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离开红兴隆后，我赶到宝泉岭采访上海知青周军岳。

    我第一次采访周军岳是在1994年，那时他还在普阳农场当党委书记。

    周军岳和孙绩威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下乡时都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
们的夫人都是知青，大返城时是可以离开的，他们都在农场当过党委书记，退休前
又都被调到农垦分局，同时又都是口碑很好，在群众中很有威信的领导。

    周军岳是1969年5 月12日下乡到2 师17团的，那年20岁。17团就是上甘岭老兵
所在的团。开发汤原农场时，这些从枪林弹雨中冲过来的老兵，夏天吃臭水泡里的
水，要忍受铺天盖地的蚊蠓叮咬，连上厕所都不敢脱裤子；冬天寒风凛冽，滴水成
冰，喝的是雪水，没有青菜就吃干菜，干菜吃没了就盐水拌饭，每天要干十几个小
时，甚至将近20个小时！没有机具，老兵们就刀耕火种，绳拉手扒；为了提高效率，
他们就大哈腰，将腰弯成90度、100 度。“豆啊豆，四五交，撒撒手，七八九……”
在苍凉的荒野上，老兵用着在上甘岭上呼喊着“向我开炮”的喉咙，吟唱起那古老
而粗犷的点豆歌。他们就这样创造出了每天人均播种1.7 亩的纪录！当周军岳他们
下乡时，汤原农场已初具规模，拥有充足的砖瓦房和一片片良田。

    周军岳看过电影《上甘岭》，他为自己能和这些“最可爱的人”、这一英雄群
体一起劳动和生活而感到荣幸。下乡的第二年，上级决定让17团的上甘岭老兵和知
青迁往蒲鸭河畔，在一片河网交错，芦荡深锁，野鸭集栖，渺无人烟的沼泽地上开
荒造田。开荒的日子艰苦卓绝，老兵和知青住的是帐篷，吃的是苞米面窝窝头，喝
的是冰雪化的水。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下，老连长刘永泉领着周军岳所在的工程连
在蒲鸭河上架桥。他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腿痛得站不住，就坐在冻土上指挥
打桩。这让出生于资本家家庭的周军岳知道什么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出身不好是周军岳的致命软肋。在连里的忆苦思甜报告会上，领导让他作记录。
有人阴阳怪气地说，资本家的儿子怎么配记录？为了让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坚定的
革命者，这个单薄瘦弱的“小上海”干活抢在先，专选累活干，经常累晕过去，醒
来之后，像没事一样继续干下去。

    1973年，他终于得到组织上的认可，被提拔为司务长。他在家从来没买过菜，
没烧过饭，司务长不仅要管柴米油盐，还要管菜篮子。为让大家吃上青菜，他开荒
种菜；为让战友吃上肉，他养了好几口猪。他渐渐在17团出了名，只要提起穿着油
脂麻花的黄棉袄，赶着牛车的司务长，几乎没人不晓。

    大返城时，周军岳是可以离开的，妻子是哈尔滨知青，他们即使回不去上海，
回哈尔滨还是没问题的。当时农场已陷于瘫痪，机车没人开了，学生没人教了，看
病找不到医生和护士了……农场动员返城手续办得迟的、在重要岗位上的知青留下
来。

    下乡这十年来，周军岳吃的苦比别人多，遭受的委屈和磨难也比别人多，他独
自默默走过多少伤心地？他还会留下来吗？

    自从他当司务长后，谁想跑到食堂偷吃偷喝没门了；不论谁来领粮领油，一是
一，二是二，少一两补上，多一两不行。那些爱占小便宜的人对他既怕又恨，有时
钻进食堂刚要伸手偷吃的，一眼看见周军岳，就像老鼠似的“吱溜”逃掉了。他们
背后气恼地说，“周军岳不让我们好过，我们就不让他得好！”他们把他晾在外边
的袜子偷走，往他的饭盒里撒尿，甚至找借口骂他打他。他病倒了，那些人却把他
从床上拽起来，说要领粮食……

