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按照北川习俗：百天祭日内，不宜谈婚论嫁。百天祭日之后，男女之情的禁忌
开始解冻。按这个时间表计算，“5 ·12”地震后的8 月20日便成为一个时间的分
界点。这一天过去，灾区失去另一半者开始陆续回到寻找另一半的道路上来。寻找
另一半的道路令人向往却并不平坦，虽不平坦却阻拦不住寻找者的脚步，只要气候
适宜，幸存者埋藏在心底的最细嫩的情感和最现实的需要便会萌芽，哪怕挤压在石
头缝里，也要顽强地长出一个个家庭来。

    在北川老县城曲山镇婚姻登记员罗莉印象中，2009年春节前来登记结婚的人群
中，“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居多”，年龄最大的六十七八岁。其中双方丧偶的约占30
％～40％。年龄上，男比女大的约占80％～90％，女比男大的约占10％左右。赶在
2009年春节登记结婚的人数有二十多对，到5 月份，这个数字已经是八十多对。

    “安居乐业”，中国人通常将拥有一间房看作生存的第一要义，但经历过大灾
难的人们的思维却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先盖不盖房不重要，重要的是先找一个人
把破碎的家建起来再说！与此相呼应的是灾区的社会网络：大量的重组婚姻来自亲
朋的介绍。后来被当地政府列入参加北川集体婚礼人选、50岁出头的段学良戏称：
“在安县的十几个同学，每人给我准备了一个（介绍人选）。”

    这是一个特定环境下的婚姻市场，男女见面之前，首要的是基本条件的比较。
“负担轻的、有工作的好找。负担重的，带着两个娃的不好找———尤其是读书的
娃儿。对方一听条件，面都不愿见。大一些的能够打工的娃儿还好些，正在上学的
娃就麻烦了。死去的学生娃每个赔付九万多，大人每个才五千，活着的学生不仅没
有赔偿，还是一个累赘。”

    二十多岁的刘红梅，老公丢下她和两岁的儿子朱宇航去了另一个世界。在安昌
镇一家美容店忙活的刘红梅，将刚刚两岁的儿子丢给姥姥。她对孩子说：“爸爸走
了。”

    儿子问姥姥：“我爸爸去哪儿了？”

    姥姥说：“去了天堂。”

    “天堂远吗？”

    “很远，等你长大了才能走得到。”

    “那你们就让我快快长大吧！”孩子缠着姥姥说。

    刘红梅现在的全部心思都放在了为孩子找一个新爸爸，虽然尽了全力却进展艰
难。刘红梅的母亲感慨：“自己中意的，人家不愿意要孩子；愿意要孩子的，我家
红梅又看不上。”

    不止是带着孩子的刘红梅陷入了婚姻的窘境。事实上，地震后半年左右登记结
婚的重组家庭中，多半都有着极其现实的考虑。“八月十五从山上搬下来住进板房，
九月开始耍朋友，有的就住到一起了。为啥这么急？男的要出去打工，一点家当总
要人守着吧。”

    原先隶属于曲山镇的新街山村，现在是永兴板房里的一个社区，原本总人口1177
人，地震后剩下了857 人，伤亡近三分之一。现在这里的十几对男女中，“没登记
的比登了记的多”。社区妇联主任说。

    很快住到一起的好处是有了一个说话的伴，相互之间能够抚慰，用一个摄影师
的话说是“相互取暖，搭伙取柴。”不好的地方在过于匆忙，匆忙得连起码的脾气、
性情都来不及了解。

    永兴板房区里第一对宣告瓦解的试婚关系，是一个49岁的养路段退休工人。他
的两个子女遇难，一个兄弟有保险，“条件”上佳。一个30岁出头的女子从北川另
一乡镇的农村，赶来板房与他为伴。一个月后，遭到了男方父母的激烈反对，理由
是女子的名声不佳。

    分手的代价，是男方付给了女方几千元钱的“赔偿费”。

    比付出几千元钱更背时的是个头不高，三十出头的眼有残疾的人称“吴瞎子”
的男人。

    板房区巡夜的人，常常在深夜里听到吴瞎子那催人心碎的哭泣声。哭声如同瞎
子阿炳手中的二胡，在如泣如诉地向世人讲述着一个男人的悲惨和无望。吴瞎子原
来的家有房有门面，条件优厚，刚刚抱上儿子不久，一场地震夺去了他的一切。瞬
间变得一无所有的男人，正处在哭诉无门的当儿，偏又被无牌摩托车撞伤大脑及一
只眼睛。原本正要跟吴瞎子见面的一女子，听到车祸的消息后吓得再不敢露面。

