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连续几年的全国“两会”上，看病难看病贵都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热议和呼
声最大的话题之一，而农民看病更是难中之难。请听出自农民口中的几则顺口溜：
“小病拖，大病磨，请不到医生请神婆。”“小病拖，大病挨，要死才往医院抬。”
“救护车一响，半头牛白养；住上一次院，全年活白干。”“做个阑尾炎，白耕一
年田。”“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小康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
这些顺口溜，既表达着他们对疾病的无奈和恐惧，也诉说着他们对农村医疗现
状的不满和怨愤，让人感到无比沉重与窒息。当代中国农民看病到底有多难？解决
农民看病难的良方到底在哪里？
中国农民是中国地位最低、处境最糟的弱势群体。他们本来就与贫穷和窘迫相
伴随，如果有了三病两痛，那就是雪上加霜。
请听出自农民口中的几则顺口溜：
“小病拖，大病磨，请不到医生请神婆。”
“小病拖，大病挨，要死才往医院抬。”
“救护车一响，半头牛白养；住上一次院，全年活白干。”
“做个阑尾炎，白耕一年田。”
“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
“小康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
“三天医疗费，一生还不起。”
“生一场大病，一辈子家底赔净。”
“一人得病，几代受穷。”
这些顺口溜，既表达着他们对疾病的无奈和恐惧，也诉说着他们对农村医疗现
状的不满和怨愤，让人感到无比沉重与窒息。
中国政府网调查显示，2006年群众最关心的十大社会经济问题中，排在第一位
的是：如何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连续几年的全国“两会”上，看病难看
病贵都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热议和呼声最大的话题之一。而农民看病更是难中之
难。
请看下面一组资料：
———有关资料表明，目前我国医疗资源80％在城市，只有20％在农村；而在
全国总人口中，农村居民占70% ，城镇居民占30%.医疗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平衡导致
了城乡居民健康状况的显著差异。乡镇医疗资源的匮乏，使得农村老百姓无法做到
就地就医，往大城市跑又进一步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农民预
计达30％左右。
———卫生部2004年底公布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显示，我
国44.8% 的城镇人口没有医疗保障，79.1% 的农村人口没有医疗保障，48.9% 的居
民有病不就医，29.6% 应住院而不住院，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民因经济困难不能及时
就医；中西部农民因看不起病，死于家中的比例高达60% 至80%.过去5 年，城市居
民年均收入水平增长了8.9%、农村增长了2.4%，而城市、农村的年医疗卫生支出却
分别增长了13.5% 和11.8%.医疗费的上涨幅度不仅超过了全国物价上涨指数，而且
超过了GDP 的增长。
———《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4年》记载，2003年我国农
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622.2元，农村居民的平均住院费用2236元，在农民的人均
纯收入尚包括实物收入的情况下，可以说，农村居民如果得了大病，一年的现金纯
收入还不能支付住院一次的费用。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沉重的医疗费用和劳动力损失，致使许多人的生活水平
