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不用去上班，每月月初的时候，都有800 多块钱的工资打到于广云的银行卡上。
在当地，有一份固定的收入是令人很羡慕的事情。不过，知足的于广云偶尔也有失
落的时候，失落来自和北京的反差。2006年初，于广云带着老婆回北京探亲，走出
北京火车站，伫立在绵延宽阔的高架桥下，于广云感慨万千。37年前，他从这里搭
上西去的火车，去寻找他的精神家园。37年后，当把青春都奉献给了那片黄色土地
的于广云再次回到自己的家乡时，他发现，自己早已被遗弃了。

    在当年一同插队的一位知青家里，于广云问他住的那套70多个平方米的房子多
少钱，对方说80万，于广云很快算出，那需要他1000个月的工资。而如果在黄陵，
那样的房子八万块钱都不值。“北京是飞奔的汽车，而我们是架子车，架子车跟着
汽车跑，非得散架了不可。”于广云说。

    几乎所有的留守知青都有同样的感受。

    来自北京市朝阳区农光里的陈志曾在知青大返城的年代调回北京，插队期间，
他与当地女子樊中亚谈了三年恋爱后结婚，育有两个相差10岁的孩子。返京时，他
也曾想过离婚，但因孩子的牵挂未能横下心来。两地分居几年后，妻子的户口终究
未能进京，陈志又于1986年底返回黄陵，夫妻双双成为黄陵县建筑公司的职工，妻
子做普工，陈志操持泥瓦手艺。

    促使陈志重回陕北的另一个原因，是北京的变化让他无所适从。离家时，大家
住的都是四合院，一出门，大婶大妈地叫。而现在，四合院拆光了，全部住进了高
楼大厦，家家装了防盗门，邻居之间互不相识。一件尴尬的事情让陈志至今难忘。
他去找一位当年的朋友，进了电梯，但不知道怎么用，正在束手无策的时候，来了
一位保安，保安用狐疑的眼光看着他，像审问小偷一样问他从哪里来？找谁？陈志
被激怒了，他对保安说，我就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我当北京人时你还没出生呢？
而保安用轻蔑的语气对他说，你还是北京人呢，看你的北京话说得寒碜的，骗谁呢？
满脸涨红的陈志一时无语。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陈志的乡音早已被陕北浓郁的边塞文化所融合，北京话中夹杂着陕西方言的词句，
这几乎已经成为插队陕北的北京知青一个最明显的标志。

    另一件事情同样让陈志很是尴尬。有一次到黄陵县的一个集贸市场买菜，卖菜
的挖苦他，你个陕北老汉洋腔（普通话）还撇得一个劲。陈志解释说，我就是北京
人，北京知青。对方赶快向他道歉，原来是北京学生。

    回到北京，总感觉自己是一个外地人，而在陕北，自己又属于一个游离于当地
风情的特殊群体。已经57岁的陈志，总感觉自己的生命就像不盖被子躺在陕北的热
炕上，脊背底下烙得发烫，而另一面的肚皮还是凉飕飕的。

    和众多留守知青不同的是，高玉珍在生前已经不会说北京话了，她选择了遗忘
和放弃，而正是此，让她少了那份揪心的痛楚和悲伤，她的后半生也因此平静而又
知足。彻底放弃那个叶落归根的梦想，还是在越来越渺茫的困境中坚守，对于留守
陕北的北京知青来说，都需要十足的勇气。

    1994年，陈志夫妻所在的建筑公司倒闭。为了生计，陈志背起工匠包四处找活
干，妻子则沿街叫卖冰棍。这样的日子过了整整四年，到1998年，一家人得到国家
的困难补助，生活从此相对稳定。2005年，因公路扩建，陈志原有的房屋要拆迁，
拆迁队强令他立即搬走，陈志找到县里的领导，说他是知青，希望能为他解决住房
的问题。在领导的过问下，终于在县城里为他找了两孔废弃的窑洞，院子里堆满了
垃圾。经过当过瓦工的陈志一番拾掇，窑洞焕然一新。原来堆放垃圾的院子里种上
了花草，多数是牵牛花，枝蔓随着搭建的竹竿恣意爬行，这种平民化的植物，无论
在都市抑或乡间小院，如今都已难觅芳踪了。

