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文的上司(冒牌上司) 又一次去曹家中学采访,有老师告诉我,王老师到新民市内上班了,家也搬去 了。他执意离开这里,大概是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会撩起他的辛酸与惆怅。 至今我还在想:王老师真的有“问题”吗?即使有,会有那么严重吗?这样的 “问题”假如放到现在,还算是问题吗…… 在我受命于王老师领导的同时,还有一位上司在异地对我们这些民办教师施展 着遥控。这位上司,就是于海庆老师。 我们一些德盛堡大队的民办教师,工作、业务上听从二道房学校的领导,人事 权、“经济权”掌握在本大队的手中。每年年末大队给我们多少工分也是大队一言 九鼎。当然了,大队也要听听各个方面的意见才会定夺。 听谁的意见?于海庆老师的意见十分重要,左右着大队的意见,却无视我们的 意见。 于海庆得说是我们的长辈了,公办老师,与家父同龄。他既不是校长也不是主 任,是个“负责教师”,大队委派的,因为德盛堡小学太小,只有四年级以下的学 生,公社不下派。 在他的概念中,只有公办教师才是知识分子,民办教师就是拿笔杆子混饭的农 民,他就是天然的统治我们的上司。 “文化大革命”,于老师遭受严重的打击,造反派打得他几乎体无完肤。为什 么?因为他没有“人性”,他在乡亲们中,早就有“没人性”的雅号。不管他见到 谁,谁都没见他笑过。用鼻子说话是他的特征,看别人的小脚是他的功能,向领导 打小报告是他的家常便饭……于是乎,好多人早就想暴打他一顿,怎奈找不到借口。 “文革”来了,那些人终于在他身上找到了破绽,寻到一条“下蛆”的缝儿。 解放前,于老师做过伪保甲的会计,虽然保长才够专政的资格,但他是保长的 走狗,也该挨打。游斗他的时候正是盛夏酷暑,伤口上沾满了苍蝇,却没有一个人 对他有同情之感,没有一个人为他喊冤的,哪怕是在心中。 那时候流行一句绕口令,叫做:“好人打好人哪该,好人打坏人真该,坏人打 好人不该,坏人打坏人活该”。于老师挨打起码属于后一种。 “文革”结束了,被专政的大多数人都成了“英雄”,不是领导的都得到了提 拔,多年的老教师嘛,有一定的教学经验。 人家是英雄,只有他还是“狗熊”,看在他那忠实于“主人”的份上,大队就 封他为“负责教师”了,他就很“负责”了。 说他是“狗熊”,众所公认。教了那么多年的书,到他退休了也不会5 、6 年 级算术的四则运算,汉字读音分不清平舌翘舌。凡是一有统考,他教的课程和班级 基本上回回倒数第一。在他的领导下,德盛堡小学的教学成果,只得到一个民谣的 奖赏,倒是人人倒背如流—— 德盛堡,往后数,不是第六,就是第五。 说他“负责”,众目睽睽。他专门负责收拾比他强的民办老师,让他们的经济 收入永远保持在生产队九等人的水平上。因为你是农民,就不能高于农民,这就是 他说服大队给我们工分的理论依据。 其他大队的民办老师,每年的工分都是上等的,和打头的差不多。而我们只有 人家的70% ,在全公社保持最低的水平。我们去大队理论,每每都是他出面答复, 且振振有词。 为了体现党对民办老师的温暖,国家每个月发给我们5 元钱的生活补助。那时 的5 元钱了不得,很多生产队都是零分值。5 元钱可以买好多东西,我记得5 元钱 够我们一家油盐酱醋的费用了。每到月初,都盼那5 元钱到手,早就有打算了。 于老师压低我们的工分份额,把5 元钱打进年终的工分里,平衡了…… 他不讲理,和我们叫号:“不乐意干就回家!” 1972年,所有的大队几乎都有了初中班。我们几个属于德盛堡大队的民办老师 也回到了德盛堡学校,不得不听从于老师的摆布。现在,人事权、经济权都归一统, 人人心中焦虑,个个心情暗淡。 于老师终归是于老师,德盛堡学校的编制一扩大,“草寇成不了大王”,于老 师头顶上的“负责”2 字缩编了。 到了新的学校,于老师很不适应和我们平起平坐,依然摆出公办老师就是民办 教师的领导的架势,还是我行我素地去大队打小报告,说我们不听摆弄。 果然,一天晚上大队的书记找我们这些小子辈开会。 这书记不是别人,正是于老师的表弟李秀清。 书记找我们开会的内容会是什么啊?思来想去,我们得出一个和于老师相反的 结果。 又是果然,李书记没有责难我们,鼓励我们好好干,工分的问题好解决,绝不 会低于其他大队! 他所以能做出这样的表态,其原因主要有两条: 于老师名声狼籍他彻底地领悟了,和他沆瀣一气等于向世人宣称他们是一丘之 貉,此其一。其二,他的二女儿就要来学校上班了,优惠政策怎么也得有个提前量 吧…… 于老师自讨没趣,三十六计走为上,不久就去了别的学校。 新来的学校领导不是别人,正是我的家父,他在这个学校一直干到离休为止。 我不愿意和父亲在一个单位工作,刻意离开教育部门去公社上班做气象员,也 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这也成了我有那么多上司的历史背景。 -------- 流行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