    在永兴管委会办公区对面的板房墙上，贴着一张自称上海退休人员潘真安写下
的征婚信息：觅心地善良、贤惠、身体健康的有缘女子；最好对方有一女儿，老了
有女儿照顾……上海的繁华和物品的极其丰富，在全国数一数二，有些物品的价格
比这里还要便宜。

    征婚信息后面留有手机号码和身份证号码。

    我按照对方留下的手机号码拨过去，不通。隔了一阵，再拨，还是不通。我拨
“潘真安”的电话，是想同这个想在灾区找伴侣的上海人谈谈，了解他为什么要在
灾区找配偶。第二天又接着打了几次，还是不通，于是有些怀疑“潘真安”的真实
性。管委会主任贾德春对我说，“是有这么个人，听说见了几个女的，都没谈成。”

    “你问那个上海人，听说回上海了。”一位了解一些内情的妇女撅了一下嘴，
“是真是假还很难说。”

    “听说几个同潘真安见了面的女人要他给代付养老保险？”我说。“他原以为
这里丧偶的人多一些，好找，没想到这些女的要的物质条件还那么高。”

    对于配偶遇难家园被毁的一些女人来说，未来的所有都显得缥缈都不可靠，在
“不可靠”面前，尽可能抓点实际的东西才是重要的。

    比较之下，能够找到公务员，实在是件令人艳羡的事。

    2008年4 月，50岁的文先萍拿到了离婚证书。5 个月后，她成为北川县人大干
部段学良的妻子。这个在涪水镇卫生院工作了近30年的医生，因为这一婚姻而得以
顺利调进北川县妇幼保健院。

    两人第一次见面，段学良就当着文先萍的面拨通了电话，电话是打给分管县长
的，询问是否可以调动一个医生。他没有征求她的意见，甚至没有问她“同不同意”。
她奇怪自己对他的这种“自作主张”非但没有反感，反而还“有点感动”。见面后
20天，两人登记结婚。

    文先萍的同事张小兵，嫁给了段学良的同事唐志国。两个人的儿子都在成都读
大学，都是乡镇干部出身，于是他们感觉特别“有共同语言”。对唐志国而言，还
有一点“更为特别”：张小兵是他见过的几个女人中唯一接受“将前妻的抚恤金，
全部用来供养前妻的父母，还有前妻的孩子”的条件的女人。很快，他们在相识三
个月后，登记结婚。

    新街社区的一位老者试探着问：“你觉得，这样子成家是不是有些草率？”

    在灾区行走，访谈了不少重组家庭成员，为他们之间重组的故事感动，也为一
些在短时间内匆忙重组的家庭担忧。面对老人的提问，我差一点说“是”，可转念
一想，跟这些不止失去欢乐失去温暖，连基本生存信念都已经发生动摇的人去谈感
情亵渎，讲伦理道德，不止是苛求，简直就是残忍！如果非要谈，就讲相互搀扶，
讲相互抚慰———灾区生命的异性抚慰！想到这一层，我对老者说，“认识多长时
间结婚不是问题，更不是标准。你们中间，会有人再次分开，也会有人过得长久。
只要大家在一起，相互搀扶着走过了地震后最艰难的时光就值得肯定，就有价值。”
听了我的回答，老人的眼神由开始的不安转为平静，我也因此而松了一口气。

    灾区的家庭重组，除了快捷，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比照原来那个人找”。32
年前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张胜冠，被介绍给张志平时，张志平会啊呀地叫出声来，
“我以前见过这人。”

    是啊，以前见过，因为同是灾区遇难人嘛。

    无论段学良，还是唐志国，都会下意识地在妻子面前提及前妻。张小兵曾经提
出君子协定：“你要是进进出出总跟别人说，以前老婆多有文化、多能干，那就不
要找我。”文先萍的亲戚朋友却劝她：“你可别去跟死人计较。”

    擂鼓镇56岁的农民刘银虎回忆地震后孤独的感受：“心理上难受。房子没有了，
老婆没有了，一个人在家睡了一个多月，急人，急人。”

    “急人”两个字重叠使用，道出了心理压抑的沉重。

    54岁的赵永兰，地震后全家只剩下婆媳二人和一个小孙女。震后的四十多天，
赵永兰每天“喝口水、吃点水果，心里恼火得很。”赵永兰说自己也“晓不得”为
什么就嫁给了刘银虎，只知道“他们都在劝我选他”。而她觉得刘银虎有点像死去
的那个人，至于究竟那一点像又说不上来。

