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过去30年,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也许莫过于“改革开放”。 改革,从小岗村实行承包萌芽破土。 开放,从旅游业打开国门拉开序幕。 当今,国际金融危机正使全球经济发生日益严峻的困境。旅游业将在其中经历 怎样的命运,或有怎样的作为?事实上,金融危机并非孤立地发生在金融领域。几 乎所有生产领域的困境都不是由于生产能力不足,而是由于过剩。科技的迅猛发展 及其广泛应用,已使人类在今天不需要有过多的人员挤在工业生产中进行耗损性竞 争。 但也只是到了今天,由于高技术支持的生产能力空前发达,人类才第一次有可 能并需要经历“休息的革命”,为今天和未来的生活质量开辟新路。 人类并不是生产的奴隶。人类需要从疯狂的追逐发展速度中觉醒,需要从疯狂 的耗损性竞争中觉醒,需要以新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给自己疲惫的生活、受伤的心 灵放假。当代世界,休闲经济应运而生。 若审视三大产业的结构,当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缩小到5%左右时,中国有80% 的农业人口;当发达国家工业人口缩小到10% 以下时,中国工业人口接近50%.中国 第三产业是当前需要大力发展的薄弱环节。旅游业则是第三产业的龙头,是典型的 消费型经济,休闲经济。 30年前中国发展旅游业,正是从“走出去,玩一玩”的“休闲”中发展出一片 很大的天地。 国门在哪儿?在天上。1978年,中国民航飞机的日利用时间才1.9 个小时。国 门刚开一条缝,西方人就来了。住宿难惊动中南海!开放国家“禁苑”迎游客,调 军用飞机把旅客送往天津住宿,这事反映国情也反映人情。紧张状况延续到1982年, 空军还派出1800多架次飞机协助空运游客,此种情景举世无双。我们像大扫除那样, 一次次清除旅游中的“吃喝玩乐”“洋奴思想”等“文革”遗留影响。我们开始认 识什么叫“无烟工业”“无形贸易”,还听到一个新词叫“风景出口”。记忆告诉 我们,封闭久了,打开我们的观念之门,并不比下个文件打开国门容易。 1.国门开启一条缝 关于改革,人们常说是从小岗村实行承包制开始的。很少人想过,开放,是从 旅游业打开国门拉开序幕的。 那时邓小平就说,“要打好‘侨牌’,做好做足‘两游(油)’。”小平说的 两游,指旅游和石油。为了找到中国的石油,我们轰轰烈烈地搞过大庆油田会战, 大家记忆犹新。现在小平把旅游和石油并称,一下子就把发展旅游业放到了非常重 要的地位。 小平当年说出这话,听到的人是感到振聋发聩的。因为共和国成立以来,不讲 旅游,更不搞旅游。连“旅游”这两个字,在书本中几乎都换成了“旅行”。西方 政要来了,我们只讲“外事接待”。 1978年3 月5 日,这是个历史性的日子。中共中央下发红头文件,增加对外开 放城市,成立旅游机构,发展旅游业。当时人们并未感到有多大动静,这却是个历 史性的大事。这意味着对外开放,意味着封闭多年的国门由此打开。 外电评价:这是“红色中国”第一次公开允许外国人以旅游者身份进入中国。 此时,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也尚未召 开那个按手印的“大包干”秘密会议。 今天人们常说,改革开放,国门大开。 其实,1978年,国门只是刚刚开启一条缝。 那时候,还不是你想来就能来的,有名额限制和一套内控条例。在签证时,对 入境的外国人卡得很严格,记者就不让进。那时候,西方称苏联是“铁幕”,称中 国是“竹幕”。 对世界来说,中国还是个巨大的谜。这大门里生活着十多亿人呢!所以,国门 初开一条缝,国外的捷足先登者挤进来了,还有更多的外国人挤在这条缝外,进不 来。 