降到贫困线以下。在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的农村，一场大病可以使原本殷实的小康之
家陷入困境，更使原本就贫病的家庭雪上加霜，一贫如洗。
恶疾胜于重灾，贫病形如姐妹！
曾经听到一则民谣，觉得很有意思，便记了下来：“房改是要把你腰包掏空，
教改是要把你二老逼疯，医改是要提前给你送终。”
医改送终之说，本是民间对“不公现实”的一种夸张、形象、极端、暗喻的漫
画式描述，只是意会并无特指，可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漫画式描述竟然在农村现实
生活中真实上演。
1.活人送进火葬场
2005年10月24日上午，在台州打工的46岁四川内江农妇尤国英，因为当天没活
干，待在家里洗衣服，突发脑溢血栽倒在地，被妹妹首先发现，紧急送进台州医院
路桥院区抢救。进医院时，医院要家人交2 万元押金，可她一家的全部积蓄只有1
万多元，在老乡的帮助下，终于凑齐了2 万元押金。可经过3 天的救治，就花了1
万多元医药费。也难怪，尤国英每天的医疗费要5000多元，转眼间，所交的押金所
剩无几！而她的病情却未见明显好转，仍需进一步救治。
钱！钱！！钱！！！
钱从哪里来？能借的，都已倾力“搜刮”；贷款吧，根本没有可能。一家人急
得团团转———实在无法再筹集到医疗费了啊！
他们担心，如果继续治疗，不仅所欠下的医疗费无法偿还，而且到时候连尸体
都没钱运回老家安葬。万般无奈之下，家人决定放弃继续治疗，提前把尤国英送回
四川老家。
10月27日上午，尤国英的丈夫、女儿、女婿、儿子4 人全在医院出院单上签了
字。办理了出院手续后，他们向医院提出用120 救护车将她送到四川老家，但医院
说120 救护车只能将人送到台州范围内。当天上午9 时左右，亲属们将病危中的尤
国英抬上了120 救护车，准备把她送到新桥租房中，然后再想办法运回老家。但他
们的要求遭到房东的拒绝。理由是“看着已经死了”（尤国英处于昏迷状态），根
据当地农村的习俗，死人进屋是很忌讳的事情。
无可奈何，家人们只能离开租房，漫无目的地寻找安置尤国英的地方。等车开
到一个红绿灯的时候，尤国英的丈夫、女儿和女婿抱头痛哭，然后跟司机说，人已
经死了，请求他直接送到火葬场。救护车司机没问明情况，也没确认病人是否死亡，
让病人家属写了一张要求送殡仪馆的字条，就直接把救护车朝台州市殡仪馆开去。
当时尤国英也是比较清醒的，甚至参与了送火葬场火化自己的决定。
台州市殡仪馆员工林勇从火化间经过运尸通道走出来时，发现一伙人正围在通
道里，流着眼泪给一名“死者”穿寿衣。这让林勇觉得有点蹊跷：以往送进殡仪馆
的死者都是从外面穿着寿衣进来的，哪有到殡仪馆内给死者穿寿衣的？
带着疑惑，林勇朝这群人走了过去。眼前的一幕让他感到非常震惊：躺在担架
上的“死者”呼吸尚存，手脚能动弹，眼角还流着泪———这是让所有有道德感觉
的人揪心的泪水。一个活人被送到火葬场火化已经够离奇的了，更离奇的是，尤国
英是被丈夫、女儿和女婿送来的，而他们都知道尤国英还活着！
见此情景，感到事态严重的林勇立即打电话给殡仪馆业务科负责人，说有个活
人被送到了殡仪馆，家属要求火化。
这简直是人间奇闻！业务科负责人立即把情况向馆领导作了汇报，并立即赶到
现场。
殡仪馆负责人蒋云龙闻讯后，也迅速带领保安一同赶到了。“病人呼吸、心跳
都有，还活着，为什么不抢救？”蒋云龙责问亲属道，“你们应该把病人送去医院
抢救，不应该把亲人送到殡仪馆来。”但亲属们哭泣着回答：“不是我们不想抢救，
而是家中所有积蓄都已花光，实在没钱抢救了，只好送进这里等死。”
问清情况后，蒋云龙当即叫手下与路桥区民政局和路桥慈善总会联系，看能否
为尤国英申请救助。同时，殡仪馆向当地110 报了警。
接到殡仪馆的报警后，路桥区公安分局当即通知台州医院路桥院区派120 救护
车去殡仪馆接回尤国英。救护车已在路上，但病人家属还是说他们没钱把人送医院
治疗。见此情景，蒋云龙生气了，他语气严肃地告诉病人家属：如果再不送医院抢
救，造成病人死亡，亲属将要承担法律责任。
可问题是，尤国英的亲属们的确没钱为她支付医疗费。
