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一个变革的时代,各种观念可以来自四面八方,但富有成效的行动,总是出自 那些身体力行的实践者。谁曾想到,旅游业在开放之初会如此艰难地为突破旧观念、 旧体制,充当着开路先锋的角色……过去的年代,问题恐怕不在于观念的禁锢,多 少人应有的独立思考功能受损,就无法创造性开展工作。旅游业的破冰之旅不唯发 展了旅游,在改变社会营造新风诸方面,可以用一句著名的诗来表述:“沉舟侧畔 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1.传奇局长卢绪章 卢绪章这个名字你也许不熟悉,但提起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许多人会 想起影片中的男一号张公甫。张公甫的形象,就是依据卢绪章的传奇经历塑造的。 在革命年代,卢绪章曾经长期从事共产党的地下秘密联络工作,公开身份是大 老板。他与国民党上层人物陈果夫、陈立夫等打得火热,并取得了国民党少将参议 的头衔,通过孙科等头面人物与苏联做生意,为共产党挣取了数十万港币的活动经 费。国民党高官蒙在鼓里,中共也只有周恩来等极少数人知道他是“红色资本家”。 共和国诞生后,卢绪章出任中国第一任进出口公司经理,后担任外经贸部常务副部 长,人们敬佩卢绪章,常在他面前拿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说事。他自己并不 喜欢这个称呼,一切都已过去,他再也不是“与魔鬼打交道的人”。 1978年10月17日,卢绪章走马上任。这时旅游业面临的困难重重,可说是“受 命于艰难之际”。贯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搞好旅游业,是他的重任。我 国有发展旅游业的丰富资源,首先要搞好铁路、机场、码头、电信等基础设施,还 要动员各方面力量来办旅游,大胆利用外资、侨资来办旅游。 为加快引进外资步伐,邓小平授意国务院成立“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 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任组长,陈慕华、廖承志等人具体分管,办公室 设在国家旅游总局内。 “小组”于1978年11月成立。名为“小组”,实为国家部级机构。小组成员有 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外交部、轻工部、商业部、外贸部、铁道部、交通部、民航 总局、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可外商不理解,经常问,“你 这个小组是什么级的?”为此还得费一番口舌。 小组下设办公室,简称“侨外资办”,卢绪章兼任办公室主任。卢绪章熟谙市 场经济经营之道,举止沉稳,丝毫没有“大干部”的派头。上任伊始,卢绪章动用 自己的“老关系”,以国家旅游总局的名义,邀请一批实业家、旅游专家组成海外 旅游考察团到中国考察,目的就是请他们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好机遇,吸引他们前 来中国投资,对中国旅游设施的改进建言献策。考察团成员有美国波士顿财务公司、 凯悦国际酒店集团等机构的负责人,夏威夷大学的校长和旅游学院的院长,还有世 界著名的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香港企业家杨元龙、车家骐、朱民康、杨敏德及 旅馆酒店专业人士。 广州、上海、南京、扬州、无锡、苏州,夏威夷旅游学院院长朱卓任每到一地, 都向旅游同行们介绍世界旅游业的发展情况。朱民康先生从凯悦国际酒店集团选来 了18部有关旅游接待、酒店管理和旅游从业人员训练等方面的影片,沿途放映,使 各地的旅游业人员大开眼界。 经卢绪章牵线和实地考察,国旅总社和香港侨美旅游事业有限公司于1978年11 月13日签订了投资协议书。