虽然,国务院已经下发了发展旅游,挣取外汇的文件,但在对外开放的问题上, 当时某些高层领导还有种种疑虑: “是不是开放得太早了?” “会不会把特务放进来,窃取了情报怎么办?” “国外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会不会腐蚀我们的干部?” “会不会把我们的干部带出去?” “我们落后的地方,不能给外人看。”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1978年10月9 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泛美航空公司 董事长西威尔,就对陪同会见的国家旅游局和民航总局的负责人说:“民航、旅游 这两个行业很值得搞。” 小平还说:“一个旅行者花费一千美元,一年接待一千万旅行者,就可以赚一 百亿美元。就算接待一半,也可以赚五十亿美元。要力争本世纪末达到这个创汇目 标。” 1979年1 月到7 月,邓小平又连续发表了《旅游业要变成综合性的行业》《旅 游事业大有文章可做》《发展旅游事业,增加国家收入》《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 等四篇讲话。他毫不犹豫地说:“旅游事业大有文章可做,要突出地搞,加快地搞。 旅游赚钱多,来得快,没有还不起外债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大搞呢!” 于是,门缝拉大了。 中国向世界旅游者打开了一扇门。 “到中国去!”这是近百年来第一次出现的国际时髦声音。 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四海宾朋蜂拥而来。一种世界性的冲动。开放的大戏, 在中国旅游领域拉开了序幕。 当五洲四海语言不同、肤色各异的朋友三五成群频频出现在长安街时,相当多 人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念叨着:这不是“文革”中要打倒的“帝国主义”吗?怎 么跑到长安街来了?还有人说,八国联军的后代,怎么成了“义和团”后代的“座 上宾”?我们还坚持社会主义吗? 但中国毕竟有礼仪之邦的悠久传统,大多数国人具有与生俱来的好客古风,所 以也有很多人向外宾送去友好的微笑。 从接待来说,“内紧外松”,接待者的心情也很复杂。因为内部还绷着“阶级 斗争”之弦,中国国际旅行社的导游每次陪团都得花几小时写出“情况报告”。旅 游者有无独立行动,说了些什么,你怎么回答的,等等,都要写清楚。导游小心翼 翼,如履薄冰,不能有任何疏忽和闪失。 一对台湾老夫妻跟随香港旅行团入了境。公安局担心他们是“特务”,嘱告导 游“不要给他们单独活动的机会”。实际上,这对时隔30年才返乡的老夫妻也在思 忖:“共产党会不会对我们怎么样?” 1979年,我们的国门是打开了,但我们的意识还很不开放。我们还没有迈开大 步。 “当时外国人要进来不容易,首先要取得国旅的指标,而国旅指标是有控制的, 像发粮票一样,年初分配名额给法国、英国、美国等各国的旅行商。旅行商为争取 到更多的名额,经常与国旅争得面红耳赤。”王尔康说。 王尔康原是个外交官,一身文气,早年担任国旅总经理,是中国旅游业的“活 档案”。他清瘦挺直的身材,敏锐的眼睛,让人过目难忘。他说国外旅行商常抱怨 说:“我们是拼命发展旅游,你们是限制旅游。” 1979年,美国有17万人申请来华旅游,只有2 万人获准。在日本年轻人中,4 个人就有3 个想到中国旅游,报名到西安的就有120 万人。各国要求来华旅游的人 数都远远超过国旅定额。海外华侨来华,归中国旅行社负责统筹,也有名额限制。 有些华侨登记排队好多年了,还没有获得签证。五洲四海的声音都在问:你们不是 也想挣外汇吗?为什么有钱不赚? 在当年还相当简陋的会议室、办公室里,国家旅游总局组织学习小平讲话精神 的春夏秋冬,大家都还记忆犹新。这记忆告诉我们,封闭久了,打开我们的观念之 门,并不比下个文件打开国门容易。 春夏秋冬,我们像大扫除那样,一次次地清除旅游工作就是“吃喝玩乐”“洋 奴思想”“为资产阶级服务”等“文革”遗留的影响。