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小说《天网》中主人公李荣才的原型叫陈培基。
我与陈培基老汉相遇相识，是在县城贴出接待群众上访“布告”的第3 天。
上任伊始，来访群众接踵而来。房门一开便“顾客盈门”，真可谓“生意兴隆”。
走路有人跟，开会有人等，下乡有人拦。办公室的同志“关心领导”，设法阻拦推
脱。我在偏说不在，开会说是下乡，下乡说是出差。发现这些“好心的假话”后，
给定了约法三章：一是不准挡驾，凡是找我的人，不得阻挡；二是不得撒谎，要向
找我的人如实告知真实去向；三是不要推脱，有人反映情况，热情接待，做好记录，
如实告我。接着订了常委逢一逢十轮流接待群众制度。第一个接待日轮我，事先拟
好“布告”，宣示大街，通晓群众。大概因为这事儿新鲜，一时十里八乡来了不少
人。第三天下午从招待所回机关，半路碰到一个衣衫褴褛的老汉，拉着根木棍，艰
难地走着，一闪而过，并没在意。
约摸半个小时，办公室主任慌慌张张跑进来：“快，快，专业户，专业户。”
他由于跑得急，上气不接下气，我让他别着急慢慢说。才知道是本县加楼公社陈家
垣有个人，告了几十年状，人叫他“告状专业户”。他要见我，办公室主任说我正
开会。他不信，要到我办公室看看。办公室主任让两名干事按住，跑来给我“告急”。
“不是说过不让挡驾吗？”才订了“约法三章”，就碰上这事，我有点奇怪。
“这个人同别人不一样，他死缠住不放，让你啥事也干不成。历任领导都怯他。”
他说得很邪乎。
“你的意见呢？”我显然对他的邪乎劲不满意。
“你出去躲一下，他看你不在就走了。”看来他的这种“妙法”用过不止一次。
“你是说让我躲起来，或者是逃跑是不是。他今天见不到我，明天还会来。我
再躲再逃，他后天再来呢？我是来当县委书记的，不是来捉迷藏的。躲过端午躲得
了端六？”我当过多年办公室主任，是接来送往的第一道关。经验告诉我，这样做
往往给领导帮倒忙。
“他找什么问题呢？”我的话使他有点不好意思，只得缓和一下气氛。
“他的问题很复杂，我也说不清，他去过地区，到过省里，还告到中央。光派
人往回接就有好几次。派过调查组，住过学习班，公安局还扣过，就是解决不了，
就是还要告，咋也治不住。”他这样一说，我还真对这个人产生了兴趣。
“那就让他来吧。”
“那你可得注意，这人可怕哩。”
“他会打我？”我哈哈大笑。
“那倒不至于，不过你还是注意点。”
这人来了，就是我在街上碰到的那个衣衫褴褛、拄根木棍的老汉。他中等个子，
70来岁，胡子不多，却很杂乱。脸盘大，但很瘦。前额因谢顶更显宽阔。两眼浮肿，
走路一瘸一拐，看得出他的一条腿有毛病。
只见他满脸怒气，不说话嘴唇不停地动着。拄着的木棒足有一虎口粗，同他的
个子一般高，脖子里挂着破旧布兜。他倚了木棒，卸下布兜，拍了拍手上的土尘，
双手在脸上抹了一把。在做这一切的时候，偶尔瞟我一眼，怒气凝固在脸上纵横交
错的深深的沟壕里，不见半点变化。我给他面前递了一杯茶水，他看也没看一眼，
长叹一声说：“我叫陈培基，加楼公社陈家垣人，72岁。听说县里来了新书记，也
不知是个真共产党还是假共产党。前日听说城里出了布告，书记接待老百姓，寻思
着还许有门，来了又误了日子。”
“没关系，以后我们的常委逢一逢十接待群众，误了这回有那回。”
“我的事谁都知道，我就找你书记。”
“你老人家来一回不容易，既然来了就说说吧！”
他却不说话了，嘴张得很大，没有声音，吸气很粗。我才发现他是在哭，却不
见有泪。真是哭无声眼无泪。
我怕出了什么问题，抓住他的手摇了摇：“老人家喝口水，慢慢说。”他长长
地出了口气，又双手抹了一把脸，颤巍巍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我的事说简单也简单，我揭发别人贪污，人家反定了我贪污286 块钱，我不
服，就告状，戴了贪污分子帽子。说复杂：我告了几十年，下过临汾，上过太原，
去过北京，游过街，挨过斗，住过学习班，坐过牢，封过门，抄过家，老伴被吓死
了，儿子招了亲。越告越冤枉，当了个告状专业户。”
我惊叹他的概括能力，一听就是个老上访。他的事不知复述过多少遍了，因为