内容主要是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南京、苏州、 无锡、扬州等地分两期合作建造五万间房间的旅馆,全部利用外资,待旅馆建成后 以部分房租逐年偿还。 “老去又逢新岁月,春来更有好花枝”,这是多好的开端,卢绪章兴奋得睡不 好觉,恨不得马上付诸行动。 可是这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召开,投资软环境还没形成。姓“社”姓 “资”还是个敏感的话题。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大家心中都没底。这一协议在 北京实施时就遇到阻力,包括征集土地、税收标准、拆迁政策等等,当时都是一片 空白。国家旅游总局碰到了难题,工作一时无法进一步展开。 外宾来了,不是来上“五七干校”的。得让人家住好、吃好、玩好,他们才愿 意来。这就需要搞活旅游业,需要把旅游业作为一种重要的产业来抓。 为了争取时间,卢绪章当机立断,干不了大的干小的,建不了新的改旧的。马 上促成侨美公司和北京市第一服务局两家合作,签订了北京香山、西苑两饭店的建 设和民族饭店的加建、改造工程的合同。民族饭店率先请香港的名设计师改造装修 了两间富有民族风味的样板房,供参观仿效。同时开始兴建燕京饭店。 广东珠海最先展示出“大手笔”。自1979年以来,珠海先后引进一亿五千多万 港元的资金,分别以合作、合资、独资的形式兴建宾馆、酒店、游乐场、度假村等。 1980年10月最早建成的珠海石景山旅游中心,是国内第一家外资独资饭店。 1978年底,船王包玉刚先生提出要来国内观光。 当年参与接待的袁宗堂先生先后担任过国家旅游局企业管理司、资源司司长兼 北京兆龙饭店第一任总经理,如今已是76岁的古稀老人,是中外酒店业内的知名人 士,如同“酒店活神仙”。2007年他荣获了“中国酒店业终身成就奖”,中国获此 殊荣的只有两人,另一位是侯锡九先生。 袁宗堂回忆,包玉刚要来的前三天,卢绪章就叫他去北京饭店要住房,要不到。 袁宗堂就坐在那儿等。还是没有。到晚上只好打电话向国务院反映,经过国务院同 意,好不容易调整出一间单人房。结果与包玉刚同来的妹夫李伯忠只能在他的房内 打了个地铺。 包玉刚是世界船王包兆龙的接班掌门人,与卢绪章是姑舅亲,又都是宁波老乡, 两人私交甚深。这对30多年未见面的亲戚加老乡见面时,没有“泪汪汪”。包玉刚 直言不讳:“你这个旅游局长是怎么当的?连我来,房间还要加塞,如果传出来, 岂不是天大笑话?” 卢绪章为人忠厚朴实,不善辞令,充满歉意。 几天后,包玉刚了解到当时国内旅游宾馆出奇地困难,国家旅游总局办公场所 也特别小,几十个人挤在一起,两个人才一张办公桌。两个副局长共用一个办公室, 来个人谈事,另一个还得主动回避一下。包玉刚表示,我出1000万美金,800 万盖 个饭店,200 万给你们盖楼。此行他还捐资上海交通大学建图书馆。 应该说这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但还是有人反对。 因为包玉刚提出,饭店的名字要用“兆龙饭店”。包兆龙是包玉刚父亲的名字。 反对者说:“这不是为资本家树碑立传吗?” 包兆龙为包拯第28代嫡孙,也是个爱国华侨,曾屡捐巨资支援祖国建设。对那 些反对者,我们今天能说什么呢?只能说,为什么总有些人的思想如此僵化、不开 窍。 卢绪章很高兴,他说包玉刚的爱国不是挂在口头上,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他 是继承中国传统美德的国际企业家。卢绪章想办法把消息报告给邓小平。邓小平明 确表示支持,并说,人家要表示孝心,用父亲的名字,有什么不好?后来小平不仅 会见了包玉刚,还亲自为兆龙饭店题写店名,亲自参加了兆龙饭店开业庆典。此为 后话。 2.第一批旅游饭店 李玉莺曾陪同宋庆龄访问苏联,见过斯大林。她还担任过郭沫若的外事秘书, 曾是国家旅游局的一支“笔杆子”,人称才女,改革开放初期许多文件出自其手。 她参与了建国饭店、长城饭店、金陵饭店、白天鹅饭店等涉外饭店的谈判,对中国 引进外资建设的进程,可说是了如指掌。