大扫除后,我们的会议室、 办公室里也布置出新的景观。新景观能形象地说明,我们已经认识到,旅游业是 “无烟工业”,是“无形贸易”,是投资少、见效快、多创外汇的综合性经济事业。 我们还记住了陈云同志的话:“旅游收入实际上是‘风景出口’,比外贸出口收入 来得快。” 那时,很多人还不了解外汇,但开始对有外汇的人刮目相看。搞旅游工作的人 则开始懂得,外汇储备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实力的象征。国家持有的外汇 储备可以保障国家进口重要战略物资、关键技术,还能保障金融体系的安全。万一 发生战争、灾害,或者国际经济形势突然变化,国家银行可以用充足的外汇储备来 应对突发的金融风险。 旅游外汇换汇率比出口物资换汇率高。按1978年计算,出口的物资,平均约二 元七八角人民币的东西换回一美元。有些轻工业产品由于花色品种不适应国际市场 的需要,卖不出好价格,往往要用四五元人民币的东西才能换回一美元外汇,而旅 游外汇,只需要一元五角多人民币就可以换回一美元。 中国地域辽阔,山水风光、文物古迹、民俗风情等旅游资源丰富,是世界旅游 资源大国,发展旅游有独特的优势。国务院成立了以主管副总理为首的旅游工作领 导小组,各地政府也 相继成立领导小组。不管怎么说,旅游业开始从“贴钱”转向挣钱。这个进步 很重要。 “莫畏途难时日远,鸡鸣林角现晨曦。”一个旅游业的新的早晨苏醒了。但就 像夏日的北京仿佛没有早晨似的,大街上很快就车水马龙。这时,“旅游工作者” 都感到自身压力重重了,而且很快就感到“压得喘不过气来”。 2.今夜宿何方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当四海旅游者蜂拥而至时,我们却乱了方寸,慌了 手脚。我们还没有建起与此相适应的旅游市场秩序和设施条件,面临的突出困难一 下子就推到了我们鼻子跟前:条件简陋、住房奇缺、交通困阻。 旅游工作者们竭尽全力,想让外宾住好吃好,可是1978年的北京,只有7 家涉 外饭店,能拿得出手的床位充其量还不上2000张。从全国来说,也只有137 家有点 样子的饭店。 北京国旅、中旅捉襟见肘,天天愁的就是客房。饭店走廊全都住满,标准间中 间加铺,会议室打起通铺,还有客人等待在大堂。饭店里再也没地方可塞床位了, 大厅乱哄哄的,客人翘首盼等,怎么办? 有的把客人拉到北京“上海西餐厅”,把吃西餐的小桌子拼起来当大床;或拉 到“莫斯科餐厅”打地铺,男女屏风挡隔,权且将就。当时来华观光的旅游者,有 很多是腰缠万贯的富翁,叫人住在这地方,也真觉得丢了国家的面子。 还有个办法是用“缓兵之计”。这批外宾下了飞机,前批宾客还没退房。于是 先把客人连行李一起拉到故宫、颐和园去游览,这边紧张地腾房间。那时外宾旅游 也真够累的,你想想,乘了20多个小时飞机,到达北京后,时差还没有倒过来,就 要拖着疲惫的身子去参观。到晚上,等上一批客人走了,才能入住宾馆。 像这样当晚能入住的旅游团,还算是幸运的。 有一次,青旅接了一个美国团,北京实在无处下榻了,打电话向时任团中央书 记的李瑞环汇报。李瑞环也没法子,硬着头皮给邓小平打电话。小平打电话给空军, 动用军用飞机连夜把外宾运送到天津去过夜,第二天又用飞机运回北京来观光。 坐飞机易地投宿,现在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而那时,为解决住宿问题,通过 国务院李先念、陈慕华等副总理调军用飞机把客人送往天津等地住宿,是常有的事, 最远的送到南京。 1978年全国旅游入境人数超过180 万人次,比以往20年宾客总和还要多。到1979 年,客人成倍增加,而宾馆不能像孙悟空拔根毫毛那样呼之即出,住宿矛盾更加突 显。外国游客在大厅里打地铺已不奇怪,戏称在东方野营;在机场里围着毛毯候飞 机,犹如战后在某个边境机场等待联军来接难民。 京城缺旅社,今夜宿何家?这个问号,就是深深的记忆。 北京东长安街6 号,当年是国家旅游局和国旅总社所在地,经常有蓝眼睛高鼻 梁的洋人坐在门口的台阶上,等住所的,等机票的。