蒋云龙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1000元现金，交到尤国英的女婿手中。手捧这1000
元钱，在场的6 名亲属感激万分，齐齐跪倒在蒋云龙面前。蒋云龙赶紧扶他们起来。
围观的群众伸出了援助之手，大家你5 元我10元，你50元我100 元的，放在眼前这
名处在生死边缘的妇女面前。一位70多岁的老阿婆，身上只带了5 元钱，硬是拿出
交到蒋云龙的手中；还有一位男子，在第一次捐出100 元后，又回过头来补捐了300
元。蒋云龙代表病人家属接受群众的捐款，并向捐款者当面表示感谢。很快，在10
多分钟的时间里，群众就现场捐款3380元（含蒋云龙捐的1000元）。
120 救护车赶到殡仪馆时，尤国英的亲属还跪在地上向这些好心人致谢。但他
们仍然犹豫着要不要送尤国英去医院。细问之下才知道，他们还在为医疗费担心。
蒋云龙就安慰家属说，你们先把3000多元捐款放在口袋里，该用时用一点，医院到
时会照顾你们的，放心去治好了，并叫尤的家属有事情跟他联系。得到蒋云龙的承
诺后，尤国英的亲属才安心跟上了120 救护车。
亲人气息尚存，家属为何下得了决心把她送进殡仪馆火化？因为实在看不起病。
2003年，尤国英跟随丈夫魏德明到浙江台州打工，两人都在路桥区新桥镇平桥村帮
人洗垃圾。尤国英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可以拿到20元的报酬，魏德明辛苦一天有
30元的收入。在四川农村，一家人种田、养几头猪，一年下来赚的钱仅够换盐和其
他基本生活用品，几乎没有什么结余。因此，这在尤国英和魏德明的女儿魏珍看来，
是一份高报酬的好工作。于是，2003年底，魏珍的弟弟、丈夫和她自己，也相继从
家乡四川内江市永安镇石板村来到了这里。魏珍跟丈夫在一家私人冶炼厂打工，月
工资只有五六百元；弟弟在一家工厂学机床维修，由于企业效益不好，月工资只有
两三百元。除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去年全家节衣缩食，也只节余了1 万多元。
尤国英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由于殡仪馆的多方努力和媒体的关注，一场悲
情故事峰回路转，她有了生的希望———在死亡的悬崖边打了个趔趄又被送回医院。
台州当地和尤国英家乡的地方政府，乃至救治尤国英的医院又一次发动、掀起了
“捐款运动”。台州医院路桥分院的工会先后两次发起了捐款倡议，全院职工累计
捐款1 万多元；路桥区政府拨出了1 万元专款，并要求医院尽力抢救；台州慈善总
会捐助了1 万元；路桥“善福堂”寺庙送来了3000元善款；同在台州打工的老乡，
凑了4000多元送到医院；温州的张高先生专程赶到路桥，将6000元钱送到魏珍手里
……还有不少人把钱送到医院，没留下名字就走了。不到一个月时间，在尤国英的
住院账户里，各界捐助的善款就超过6 万元。
一份份爱心，令魏珍和她的家人在羞愧的同时充满感激。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
魏珍和她的家人决定用一辈子偿还债务，让母亲生的希望尽可能延续。经过3 天的
连续抢救，尤国英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左侧的上下肢有不自主的活动状况，生命
征兆和病情已趋于稳定……
2.无钱治病疼死医院走廊
“活人送进火葬场”，是一个“看不起病”的“活标本”。如果将因看不起病
而在家里等死或在其他地方病死的人数统计出来，肯定非常惊人。媒体报道的因无
钱治病，两次被120 急救车送进医院，两次都被医院拒绝治疗而疼死在医院走廊的
王建民就是其中之一。
王建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到北京找工作未果，偏偏又麻绳子赶细处断，突
发疾病。2005年12月11日晚11点多，他双手捂着肚子，在地上来回打滚，不停地喊
疼，还不时从嘴里吐出带血的东西。
与王建民认识一个多星期的都贵发，立即打了120 急救电话后，救护车以就近
原则，将他们送到北京站附近的某医院。这家医院急诊室的大夫给他量了血压，并
开了药单。此前的几夜，王建民和都贵发都睡在北京火车站候车室的椅子上。