2008年,她78岁了。两鬓如霜才思敏捷的 李大姐向我们敞开记忆之门,讲起了30年前引进外资建饭店的艰辛故事。 “第一个引进外资建造旅游饭店的意向书,是在北京饭店签订的。时间是1978 年10月8 日。”李玉莺说。 外方谈判代表是泛美航空所属的洲际饭店公司董事长保罗?希莱恩。小平同志 对这次谈判非常关注,第二天上午就亲自会见了泛美航空公司董事长西威尔和洲际 饭店公司一行客人。 西威尔提出拟建5000个房间的饭店。 小平说:“我们要积极努力创造更多的条件,建5000个房间的旅馆是可以商量 的,也可以再多—点。先建5000间,还要看建在什么地方。” 小平还说:“这里边有些具体问题,建房条件要研究。” 但小平同志亲自过问的这个项目,却因种种原因再无进展。此后,最先谈成, 又经国务院批准的中外合资项目是北京建国饭店,接着有北京长城饭店和中日航空 食品公司,这三个合资项目都是旅游企业。 李玉莺大姐说:“我说说建国饭店从审批到施工建成的过程,你们就会知道, 开始引进外资的时候,有多么艰难。” 建国饭店外资方是美籍华人陈宣远,他是廖承志的远房表亲。廖承志举贤不避 亲,动员他来中国投资。陈先生是个爱国的建筑师,在美国经营一个建筑事务所, 在美国旧金山拥有帕萨迪娜等四家假日饭店。他对投资中国充满信心,1979年2 月 就到北京考察。有关建国饭店的谈判进展相对顺利。陈宣远真心诚意想为国家作点 贡献,许多条款都作了让步。他甚至表态:饭店经营10年后,把他的股权以1 美元 价格,卖给中方。 既然只卖1 美元,那为什么不干脆白送呢? 陈宣远说,不能白送。按照美国的法律,在国外投资白送就是违法。但可以卖, 至于卖多少钱由业主说了算。 如此说来,外方的条件是相当优惠了。可是,当时许多人,包括有些国家部委 办的领导都不理解。对建国饭店建与不建的问题各持已见。国家某部委负责人说: “合资饭店都是亏本赔钱的,怎么能借钱干赔本的买卖?” 有人还拿出“可行性分析”,认为建国饭店经营22年后,要还清借贷的本息, 还差2 万美金。这个“可行性分析”被作为一种“科学论据”,有人据此反对上马。 反对呼声强烈! 小平同志还是在关于同意建造建国饭店合资酒店的批文上签了字。今天我们仍 能看到,在这份批文上,有国务院总理,14位副总理和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等,共 16位国家领导人的批字或圈阅,对建造一个饭店如此慎重,是很少见的。 李玉莺大姐清楚地记得,审批的时间是1979年6 月12日。批语中还强调:“这 是我国与外资合作建造和经营的第一个旅游饭店,可以作为试点,创造点经验,请 各有关部门积极给予支持配合,争取尽快动工建成。” 有了“尚方宝剑”,事情看来可以一帆风顺,哪知道阻力依然很大。在设计、 选址、拆迁、贷款、材料、施工等过程中,依然困难重重,几乎每走一步,都遇到 阻力。 陈宣远本人就是建筑师,由他设计是顺理成章的事。反对意见来了:“中国的 饭店,为什么要外人来设计?” 庄炎林是归侨,时任国家旅游总局副局长,又是“侨外资办”常务副主任,许 多具体事务得跑上跑下,忙前忙后,常常到下半夜才进家门。多干事者多受气,种 种飞短流长向他袭来: “请客的钱加起来,就可以盖一座大楼了!” “建合资饭店是与外国资本家联盟,一起赚中国人民的钱。” “咱们卫星都能上天,还怕盖不成饭店?” “这点事,要去求洋人,岂不是丢中国人的脸吗!” 还有人写匿名信,用语从“崇洋媚外”到“卖国主义”,还有“丧失阶级立场” “丧失民族气节”等等,引进外资建饭店,简直就是罪大恶极了。 李大姐说,现在看来十分明白的道理,在那年月却说不清。引进外资建饭店, 面对四面八方的反对意见,有些声音可以置之不理,有些意见你还一定得去解释。 1980年9 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建国饭店已经开工了,一些全国人大代表 就引资建饭店提出质疑。庄炎林只得带着李玉莺等人去向人大代表作解释,就饭店 的合作方式、建筑设计、材料装修、偿还能力等问题一一作说明,并强调旅游住宿 如何困难,争取人大代表的理解与同情。 