这样的风景,在当时的大国中, 恐怕绝无仅有。 早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夕,北京饭店新建了一座23层的大厦,远远安排不 下蜂拥而至的宾客。北京饭店总经理手头只有7 间住房的机动权,其他房子的钥匙 掌控在国务院谷牧、陈慕华、余秋里、王震4 位副总理的手里。先给谁得副总理协 调发话,一时成为天下奇闻。 一些客人久仰北京饭店的大名,宁肯在大堂静坐,也不愿去别处投宿。有一次 全部客人都安顿好了,还剩一个没着落,怎么办?结果他在同行者卫生间的浴缸里, 蜷曲着过了一夜。 不仅住宿难,而且条件差。 中国旅游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玉莺说,她当年带一批美国客人去招待所住宿, 美国人一看,缩了回来,不肯入住,认为条件比美国监狱还差。当即给美国使馆打 电话,使馆人员叫他们先去使馆。李玉莺苦口婆心劝阻。天又下起了雨,她就把这 批客人拉到北京饭店大堂,每人发个毯子,在沙发上过夜。她也陪着外宾在椅子上 度过漫长的夜晚。 这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事。不能怪美国人挑剔,与国外饭店相比,我们 的条件确实差得太多了。那时的招待所是个什么状况?几乎所有招待所的房间都没 有卫生间,一个楼层两大排客房,走廊尽头有个公用厕所,散发出的异味弥漫整个 走廊。洗澡间大多设在厕所隔壁,你脱掉衣服洗澡的时候,感觉隔壁的臭气直接侵 袭到你的全身,让你感觉全身都有洗不掉的臭味。而且,每天只供应两小时热水, 你进去洗澡的时候也许已经供水1 小时50分钟,但你并不知道,你脱光衣服擦上香 皂,突然热水没了,你只好光着身子干着急。餐厅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过时恕不恭 候。 条件略好的涉外宾馆,也存在许多问题。耗子夜袭旅客,外宾彻夜辗转。宾客 带的食品常被老鼠啃得乱七八糟,连照相机的皮背带也被咬断。有时半尺长的大老 鼠突然从空飞降,“啪”地一下正落在宾客的床上。于是有外宾称中国饭店为“老 鼠饭店”。 一位外宾就绘声绘色地讲述:“晚上我看见老鼠在我眼前跳舞。”他随身带着 老鼠咬过留有牙痕的巧克力,拿出来作为介绍“老鼠饭店”的证据。 靳羽西来了,这位海外名人也被老鼠闹得彻夜不宁。住的房间没有天花板,老 鼠在房梁上东窜西跳,灰尘洒落。一开灯,老鼠逃走,一关灯又出来了。几只老鼠 还从她的床上爬过,吓得她一夜都不敢入睡。 武汉某饭店,浴室遍地是水,每个旅客都在为马桶漏水发愁。桂林旅馆水泥屋 顶竖着蓄水塔,只见水龙头不见水,所有客人都在为断水而抱怨。成都某涉外宾馆 房间壁橱里灰尘厚积,地毯又黑又硬,床单、被子、枕套都脏兮兮的,令人恶心。 卫生间墙上镜子破成两块,一条发黑的胶布刺眼地粘在上面,败陋状况令客人感觉 好像来到战后的城市。 一个美国旅行团的领队柯娜?梅?邱夫人,致函中国国际旅行社,尖锐批评饭 店卫生不佳现象,其中写道: 客房的蟑螂钻进我的行李包从北京运到兰州。在乌鲁木齐,蟑螂更严重,竟爬 到床上来。对此,我只能置之一笑。卫生间不起作用,马桶在漏水。不干净的设施 和爬虫之害,可以直接影响旅行者对中国的特殊好感。 今夜不知何处宿,不止是在北京。 热点旅游城市,饭店都人满为患,床位紧缺告急。 在桂林,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有的被安排在大礼堂的舞台上,男男女女都打 地铺。有一首打油诗流传很广:“桂林山水甲天下,我到桂林住地下……” 在上海,当时虽有锦江、和平等7 家上档次的饭店,但有时几千名外宾同一天 要在上海过夜,急得上海市旅游局茫然无措。安置不下的宾朋,常常是临时拉到杭 州、苏州去过夜。忙得顾不上吃饭的导游姑娘,跳上跳下地解释着,经常急得泪汪 汪。 3.票!票!票! 1979年春,桂林机场。浓雾迷天。 一天,两天,桂林的雾,依旧那么浓。