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969年，北京的一批批知青响应伟大领袖“到农村去”的号召，陆续到陕北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随着文革结束“返城”的开始，一大批知青陆续返回北
京。但因各种原因，少数一部分知青至今仍留在陕北。其实，几乎所有留守陕北的
北京知青都有同样对故乡的感情纠葛，千方百计希望回到生养了他们的北京；而偶
尔回到北京，环境的巨大反差在他们内心深处滋生的惆怅和酸楚却无法弃离———
他们这是怎么啦？留守陕北的知青以及知青们当年留下的那些后代，他们如何在差
异巨大的环境之间找到平衡和归宿？对于他们来说，“知青”又是一段什么样的历
史，让他们如此惧怕而又无法舍弃？

    一位朋友在电话里告诉我，在位于黄土高坡的陕北延安，至今还生活着300 多
名当年插队落户的北京知青，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已经难以回到自己的家乡
北京。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辑的《劳动志》称，从1969年开始，先后有四批
共27211 名北京知青落户陕北，散落于1600多个大队从事农业劳动。

    这位朋友说，他认识一位留守在延安市黄陵县的北京知青，这位知青名叫高玉
珍，不幸的是，高玉珍在不久前刚刚被查出肝癌，而且已到了晚期。躺在自家炕上
养病的高玉珍拉着这位朋友的手说，她有生之年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回一次北京，
再看一眼生养了她的家乡。

    朋友告诉我这件事，是希望作为记者的我，能通过我的报道，让高玉珍实现她
的愿望，并且能关注这个早已被社会所遗忘的群体。一个多星期后，我抵达陕西省
黄陵县，打电话给当地的另一位知青陈志。陈志在当地留守知青中较为活跃，和大
家联系广泛。我希望他能陪同我采访高玉珍以及这些至今依然留守陕北的北京知青。
陈志说，他就在高玉珍的家里，电话那头，同时传来几声苍凉的唢呐声。陈志接着
说，高玉珍在当天早上已经走了……

    谨以此文，献给未及谋面的高玉珍以及她的战友们！

    秋日的黄土高原上，唢呐的声音悠长而又空旷。唢呐吹出的陕北小调《三十里
铺》让高玉珍的葬礼显得更为冷清和凄凉：“提起那个家来家有名/ 家住在绥德三
十里铺村/ 四妹子好了个三哥哥/ 他是奴家的知心人/ 三哥哥今年一十九/ 四妹子
今年一十六/ 人人都说咱二人天配就/ 你把妹妹闪在半路口……”

    高玉珍的家位于黄陵县店头镇长墙村，两孔极小的窑洞，前来吊唁的人甚至难
以落足。陈志等五位留守知青被当作娘家人，受到当地丧俗中最高规格的礼迎。

    “北京没有来人。”陈志解释说。高玉珍的娘家在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

    1969年2 月5 日，年仅20岁的高玉珍坐上西去的知青专列，来到延安市黄陵县
桥山公社长墙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谁都不可否认，那是一列充满歌声
和憧憬的列车。曾是毛主席在首都接见的第一批红卫兵的高玉珍，心中同样充满了
激情和梦想。

    说到高玉珍，当地每一位和她熟识的人，都会提到在她插队期间发生的那个改
变了她一生命运的故事。

    那是插队第一年冬天的一个深夜，刚刚躺到被窝里的高玉珍被同住一舍的三位
女知青唤醒。“去，到门外面把尿壶给咱提进来。”高玉珍什么也没有说，起身准
备穿衣服。同舍的女知青劝她，还穿什么衣服呀，尿壶就在门外面，不够麻烦。

    对于同室的三位女知青的话，木讷老实的高玉珍通常都是言听计从。高玉珍长
得又矮又丑，经常受到其他人的欺侮和排挤。每天出工回来，她要为大家做饭，而
且往往是别人吃完了才能轮到她吃。做饭之前，她的手要在大家的监督下洗上四遍，
因为大家觉得她不讲卫生。睡觉的时候，她也不能穿衣服，同舍的知青觉得她身上
有虱子。对于这些无理的要求，柔弱的高玉珍从来不予争辩。

    高玉珍光着身子下了炕，刚出了窑门，就听见身后哐啷一声，门被从里面插上
了。接着，同室的三位知青一齐大喊，有贼了！抓贼啊！一刹那，同院里住着的男
知青们纷纷打开门来，亮闪闪的手电筒一齐向高玉珍照来。窑洞里的三位知青笑成
一片，全身裸露的高玉珍慌不择路，跑进了对面的一个院子。院子住的是贫协主席
杨服焕。杨服焕家徒四壁，老婆在几年前跳河身亡，留下一个7 岁的孩子。面对深
夜闯进家门的高玉珍，善良的贫协主席杨服焕急忙取来一床破棉被将她裹起来。