    赵永兰现在最担心的是两个人都害病，“他也老了，我也老了，两个人相互帮
不到了。”一对子女全部遇难后，作为母亲的她长久沉浸在噩梦中———“自己养
的人没有了，那种感觉像在做梦。”

    问起跟刘银虎的婚姻，她说，“哪能满意哟，随便讲都不一样。以前爱人好啊！
我生病了跟我一起弄药。两个人今天有一块钱就用，没有就再去找（挣）。”

    灾后类似鸟儿筑巢般的匆忙的群体重组，自然有满意的，有不满意的，也有为
了共同搀扶着走过一段最为艰难的日子以后再说的男女。

    刘银虎对前妻的回忆同样是：“她是个能干人———一般男人都抵不上。以前
我在工地上干活时，能和我一起抬石头。”

    要说，赵永兰和刘银虎都没有说错，“不满意。”“比不上。”与生者相比，
人们总是习惯把赞誉之词送给死者（即便这死者也不完美），把苛求对准生者。何
况，死者与幸存者之间还保有共同的生命延续，以及那么多抹不掉忘不了的同舟共
济的岁月痕迹呀。

    一个仅维持了12天的重组家庭

    地震后，北川擂鼓镇共有126 对新人登记结婚，其中8 对是灾后重组家庭。在
8 对灾后重组家庭中，最先解体的亦是最早结婚的重组家庭，这个法律意义上的婚
姻仅仅只维持了12天，10月31日登记结婚，11月12日办理离婚手续。两人在一起共
同生活的时间只有3 天。

    魏某，46岁，擂鼓镇楼桥村村民，丈夫在地震中遇难，留下16岁、12岁的两个
女儿。

    见到魏某时，她正在家里和女儿吃零食，面前的纸箱里有半箱各种小吃。出示
证件、说明来意后，她就问：“是不是可以登报帮我找个对象？”问起她与何某的
短暂婚姻，魏某推说是别人介绍她认识了他，一个星期后就去领了结婚证。离婚的
原因是“为了几块钱，我问他要，他不给！”之后，她一一数落了对方的吝啬。

    提起魏某和她的两个女儿，刚离了婚的五星村的何某也是一肚子的不平：“哪
里是几元钱的事？今天找你要买手机，明天要我给她女儿买自行车，哪个能受得了
哦！”一顿，“老师，换了你，负担得起吗？”

    何某一个人住的板房里摆着彩电、洗衣机还有电饭锅，会电工手艺的他每月有
千余元收入，按说条件不错。他说，就想有个婆娘陪着生活，后来有人介绍了魏某，
当时就没多想，只想着有个家而已，认识一周就去乡政府领了结婚证。

    领了证后，才发现并不是他想象那么轻松。“头一天要买手机，我给买了一个。
第二天又要给大女儿买手机，我又买了一个，用了5 天就花了80元话费！第三天又
要给小女儿买自行车，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即使八辈子没婆娘也不能要她！”

    “既然这样，那为什么还要结婚呢？”我问。

    “我们就没有结婚，只是领了个证办了个手续而已！”

    按理，办了证就是法定夫妻了，举行仪式只是一个形式。但在北川的羌民族眼
里，结婚证不过是一张纸，举行婚礼仪式才被承认合法。换句话讲，扯了结婚证合
理，举行了仪式才合法。有了这样的风俗，何某才有了“没有结婚，只是领了个证
办了个手续而已”的义正词严。

    “鸟儿没有自己拆窝的，野兽也没有自毁巢穴的，只有人类例外。”魏某、何
某仅仅维持了12天的婚姻叫我想到这样的话。其实，家庭的重组就类似鸟儿的筑巢。
有在大树上筑巢的，也有在城楼、寺庙等建筑物上营巢的，还有建在人类住宅的屋
檐下、庭院园林的枝头上的巢穴，更有山崖边、岩洞里的巢穴……不管巢穴建筑在
什么地方，构筑巢穴所付出的时间都是暂时性的阶段性的，倒是巢穴筑成之后，巢
穴里成员的相处才是长久的，至关重要的。当然，也有相处短暂的，只要这短暂能
让栖息巢穴的鸟儿度过生命中最危险最艰难的时刻，这巢穴就起到了作用。眼前这
暂时性，不，仅仅是“朝露”般的窝确实没有起到取暖、抵御风寒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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