    让其他知青羡慕的是，陈志在近几年每年都会回一次北京。他的大儿子大学毕
业后留京工作，已升任一家电脑公司的副经理，并且有了北京市户口。他回北京就
住在大儿子家，这让他感到理直气壮，也找到一些北京人的感觉。陈志的小儿子高
中毕业后，也被陈志送到北京当了保安，也想尽办法，希望能给他办成北京市户口。
因为这样的话，他的孙子出生后，就会是北京户口，是一个真正的北京人。

    “父母不在了，就没有根了。所以，我们这一批人都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北京
去工作，重新扎根。等我们走不动的时候，可以到孩子家里养老。”陈志说。根，
这是让每一个流落异乡的中国人时常都会感到眼热的字眼。

    陈志有两大爱好，抽烟和喝酒。家里的茶几上，摆满了各种品牌的香烟，打开
盒子一看，里面竟全是用旧书纸手卷的旱烟。陈志的酒量大得吓人，几年前，他几
乎每天要喝一瓶一斤装的白酒，酒是最便宜的一种粮食酒，每瓶只有几块钱。这几
年，在大家的劝说下，加之年龄不饶人，陈志每天只喝三两左右的酒。只要不出门，
酒杯就会始终伴其左右。陈志称，自己喝酒是从北京再次返回陕北后学会的，那时
候心里很憋闷，没想喝上了瘾，自此无酒不欢。每次回北京，当年的知青来看他时，
也都是喝酒，喝到微醉时，总会有人不适时宜地问他，怎么不想着调回北京。红着
脸的陈志扯开嗓门说，谁不想回来，谁不想叶落归根，但是我没有能力回来呀！

    这句话让在座的其他知青唏嘘不已，顿时有人嗷嗷大哭、泪流满面。

    绝大多数留守知青，都会千方百计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北京工作，让那个断了的
根系重新植入家乡的泥土里。来自北京市朝阳区白家庄的钟振远，把大儿子送到北
京打工，他也希望正在上大学的二女儿毕业后能到北京找到工作。钟振远的最大愿
望就是孩子将来都会有出息，有出息的重要标志，就是能在北京这个大城市里站稳
脚跟。在寻根路上，他还准备了另外一种更为悲壮的方式，他打算在进入暮年之时，
在北京郊区的通县租个民房住，他有一个兄弟在公交公司，可以给他办一张乘车证，
让他方便地进北京城。在北京租房住的目的只有一个：离火葬场近一些。

    来插队时，钟振远仅仅只有14岁。做了两个孩子的父亲之后，钟振远才渐渐明
白，自己当年来插队纯粹是因为和家里人怄气。那时他正处在一个叛逆的年龄。自
己就像一粒种子，一阵突然而至的大风，将他席卷到了陕北这片贫瘠的土地，一晃
近40年。1980年，婚后不久的钟振远在开山修路时，一枚雷管在他的手里爆炸，整
个右手从手腕部被炸掉，从此被大家戏称为“一把手”。

    2003年，钟振远退休，退休后又被原单位返聘，替单位烧锅炉。钟振远的父母
仍然健在。两年前他回过一次北京看望二老，但他发现，他和小时候情同手足的兄
弟已经有了隔阂。此次北京之行让他终于明白了，北京只是他心中的故乡，而他真
正的家还是在这片黄土高坡。之后不久，钟振远拿出多年的积蓄，在县城附近的村
子里盖了两间平板房，养了一只小巧的京叭狗。

    接受了三十多年再教育的钟振远，至今没有学会做农活。妻子经常笑话他的一
件事是当年插队时“把麦苗当韭菜”。插队时，生产队分给的都是毛粮，钟振远不
会用磨面的碾子，就经常煮玉米豆、麦粒吃。回想过去，钟振远感受最深的一句话
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53岁的钟振远对自己的生活比较满意，
他觉得，人这一生，混得再顺心，也没有满足的时候。家里来了人，只要谈到当年
插队的生活，钟振远就会翻箱倒柜找出一枚北京市政府发给他的纪念章，纪念章正
面是中国地图，上面写着八个字：献给光荣的北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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