建国饭店1979年6 月就批了,到1980年6 月20日才正式破土动工。我们整整失 去了一年宝贵时间。 谷牧副总理当时分管旅游工作,他曾在国家旅游局情况汇报中批示:“我很同 情旅游业,现在谁也有否决权。” 施工期间又遭人为阻挠。原来建国饭店后面是国务院某部的宿舍楼,他们怕建 成后遮挡阳光,不让建。 其实,原定方案已作了修改,在后面有宿舍的一方只建4 层半楼房,以保证阳 光能照到一楼窗户。但有些人白天公然到工地吵闹,晚上把笨重的搅拌机掀翻,拆 毁施工围墙。施工受阻,“侨外资办”只好向国务院求助。 邓小平在百忙中批示:“有理也不能闹,何况无理!” 这才平息事端。 与此同期,另一合资项目长城饭店,经过5 次艰苦的谈判才算成功。从立项到 开工建设,共有8 位副总理先后作出重要指示或批示,最后是谷牧副总理批示: “我主张继续干。” 长城饭店的施工时间也延误了一年之久。 北京丽都饭店是与新加坡侨商罗新权合作的项目。对方按照协议在国外设计和 订购材料,花了不少美元,我方因此想告吹。罗新权没办法,写信给邓小平求助, 诉说情况。小平接信后立即批示,必须守信。当时有许多行将夭折的项目在小平的 亲自关怀和支持下救活了。 李玉莺大姐说,建国饭店后来的事实,让反对者鸦雀无声,更重要的是为后来 引进外资树立了样榜。饭店1982年4 月开业,当年开业当年受益,全店员工人均创 汇超过2 万美元。此后,利润一年年往上翻。仅仅用了4 年时间,就连本带息全部 还清了汇丰银行2000万美元贷款。10年所创的税利等于7.6 个建国饭店的投资。 当初的改革开放基本是两个大思路:一个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有一 个就是开始引进外资。“京字第一号”的建国饭店,其意义不仅是建了个饭店,而 是开启了新时期中外合资的先河,为全国各行各业引进外资树起一个鲜明的标杆。 之后,北京长城饭店、兆龙饭店,广州白天鹅宾馆,南京金陵饭店,各地引进 外资新建的饭店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 1988年3 月,陈宣远在美国寓所溘然病逝。 国家旅游局发了唁电。大家没有忘记这位海外赤子。是他不惧风险,开拓了中 国引进外资之路。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早有生命的预感,在1979 年的谈判桌上就提出“10年”这个限期,以“1 美元”的价格把饭店股权卖给祖国。 在这个圆满的句号画上后,他才放心地离开人世,而他为中国旅游业发展所作的贡 献,永载青史。 往事已成历史。但大量的记忆令我们深思:为什么当初那么多饭店的建设都需 要邓小平亲自过问、亲自批示,要总理和那么多副总理,还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批 示、画圈,才能做成?国家领导人以下的不少干部,也是职权不小的领导干部,而 且应该是具体担当职责的干部,为什么不敢担当,有的人还积极地成为阻碍者呢? 仅仅用“当时人们思想观念不解放”来描述,是否准确? 问题恐怕不在观念陈旧,也不是不聪明,而是作为一个人、一个领导者,在过 去的年代中,应有的独立思考功能受损,无法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邓小平为什么那么明智,高瞻远瞩?有一个重要因素是他能够独立思考。一个 民族,需要有许许多多富有责任感且能够独立思考的人,才可能大踏步地开展创造 性工作,才会有一个民族的复兴。 3.韩克华走马上任 1981年春,原任外交部副部长韩克华调任国家旅游局局长兼党组书记,面对的 首要问题是“局社分家”。此前,从国家旅游局局领导到各司司长,经常担任“消 防队”的角色,被住宿、机票等问题搞得焦头烂额,接待任务也主要在北京,因此 被戏称为“管天子脚下”。 局社分家后,国旅总社统一经营外国旅游者来华旅游业务,实行企业化管理; 国家旅游局作为管理全国旅游事业的行政机构,不再直接经营组团和接待任务,统 一管理全国旅游工作,就被称为“管天下”了。 这是一项难度颇大的重要改革。