到了医院，他们连挂号的5 元钱都拿不出来，“120 ”也就没收钱。见他们没
钱，医院拒绝治疗。王建民和医生争执起来。医生说：“检查没有生命危险，不是
见死不救。”因买不起药，王建民只打了1.8 元的止痛针后便离开了医院。次日上
午，王建民回到北京站候车室。
12日23时，距王建民回到北京站10个多小时后，他再次被送到了那家医院。由
于这次王建民疼得比上次厉害，满地打滚，北京站公安段一名警察和都贵发把他抬
上救护车，并陪同去了医院。
医护人员将王建民放到大厅担架车上。他捂着肚子不停地喊疼，嘴角还有溢血。
经过检查，医生对警察说没有生命危险。当时，都贵发告诉医生王建民的亲戚已经
在筹钱了，能不能先治疗。医生答复，患者没有生命危险，钱送来了才能治疗。
都贵发和警察离开医院，大厅里只剩下王建民独自躺在担架上。
警察走后，医院人员见王建民躺在大厅里挡道，便将担架车推到一楼走廊距抢
救室10米远的地方。
隆冬的北京自然是寒冷的。北京的这家医院的走廊之夜更让人感到阴冷刺骨。
“疼啊———救命啊———”13日凌晨，一声声凄惨而绝望的呼叫刺进附近病房人
们的耳鼓。病人没法休息，但无可奈何———医生都不管他，谁管得了！
13日晚，经过几番病痛折磨的王建民终于在医院的走廊里死去。
事后，这家医院急诊主任称，检查患者没有生命危险时，医院没有必要先垫付
药费给患者治病，如果医院每次都垫钱给患者治病，医院也承受不起。当病人生命
垂危时，没钱也会治。该主任还称，12日晚王建民经检查血压等指标均正常，并无
生命危险。13日中午医生曾给他检查，发现此时病情加重，医生给他开了药，并和
分诊台沟通。医院准备先垫钱给王建民治疗，不过此时却找不着他了。
虽然医院有医院的难处，但不管怎么说，医院也脱不了干系。
王建民之兄王建群认为医院没有履行救死扶伤的法定职责，将这家医院告上法
庭。
2005年12月23日，东城区公安分局应这家医院的要求，对王建民的死因进行调
查。次日，由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进行尸检。
千呼万唤的尸检报告终于面世。结果为：王建民因异物（胃内容）吸入气管及
肺导致窒息死亡；其生前患有胃溃疡穿孔继发急性化脓性腹膜炎及心肌炎。
在鉴定结果面前，这家医院那“不能确诊”、“没有生命危险”的说辞，就如
同三岁顽童的谎言般漏洞百出。
说他们连检查都没作并不冤枉，堂堂的这家大医院如果当时作了检查，怎么可
能诊断不出来王建民是胃溃疡穿孔？假如胃溃疡穿孔都检查不出来，这个医院的大
夫是什么医疗水平？医院说对王建民一直进行了观察，而王建民的死因正是因为异
物吸入气管，他此时连呕吐的力气都没有了。窒息的症状不明显么？假如医生在旁
边观察，难道看不见病人已经不能呼吸？被痛苦折磨了40个小时的王建民进入最后
的虚脱状态。黑龙江省医院急重症救治中心主任关卫说，无论是胃溃疡穿孔还是急
性腹膜炎，患者的临床症状都很明显。“医生只要按按病人的肚子，作一下口头询
问，根本不用进行特殊检查。”这么简单的临床症状，这么简单的检查办法，为什
么经过了这家医院几次“检查”“救治”的王建民当时被说成没有生命危险？尸检
报告揭穿了这家大医院的谎言，他们根本就没有给王建民看病救治，连检查都没作。
在这家大医院的“观察”下，王建民因为交不起医药费被活活疼死。
3.村妇被疼死、夫妇跳江自尽及因贫抛子
看不起病村妇被活活疼死
天气阴沉，寒风飕飕。
一座新垒的坟墓前，一条五十多岁的汉子跪在地上焚烧着纸钱，泪水模糊了双
眼，坟边的树枝在风中发出铜韵一般的颤响。
“金翠，我对不起你呀……我没钱给你治病，你是疼死的呀……”这条汉子两
眼通红，终于憋不住内心的悲伤和痛楚，泣不成声地哭诉起来。
这是发生在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五里镇李家湾村的一幕。
2004年6 月，农妇徐金翠开始喊叫肚子疼，丈夫就到后山庙里上了几炷香祈求
神灵保佑。这自然无济于事。随后，妻子瘦成皮包骨，卧床不起，他这才赶紧借钱
买了一些止疼的药让妻子服下。
拖到冬月，实在没有钱治疗了，徐金翠全身浮肿，没日没夜地呻吟着：“疼得
很……我疼啊……”这痛苦的喊声像尖刀一样刺向家人的心窝。但是，他们除了说
一些善意的谎言，给她一些无力的精神安慰之外，又能做什么呢？
