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硬的铁锤 战局已经看清,决心也已横下,但事情却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作为铁匠的儿子, 楼忠福知道一把利剑不是一锤就能打出来的,利剑需要多次煅烧、需要多次锤锻、 需要多次淬火。他明白要做点事情,不但要有胆量、魄力,还需要有耐心、韧劲。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绝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虽然有所缓解,但那时候的中国仍 然是百废待兴,很多物资都极度短缺。所以各行各业的发展都非常迅速,投资和消 费的需求也非常旺盛,整个经济增长也非常迅猛。到1985年,浙江的国内生产总值 已经从1978年的123.72亿元增长到427.50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从1978年的331 元增长到1063元,第一次突破了1000元大关。浙江的建筑业产值则从1978年的6.55 亿元,增长到1985年的20.23 亿元。 在这样的经济大环境下,楼忠福根据大势判断东阳三建暂时的生存是不成问题 的,因为浙江的建筑业需求增长很快。那时候中国的建筑高度和难度都比较低,对 建筑施工队伍的各种要求都还比较粗放,整个建筑市场还处在建筑队伍短缺的状态, 而且垫资、欠资的事情都还闻所未闻,开发方的资金一般都是有了真金白银才搞建 设,并且会预支一部分工程款★。因此只要有适当的市场布局,凭借公司将士们的 勤奋、努力和拼搏精神,短期内业务量和利润的增长都是有保障的。 他把市场分成三大“阵地”——东阳、杭州和宁波。东阳及金华周边地区是传 统领地,人脉关系熟悉、市场信息灵通,企业信誉基础比较好,这块传统领地需要 巩固。浙江以外的业务,也属东阳阵地。杭州是省会,市场大、要求高、操作规范, 目前虽然成绩不大,但这里潜力大,是必须扎根立足的高地。宁波在浙江是仅次于 杭州的大城市,正在搞大开发、大建设,虽然陌生,但机会多,可以开拓。 各个阵地和战场都有负责人,公司职员都是东阳本地人,大家都相互熟悉,各 个部门和各支队伍的协调配合也都跟过去差不多。员工对楼忠福豪爽大度、重友情、 讲义气的性格也都很了解,他也充分信任公司职员。他充分尊重公司原来的人事安 排和组织结构,在接手经理职务之后基本没有作公司内部的职务调整。而且内部已 经实行了承包制,各自的利益都跟个人的努力相连,大家干劲十足,信心也十足。 对于公司短期事务的管理,楼忠福并不用花费太多的精力,只要抓好各项工程的质 量、进度和安全等关键问题,暂时的生存就基本上可以放心。 楼忠福将更多的精力花在解决发展的问题上,也即如何提升和改善这艘“木筏”, 这是关系长远发展的战略问题。他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知识不足,他如饥似渴地学 习,从报刊杂志上学,向自己接触的各种朋友学,到学校去进修,到深圳特区等各 大城市去参观考察。 他给自己订了《人民日报》、《浙江日报》和《中国建设报》。只要在东阳, 只要每天不用工作太晚,他回家的头一件事情就是泡上一壶茶,然后就坐下来一本 正经地阅读报纸★。他还做出新的“家庭约法”,在他阅报的时候,家里不许有人 大声干扰。 跟他结婚十多年的太太王益芳觉得丈夫像变了个人似的,生活内容跟以前完全 不一样了。那种“大模大样”严肃认真的阅报架势,更让她看不习惯——怎么突然 变得“跟一个干部”似的。在她眼里,丈夫仍然是从前那个粗短结实、豪放大度、 性格爽直、喜欢结交朋友的汉子,只是不知道自己丈夫的“精神重心”已经从她和 孩子的身上转移到了自己经理的角色上了。她也未能体会到,自己的丈夫在一个一 日千里的变革时代和自身巨大的角色转变过程中,对知识和信息的饥渴程度和成就 一番事业的抱负与胸襟。 但对楼忠福而言,这个“坚硬铁匠”的儿子,却十分清楚“打铁需要自身硬” 的道理。他跟公司内外的朋友都说:“要打造最锋利的剑,就必须先有最坚硬的锤 子。一个企业的好坏主要看企业经营者的能力。我们乡镇企业不像国有企业背后有 国家做靠山,我们是没有妈的孩子,死活是没有人管的,必须自己找饭吃。” 那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中,国有经济所占比例虽然呈下降的趋势,非国有经济 力量(含准国有的集体经济)的比例在不断超越国有经济力量,但是国有经济仍掌 握着整个中国的经济命脉,在体制中仍享受着一贯的“贵族”地位。而与国有经济 相适应的旧经济体制仍然运转着,对非国有性质的国内企业的各种制度性歧视、观 念性歧视仍然非常普遍。 尽管东阳城关建筑公司这顶“红帽子”能够成为他们闯荡市场的通行证,但是 这张通行证在等级森严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名分”的级别还是太低了。“名分” 级别低就意味着禁区更多,市场自由度和空间狭小,所以这个问题必须尽可能快地 解决。 1985年中,东阳县所属的金华地区变更为金华市,地区变换为市本身就是中国 政府为了适应经济改革需要而进行的调整,所以很多东西都可以跟随着一起变化。 楼忠福看到了这个机会,不失时机地把东阳城关建筑公司更名为“东阳县第三建筑 公司”。“名分”由镇级提升为县级,意味着自由的增加,意味着很多原来不能做 的事情现在可以做。而且好处立即就得到体现——公司更名升级后,很快就把东阳 另外一个乡镇建筑公司——卢宅建筑工程队兼并了进来。东阳三建也由一艘孤单的 木筏,变成了两艘捆在一起的木筏。 但是楼忠福知道,两艘木筏捆不成一艘大船,他并不满足于这个“名分”的小 小提升,他清楚自己经营的这个企业如果要真正在市场上站稳脚跟,还必须做到名 实相符。他清楚自己公司的家底,承包的时候城关建筑公司总资产不过80万元。除 了几栋两层的办公楼、几处构件工场等不动产外,就是一些比较简单的电动机械设 备,如刨机、搅拌机、卷扬机等。设备数量只有十几台,无法满足工程量增加的需 要,设备资产加起来也就十几万元。职工队伍倒是能够凑个一两千人,但都是些干 粗重活的农民子弟和一部分有盖房经验的水工、木工,整个公司连个工程师都没有, 员工最高学历也就是高中文化程度。卢宅建筑工程队被兼并后,资产稍微增加了一 些,但并没有实质变化。 要在短期内改变整个公司的状况是不可能的,这不是光有想法就可以实行的, 还必须有真金白银,需要专业知识和专业人才,但是承包经营才刚刚开始,哪来的 资金呢?银行只是老百姓的储蓄所和国有企业的贷款机,对于他所承包的这个乡镇 集体企业自然是“金口难开”的。而一个以农民为主体、有工开则聚无工开则散的 乡镇建筑企业,又凭什么去招募和吸引人才呢?又一个“阵地”摆在面前,考量着 这个东阳“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