十多个航班延误了,宾客焦急的情绪, 也像雾一般在候机室内外弥漫,机场一片混乱。 外宾是有日程的,签证到期该回国了,回国机票也早买了,可是卡在桂林出不 来,怎么不焦急上火?三天后雾终于散开了。几天滞留下来的旅客黑压压一片,机 场乱哄哄的。每个团都想先走。协调、安慰,增调航班,喧闹数天的游客最后总算 都散了出去。 中国民航从1979年4 月1 日起,在国内对外开放的城市中相继开辟了8 条新航 线,每周共安排了545 个航班。外宾最集中的北京、上海两地,班机由原来的每周 15班增加到24班。 桂林是最热门的景区,要求去桂林游览的外宾越来越多。民航广州管理局已把 从广州到桂林的航班,由原来每周15班增加到24班。北京、上海、杭州、贵阳、天 津、重庆、成都、武汉、长沙等地,每周都有班机进出桂林。 在当时情况下,民航已竭尽全力,但还是无法满足旅游班机需求。1978年底, 中国民航只有162 条航线,飞机的日利用时间才1.9 个小时,民航的运输总周转量 世界排名第33位。飞机性能差,30年前乘坐过中国民航飞机的人,对当年那颠簸的 飞机和轰鸣的噪音记忆犹新。 票!票!票!机票、火车票,两票难求。外宾进得来,出不去,成为主要矛盾。 外国人、侨胞旅行团因购不到机票而被打乱行程,滞留、改线现象经常发生。 有一次在桂林,一个美国团班机延误,眼见签证即将到期却走不了,客人闹了 起来,挥舞拳头抗议。全陪导游老黄想,打电话向国旅总部反映,时间都来不及了。 急中生智,直接把电话打到分管旅游工作的陈慕华副总理办公室。陈慕华连夜向空 军司令张廷发求助,临时调军用飞机救急,才平息了一场风波。 当时缓解航班紧缺的办法,只有通过国务院、中央军委高层领导找空军司令张 廷发特批空军包机。紧张状况一直延续到1982年。空军部队1982年共派出1800多架 次飞机,协助旅游部门空运游客近6 万人次。1985年,空军正式成立旅游包机公司, 飞机短缺的状况稍有缓解。 火车票同样紧缺,卧铺票更是难求。常常是一个团只能分到几张卧铺票,而旅 游团中年龄偏大者居多,一个团下飞机,多数是白发老人,被称为“银发族”。导 游陪同常为拿不出足够的卧铺票而内疚。 法国飞行七十八团凭票到火车站上车,车站告知走不了,要改乘凌晨2 时的火 车。等到凌晨2 时,铁路方面又通知说这班车次也取消了,要9 时才有火车。旅客 通宵未眠,遇上这种情况,怎能不生气! 有一次火车途经昔日丝绸之路上的名城,有个法国旅游团上车。因没有软卧, 客人和陪同发生争执,团队中有80多岁的老太太。列车长也很为难。正在无可奈何 之际,甘肃省委一行人知道情况后,带队的领导对列车长说:“这样吧,我们12人 的软卧全部让给旅游外宾。”说着就招呼人从软卧车厢把东西拿了出来。 法国客人进入软卧车厢后,迷惑不解地问:“他们怎么愿意把软卧让出来?” 当得知为他们让出卧铺的是省级领导,顿时感动不已。 “在有限的条件下,解决宾客交通困难,我们尽心尽力。”王尔康给我们讲了 个导航轮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这天王尔康刚上班,总经理室的电话就响起来了。 空军机场告知,原定明晨6 时起飞的一架图154 包机导航轮要更换。图154 是苏联 产的飞机,早已从苏联采购,用火车托运的一批导航轮,却因东北嫩江发大水,失 去了联系,火车皮现不知道在哪儿。如果不更换导航轮,飞机就不能起飞。王尔康 一听急了,飞机延误就要打乱客人下一站的旅行计划,这150 多人的旅游团,一处 乱就一路乱,怎么办? 空军也在想办法。向全国发电报寻找,终于在空军所属的乌鲁木齐机场找到一 个备用导航轮,但是得有专人去拿。王尔康一看飞向乌鲁木齐的航班还赶得上,马 上派人出发赶飞机。如同一场争分夺秒的“战斗”,终于在当晚12点前把导航轮送 到空军机场。机械师连夜换装。第二天黎明,一声轰鸣,飞机按时冲上蓝天。王尔 康与在场的国旅总社人员一直悬着的心,总算落了下来,脸上有了欣慰的微笑。 1978年到80年代初,中国民航、铁路都极其薄弱,交通与住宿,同时成为发展 旅游的主要瓶颈。