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历史的长发(1) 历史是一头公有的长发 每个人都应准备一把梳子 从林则徐到吴敬琏——一条老藤,无数苦瓜 鸦片战争一役,大清能臣林则徐并未能为满人的大清帝国和“天不变、道亦不 变”的中华文明打出一个海晏河清的局面。文明板块的撞击,倒是很快震裂了中华 的苍穹,一块巨石从天而降,化作一个“三千年未遇之奇变”的参天问号。 斯时至今,大凡有点家国情怀、历史眼光的中国人,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 处江湖之远,只要开始迈开思维的脚步,就都无法绕过这块落自苍天的问号—— “如何结束灾难,如何复兴中国”。 一百多年来,我们中华民族可以说是灾难接着灾难,屈辱连着屈辱,危机跟着 危机。对亡国灭种的忧与惧,对中华文明的痛与恨,曾深深折磨着中华的仁人志士 ★,林则徐、魏源奇变一代如此,康梁戊戌一代如此,孙黄辛亥一代如此,陈独秀、 鲁迅五四一代也依旧如此。而绝对孤独中的陈寅恪和顾准同样绕不过“娜拉走后怎 样”的天忧。 “结束灾难,复兴中国”成了中国这一百多年来最基本、最核心、也最紧迫的 问题★。改革开放后活跃起来的知识分子,如袁伟时、吴敬琏、茅于轼、朱学勤等, 在谈起自己的学术生涯的心路历程时,也大多把对于“结束灾难,复兴中国”的追 问和求解,视为自己学问研究的第一、同时也是终生的推动力。 1945年之后,亡国灭种的危机总算缓解,但是神州大地上的灾难却仍未见减少。 其后,一个旧世界被砸烂了。一切“牛鬼蛇神”、“害人虫”和“资本主义尾巴” 也被横扫净尽了。但是这个灾难原本就深重的民族和国家,也被推到了奄奄一息的 边缘。浩歌狂热之后,面有菜色的中国人终于看见天上的深渊——与天、地、人 “其乐无穷”地斗了几十年的国人突然发现,自己的口袋和脑袋也被斗得“一无所 有”。 此时,一个并不算高大、也没有多少“帝王相格”和“帝王习气”的身影正从 中国政治舞台的边沿向中心回归,这次真是“事情正在起变化”了——中国的国运 正到了否极泰来的转折点。在后世的史家眼中,这一幕必然悲壮如摩西带领犹太人 走出埃及。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一次真正是“时间开始了”,但是太多的灾难、 太多的屈辱、太多的险恶、太多的绝望、太多的自相残杀和太多的“无端狂笑无端 哭”,已经让这个民族清醒地体味到“结束灾难,复兴中国”的艰巨、复杂和欲速 不达了。 走过1989年,走过1992年,走进新的千年,也走进了中国共产党的第四代。中 国人用自己的设备遨游了太空,中国经济的起落正在左右世界的物价,中华民族的 信心曲线,正攀向1840年以来的最高点。 自信从来不在举国狂呼“战天斗地”、“一句顶一万句”的时候出现,真正的 自信总是与清醒和谦虚为伍。 所以, 苏格拉底的一句名言——“我所知道的只是自己的无知”★,才会成为 数千年来人类最有力的棒喝。 第四代中国领导人,是最自信也是最清醒、谦虚的一代,所以他们对人的极限 是清醒的,对中国人一百多年来的苦难、屈辱和绝望是深有感受的,对复兴中国的 困难是有充分估计的。2003年温家宝总理访问美国时,对着哈佛大学的学生说: “中国要达到美国这样的水平,至少还要两百年的时间,几代十几代人的奋斗。” 时间只是一个必要条件。 参天的问号,仍然高悬天空! 容不下商人的柜台,也容不下书生的书桌 从旧中国的“士农工商”到新中国的“工农兵学商”,在中国的社会生态群落 中,商人群体,除非不存在(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尾巴”都被割掉之后,知识分子 就成了垫底的臭老九,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孤例。看来连商人都不能容忍的 年代,瞧不起商人的“士”也是不会好过的!),只要存在则始终都是排到末尾。 晚清和民国尽管专门制定了鼓励工商业的政策,但是这毕竟不是我们文明和社会自 发演变的结果,而是因应危机的被动选择,所以在主流意识当中,商人的地位并没 有改变,一旦时机成熟必成众矢之的。 晚清和民国都鼓励工商业,但是传统文明中蔑视商人和随意干扰经商活动的惯 性,仍然让中国商人无法真正地生存,光是地方官吏的压榨就难以承受,为此很多 中国商人选择了与洋人挂靠的办法,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戴“洋帽子”★。通过戴 “洋帽子”确实为他们的生意免除了很多不必要的干扰和欺压,但是他们因此而获 得的“洋买办”和“假洋鬼子”称号,至今还是中国话语中分量很重的蔑称。 在一个以做官为本位而且对商人歧视和不信任的社会里,“官办企业”、“国 有企业”的出现自然是必然的结果了。从晚清的洋务运动到民国,再到“一大二公” 的苏式计划经济,其实“官有”、“官办”、“国有”思想可以说一脉相承的。中 国人对“官有”、“官办”、“国有”始终有最大的热情,只是名称、推行手段和 实现程度的不同而已。 