听者每次都要他简单明了，这种能力是练出来的。
他打开布兜，取出一个布包，里面有他的告状材料，有上边的批示信件，有法
律书籍，也有县纪委的红头文件。取一件简略介绍几句，满满摆了一桌子。说到上
级机关某领导批示让调查解决时，说：“这人不赖，是个真共产党。”说到有人不
接待他，不理睬他，要他回来找县里时，说：“上边机关也有假共产党。”说到用
调查解决的名义整他时，说：“尽一伙子假共产党。我就不信找不到真共产党。”
我边听边看，凭多年接待来访的经验，总算初步听懂了事情的大体脉络。
他念过小学，粗通文字。高级社时任副业队会计。“四清”前揭发大队会计有
贪污问题，工作组里有大队会计的亲戚。大队会计反说他有贪污，最后以286 元定
案，强行退赔，副业队会计被撤职。他不服就上告，“四清”中以有“翻案行为”，
戴上了贪污分子帽子。大队会计当上了党支部书记。戴上帽子还不服，还告状，
“文革”中又贴了揭发党支部书记的大字报，自然是“阶级敌人捣乱，扭转运动大
方向”。怎么批他、斗他都是“天然合理”的“革命行动”了。“文革”后期，机
关刚刚恢复工作，他又告上了。这个人还真有他的，人家说他“告共产党的状。”
他就说：“我不是告共产党的状，是找共产党告状。找真共产党告假共产党。”上
级机关有人说：“你的问题得找下边解决，不要找上边。”他就说：“下边能解决，
要你们上边干啥？”他要见领导，接待干部说：“领导忙大事，你这点小事也麻烦
领导？”他说：“这事在我就是天大的事，领导为百姓办事，连百姓天大的事都不
管，那他办啥事？”这个上访者，真叫接待人员头疼。就说他“无理纠缠”，他则
非要人家说他怎么“无理”。“纠缠”还不解决，不“纠缠”还有人找我给解决。
撵他不走，哄他不回。只有打电话让县信访局派人去接。接的时候什么愿都许，说
回去一定解决。回来了又说他“无理取闹”，让村里监督劳动，把他管住。于是上
水库劳动有他，外出修公路有他。“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稍为不慎，
被定为“有意捣乱”，批斗之后，还得扣罚工分。赚的没有罚的多。按工分分粮分
不上，倒贴里肉。拿不出来就抄家，见啥拿啥，看你还敢不敢再告状。
第一次抄家，缸里瓮里扫了个底儿朝天。吓得老婆大病一场，央告他死也不要
再告了。第二次抄家，把早年准备修房子的木料全拉走了，老婆哭得寻死觅活。第
三次抄家再没什么可拿的了，要封他的门。他不让，被拉到了学习班，老婆吓得不
吃饭光拉稀，没几天就死了。
学习班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便偷偷跑到县里告状。县里批评公社连个戴帽子的
分子也管不了。公社说打也打了，罚也罚了，家也抄了，学习班住的没有人了，公
社的手段使完了。县里只得交给专政机关实行专政。公安局要抓他没理由，集体讨
论，伤了半天脑筋，想出了妙计：学大寨白天黑夜连轴转，他进城告状就是反大寨。
反大寨就是反革命，抓他“流窜”天经地义。在看守所押了73天，只要答应不告状
就放他。他咋也不答应，人家要放他，咋也不出来。最后还是说：“这回连你们也
告。”
“刘书记，我这事太麻烦，我把材料放下，你抽空看看，也不要听我一个人说，
调查调查就清楚了。”他见我一直在听他讲述，脸上的怒气消了许多。
“一次也没有处理过？”
“处理过，这不是纪委文件，你看看，原来定了286 块钱，这回定成了725 块，
我保存了几十年的账，他们说丢了，我说他们是毁了。你说这是解决问题哩，还是
继续治我哩。”已消失的怒气又上来了。
“这文件上说给你开门、分地执行了吗？”我看了文件问他。
“门是开了，窑里什么也没了，拿走的粮食呢？拉走的木料呢？都得有个说法
吧？地只给分了自留地，口粮田、责任田至今没给，没口粮田我吃啥？”
我从他的材料中拣出了几份：“这几份先留下，其余的你拿着，需要时再向你
要。”按照我的惯例，只要留下材料，这个案子就算接受了。
“还有一份材料，你看看最好不要留。”说着他从布兜里又取出一份递给我。
这份材料上全是人名，按照上边的记载，是历次工作组调查组成员的名单，办学习