    哈尔滨知青、炊事班长于延尔为周军岳鸣不平了：“他干活那么卖力，那么任
劳任怨，身体那么瘦弱，体重刚50多公斤，却要扛100 公斤重的大麻袋；他在菜地
忙完去食堂忙，别人都睡觉了，他还在那儿吭哧吭哧地干。可是，还有很多人不理
解他，骂他打他欺辱他，这太不公平了！”于是，她站出来支持周军岳，见有人钻
进厨房抓起馒头就跑，她就追上去把馒头夺回来。后来，有些人吃饭时，咬口馒头，
骂一句周军岳；再咬口馒头，骂一句于延尔。

    没有想到爱情就在这谩骂之中诞生，周军岳和于延尔相爱了。

    于延尔的父亲是哈尔滨一家医院五官科的著名医生，早年留学日本，被打成了
“反动学术权威”和“日本特务”，组织上要求周军岳跟于延尔终止恋爱关系，说
这不仅是组织上的考验，还关系到他提升为指导员和入党的大问题。

    周军岳跟组织表态：他不能中断与于延尔的恋爱关系！

    那些代表组织的人蒙了，没想到还有像周军岳这样“不要前程要爱情”的。于
延尔被调离炊事班，他们见面的机会少了，感情却深了。有人说周军岳傻，为一个
女人而自毁前程，他说傻就傻；有人说他和于延尔是“一丘之貉”，他说，一丘之
貉就一丘之貉。

    他的话越来越少了，可是仍然那么拼命地干，那么认真负责。

    1976年，他和于延尔在农场结了婚，接着有了可爱的小女儿。他们想离开北大
荒，诊断证明已经开好，只差办手续了。组织上知道后，派人找他谈话：“军岳同
志，你经受住了组织上的长期误解和考验，是个好同志。你留下来吧，组织需要你，
北大荒需要你。”他听后热泪盈眶，这句话让他等待了这么多年！

    细想想，北大荒有太多让人留恋的地方。农场发洪水时，田野一片汪洋，政委
担心偏远连队知青的安危，好不容易才找来一条漏船。政委冒着生命危险坐在船上，
边走边用盆往外舀流进船舱的水。当船划到那个连队时，那些知青正坐在房顶上唱
《国际歌》……

    这种事件想起来就让人感到温暖。

    在开荒建点初期，因吃泡子里的水，许多知青得了肠炎、痢疾。身体瘦弱的周
军岳也没逃过此劫，拉肚子拉得浑身绵软无力，躺在炕上爬不起来。那些上甘岭老
兵不仅给他送来病号饭，还把他的脏衣服全部收走，洗干净送回来。

    冬天，周军岳的两件棉衣都穿破了，露着龇牙咧嘴的大窟窿。买又买不到，他
愁坏了。一位上甘岭老兵知道了，把周军岳的破棉衣拿回了家，让老伴拆洗后重新
做上。那件棉衣周军岳穿了好多年，后来破得不能穿了，他也没舍得扔，还保留着。

    老连长刘永泉一直信任他，他多次调动都被挡了回去，老连长多次对他说，我
绝不放你走。军岳啊，你就留在工程连里吧，将来接替我。

    为了组织的信任和北大荒的需要，他放弃了返城，于延尔为了刻骨铭心的爱情
留了下来……

    周军岳谦虚而真诚地说，那些优秀的知青走了，他才干起来，从文教科长到团
委书记、宣传部长，后来当了党委书记。

    他说：“当我看到农场发展了，看到一栋栋楼房盖起来，感到自己实现了人生
的价值。我下乡时连饭都不会做，现在成为农场的主要领导，这是普阳培养出来的，
我要对得起普阳的父老乡亲，要为他们办实事，要做到问心无愧。”