    若干年后，在北京的一次知青聚会上，三位捉弄高玉珍的知青提到这个恶作剧
时，心中充满了悔恨和不安。但在那时，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因为知青们的排挤和歧视，善良的杨服焕最终成了高玉珍在当地唯一的依靠。
半年后，高玉珍怀孕了，这件事情在当地引起轩然大波。县上以破坏知识青年上山
下乡的名义将贫协主席杨服焕五花大绑，初定20年刑期。批判会设在村头的一片大
操场，几乎全乡的人都跑来看热闹。让人们意想不到的是，矮小瘦弱的高玉珍也来
到了会场，她走到杨服焕的身边，解开绑在杨服焕身上的绳子，坚定地告诉政法组
的人，“要判就连我一起判，是我先找的他。”

    政法组的人惊呆了，他们实在想不通，一位有着初中学历的北京学生，竟然能
看上杨服焕这个鳏夫，家里穷没文化都不说了，杨服焕的长相也是奇丑无比，秃头、
天生罗锅，而且还是柳拐腿。

    “你真的是自愿的吗？”政法组的人再一次问道。高玉珍毫不犹豫地回答：
“是的。”政法干部一时不知所措，批斗会被迫中止。之后，有人向政法组建议，
不如让他们两个结婚算了。但因为高玉珍身为知青的特殊身份，当地政府根本不敢
作主。知青的管理干部找高玉珍做工作，称只要她告杨服焕强奸，就让她提前返京。
这个对于知青来说最大的诱惑，被高玉珍断然拒绝。

    高玉珍的事情最终惊动了中央，在相关部门的批复下，北京市民政局为高玉珍
和杨服焕签发了结婚证。高玉珍夫妇也因此成为当时全国第一个北京知青和当地人
结婚的案例。

    这次意外的婚姻，让高玉珍返京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当10年后北京知青大返城
时，高玉珍已经有了两个孩子。1986年5 月，按照当地政府照顾北京知青的相关政
策，高玉珍进入当地的乡政府工作。

    工作后的高玉珍无法忘记自己的家乡。1988年，高玉珍回了一次北京，她把大
儿子的户口迁到北京，落户自己的哥哥家。按照当时的政策，每个知青家庭可以把
一个孩子的户口迁回北京。对于那些流落他乡的知青来说，这是此后能让他们魂归
故里的最好方式。当他们年迈的时候，他们最少可以寄居自己的孩子家安享晚年。

    儿子的户口迁到北京仅仅一个多月后，哥哥来信说，户口虽然落到北京了，但
孩子以后的工作怎么办？住房怎么办？结婚怎么办？……高玉珍心里清楚，对于同
样有着重负的哥哥来说，这些都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高玉珍给哥哥回信说，那
就把户口再迁回来吧。

    10年后的1998年，是高玉珍最后一次回北京。对于已经退休在家、身体日益羸
弱的高玉珍来说，这次探亲之旅无疑还有着更多的奢望。让高玉珍失望的是，哥哥
家的大门紧锁，四外寻找都没有找到家里的一个人。哥哥是她在北京最后的亲人。
这把锁，成了高玉珍的一块心病。此后，高玉珍便再也没有回过北京。

    2006年9 月19日，58岁的高玉珍在自己插队的长墙村与世长辞。她的离去，使
至今还留守延安的北京知青人数变为320 人，也让她在弥留之际回一次北京的心愿
最终烟消云散。高玉珍的墓地位于黄陵县的桥山之下。桥山是渭北黄土高原向南延
伸的一脉，《史记》中“黄帝崩，葬桥山”的记载让这个地方名扬天下。

    前来送葬的留守知青龚凤海泪流满面。30多年前，龚凤海和高玉珍同乘一列火
车来到延安，让龚凤海唏嘘不已的是，高玉珍把青春年华都奉献在了长墙村，没想
到，她最终还是埋在了这里。在插队的那么多年里，年轻的龚凤海同样看不起被大
家戏称为“小老太”的高玉珍，嫁给杨服焕这个身上到处都是毛病的人，他更是想
不通。但当龚凤海站在高玉珍的墓地前时，他一下子觉得什么都想通了，他甚至觉
得，高玉珍是一个值得尊重、值得敬佩的人。

    “高玉珍的婚姻在当时引起的反响很大，有人觉得，这些北京人结婚不讲什么
门当户对，对当时风行的买办婚姻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堪比‘梁祝’。”龚凤海说。
在高玉珍病重期间，龚凤海曾和她谈起那个疯狂的年代，谈起那个冬日深夜发生的
改变了高玉珍一生命运的事情，让龚凤海意想不到的是，高玉珍淡淡地说，她做的
事情从来都没后悔过，她谁也不怨，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

    当高玉珍走入墓地的时候，留守知青们仔细回忆高玉珍的婚姻时，他们突然觉
得，他们一直认为生活很悲惨的高玉珍，在婚后其实生活得非常美好，不论是苦难
或者富有，他们夫妻双方都不曾背弃，他们互相照顾，互相体谅。在知青大返城的
年代，多少个家庭因此分崩离析，但高玉珍依然坚守着在别人眼里猥琐不堪的丈夫，
坚守着那个贫寒落魄的家庭。在龚凤海眼里，高玉珍至少在精神上是满足的，因为
她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政策。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