班人员名单，还有临时处理过他这事的领导和承办人员名单。我数了数共169 人。
好家伙，这么多干部与他的案子有关，怪不得他只让看不让留。这要是在“阶级斗
争”时候，还不说是一本“变天账”！我刚看完，他便伸手去接，我递给他，装作
若无其事。
“别看我这个草木之人，你看动了多少像样的人。”他先把这一份材料收起来
放到布兜里，然后才收拾别的。
“你这事看来一时半时解决不了，你先回去该干啥干啥，过几天再来。”
“我还能干啥呢？”说着他脱掉鞋，挽起裤子：“你看这腿肿成甚了，男怕穿
鞋女怕戴帽，还不知道能活几天哩。跑路也跑不动了，你看我拄的这棍子。咱山里
狗多，狗咬败家，拄着它除了能顶条腿，还作打狗用。”他把材料小心翼翼地收进
布兜里，把布兜挂在脖子上，深深鞠了一躬：“这些年了，还没有人听我说过这长
时间，很对不起，你说我啥时候再来？”
“20天左右吧。”我把时间说得长点，一来怕一时调查不清，二来不愿让他跑
冤枉腿。“那我到时候再来。”说着从门后边摸过木棍走了。
送到门外，望着他的背影，他一瘸一拐地走着，木棍礅着楼板，发出“嗒嗒”
的响声。我没觉得他有什么可怕，也没难缠的感觉。除了具有山里老百姓共有的特
征外，在他褴褛的衣服里，浮肿的皮肉里，包着一副少有的“傲骨”。
“县委书记应该抓大事”，党的路线方针的贯彻，各项政策的执行和落实，全
县发展的思路规划和实施，基层组织建设，干部安排使用，群众积极性的调动，这
些无疑都是大事。同这些大事比起来，一个人的事往往认为是“小事”。比如眼前
这个陈培基，他说他的事“比天还大”，也不无道理。他一个普通百姓，从他的角
度看还有比这更大的事吗？就从我们的角度看，他的问题关系到党的政策，关系到
法律，关系到党的威望和形象，关系到干部作风，关系到群众情绪和积极性，这能
算是小事吗？而且这种事，除了县委书记去抓，谁又能抓得起来，谁又能解决得了
呢？
从信访局调来案卷，厚厚几包都是陈培基的告状材料，多数是上边批回来的。
从纪委调来案卷，只有最后一次的调查情况和处理结论。调查情况是查账的材料，
而账本却说是在学习班里丢失了。原定贪污286 元的依据早没有了。新定贪污725
元的根据也没有了，简直是个“无头案”。
这时我又想到了陈培基记录的那个名单。虽然我对整个干部情况还不太熟悉，
但有不少现在就在县委部级政府局级岗位上，还有的是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且不说
二分之一，就算三分之一的人是中层领导干部，这是多大的面呢？要处理陈培基的
案件，理所当然要牵动这些人，特别是对他有过过火行为的人。这些人会怎么想呢？
他们又会怎么做呢？老陈呀，老陈！怪不得你这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为了你这个
普普通通的农民，谁愿意去得罪这么多环节干部呢？不冤你冤谁！
此后，在同干部接触和谈话中，我便留了点心，在适当的时候，顺便提一下陈
培基的事，吹吹风，摸摸他们的看法和态度。多数人说他“是个坏人，就爱告状，
爱闹事。就这号人，得了告状闹事的病。死不改悔，整得还轻。”部分人说他自讨
苦吃，本来问题不大，硬是越闹越大。“小胳膊偏要拧大腿”，“蝎子光往鸡窝里
爬”，不是自找倒霉？这号人秉性难移。只有个别人说他确实冤枉。但他也确实闹
得过分。自古以来，谁家坟里没有屈死鬼，天下事哪能都那么顶真。到头来家破人
亡鬼吹灯，叫你哭娘老子都找不到坟头。
一次，去加楼公社下乡，谈完了公事，顺便问起了纪检书记。
“陈培基的问题你经手过？”
“经手不只一次，县委总算解决了，还专门发了文件。”
“文件上定了的都落实了？”
“一部分落实了，一部分大队支部还有意见。”
“县委决定是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吗？”
“支部书记是个老同志，老模范，县上也挂了号，现在又在公社工作，他一时
不通，慢慢来吧。”
“陈培基接受吗？”
“他哪能接受。接受不接受都是那了。”
“他不是还在告吗？”
“再告也没用，文件各级都有了，谁还会理他。”