大年正月初五，徐金翠犹如耗干了煤油的灯盏，熄灭了生命的火焰。临死时嘴
里仍在喊着：“疼……疼……啊……”
“不是不愿看，而是没钱看啊。”大儿子陈清波说，他父亲2004年初得了胃病，
进出医院三次，花了6000多块钱，自己也有头疼的毛病，根本就没想过去治疗。老
二陈清峰的媳妇也在同一年为了治乙肝花去1 万多块钱，一年之间接连病倒了3 个
人，哥俩打工挣的、四处借的、能变卖的，早就花光了。
生病和治病拖垮了这一家人，还拖垮了弟兄几家。陈发成弟兄5 个，老四是村
里的救济户，老幺在外做小生意，老三日子刚刚好过一些，趁着前些年在外打工挣
的钱盖起了砖房，可住进去不久妻子就得了肝癌，看病拉了1 万多块钱的账，几个
亲兄弟也为了互相接济而更加贫困。
无钱看病夫妇跳江自尽
更有甚者是不堪重负的“极度表现”。据权威媒体报道，由于没有能力支付1859
元医药费，来自江西的农民工吴方华、陈爱华夫妇在福州跳江自尽。
吴方华的老家在江西贫困的宜黄县小付元村，与陈爱华结婚后生了两个孩子。
1999年后，吴方华常年在外打工，在浙江、广东、上海等地辗转，或者进工厂，或
者在建筑工地上。陈爱华除了耕耘自家地外，还承包了其他村民的田地，总共10亩。
在乡里，她尝试着各种赚钱的小买卖。但几年过去了，家境依然贫寒。2004年夫妇
俩让大儿子吴维林辍学，出去打工；把小儿子送到县城一所寄宿制私立中学念初中，
每学期学费3000多元，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笔巨大的经济负担。为了孩子的学
费，夫妇俩又开始在城市辗转，直到2006年6 月9 日，因无力支付1859元医药费
（治妇女宫颈炎症用）而跳江自尽，梦断闽江。
不到两千元，在有些人看来，它不过是一桌饭钱，是一晚歌厅里休闲的消费，
是一场演唱会的门票。但对吴方华夫妇来说，它却成了压断生命之树的最后一块石
头。在土地欠丰、流浪打工的艰难、打工收入被拖欠、家庭入不敷出的压力之下，
病痛和长期积压的生活苦痛以及对命运不公的不甘，都齐齐被这无法筹措的1859元
医疗费激发出来，最终将一对正值盛年的农民工夫妇逼上了黄泉路。
农民因贫抛子
因无钱为患白血病的3 岁儿子医治，河南信阳农民黄伟把儿子“丢弃”在医院
10天。在内心的痛苦煎熬下，他终于回到病房，抱着儿子痛哭失声：“孩子，爸爸
对不起你，爸爸再也不走了！”
黄伟诉说：“一家4 口人仨人有病，老母亲常年患胃病还有腰椎间盘突出，我
患有肾结石，经常疼得休克……”为养家，他一直在建筑工地打工，一个月能挣800
块钱。2004年5 月，儿子被诊断出白血病后，家里已花费两万多元，实在没钱给孩
子看病了，他无奈之下才选择了这条路。
高额的医疗费、贫困的家境，煎熬折磨着至亲至爱的人伦情感！
任何一个有同情心的人，都很难简单地从伦理道德上指责黄伟遗弃亲子的行为。
因为，伦理亲情固然首先是个道德良知问题，但任何道德良知所以能够维系，显然
又不仅是一个纯粹的情感问题，还需要具备起码的物质条件，需要许多非常现实的
利益保障制度来支撑。我国的福利体制，对于18岁以下的人群来说是个空白。对黄
伟所遭遇的人伦困境，社会性的制度缺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或者说，正是由于
这种制度缺失抬高了维系道德良知的成本，它才如此备受摧折乃至岌岌可危。
4.女病人爬出医院、在家等死的壮汉及板车送妻
女病人寒冬爬出医院卧地面
2005年12月26日下午2 时许，西安寒风凛冽。街上，被厚厚的衣服裹着的行人
步履匆匆。
此时，在西京医院的门诊楼下的露天水泥地上，一个无钱治疗的女病人却已卧
了4 个小时左右。幸亏被一个好心的市民发现并给华商报社打去电话，才引起人们
的注意。
卧在草坪上的女病人说自己叫“庄飞扬”，是江西省吉安市人，24岁。最近，
她来西安找人，25日下午，它在五路口天桥附近被一辆车撞了腰部，后来有人打电
话给120 ，120 救护车把她送到了西京医院急诊科。她说：“因为我没交钱，昨天
上午医院不给我治了，我疼得走不了路，大概在中午的时候就爬到了外面。”这位
好心的市民实在看不下去，就在25日给她买了些吃的，第二天又给她买了饼子。这
位市民说：“中午12点左右，那个病人爬在急诊科外的水泥地上，下午2 点左右，