抗议呀,叫喊呀,问题不断,但由于条件限制,都难以较快改善。 当这些外宾回国后,形成的舆论却相当可怕,给中国的国际声誉造成了不良影响。 80年代初,连续5 批130 多个美国客人在中国住不好,吃不好,特别是又因机 票受困走不了,问题从民间反映到官方。不久,美国官方公开发布消息,说美国人 到中国出不来,没地方住,对中国之旅亮出红灯。随即美国旅客骤减。美国旅行商 说:“等到你们条件改善后,我们再来。” 中国旅游业,是在种种尴尬的情况下起步的。 4.意想不到的尴尬 “民以食为天。”中国美食天下扬,正宗的有鲁菜、徽菜、浙菜、苏菜、闽菜、 粤菜、川菜、湘菜等八大菜系,还有满、蒙、回、朝鲜等民族的特色口味,如烧、 烤、涮。高档的有燕窝、鱼翅;中档的有甲鱼、螃蟹;北京烤鸭,杭州宋嫂鱼,四 川太白鸭……任君享用,更不消说还有天南海北形形色色的风味小吃。说到吃,在 中国总没问题了吧? “你们想错了。”程文栋先生说,“当时在餐桌上出现过不少尴尬。”程文栋 曾任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担任过中国驻意大利大使,获过意大利“大十字骑士勋章”, 他身材高大,声音洪亮而浑厚。他向我们讲述当年陪美国内务部次长一行人游桂林 的事。 美国客人到餐厅坐下,提出要喝啤酒。 “对不起,没有了。” “那就来点冰激凌。” 冰激凌是什么?服务员还是第一次听说,去问餐厅经理。经理脸红了,知道是 知道,但餐厅目前还不会做。最后,客人说:“那就来杯冰水吧!” 经理派人出去跑,打电话到处联系,就是找不到冰水。 美国宾客耸耸肩,疑惑地瞪大眼睛问程先生:“冰水也没有?” 程文栋说起话来中气十足,说到这里,仰面哈哈大笑起来:“你看现在,要什 么饮料没有?那时候连啤酒都没有呀!青岛啤酒,年初就拿钱去预订,按计划供应。 需求上报了,但只批下极少量。” 1979年14个省市54个涉外饭店有个统计,每年短缺啤酒2778吨,而且多数啤酒 质量很差。外国旅游者对喝不到啤酒很有意见。美国人晚餐想喝鸡尾酒,更让我们 的餐厅经理傻了眼。那时只有少数涉外宾馆才有调配鸡尾酒的人才。 还有香槟酒问题。香槟酒是礼仪用酒,国外宴会大开香槟酒助兴,以显示宴会 的隆重。可是,我们的餐厅香槟酒也奇缺,喝都不够,更别说是弄得“香槟喷溅宾 朋乐”。 除了物资紧俏,由于对境外饮食忌讳不了解,也闹出一些不愉快的事。比如泰 国游客忌吃牛肉,事先已通过陪同向餐厅打了招呼。数分钟后,服务员忙中出错, 偏偏把一盘牛肉端上桌。 “哎,我们不是说了嘛,不吃牛肉。”一桌人都火了,因为这被视为对客人信 仰的侮辱! 港澳游客忌讳“炒鱿鱼”,因为在他们那里,“炒鱿鱼”是失业的代名词。但 餐厅服务员对炒鱿鱼这道菜叫惯了,上菜就大声吆喝道:“炒鱿鱼了!” 海员忌讳“翻”。某餐厅服务员帮忙,把下半边未吃的鱼翻了个身,谁知外国 海员无法容忍,把筷子一摔离席而去。 在饮食习惯上,国内外存在很大差异。外宾喜欢分餐制,中国餐厅总是老规矩, 十人一桌,合而食之,有时不足十人还不上菜,客人面面相觑,饥腹以待。 大多数外宾早上爱吃西餐,而许多餐厅做不了西餐。早餐通常是稀饭、冷菜、 点心,西方宾客很不适应。 还有一个让外国游客不满的是餐厅定时开饭,过时不候。早上得早起赶饭吃, 晚上又没有专供客人喝酒聊天的酒吧间。 中国有“食在广州”一说,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经过煎炒烹炸、 蒸煮炖煨,无不成为席上佳肴。然而,那些精心烹饪的名菜端上来,外国游客问, 这是什么?当得知这是某些飞禽走兽时,他们不吃了。餐厅说,你点的,我们做了, 你怎么能不要?客人说,你写的不是这个东西。人家说得没错,我们写的“龙凤呈 祥”,外国游客能知道那是什么?矛盾的焦点则是:有些“洋客人”反对屠杀动物。 许多餐厅还没有菜单,更没有英文菜单。每次吃中餐,外宾好奇地询问各种菜 名。我们的传统菜名写在小竹签上,高高一排悬于墙,外国宾客不知那是什么。菜 单可以充分展示一个餐厅的优势和特色,可惜那时我们还不知道利用。 