“原来286 元，这回咋成了725 元啦？”
“那是从他账上查下去的。”
“账呢？”
“丢了。”
“怎么能丢了？”
“同其他材料一块放着，最后别的材料都在，账本咋也找不见。”
这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7 年之后，是在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宣告结
束3 年之后。说是给他落实政策，其实纯粹是为了应付上边，证明他确实有问题，
告状属无理取闹。该增加的增加了，该纠正的文件上纠正了，这就叫“实事求是”，
落实政策也不能搞“一风吹”嘛。这就是后来在《天网》官司中，原告称陈培基的
问题早就解决，根本不是我解决的，仿佛我是无事找事，或贪别人之功为己有。
我们的原则是：对过去的事“宜粗不宜细”。而陈培基偏偏做不到“宜忘不宜
记”。条条桩桩，字字句句记得那样清楚、真切。对照政策条款、法律条文合辙合
缝。你认为他是“变天”也好，“认真”也好，反正是白纸黑字，俨然给你摆下了
一道“难题”。
我把这事提到常委会上，县委决定了的事情，3 年过去了还没有落实，虽对问
题各有说法，但一致认为已经定了的口粮田、责任田该分。因没分口粮田现在生活
困难，建议从大队提留粮里给上二百斤，让他吃饭。
万没想到给一个农民分了口粮地、责任田，竟然触动了最敏感的神经，给一个
没饭吃的农民半碗饭，会酿成轩然大波。有的说新来的书记不抓运输专业户，煤炭
专业户，却粘上了告状专业户。有的说陈培基的案要翻了，牵连的人一个也跑不了。
有的说县委不抓大事抓小事，说到天边上，陈培基的事不抓，也影响不了全县工作。
熟悉的人告诉我，有人声言要为此事告状。
20天头上，陈培基来了。他说，我从加楼回来，就给他分了地，给了二百斤玉
米，看来有了行动。
他又拿出两张报纸，上边密密麻麻、整整齐齐贴满了火车票和汽车票，说：
“几十年的票全在，一张都没丢。”又给我面前放了一份材料，是历年扣罚工分粮
食和4 次抄家拿走的物件清单。我又一次被他的细心和“认真”惊呆了。心想我们
的基层干部在随意抄一个农民的家时，决不会记下这样的单子，而且还会把人家的
账本丢了。又感到这又是他们问题得不到解决的一个原因。
“老陈啊，你的事大体清楚了，许多细节还得调查。”
“调查吧，过去凭权哩，现在是由他们口说哩。”他对这次调查很不放心。
“你不想让调查？”
“我最愿意让调查，越细越好，调查多少次了，我有根有据，他们都是凭口说。
光找我的问题，不看我的损失。”
说到他的损失，两张报纸上贴的车票加起来大几千元。连同抄家拿走的东西，
上了万元，老伴的死，几年没分地，儿子……，这损失如何计算呢？我一时也不知
该咋说好，便要他先回去，让我再考虑一下，他问我啥时再来，这回又说了20天。
临出门时他说：“我记名单，不是要报仇，我记账不是为了算细账，只是证明我不
是胡说，是有根有据的。过去的事不说了，但不能胡说，总得有个公道，还我个清
白。”
去地区开会，一位领导给我说，县委领导要抓全县性的大事，特别是过去处理
过的事，不要再去翻它，容易引起麻烦。话音里我听出有人告了我的状。看来陈培
基这个普通百姓的事还真不简单。
在一次县直机关副局级以上干部会议上，针对当前干部思想情况，我亮出了陈
培基的事，提了几个问题让大家讨论：286 元的问题为什么告了20多年，是陈培基
生来爱告状，还是因为越告越冤？他是告共产党的状，还是找共产党告状？封门、
抄家算不算侵犯公民住宅权、个人财产权？捆绑打骂算不算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离
县城8 里路，进城算不算流窜？任意扣押73天是什么性质？286 元查成了 725元，
为啥偏偏把人家的账本丢了？陈培基的老伴是病死了，每次抄家后就病，第三次得
了“拉屎痨”，怎么解释？事关人民生命财产，是大事还是小事？该不该搞清楚，
该不该有个交代？
当然问题形成和发展有许多原因，当时也有当时的形势和情景。除极个别人外，
