不安。
海因茨·S.的父母的行动也晚了一步。海因茨生于1922年,他在两岁时由于
患脑膜炎而导致身体部分瘫痪。除了身体上的不便以外,这名男孩在精神上完全正
常,并且在公立学校就读。
毕业以后,他的父母想把他送到一家残疾人护理机构,但却无力支付私人疗养
院的高昂费用,于是便将他送人卡尔门霍夫—伊德斯腾国营医院。海因茨于1939年
5月入院,在医院里表现良好,甚至在1940 年圣诞节期间还回到家里呆了2 个星期。
1941年4 月四日,海因茨给他的母亲打电话,请求她把自己领回家,因为他即将被
转走,而这对于他来说意味着死亡。他母亲随即给卡尔门霍夫医院打电话;院方在
电话里向她保证说,在没有事先通知她的情况下不会把她儿子转走。第二天早上,
海因茨的父亲赶到医院,发现他儿子已经被转往哈达马尔医院。5 月15日,他们收
到了海因茨的死亡通知书。
一名斯图加特的医师在挽救他女儿的行动中也晚了一步。
他的女儿因患癫痫症被送往医院住院。虽然她写给外界的信件都被院方审查,
她还是设法寄出了一些信件,使得她的家人知道她的一些情况。1940年,她在信中
说,她经常担心自己会被选中并被杀害。她父亲向斯图加特卫生部门以及柏林的有
关当局提出请求,希望不要将他的女儿转走,但未能奏效。他女儿在被转走之前设
法寄出了一封告别信,但在她的家人收到这封信时,她已经被转往格拉芬内克屠杀
中心,并在那里遭到杀害;她的家人后来收到的则是寄自勃兰登堡的悼唁信。她被
杀害不久,柏林方面发布了对她进行赦免的命令。
虽然对安乐死计划受害者使用的屠杀方法在大体上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已经知
道,被谋杀的受害者的情况却千差万别。
这些受害者在年龄上既有婴幼儿,又有老年人;他们的背景也各不相同,所患
的病也各不一样——有些人根本就没有任何疾病;他们在医院里的遭遇也不尽相同。
以下几个例子便说明了受害者的这种多样性。
在埃格尔芬- 哈尔医院有一个名叫托马的病人,他曾是一名工程师,他的健康
状况良好,可以与护士进行长时间的谈话。
其中一名曾与他谈话的护士后来回忆说:“他不工作,而是不断地给自己画像。”
在得知自己将被转走以后,他向照顾过他的护士们许诺,他会写信告诉他们他被转
到了什么地方。此后他便与其他病人一起通过火车被送到了林茨,在哈尔特海姆屠
杀中心遭到了杀害。43岁的药剂师碱廉·巴拉斯特曾是一家医药公司的销售代表,
他由于吸毒于1941年被判决进入艾希贝格国营医院。医院的医学主任沃尔特·施密
特得知他是一名专业的药剂师,对他很欣赏,甚至还与这名受过良好教育、颇有才
华的药剂师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但是由于巴拉斯特在医院里能够得到毒品,他
的毒瘾再次复发,并逐渐染上了肺结核。战后的调查人员得出结论认为,施密特通
过注射的方法将他杀害,因为“他的毒瘾已经变得无法收拾,他的行为也变得令人
厌烦”。
埃娜·梅茨格患有“痴呆症”,但身体上完全健康。她于1943年5 月被判决进
入一家管制机构,因为她的母亲已经去世,而她的父亲又不愿意承担抚养她的责任。
1943年11月,埃娜被转往艾希贝格国营医院;1944年9 月1 日,年仅10岁的埃娜被
杀害。在另一个例子中,年仅4 个月的希格弗里德遭到杀害,因为他在出生时没有
双臂。慕尼黑的医生建议将婴儿处死,因为这名医生想要把他从“没有乐趣的可怕
命运中”解救出来。
1940年11月,希格弗里德被送进了埃格尔芬—哈尔医院的儿童病房。
1943年,斯匹托尔的玛利亚·蒂尔连由于年事已高,生活无法自理,被送进了
一家地方养老院。1944年,她被转往克拉根伏特国营医院的老年人病房。她的一名
邻居在战后作证时说,他在最后一次探望她时,发现她被锁在克拉根伏特国营医院
内。
在这次探视中,玛利亚告诉他说,他们通过减少食物供应和殴打来惩罚她。玛
利亚·蒂尔连最终于1944年11月死去。
葆拉·B出生于1892年,她的童年生活完全正常,从学校毕业后又接受了打字
训练。她在格恩特医院担任一名护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她精神崩溃,
此后便时常发作,后来她开始领取战争残废者抚恤金。她于1920年结婚,1926年生
下了一名健康的女儿,取名玛尔格特。由于时常癫痫发作,葆拉在30年代被送进管
制机构。虽然是在生孩子以后才患的病,她的女儿也完全健康,没有患这一疾病,
医生还是根据有关规定认定她患有遗传性疾病。医院对她施行绝育手术的申请被驳
回也只是因为她的年龄太大,根本不可能再生孩子。但是她丈夫的离婚申请却得到
了医生的支持,并很快获得了通过。她的女儿于1941年复活节最后一次看望了她。
她请求她女儿告诉她的前夫,让他想办法使她出院。她说:“这个地方正在发生着
一些事情,但我无法向你解释,因为你还太小。”1941年5 月,她在哈达马尔屠杀
中心被杀害。
受害者的广泛性还表现在他们具有不同的国籍。弗里达·纳尔多里是一名意大
利公民,她是皮埃特罗·巴铎格里奥(Pietro Badoglio)将军的
支持者。正因为如此,纳粹党卫队绑架了她并·对她进行殴打,然后将她送进了巴
伐利亚的一个集中营,关了7 个多月。1942年6 月,她被转往哈达马尔国营医院劳
动。在白天,她在城市里干活;到了晚上,她和其他非德国犯人一起,被迫协助护
士们屠杀病人。在护士对病人进行注射或者强迫病人服药时,她便在一旁按住病人。
在战后,她叙述说,许多病人尖叫道:“我不想死,我没有病。”这些外国妇女无
时不刻不是活在恐惧之中,担心有一天自己也会同样地被杀害。纳尔多里在医院里
曾被一名男护士强奸。这名男护士告诉她说:“要么就这样,要么就给你打一针。”
不管受害者的背景、所患疾病、年龄或者国籍有什么不同,他们全都死在一些
医生和护士的手上。他们死在了原本被建来用于帮助和治疗病人、但后来却被改造
用来屠杀病人的医院里。
在1945年10月对哈达马尔医院罪行的审判是美国最早进行的战争犯罪的审判。
在这次审判中,法庭的军事审判员里奥·杰沃斯基上校对这些医生屠杀他们的病人
作了如下的描述:“啊,一个多么邪恶的谎言,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给那些已经
遭受痛苦煎熬、已经肩负沉重负担的病人以虚假的希望,让他们以为,阳光就会照
进他们的心田,这是一件多么罪恶、刻毒的事情!
医生告诉病人们说,他们将会服用一些对他们有所帮助的药物。
啊,是的,他们确实服用了一些药物,这些毒药扼住了他们的心脏,使得他们
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这就是他们所得到的药物。”
——转自泉石小说书库——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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