有些问题一经外宾指出,改起来并不难。很快,印有中英文的精美菜单出现在 各宾馆的餐桌上;也有了夜间小吃部,备有各种名酒、饮料、点心、冷菜、热菜。 就餐时间不再限定。街头相继出现酒吧间,并迅速增加。 在旅游点进餐,更大的问题是卫生差。某些餐馆苍蝇就像轰炸机一样向饭菜袭 来,外宾见了头皮发麻。有些餐馆厨房与餐厅只隔一堵矮墙,客人可以看到师傅打 赤膊在大锅台上烫面条,食欲大减。 别小看“吃”,一日三餐谁能少?没有好的餐饮企业,就没有好的旅游环境。 一个城市餐饮市场的成熟程度,反映了它的旅游接待能力和综合实力。 为了让旅游外宾吃饱吃好,我们的餐厅师傅费尽了心思。常言道:“众口难调。” 何况这“众口”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甚至同一个团队,由于年龄、体质、职业、 宗教信仰等不同,对饮食也有不同的要求,要细心地做到“看人下菜”。 师傅们很快了解到西欧人口味清淡,东欧人口味比较浓厚;非洲人以咸辣味为 主,爱吃咖喱;法国客人吃点心,喜咸不喜甜;美国人饭前要喝饮料,日本人喜欢 海鲜鱼虾;而尼泊尔等一些内陆国家对海味和水产品都不太适应;朝鲜人则喜欢蒜 味辣味,对花椒、八角等香料不喜欢;川菜,酸、甜、苦、辣、麻,五味俱全,外 宾就消受不了,得改进。连炒个鸡蛋也有讲究,有的要荤烧,有的要素做。这鸡蛋 本来就是荤的,怎么个素做?荤的又分煎炒,素的还讲老嫩。 北京饭店等许多涉外饭店让宾客吃得最为满意。餐厅中西餐俱备、品种齐全, 任君自选。中餐花样繁多,别具风格。山珍海味经高级名厨的妙手高技,可做出色 香味绝佳的美味佳肴。包括茅台酒在内的多种饮料,任凭客人挑选。咖啡、冰糕等 冷饮都能及时送到。上菜、送酒、端饭,礼仪周到,有条不紊。外宾们认为,在这 里用餐是一种美的享受,啧啧赞许:“中国菜是世界第一流的,是中国文化。” 但是,那时没有几个地方能像北京饭店那样。 5.情动中南海 那时的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频于应付各种难题,像救火的消防队。北京 和各地持续的住宿难的呼声,惊动了中南海。党中央、国务院领导清楚地认识到: 住宿问题己严重制约、影响了旅游业的发展,乃至经济发展,得下决心解决住房 “卡脖子”的状况。临时建房来不及,原有的内部宾馆则是可利用的资源。1979年, 国务院一声令下,决定将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内部高级饭店对外开放,划归旅游局实 行企业化经营,挣外汇。 于是,中共中央、国务院、总参内部使用的北戴河疗养区别墅院舍,钓鱼台国 宾馆的两幢楼,率先对外开放,接待自费旅游者。 北戴河疗养区一开放,日、美、英、法、瑞士、加拿大等国的外宾一批批来到 了北戴河,喜笑颜开地游山海关,在海滨沐浴阳光,划船游泳。 北京钓鱼台宾馆是名闻中外的国宾馆。800 多年前,金王朝迁都燕京后,金章 宗常到大水池边钓鱼,流传下来“钓鱼台”的名称。清朝,这里是皇帝行宫。共和 国建国后,这里接待过许多元首级外宾。客房分布在湖水岸旁绿树丛中,环境幽静, 高贵典雅。卧室宽敞、整洁,电冰箱、电视机等现代化家电设备,一应俱全。1979 年8 月1 日,国宾馆首批接待了菲律宾首航旅行团,包括菲使馆人员共70人。接着 又连续接待了日本、美国的旅游客人。宾馆还向每位入住客人赠送绣有“钓鱼台迎 宾馆”字样的桌布、檀香扇。外宾为能入住原来只有国家元首下榻的国宾馆而感到 兴奋和荣耀。 国务院开放国家“禁苑”,各省市争相仿效。 行动最快的是山东,把当地最好的济南南郊宾馆、济南饭店拨出。随后河北、 四川、云南、天津、黑龙江、吉林等10多个省市都将本地“禁苑”开放,拨给旅游 部门管理使用,自己要开会时就住一般饭店和招待所。 广东把白云宾馆和南湖宾馆拨给省旅游局管理使用,湖南省委将当地的“国宾 馆”蓉园改为蓉园宾馆,接待旅游者。 浙江省委规定,省委开会一律不准占用接待外宾的饭店和宾馆。同时,让省机 关事务管理局所属的新新和大华两个饭店,按照先外后内的原则安排用房。 