谁也同他没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过去的事宜粗不宜细。陈培基也说过，过去的
事不说了，他只是为了讨个公道，讨个说法。为啥就这还放不过他。让一个农民有
地种，让一个百姓有饭吃，怎么就犯了天条啦！我们共产党讲为人民服务，讲党性，
什么是党性？我说党性就是良心，就是共产党员的良心。一个人如果连起码的做人
的良心都丧尽了，还讲什么党性？若要公道，打个颠倒，把陈培基的事放到我们头
上或者放到我们亲朋好友身上，我们将作何感想？
我摆出一幅要动真格的架势，老实讲这件事要动真格的，不少人是很害怕的。
带了信访局和纪检委的同志，又叫上公社书记，来到了陈家垣，让人们知道我
就是要正儿八经抓陈培基案件了。
吉普车直开到陈培基土窑前，坐上陈培基的炕头，端起陈培基的破碗喝水。听
他讲抄家封门的情况，听他讲老伴死的情况，看了堆放木料的地方，让他说了个痛
快。
他拿出一摞书来让我看，是二十多年的历书，原来那些书上标着他上访出门和
归来的日期，在外边的行踪，哪一天在什么地方，去了那个机关，见了谁。那一天
进出学习班，那一天进出看守所，有人名和记事。用这种形式记事，我还是第一次
发现。干了几十年的办公室工作，常常因一些人名和时间问题烦恼，却没想出这个
办法来。我又一次感到这个人不简单。整他的人，接待过他的人，给他做了不负责
任答复的人，见了这些证据，会被惊得无话可说的。
原支部书记已调公社，现任支书没有到场，说是不在家。老百姓听说来了县委
书记，而且是在陈培基家里，而且呆了一上午。院子里、窑顶上站了不少人。我让
叫几个人进来，谁也不进来，最后进来几个年纪大的，座谈中说了些情况。说到陈
培基的遭遇他们都落了泪。
别看山区交通不便，这号消息却传得很快。舆论180 度转弯，成了“一边倒”。
都说陈培基的案件，早该平反。我深知这样说的人不一定会出自真心，但有了这样
的舆论总比阻力强，心里想着“宜粗不宜细”的解决方法平时说让他啥时候来，非
常准时。这回却超过几天了不来。打电话问公社，公社不知道。派人去问，说他病
了。我让安排他住院，他咋也不去，说顶几天就过去了。知道是因为没钱，便硬拉
着住了院。我去医院看了他，见他病情较重，更使我有了从粗从快解决的想法。
调查组汇报：原定陈培基286 元的问题和后来725 的问题，因唯一的依据账本
丢失，无法再查。后来扣款抄家的问题，大队没记载，而且不能算作陈培基的问题，
无需再查。
我把情况提交常委会，一致同意，并本着过去的事宜粗不宜细的精神，做出如
下决定：一、给陈培基彻底平反；二、推倒一切不实之词，恢复名誉；三、退还粮
食500 斤（由公社和大队负责）。救济现金 3000 元（由民政局救济款支付）。
我拿上这个决定去征求他的意见，老汉泣不成声地说：“给个公道就行了。过
去的事不说了，共产党还是真的。我还得活下去。”
果然，他出院了，又一次出现在我的办公室。“这问题要是早十年解决了，我
还能为社会作点贡献。现在老了，什么也干不成了，你为我的事花了很多时间，以
后再不麻烦你了，让你有足够的时间为咱全县的人办事，也算是我点贡献。”说了
这话他还不走，我问他还有啥事。他面有难色，想了半天才说：“叫我怎么感谢你
呢？我什么也没有，只好给你磕几个头。”说着已溜下椅子趴下了。我忙去拉，怎
么也拉不起来。
他说到做到，再也没来找过我。第二年五月端午，他提着10个黄米粽子来看我。
说是他种的，亲自包的，我没有推辞收下了，当着他的面吃了一个。
3 年后他病逝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沉沉的。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的一
生，为了清白，苦苦追求了30个年头。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多么的难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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