经过一年努力,1982年7 月,国家旅游总局与 国旅总社分开办公,各司其职,结束了自1964年以来长达18年的局社合一格局。8 月,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由外交部代管 局升格为国务院直属局。 从“管脚下”到“管天下”,标志着中国旅游业新的飞跃。韩克华感到肩上的 担子重了。“天下”那么多问题,从何入手?如何才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国务院提出,今后一个时期发展旅游事业的方针是:“积极发展,量力而行, 稳步前进。”要做的事情很多,但韩克华没有料到,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厕所 问题。 今天有人说,旅游业在开放中抓了最难的两头建设,一是冲击头脑的保守观念, 二是管了最脏的厕所卫生。当年国外媒体曾批评:“中国人只讲究进口(餐饮), 不讲究出口(厕所卫生)。”厕所的脏臭不改善,不仅直接影响旅游业发展,更直 接损害礼仪之邦的文明形象。 厕所非小事。修建公厕,成为当务之急,重中之重! 当年的旅游厕所,是个什么状况? 旱厕居多,异味明显,无人看管。许多景区厕所年久失修。有的屋顶渗漏,蛛 网盘结;有的厕门损坏,内墙皮剥落;有的地流黄水,难以落足。有些卫生状况好 点的,又全是蹲坑,老年外宾很不习惯,特别是胖老太太,根本蹲不下去。 某些景区没有厕所,只是简陋之极的小“茅坑”,脏得简直无处踏脚,臭气直 冲眼鼻,坑下蛆虫蠕动,硬着头皮进去方便一下,能叫你恶心半天。京旅211 团菲 律宾籍的官女士在某风景点上厕所,刚进去就跳了出来,没走多远,在树下直吐。 她的丈夫气得挥舞双臂说:“再也不能来这里了。” 在浙江某些区域,当地厕所都是“敞篷式”的,甚至建在街旁的厕所,门无遮 挡,一览无余,外宾望而生“羞”。当地彼此熟悉的男女上厕所时,还挺自然地互 相说话,传递手纸。 当时有个广为流传的笑话,说一个外国游客,好不容易凭嗅觉找到了公厕。一 进门,只见坑槽污迹斑斑,腥味刺鼻,赶紧跑出来“打的”往下榻的五星级宾馆, 以解内急。许多地方都出现不同版本、内容相似的笑谈。报刊时而冒出“公厕臭名 远扬”“如厕难于上青天”的批评文章。 再一个问题是公厕严重不足。这种情况在热门风景名胜区和全国重点旅游城市 尤为突出。厕所门口排队等候是许多风景区一道令人尴尬的“风景”。排队上厕所 的窘况,比排别的队更甚。 上海冒出个新行当———“导厕”,因为在上海繁华街市找不到厕所的问题尤 其突出,游客内急找不到厕所,没有人“导”,这事不得了。七转八弯,带到了游 客的“向往之地”,看到的是一列长队。还得等!这时刻游客往往满头大汗,化妆 的女士也被汗水冲得容颜改变,等啊等……经过万般着急难堪的等待,当你大气长 舒走出厕门时,方觉天下什么是幸福。 韩克华下决心要解决厕所问题。 厕所问题并非难登大雅的话题。 古有欧阳修构想文章来自“马上、枕上、厕上”之说,想其厕所必是洁净如居。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就大谈理想之厕:“以机激水,淘荡秽气,花露喷射,花香 扑鼻,有图画神仙之迹,令人超观思玄;有音乐微妙之音,以令人和平清净。” 清末苏州人外出旅行,都要带便桶。因苏州人不习惯上厕所蹲坑,客栈又无马 桶。讲究的人还带夜壶箱,四四方方像一只小书箱,上面刻有诗句:“诗清只为饮 茶多。”这诗句中的“诗”,在吴方言里和“尿”是同音。 厕所是人类日常生活的必备设施,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法国设 有电脑厕所,发行厕所报纸。日本有“厕所节”,每年举办一次“全国公厕日”, 届时议员要亲临公厕现场办公。美国、新加坡等国定期评选“名厕”。 过去厕所常被说成“茅房”“茅坑”。开放后,我们也习惯称厕所为“洗手间” “卫生间”。国内姑娘们早就把上厕所称为“上一号”“上高楼”。 国外对上厕所的说法更为艺术化。 在人民大会堂宴会间,一位绅士派头十足的英国人走到导游跟前,俯下身子耳 语:“MayIanswerthecallofthenature?”