总之,在中国的社会生态中,商人的地位和作用始终没有获得应有的承认。就 算他们获得巨大的成功后,也要用“官与士”的油彩来涂抹自己,以便在这个蔑视 商人的社会之中获得体面和安全。晋商如此,徽商如此,红顶商人胡雪岩★更是典 型。 与这么一个社会生态和文明意识相对应,英雄的名分便不可能与商人有任何联 系。一个因为贞洁而饿死或者自杀的妇女可以成为英雄,一个为表孝道而自残甚至 是虐待和残害儿童(自己的儿女)的愚夫都可能成为官方表彰的英雄,成为见经见 传的楷模。但是一个商人绝不可以,哪怕他是清白的,哪怕他做了很多慈善事业。 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中,传承的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实际上是做官 高,因为“学而优则仕”才能兑现书中的黄金屋和颜如玉),而商人最合适的帽子 还是“重利轻别离”的“奸商”和“小人”——我们的文明认定了“无奸不商”的 逻辑。 这么一种文明意识和社会生态结构,加上缺少“灵魂的认真”(周国平语), 就决定了中国传统社会中,不可能有任何官方以外的社会力量存在,不可能有官本 位的价值体系之外的价值体系。 所以,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社会,以官为本位的一元权力结构始终无法打破, 以官为本位的一元社会体系、一元文化价值体系、一元话语体系始终难以消解。我 们的国度几千年来就像一锅粥一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始终无法像欧洲一样做到“让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 而这么一种文明和社会,其最大特点就是静态的封闭循环,为了追求这种稳定 的封闭循环,必须不断地对自己的子民和社会肌体进行削足适履的“阉割”—— “才行反时者杀无赦”★。任何有别于主流的独立思考,任何掌握财富和资源的商 贾,往往就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而一个社会,如果缺乏理论和知识创新的学术力 量,缺乏能够调动较大笔资本和资源的商业力量,这个社会就只能像闻一多所说的 是“一沟绝望的死水”★。在这样的社会,不仅老百姓只有“做稳了奴才”和“求 做奴才而不得”两种状态,只有这样,现代文明的璀璨明珠才可能在我们的家园上 盛放光芒,我们的社会才能既可以与手执权柄的高位重权相处,又可跟富可敌国的 巨商大贾相安,还可以跟特立独行、惊世骇俗的大哲狂儒相对,如此,我们才可以 真正缔造和进入一个完善的和谐社会。要知道,容不下商人的柜台,也容不下书生 的书桌。 小岗村、中国香港、浙江——邓小平的“过河石头” 为了走出埃及,摩西带领犹太人履海而行。为了走出灾难和落后,邓小平带领 中国人摸着石头过河。 邓小平不喜欢在人间造神,自己也不伪装成神。他深知人造之神的险恶与阴毒, 他深知中国必须走出“旧约”,必须走出人造之神的阴影。 邓小平不是神,但他的语言风格像极了圣经——简洁明了、平白如水,却有高 山大海般的力量。 有人留恋高呼万岁、凭票买粮的日子,但是邓小平说:“不改革不发展,只有 死路一条!”有人看不惯以前上衣的兜兜比自己少两个的人比自己过得还好,邓小 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习惯了按指示和文件办事的人不习惯新有的自由, 邓小平说:“不要争论,要敢闯敢试!”每一句话都和他的身材一样短小精悍,但 每一句话都像一颗子弹一样,有力地射向潜藏在那些恐惧的灵魂深处的撒旦。 过河,摸着石头过河! 回望历史,我们仿佛听得见急流的水声,看得见踏入急流的一个矮小身影。 然而,一个百废待兴的烂摊子,一群被折磨得两股战战的灵魂,一群未曾真正 温饱过的生灵,一切又谈何容易? 但第一块石头被摸到了。摸出这块石头的是一群农民,安徽凤阳小岗村的一批 农民。那些喉舌媒体可以把这件事情说得很伟大崇高、意义重大,但是,这些农民 兄弟可是提着脑袋冒死一试的。马克思把农民比喻成散乱的土豆,毛泽东也把中国 农民说成是一盘散沙,必须装进结结实实的麻袋。他们看不见散沙中藏着金子和钻 石,看不到单纯、粗犷的头颅中潜藏的能量和智慧。小岗村的农民是幸运的,因为 在他们之前,多少中国农民因为作同样的尝试和思考,而惨遭批判,被投进监狱, 甚至是断送了性命★。 小岗村的故事成了中国所有报纸的头条后,被饿死了上千万的中国农民,也开 始吃饱了饭,穿暖了衣服。按级别、凭票证、排长队购买粮食的风景线和无数瘟疫 般的历史滑稽剧,一起退出了中国人的日子。 几乎同时,第二块石头也摸到了。香港,这个启动了一种没落文明形态土崩瓦 解的进程、标志着一个古老民族开始在烈焰里焚烧的地方,此时成了打开古老中国 的现代化之门的钥匙,成为撬动了一个大国命运的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