广西南宁的西园饭店,人称“南宁国宾馆”;湖南蓉园宾馆,重庆市渝州宾馆, 都是当地接待来华访问高级官员和中央首长的高级饭店,这些内部宾馆如无接待任 务,都是常年空锁着。开放后,为国家挣取到大笔外汇,结束了年年向财政部门要 补贴的历史。 上海先后开放兴国宾馆、西郊宾馆和锦江中楼。 兴国宾馆又名丁香花园,相传是清末李鸿章宠妾丁香居住的地方。园内有三幢 别墅式的建筑,内有苏州式庭园,小桥流水,曲径幽回,假山亭榭,错落有致。 西郊宾馆是上海最大的内部宾馆,“十里洋场”少有的幽静处所。设有高级套 房,豪华客厅和新颖别致的酒吧、茶座,此外还有百亩诱人的水面,可供住客划船、 垂钓。 锦江中楼原来是接待国家元首的专用楼,使用率极底。遇有重要国宾,则不光 是中楼,连整个饭店都要提前控制床位,其他外宾不接或少接;任务过后,中楼还 要休整两天搞卫生,清规戒律很多,没有接待任务只准空着,亏损由国家财政补贴。 各地高级宾馆原有的规章,在1979年被彻底打破了。 这些举措给旅游业发展吹来一缕缕春风,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外宾食宿困难的 矛盾;更为国家挣得许多外汇,可谓一举多得。 开放“禁苑”挣外汇,表明中国旅游开始从“外事接待型”向“积累外汇型” 转轨,表明了中国高层领导支持搞旅游的决心。 除了开放全国各地“禁苑”外,国家旅游总局号召旅游部门紧急行动起来,改 造原有招待所,解决住宿“卡脖子”问题。 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时间就是外汇,速度就是金钱。早一天改建,早一天收入 外汇。 北京及全国各地都开始把老式的招待所住房,改造成带卫生间的套房。安装锅 炉,整理床位,添置设备,疏通道路,组建车队,餐厅、礼堂、俱乐部……任务非 常紧迫。 上海提出“修好一间、布置一间、安排一间”的口号,大挖住房潜力。在短期 内改造、扩建旅游标准床位3000多个。 杭州马不停蹄,改造扩建2000多标准接待用房。 有的地方“临时抱佛脚”,像救火一样抢时间。江苏有4 个团百余客人将到达, 住宿安排不下。如果临时打退堂鼓,既损坏信誉,又影响外汇收入,怎么办?省委 听了汇报后指示:“接,决不能退!”马上组织人员装修双门楼宾馆三、四层。 这时,离接团的时间只有一周。楼体虽已建起,但还是个水泥框架,室内工程 尚未动工。那时人干起活来有股子冲劲,不分昼夜,不讲报酬。南京一建公司多工 种工人同时作业,安灯通水、油漆门窗、粘贴墙纸、为地板打蜡。无锡家具厂赶制 的弹簧床、沙发,水运太慢,市城建部门抽出20多辆大卡车连夜送达。苏州提供灯 具,镇江赶制拖鞋,扬州运来大浴巾。女工连夜缝被子。没服务员怎么办?调江苏 旅游学校30名即将毕业的学员,提前上岗实习。 一周后,港沪119 团等4 个团如期到达,外宾们高兴地住进新楼。他们不知道, 许多人为此连日忙得顾不上吃饭,一周就瘦了一圈,有的工人累得晕倒在施工现场。 重庆是刚开放的城市,接待条件底子差。市委下决心拨出200 余万元重新装修 宾馆。加班加点,为每个房间装电话机,铺地毯,安装空调,装淋浴设备。每栋楼 添置了制冰机和电冰箱,还在宾馆内设立了邮政、电信、兑换外币的服务点和小卖 部等。 还有个办法,像打仗一样争分夺秒投入“抢房间”战斗。 什么叫“抢房间”? 比如上海锦江饭店,有100 多位南斯拉夫外宾早上6 时刚离店,紧接着澳大利 亚珊瑚公主号游船外宾100 多人上午8 时要入住,前后只有2 小时空隙。10多个服 务员争分夺秒,打扫房间,重新换上被套、枕套、毛巾、浴巾,在客人到来前已把 一切都整理得井井有条。这办法,后来就叫“提高住房周转率”。 这样的紧张战斗,实际上不只是“抢出了房间”,多赚到外汇;我们从前许多 跟国际通用的经营管理方式不接轨的观念,在这些从省级领导到普通服务员合力的 “战斗”中,被扫除了,更新了。旅游业,其实是最早努力跟国际接轨的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