(我能去响应一下大自然的召唤吗?) 一位澳大利亚人问:“Whereisthehap-py—room?”(快乐的房间在哪里?) 你要能听懂,就会忍不住快乐得笑出声来。 港澳同胞习惯把如厕称为“唱歌”,他们把这种说法传进国内,现在大部分导 游带团时常说:“下车有唱歌的地方,唱完歌我带你们到更美的地方去游览。” 当年兴致勃勃而来的中外游客,常因内急而兴致全无,心急如焚,哪还有心情 赏景?不少游客摇头说:“中国公厕不改善,我们再也不敢来了。” 一个外宾在批评信中尖刻地说:“你们中国可能有最好的大炮,但你们的厕所 像这样,你们还是得不到世界的尊重。” 国家旅游局前所未有地郑重召开全国“涉外厕所会议”,随即分两批拨款458 万元,在长城、泰山、黄山、苏州园林等主要景区修建167 座符合卫生标准的旅游 地厕所,使厕所紧缺有所缓解。 北京颐和园、天坛、碧云寺等处新建成一批卫生厕所。新建厕所有专人管理、 合乎卫生标准,厕所内设有抽水马桶、单人小便池、洗手池、梳妆镜、挂衣钩,还 提供卫生纸、香皂等,并有冬季供暖设备。 颐和园是北京热点景区之一,日游客量多达数万人次,园内26个厕所,每天游 客流量少则上千人次,多则达几千人次。保洁员已经有了一个崭新的意识:管理厕 所要像管理客房那样精心。 此后,国家旅游局采取出部分资金,地方财政配套的方式,促使各地旅游区都 开始大抓厕所建设与改造。 今天回头看30年前,我们确实还不知旅游业中有个多么大的世界。不懂要学。 我们毕竟有很大的改善。1983年1 月,全国旅游系统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表彰大 会隆重开幕,这是国家旅游局召开的第一次群英会。时值隆冬,出席大会的304 名 代表心里都暖洋洋的,他们来自29个省、市、自治区和5 个直属单位。广东深圳西 沥水库度假村、苏州市旅游汽车公司、杭州饭店、国旅无锡支社等单位受到表彰。 在受表彰的226 名先进工作者中,有翻译、导游人员、服务员、厨师、汽车驾驶员 和后勤人员等。 同年2 月,国家旅游局首次在北京举办了中国国际旅游会议。大会将使用中、 英、日、德、法、西班牙六种语言,需要安装国际电传、电话以及同声传译等设备, 大家常常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几个烧饼就算是午餐。这是中国旅游界与世界 旅游界首次在中国握手。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700 多名代表中,有各国旅游部长、 旅游局长、民航局长和其他高级官员,还有各国旅游协会和旅行社的负责人以及旅 游记者。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罗伯特?洛纳蒂参加了大会,国内有关部门和各省、 市、自治区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和代表200 多人也出席了会议,与会总人数超过千人。 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从此更加频繁。驻外办事机构从无到有,先后开设了东京、 纽约、洛杉矶、伦敦、巴黎、法兰克福、悉尼7 处。至今,增加到17处。 1986年1 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旅游协会”,这是第一个全国综合性旅 游全行业组织,其英文名称为ChinaTourismAssociation (CTA )。 但在发展过程中,旅游业陆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如收取回扣、索要小费、套 汇倒汇等现象,国家旅游局开始抓旅游行业的道德规范教育。在体制改革方面,还 存在许多运行不畅,管理不善的问题。要把中国旅游业搞得红红火火,还有许多难 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