我看到几个人把她从水泥地上抬到了草坪上。”记者问女孩是否记得家人的电话，
她说家里没有电话，不过记得一个朋友的电话，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记错了号码，记
者未能联系到她说的那位朋友。
下午4 时，几名保安和两位穿白大褂的人把那个女病人重新抬进了急诊科。随
后，一位穿白大褂的人重新询问了女病人的病情，并作了记录……
肝病拖成肝癌的壮汉
李禄平是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角湖村的村民，年仅53岁，是一家5 口人的主心
骨和家庭的主要劳动力。2005年11月，李禄平被诊断出肝癌晚期，这个结果顷刻间
打破了这个5 口之家的宁静生活。
其实，李禄平的病并不是突然爆发的，早在20年前，他就被诊断出患有乙型肝
炎，但是他一直没有采取任何治疗措施。
李禄平一家的主要经济来源是依靠水产养殖，每年有8000元左右的收入，平均
每个月不到700 元，却靠它维持着一家5 口人的基本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
每月开销一笔医疗费用治疗乙肝，对于这个生活并不富裕的家庭来说，显然是一个
沉重的负担，因此李禄平也就一拖再拖没有治疗。直至拿到肝癌晚期的诊断结果，
全家才如遭雷击。
“这二十年来我知道身上肯定有病，但确实没钱治。因为我们整个家庭就是这
么一点经济来源，挣这么一点点钱。”李禄平无奈地说，“只能待在家里等死了，
没有其他办法。”
李禄平一家的生活在角湖村并不是最差的，可是像他这样由小病拖成大病，大
病又无钱医治的现象并不少见。棋盘乡角湖村卫生室医生李先祖，对全村1200位村
民的健康状况都比较了解。在他的卫生室里，挂着一份全村历年来死亡人员的名单
记录。2005年是5 个人去世，他们的岁数不大，都才50多岁。
李禄平是2005年角湖村去世的第一位村民。从拿到肝癌晚期的诊断结果到去世，
还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于是家里只剩下妻子和儿子、儿媳在一起生活。
在那之前他身体就没有不舒服吗？他儿子李在云说：“有一点，他挨得住，他
以为自己没什么，因为家里困难，没有钱去治。”面对提问，他又说：“我们农村
人就是这样，因为没有钱看病，能忍就忍，我已经咳嗽四五天了，我都没去看。”
李禄平去世时在家里还是壮劳力。那时候父子二人共同支撑家里的生活，虽不
富裕，但也并不拮据。在李禄平确诊后的三个月中，儿子李在云为了给父亲治疗，
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欠着1 万多元外债，一下子就成为全村最贫困的家庭之
一。
板车3000里送妻进京求医
43岁的汤敬岩是黑龙江省尚志市石头河子镇一名朴实的农民，他45岁的妻子郑
淑英几年前遭殴成脑震荡后遗症，已负债3 万多元，至今未痊愈。因无钱治疗，汤
敬岩用两轮板车拉着妻子到北京求医，心想没准会碰上个啥机会。至2006年7 月3
日，汤敬岩行程约3000里，耗时43天，走烂两双鞋。他对记者说：“我不会放弃，
会不顾一切地救媳妇，累的时候就想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
这是一个足以让每一个读者心酸落泪的凄美镜头，这是一幕足以让任何表述都
难以回避“羞愧”的社会悲剧。那名备受伤痛折磨而头发过早染霜的平民之妻，坐
在两轮平板车上，望着丈夫不弃而躬身拽车的背影时，她是幸福而安详的。如果苍
天有灵的话，这种草根而伟大的爱情传递给她的人间挚爱，必是她前世修来的福气。
漫漫3000里行程，既见证了汤敬岩夫妻相濡以沫的纯真爱情，也见证了无数陌
生路人的拳拳爱心———正是有了沿途各地数不清的爱心援助，汤敬岩才拉着患病
的妻子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了北京。
其实，汤敬岩原本不至于如此艰难困苦。如果法庭判决的伤害赔偿能够及时到
位，如果农村医疗保障制度能够有效覆盖，如果民政部门能够体恤民情施以援助之
手……汤敬岩完全没有必要独自拉着板车艰难前行。然而令人沮丧的是，所有这些
都仅仅只是“如果”，医疗保障和救助系统的集体缺位，逼使汤敬岩必须独自面对