    为了问心无愧，那些年他像在工程连那样拼命地干，很少呆在办公室，风里来
雨里去，下田间地头，去贫困户家。他患了鼻中膈损伤，犯病时鼻腔流血，面部浮
肿。他感到值，可以说那些年他是在感动中走过来的。他的病情重了，住进了医院。
他对机关干部说：“现在是农忙季节，大家要干好本职工作，谁也不要去医院看我。
谁去看我，我就处分谁！”一位70多岁的上甘岭老兵跑去了，见他的鼻子塞着药棉
就哽咽地说：“周书记，你可要注意身体啊！”说完从怀里掏出了两瓶罐头。老兵
绝没有任何想法，仅想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一位基层干部来了，“我说过谁来看
我，我处分谁！”周军岳生气地说。那个干部苦着脸说：“周书记，我不来行吗？
群众不答应啊！他们说：”周书记为我们累病了，你们为什么就不能代表群众去看
看？‘“

    周军岳回上海看病时，老职工误以为他要回上海办返城手续，纷纷找上门来，
拉着他的手说：“周书记，你不能走啊，我们农场需要你，我们大家也需要你。”
有的含着眼泪说：“周书记，你要是走了，我们有心里话跟谁谈去啊？”

    领导被群众所需要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周军岳被感动了，他告诉那些老职
工：“请大家放心，只要普阳的群众还需要我，上级组织还信任我，我就不离开北
大荒！我走的话，也要干到退休后再走。”

    我问周军岳：“难道你真就不打算回上海了？”

    他实实在在地说：“想！不过，我要等退休再回去。”

    当年有多少知青高喊“扎根边疆一辈子”，有的还没等知青大返城就跑了回去。
周军岳从来没说过“扎根边疆”的豪言壮语，他却留了下来。不过，母亲一直盼望
他回去。他把母亲接到农场，想让母亲看一下北大荒，让她了解一下这里的生活并
不像她想象的那么差。母亲看过后，什么也没说。回上海，母亲对周军岳的妹妹伤
感地说：“你一定要想方设法把你小哥办回来。现在你们生活都好了，你小哥还在
北大荒受苦。”母亲给他留一套房子。

    周军岳说：“要说艰苦，上甘岭老同志来的时候比我们艰苦得多；要说奉献，
他们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在枪林弹雨中活下来的。到北大荒之后，他们经
历了一战荒原，二战荒原和三战荒原……”

    我采访过几位老兵，他们说，刚来时多数住在能望见星空的牛棚和马架里。有
的生产队100 多名转业的尉官挤在几个大马架里，两铺炕上拉几个布帘后，挤着六
七对夫妇。有的生产队马架和牛棚不够用，夫妻只能过礼拜———每周有一次团聚
的机会。那些年，经常有老兵说，“我家的大小子是在草垛上有的……”老上尉郭
锡岭说，来时好几家住一间房子，妻子不适应差点得了精神病。为有个家，他挖个
地窨子，从15公里外走着扛回一扇窗户。老少尉佟心良说，他家四口住的是一间墙
上挂着三四厘米厚冰霜的牛棚。晚上炕烧热了，霜化了，水顺着墙往下淌，地上的
水越积越多，鞋漂了起来。睡觉时要全副武装，头戴棉帽子，身上盖了好几层，结
果下面烫得受不了，上面冻得受不了……

    他说，“要说奉献，跟上甘岭老兵相比，我们真就算不了什么。他们是‘献了
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我们的子女返城了，他们的子孙还留在北大荒。
他们也不是土生土长的北大荒人，其中有许多人跟我们一样也是城里人，待遇还很
低，有些知青的生产条件比我们要艰苦……”

    他说：“我不后悔，这片土地很值得留恋。普阳父老乡亲信任我，我要夹着尾
巴做人，清清白白地做人。我和农垦分局领导说过，我就在普阳干，哪儿也不去。”

    我第一次去采访时，普阳农场已是连续近20年赢利的农场，经济效益在北大荒
名列前茅。有钱之后，他们先建了幼儿园、医院和学校，购进了现代化的农业机械
和M18 农用飞机，最后才改建场部办公楼和招待所……

    2000年10月，周军岳像孙绩威一样离开了农场，被调到宝泉岭垦区工会当主席。
他离开普阳时跟孙绩威离开八五三是一样的心情，当地父老乡亲也是那么依依不舍。
可是，没办法，农场领导班子要年轻化，场级领导55岁就要退二线，垦区分局舍不
得让这些知青干部这么早就退下来，只好把他们调到分局。

