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张学良自然也不例外。他在蒋介石心目中，充其量只是一个帮手，而绝非嫡系。
急难中可以拢络、利用，却不能视同股肱，托为心腹。如同俗话所说的：“明知不
是伴，事急且相随。”

    “易帜”之后不过半年，1929年7 月，蒋在北平接见张学良，授意他以武力接
管中东路，以防止“赤化”，即使最后与苏联断交亦在所不惜；并答应“一旦中苏
开战，中央可出兵十万，拨几百万元军费”。结果，战事一开，东北军即连遭败北，
一个旅长战死，另一个旅旅长以下七千人被俘，团长多人阵亡，黑龙江舰队全军覆
没。而蒋氏则“食言而肥”，以讨伐西北军为借口，一兵未出，一文未拨。

    对此，顾维钧作出分析：“蒋介石的目的是使无充分外交经验的张学良诱入圈
套，陷于对俄的困境，使之必须依赖南京，这样，中央政府就能控制他了。”蒋在
当时的日记中有这样一句话：“惟吾人深望能达到（对苏）绝交目的，而复对国内
共党方面有彻底办法耳。”可说是老谋深算，一箭双雕。

    同样目的，同样手法，蒋介石后来又用在驱使东北军“剿共”上。正由于他始
终将张学良视为异己军阀，因此，在处理过桂系之后，就着手解决西北问题。在他
看来，西北问题十分复杂，既有共产党与红军的问题，还有张学良东北军的问题。
于是，1935年9 月，急令东北军开赴西北“剿共”，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匪总司
令部”副司令，代理总司令职务。蒋介石向来都是借“剿匪”之名行“削藩”之实
的，让地方军阀与中共互相消耗，自己好坐收渔人之利。

    此际，他的险恶用心正是“一石双鸟”———既可利用东北军消灭红军，又能
借以消耗东北军的有生力量。为了控制张学良及其军队，蒋氏往里面派驻了多名亲
信：侍从室主任作为参谋长控制军事枢纽：“十三太保”第一太保掌管张学良的政
治动向；贴身侍从负责东北军的情报工作。同时，把中央军调到东北军的背后，以
防不测。这样，东北军就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抬头面对红军的枪口，回过头来，
又有中央军的枪口对着他们。

    当时有过这样一幅漫画：两堵高墙巍然矗立，细看，左侧是由滚滚人潮组成的
“铜墙铁壁”，右侧是寒光闪闪的剑树刀山，中间狂奔乱跳着一头猛牛；前面明明
有一条通道，却被铁丝网罩上，挂着一个“不许攘外”的牌子；身后，一个西服革
履的光头绅士，手里挥舞着文明棍，在督催着猛牛，让它向左侧的“人墙”冲去，
结果，一冲一个跟头，最后，弄得破头流血。而那个光头绅士却用文明棍不住地戳
着牛的屁股，强迫它继续冲向人群。在走投无路的困境中，猛牛回转头来冲向主人，
用双角狠狠地把他掼在地下。漫画的题目只有一个字：《逼》。这大体上反映了当
时的现实情境。

    东北军进攻陕北红军不足两个月，损失兵力达三个师之多。当张学良请求蒋介
石给予补充时，蒋介石的答复却是：“中央没有机动兵员，所损各部，番号自行取
消。”更令他难以接受的，是请求对两位阵亡的师长每人发给十万元特恤金也被驳
了回来。张学良慨叹：“我张某人混得连十万块钱都不值了！”伤心、失望之余，
张学良开始领悟到，东北军不管怎么卖命，终究摆脱不了受制遭劫的命运。生存尚
且不保，更何谈抗日复土，洗亡国之耻，报杀父之仇，雪“不抵抗将军”之羞，救
民族危亡之急呢！

    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只要有人能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不论他是哪个阶
层的中国人，我愿意把自己所有的力量都交给他，并且，我愿意无条件地听命于他。”
现在，他看得非常清楚，真正抗日的是共产党，是工农红军。于是，便加紧与陕北
的共产党秘密协商，双方实现了实质上的和平共处。这件事当然为蒋介石所不容。
于是，蒋立即亲赴西北督战，并调集大批中央军开赴潼关；同时放出风去，要撤换
“剿匪不力”的张学良。结果，使张学良的对立情绪更加激烈。

    这次兵谏捉蒋，有两条直接的导火线：一是当时全国抗日热潮日益高涨，纪念
“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一周年的游行请愿活动席卷西安城。他们恳挚地对张学
良说：“东北沦陷五年了，你还忍心打内战吗？我们愿意为救国而牺牲，打回东北
老家去！”整个请愿队伍，顶着凛冽的寒风，哭声、吼声响成一片，张学良也禁不
住失声痛哭。他当众表示：“我的枪决不打自己人。你们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
一定保证实现，一星期内用事实答复你们。”当晚，他就把学生的要求转达给蒋介
石。回答却是：“对学生就应该用机关枪打！”这使他异常震惊，也极度失望，知
道了靠规劝已经无济于事，于是断然决定对蒋实行兵谏，用武力迫使他改弦更张。

    二是，在这同一天，蒋介石写信给陕西省主席邵力子，让他密嘱《大公报》发
表削夺张学良、杨虎城兵权由蒋鼎文取代的消息。此前，蒋氏曾依次召见邵力子及
东北军、十七路军师长以上高级将领，而唯独把张、杨排斥在外，致使二人深感忧
惧，从而更加坚定了他们捉蒋的决心。

    应该说，此举既非蓄意摆脱蒋的领导，更没有谋害他的用心，只是要逼他抗日，
可说是传统的“忠君爱国”思想行为的“变型”。这种“忠君”是以爱国为前提的，
用兵谏的手段达成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与个人湔羞雪耻相统一的目的，不失为彼时彼
地张学良的最佳抉择。

    在西安、南京和中共三方的共同努力下，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为了维护蒋介石
的“领袖威信”，使他对联合抗日的“口头承诺”不致反悔，张学良将军毅然决定
亲自送蒋回宁，向世人表明了他一不争权、二不争地，为了实现共同抗日而置个人
安危、生死于不顾的耿耿赤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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