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而拉着板车步行进京似乎也成了他赖以自救的唯一途径。虽
然历经千辛万苦走到了北京，但是属于汤敬岩的“长征”却只是走完了第一步。站
在人潮汹涌的北京街头，一脸茫然的他最终将会何去何从？失去了强而有力的社会
救助系统作为依托，一位贫苦农民的挣扎自救到底还能够坚持多久？循着夫妻俩身
上馨香的爱情和道德光芒望去，我们无法看到这缕光芒成为医治“现代性冷漠”的
良药，跃入眼帘的依然是医改的蹒跚步履，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痼疾继续在蔓延。
5.该谴责谁？
一桩又一桩关于看病和死人的事像铅块一样坠在心头。
“活人送进火葬场”是一个不该发生的故事，是一个让人感到耻辱、让文明社
会蒙羞的催人泪下的悲惨故事。
事发后，23岁的魏珍几乎每天都在愧疚和期待中度过。她常跟别人说：“我感
觉到自己太残忍了，这样做，就像自己在杀自己的妈妈一样。”
不是像，实际上就是。在尤国英火化未成，被重新送进医院抢救后，她的女儿
多次用“残忍”二字来形容自己，并多次哭昏过去；尤国英的丈夫和女婿也同样陷
入极度愧疚和自责之中。
将活人送进火葬场等死，是不是“遗弃”或“故意杀人”？台州市公安局路桥
分局介入了调查。综合其亲属、医院、殡仪馆、目击群众多方的证词及其他调查情
况，警方认为，当事各方够不上“遗弃”或“故意杀人”的犯罪标准，因此作出了
不予立案的决定。此前，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体报道，警方大致了解了事情经过，
知道像尤国英这样的外来打工者，大多数没有医保社保，遭遇和境况着实令人同情，
因此一直抱着既负责任又非常友善的态度来处理此事。如果尤国英的亲属真的被治
罪，那么“好戏”就更多了。不过魏珍表示：“我早就说过，我并不担心这件事。
假如法律认定我们要承担什么责任，我决不害怕去承担；要是法律判我们坐牢能换
回妈妈的健康，我立马就会去坐牢！”
尤国英的家人们的确应该受到谴责。但是，我们试想，如果家人们决定停止治
疗后，当时房东允许尤国英进家门，那又会怎样呢？失去治疗的尤国英，也就是等
死而已，可能再挺过一天，也许几天。那么，如果尤国英那样死了，她的家人们会
不会受到谴责，会不会自责呢？
答案是不会。如果会，偌大的中国，将有多少人生活在唾沫和愧疚之中？至少
在广大农村，因为经济原因放弃治疗而在家里等死、“提前送终”的人，何止千万！
但是，似乎从来没有人认为这不正常，没有人认为死者亲人应该受到谴责，没有人
认为这是慢性谋杀。你能指责尤国英家人的无情无义吗？面对并不明朗的治疗希望
（即使顺利，至少要10万元；同时还有成为植物人或者瘫痪、半瘫痪的风险），面
对求告无门的经济困境，他们不也面临着现实和亲情撕裂的痛苦选择吗？在巨大的
悲情面前，任何道义指责都显得如此的软弱无力。只要设身处地站在当事人的立场
上，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他们的选择，或许也就是我们的选择！
当时，尤国英的家人们由于没有地方去，就想到索性乘有救护车在，直接送火
葬场等死。也就是说，送到火葬场，并不是立即烧掉，而是要等人死了以后烧。也
许在万般无奈的家人们看来，像他们这样，死在哪里不都一样么？然而，此举让所
有人觉得太过离谱，因此事情就闹大了。
你能指责医院的见死不救吗？医院的领导说：“在路桥打工的人很多，我们医
院每年都会遇到好几起这样的情况。如2004年台风造成一名打工者脊椎折断，全身
瘫痪，治疗完成后，欠下医药费不说，我们还送了他抚慰金，并帮他买了回贵阳老
家的车票。还有正在医院的一个吸毒女，没有任何亲人来管她……往往在这样的事
情面前，医院就成了社会救助的最后一道防线。”因为没钱而放弃治疗的情况，在
路桥院区每年都有发生，只是因为没有这样极端的事例发生而没有被关注而已。医
院负责人说得不无道理：“救死扶伤是医院应当履行的社会责任，责无旁贷。在路
桥医院，就开通有便捷的就医绿色通道，我们也不愿眼睁睁地看着患者因经济困难
而中断治疗，总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救助。但我们的能力毕竟有限。”据悉，