    第一次采访周军岳之后，我们成了莫逆之交，在我离开哈尔滨之前，他去省城，
我们就会见上一面。

    转眼周军岳当了七年工会主席，他把工会搞得有声有色，2008年他就年满60岁
了，要退休了。两三年后，在领导岗位上的知青全都退了。想到这里，我竟然莫名
其妙地有点伤感。

    军岳还是那么平易近人，善解人意，他做的总是比我想的周到，他把在宝泉岭
的温州知青杨国荣和杭州知青李旭东介绍给我。

    提起知青这一话题，杨国荣激动地说：“当留下来的知青退休后，知青的历史
也就结束了。我觉得在北大荒呆了一辈子是值得的。北大荒给我的远远超过我奉献
的，我非常感激北大荒……”

    我相信他说的是心里话。他在北大荒当过分场长，工会副主席，党委副书记和
场长兼书记，50岁调到宝泉岭垦区电力局任局长。在大返城时，温州那边已经给他
安排好了工作———水产公司门市部主任，他没回去。

    在采访中，上海知青欧阳吉宝说：“什么是贡献，这些知青能留下来就是对北
大荒的突出贡献！”

    此话有理。这些知青对北大荒的贡献不仅仅在于知青大返城北大荒瘫痪时所发
挥的作用和几十年坚守，而在于他们把城市的文明和文化、人脉资源带给了北大荒。

    周军岳说：“我们下乡时，当地人上工时把孩子放在炕上，用绳拴在窗户拉手
上。下工回来，孩子浑身上下不是屎就是尿。大一点儿的孩子没什么可玩的就和泥
玩，要不就在垃圾堆扒拉垃圾。当我们走上领导岗位后，就想方设法为孩子创造良
好的生长环境，我们尽一切努力把幼儿园和学校办好，让北大荒的下一代享受到良
好的教育，不仅有地方学习，还有地方玩耍，条件不比城里差多少。”

    我在采访中，发现有的生产队的孩子说着一口纯正的北京话，原来他们的老师
是留守北大荒的知青；知青老师使许多当地的孩子走出北大荒，考取城里的大学，
甚至留洋国外。北大荒第二代人谈起知青老师，有许多人的眼里都闪着泪花。

    许多知青说，我们改变了北大荒的生活方式，过去当地人穿着缅裆裤，随地小
便，家里除了灶桌、灶柜之外没有什么，现在农场人的生活方式跟城里人相差无几，
这都是知青的贡献。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些留守知青为北大荒的发展提供了城市的
人脉资源。

    任何贡献都需要付出。12年前，我站在普阳农场的荒野，望着冰封的蒲鸭河、
寒风摇曳的芦花、宁静的村落和那轮燃烧的落日，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北大荒
太好了！”

    “好？让你来你肯定不来。”农场陪同采访的小战率直地说。

    我要是知青的话会不会留下来？这个问题让我思索许久，答案是否定的。大批
知青走了，考上大学的北大荒孩子也走了，毕业回来的寥寥无几；每年都有返城知
青回访，他们像我一样对这片黑土地怀有眷恋，但是不会留下来。我突然意识到，
当年这些知青留下来是多么地不容易。

    40年过去，下乡时十六七岁的知青已年近花甲，或已退休，或将离任，随着他
们回到城市跟儿女团聚，留守北大荒的知青将越来越少，再过若干年，在北大荒就
再难见到留守的知青了。40年，从青年到中年和老年，这是人一辈子最有价值的时
光，几乎就等于人的一辈子！这些留守知青为北大荒献了青春和终身，他们从那里
走上历史舞台，又从那里走了下去。可是，他们将自己的生命融入了一种精神——
—北大荒精神！

    在写作时，我脑海里数次出现莫斯科红场无名烈士墓上的诗句：“你的名字没
人知道，你的功勋永垂不朽。”任何丰碑上的名字都极其有限，无限的是奠基在丰
碑下的牺牲与奉献。

    我想，当吃饱肚子的时候，不要忘记那片神奇的土地，不要忘记那两万余众坚
守北大荒几十年的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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