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细按张学良与蒋介石的“交情”，客观地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从东北易帜拥蒋到协调中原战事助蒋，为“蜜月期”，这是两人关系最为密切
的时期。在他们磕头换帖，结为“把兄弟”的同时，于凤至与宋美龄也结拜为姐妹，
于称宋母为“干娘”。随着就任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便驻节北平，节制
冀、晋、察、绥、辽、吉、黑、热八省军事，权力与地位到达了巅峰。

    尔后，逐步进入了“摩擦期”，中经九一八事变、热河失守，张学良被逼下野，
欧洲考察后复出。

    最后是“交恶期”，一方要剿共，一方要抗日，结局为临潼兵谏，捉蒋放蒋。

    与此相对应，蒋介石对于张学良及其麾下的东北军，始而拉拢、利用，继则遏
制、削弱，最后分化、剥夺。总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从来也未曾像对待
他的嫡系那样真正地信任过。

    应该说，张学良对于蒋氏的倚重与信赖，以至后来的“敲打、教训”，绝非源
于私人情感上的好恶，或是出于个人的利害权衡，而是出自对国家命运、民生疾苦
的关心，他从小就渴望国家统一、民族复兴。他说：

    良年方弱冠，屡参战事，亲见因战乱原因，满目疮痍，民生凋敝，自己同胞互
相残杀，而有为有志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伤国家元气，衷心实为忏悔。

    作为崭露头角的青年将领，他在军阀中首倡罢兵息争。在多次谏诤父帅未能如
愿的情况下，愤懑不已，决心“一旦掌权，要尽量避免无意义的战争，要利用自己
的机会和优势，尽力为国家的和平与统一做点什么”。但他并没有分疆割据、独霸
称王的野心，无论是父亲期望他成为李世民，还是日本人别有用心地劝他做“满洲
王”，他都不予理睬。至于问鼎中原，称霸全国，他更是从来都没有想过。他愿意
在“一个领袖”之下，实现他的报国济民的宏伟抱负。

    在张学良看来，就当时局势而言，在各路军阀中，以蒋介石为最有能力、也最
有实力统一中国。原来，他把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北伐的功绩，全部记在了蒋介石的
名下，从而坚定了“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信念；又兼早年对美、英的富国强兵
十分向往，而蒋介石已然得到美、英的支持；且其反苏、反共的政治倾向，与当时
张学良的思想也是一致的。因此，早在东北易帜之前的1927年，张学良率军南下时，
就试图与蒋介石联络，曾经致电蒋氏，希望能够罢战言和，共商国是，但未能如愿。

    第二年，他即主政东北，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东北三省的生存与发展。他认为，
“要靖国难，报家仇，只有全国统一，才能全力对付日本”：“而欲速谋南北之统
一，只有改旗易帜，才能摆脱势孤力单的困境，才能利用统一的力量与日本相抗衡，
保住东北免入日本之手，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统一”。他的民族气节和以民族利益为
基准的高尚情怀，使他毅然决然摆脱日本的控制，归顺南京国民政府。

    在中原大战中，张学良更是直接救助了蒋介石。当时，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取得
了形式上的统一，但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各霸一方。蒋介石为巩固自己的统治而
进行的削弱地方实力派的“削藩”行为，引起了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各派军
阀的不满，联合起来反蒋，导致了1930年5 月的中原混战。四个多月时间，双方相
持不下，互有胜负。在这种情势下，拥兵数十万、雄踞东北的张学良，“左袒”还
是“右袒”，对于战争的结局具有决定性作用。在张学良看来，南京政府是全国统
一的政府，只有支持这个政府，才能保证国内统一，也才能保住东北地盘不受外敌
侵略。于是，亮出了“拥护中央”、“呼吁和平”的旗帜，同时派兵十万进关，和
平接收平津，中原战事迅即结束，使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稳操胜券，铺平了通
向神州霸主的道路。

    张学良以为，靠着白山黑水和中原沃血换来的骨肉深情，应该是牢不可破的，
因而，心里充满了踏实感、安全感。而渴望进入中心地位，以期一展长才的报国赤
诚，更使他多年来紧紧地追随在蒋介石的左右，没有猜忌，不加防范，言听计从，
忠贞不渝。然而，实践表明，他到底还是把人看错了。

    随着东三省局势的逆转，蒋张之间的矛盾也在特殊关系的背后日益凸显起来。
九一八事变以及热河抗战中，由于执行蒋介石的绝对不抵抗政策，造成大片国土沦
亡，三千万生灵涂炭，张学良在心理上遭受到极大的刺激，几乎到了彷徨失据、无
地自容的地步。而处此绝境，蒋介石却并未施以援手，反而趁机在东北军上大做手
脚。这使得张学良有些心寒，思想上露出变化的痕迹。

    原来，作为“蹩脚司令”的蒋介石，军事方面虽然并无长策，却是一个善于玩
弄权术的出色政客。他从清代康乾二帝那里学来一套驾驭部下的权谋，经常制造下
属间的矛盾，使其相互猜忌，形成派别，互不信任，以便于操纵、控制。在他的手
下，什么政学系、新政学系、CC系、太子系、中统、军统，派系林立，矛盾重重。
他故意引发他们相互监视，明争暗斗；自己则“坐山观虎斗”，高踞上流，左右逢
源，必要时分别施以小恩小惠，使之个个都觉得承恩受宠。

    他的衡人标尺是，才能远不如忠诚重要。因而用人唯亲，一贯以人划线。只要
是黄埔系，浙江人，属于他的嫡系，而且能够铁杆忠诚，即便是吃了败仗，损兵失
地，也照样保他升官晋爵；反之，能力再强，功劳再大，也不予以信用。对非嫡系
的重要人物，在使用的同时，还要进行分化、限制，防止其威胁到自己的统治。而
对于需要拉拢的人，他可以指天誓日，结为异姓拜把兄弟；待到一朝成为竞争对手，
或者毫无用处，便翻脸不认人，一脚踢开，甚至必欲除之而后快。

    蒋桂战争前，他尊奉李宗仁为“忠实同志”，战衅一开，便改口称之为“党国
叛徒”。蒋冯战争前，他致电冯玉祥：“弟自入党以来，未曾卖友，亦未曾杀戮革
命同志一人。至若兄与弟，言公则兄为革命元勋，言私则我辈誓共生死。且兄又居
弟之长，弟若稍有不利于兄之处，则人格破产，信用扫地。”但时隔不久，即将冯
玉祥开除党籍，下令拿办。对于自己的这种朝三暮四，反复无常，蒋氏本人曾力图
加以掩饰，他说：“处世做人的要道，在于随机应变。”

    台湾作家李敖算是把他看透了：

    蒋介石一生中喜欢以异姓昆弟之交拉拢人，拉拉扯扯，拉帮结拜，但无一个真
心朋友。与蒋结交的人无一有好下场。这就是蒋介石的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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