路桥院区仅2004年就发生患者“欠费”94万元，截至2005年10月，分院账上累计的
欠款数额已高达119 万，其中出院欠款91万，住院欠款28万。这些大多是因为患者
经济困难所造成的欠费，很难收回来，需要医院来承担。仔细想来，似乎也不能谴
责医院，因为医院虽然有救死扶伤之责，但按目前体制，的确是无法提供免费治疗
的，因为“尤国英们”实在太多了，何况病人家属自己要求出院呢。
我们似乎也没有理由指责尤国英家的房东，更何况，在文明社会，一个病人要
死也应是死在医院而不应该是死在家里的。
想来想去，“活人送进火葬场”这件事情，竟然一时还找不到谴责的具体对象。
当然救护车司机算一个，因为他违反了规定，在没有死亡证明的情况下，擅自把活
人拉到火葬场；不过事发后，他已经被医院开除了。那么，除他以外，该谴责的还
有谁呢？
还有，那些虽然没有像尤国英那样被送到火葬场，但重病在身又无钱治疗，死
在医院或在家等死的人，如上述王建民、徐金翠、李禄平之类，算自杀还是他杀？
如果算是他杀或谋杀，那么凶手是谁？还有，黄伟抛子之举，你能因此谴责他不如
“毒虎”？吴方华、陈爱华夫妇被1859元医药费难倒而跳江自尽，你能说根源在于
他们的脆弱和狭隘？
一幕幕悲剧，表现的是中国农民最惨烈的悲哀。我们实在不忍心谴责和鞭挞尤
国英的亲人和上述这些农民医疗的殉道者。
尤国英现象的发生，主要是我国几十年的城乡二元体制所形成的巨大的城乡差
距、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分配上的不合理，特别是社会救助制度的不完善，造成
农村贫困人口及边缘性群体生活越来越困难。截至2004年底，全国县以上的城镇全
部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救助人数达到2200万多。而在农村，只有914.1 万人
得到救助，不到总人数的1 ％。在全世界191 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卫生费用的公
正性居第188 位，倒数第四。国家财政收入分配严重失调，极不合理，高比例地集
中在城市，分给农村的微不足道。大城市的人均卫生费用是农村贫困地区的3>4 倍
甚至6>7 倍。固然，城镇人口也有享受不到任何医疗保障的，但农民的这一比例却
超过70%.农民看病都是自费，而人均收入却是最低的，除了维持最低生活，哪有钱
看病？何况一进医院起码就得几百上千元，这等于要他们的命。从这种客观现实出
发，尤国英现象并不是偶然的，而有某种必然。
看病难看病贵是个大问题，但“看不起病”的问题更大。若按重要性排个解决
次序的话，解决看不起病应该排在看病难看病贵的前面。山东省五莲县洪凝小学退
休教师陈常英说：“县医院、青岛医院、北京医院我都去过，看病难主要是在大城
市，比如青岛和北京，像我去过的安贞医院、青岛眼科医院等，挂个专家号得三更
半夜去排队，挤破头，还不一定排得上。在县级医院根本就不难，1 块钱挂个号，
基本随去随看，很方便。乡医院更容易了，现在甚至都没人去。说看病贵，至少还
有能掏得起钱的意思，只是贵了一点。像我和老伴都是教师，有医疗保险和大病统
筹，能报销一部分，贵一点也能承受。现在的问题是很多老百姓根本就看不起病，
他们才最可怜。农村的亲戚来串门，经常说起谁生了病，因没钱治没多长时间就死
了。你想啊，他们一年下来就没几个钱，碰上孩子读个大学什么的，好多还欠债，
生了病又没有医疗保障，不这样又能怎样？县里企业不景气，好多下岗工人的情况
跟农民也差不多，特别是农民工，在城里干最苦最累的活，最容易得病，得了病只
能回去，没人管。”
尤国英现象在发达国家是不能容忍的，这些国家的政府要拿出钱来保证任何人
不因看不起病而死去。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更有理由不惜财力建立一套人道
救助体系，以保障普通公民在疾病面前人人都有留住生命的权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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