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12月29日，元旦临近，空气中都洋溢着节日的气息，不时有一两枚鞭炮在空中
炸响。

    上午，陈培德处理完一批文件，点燃一支香烟，陷入沉思。

    17日，当陈培德再次打电话催宋卫平交证据时，宋卫平说，陈培德指着镜头说
“那些心里有鬼、拿过黑钱的人，你们现在一定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发抖吧？”在电
视播出之后，一位收受贿赂的裁判“发抖”了，给宋卫平打来电话，对自己受贿行
为感到忏悔，提出要退回“黑钱”。绿城派人去北京与裁判见面，取回4 万元“黑
钱”和一封打印的没有署名的忏悔书。

    宋卫平派人把钱和忏悔信的副本送了过来。陈培德摊开忏悔书，看了一下，见
上面写道：

    一个来杭执法裁判的自白

    我是一名裁判，曾经来杭州执法过绿城主场的一场比赛，也曾经通过中间人接
受过绿城主场的黑钱。对吉利和绿城两个俱乐部就目前敢向中国足坛的黑暗势力发
起挑战的勇气，表示由衷的敬佩和赞赏。特别是绿城，因为他们明年还要参加甲B
联赛。

    我执法足球联赛多年，吉利和绿城所讲的假球和黑哨的确存在，我自己就有过
这样的亲身经历。虽然我执法的初衷不是这样，也不愿意这样。但一旦进入这个所
谓的“圈子”，就身不由己，参与了这种罪恶的交易。每参与一次那种罪恶的交易，
我都会受到一次良心的谴责。现在两个俱乐部不惜受到打击报复，敢于向中国足坛
的黑暗势力发起挑战的行为，深深地震撼了我。在我心底的良知还没有完全泯灭之
前，我也要站出来就这件事谈谈我个人的感受。

    现在写的这份材料，我不知道会给我带来怎样的结果？但我还是愿意从我做起
：

    1.退回通过中间人收取杭州主场的“黑钱”。

    2.对吉利和绿城现在向中国足坛的黑暗势力发起挑战表示坚决的支持。

    由于我深爱足球这项运动，所以请谅解我以匿名的身份写这份材料。通过这次
事件，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足球裁判都会从自我做起，坚决抵制假球、黑哨，这样
中国足球才会真正有希望。

    一个还有良知的裁判

    2001年12月17日

    在宋卫平和李书福的炮轰之下，中国足协终于有了行动，成立了以联赛部主任
杨一民为首的特殊调查小组。21日上午，裁判办公室主任李东升飞往杭州调查，跟
宋卫平谈了四个小时。他说了一句实话：“这是我们足协第一次直面这个问题。”
22日上午，他带着那份忏悔书返回北京。

    26日，浙江省体育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陈培德向记者公布了忏悔书和退还的4
万元赃款，宣读了浙江省体育局对忏悔书的四点意见。意见中说：

    一、这封信说明吉利、绿城对裁判“黑哨”问题的揭露和浙江省体育局的表态，
决不是空穴来风，其严重程度不可低估……正是在中国足协这种放纵态度下，“黑
哨”有恃无恐，官员助纣为虐。

    二、中国足协至今主张内部解决问题，不让媒体介入，但这封来信恰恰证明，
媒体为足球反腐败营造了强大的舆论攻势……充分依靠媒体才能打好足球反腐败这
场政治仗。

    三、只有中国足协一直强调要和国际足联接轨，按行规来处理足球的问题，不
要司法介入，这是法盲的表现……足球的活动岂能成为法律的特区和盲区？只有司
法介入，足球反腐才可能走向彻底。

    四、为了揭开足坛腐败的黑幕，应该对敢于主动公开承认自己有行贿和受贿行
为的当事人给予保护，处理上应尽可能从轻，这样才可能有更多的人出来说话。

    3 天过去，中国足协还没有作出反应。他们为什么在处理俱乐部能“杀无赦，
斩立决”，处理裁判就这么难以下手呢？是不是那些官员自己屁股不干净，生怕拔
出萝卜带出泥呢？陈培德知道这种平静绝不正常，也许就是激战的前夜。

    “铃——”电话铃响了。

    “陈局长吗？我是北京的球迷，今天北京的报纸发表了对你不利的言论。”

    “陈局长，中华网有体育总局对你的批评……”

    上面的反击开始了，陈培德急忙把烟掐灭，打开电脑。

    “铃——”

    “培德，《钱江晚报》上的新闻你看了没有？我感觉这个恐怕就是总局领导的
态度了，难怪你写那么多封信都没有回音。你感到压力没有？”珍环说道。

    “是的，这是一个无声的压力。”他实事求是地说道。

    “只要真理在我们一边，那就什么都不要怕了。培德，放心吧，我和孩子永远
跟你站在一起！”

    “老伴，实践证明最可靠的、最可信赖的还是自己的家人哪。我会注意的，会
把握好尺度的，你放心吧。”他热泪盈眶，哽咽地说罢，挂断了电话。

    他在网上很快就搜寻到了那篇文章《组织扫黑还是个人泄愤？——陈培德扫黑
“越俎代庖”》，文中写道：

    本报讯：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最近接二连三地接受记者采访，炮轰中国足
协，揭裁判的老底，他的举动引起了国家体育总局领导的高度重视，并密切关注他
下一步动作。

    体育总局某人士告诉记者，陈培德是一个正厅级领导干部，他接受采访，究竟
是以个人名义，还是以组织名义？如果是前者，必须向媒体说明，但是从这几天他
的所作所为（举办新闻发布会等）来看已经不能用个人名义来解释了，包括了提出
的四点意见等。如果是后者他必须经体育局党组讨论才能接受采访。同时，按组织
程序，他必须将他的意见上报国家体育总局，并抄送中国足协。可是，他根本没有
这样做。

    这位人士还指出，打假扫黑是组织行为，陈培德作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应当懂
得这一点，如今，他始终没有向总局汇报，而一再在媒体上露面，这样做，不符合
组织程序，也不符合党的纪律。目前，某裁判的退款和忏悔信都在浙江省体育局，
如果他们和违法裁判私下接触，并私了，那都是违反党纪国法的。

    这位人士认为，浙江省体育局和绿城俱乐部连行业管理都谈不上，可他们却联
手打假，这实在有些风马牛不相及……

    这位人士反映，陈培德一再声称要打假，那么，对于绿城方面的问题却只字不
谈，假若没有绿城行贿，哪来的裁判受贿？如果陈培德是为了中国足球事业的健康
发展，那应该同时谈两个方面的问题，不能只谈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如果
陈培德明知绿城有问题而不去举报，那也是违反党纪国法的。而且，体育局把材料
“私藏”，而不及时向上级单位及司法部门举报，这也是一种违纪行为。

    陈培德读罢，又在网上浏览了一下，《南方体育》《华西都市报》《天津日报
》等报纸和新浪、雅虎等网站都转载了这一报道，有的报纸还配发了评论。某报发
表了标题为《足协即将反戈一击反黑可能半途而废》的评论，文章说道：“一位足
协高层领导对绿城的作为十分反感和恼火，对陈培德的声援更称为无组织无纪律。
至于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的做法，体育总局的态度让足协十分壮胆。因为总局
有关人士对陈培德的做法颇有微辞，认为一个正厅级领导干部，不管是以个人名义，
还是以组织的名义，接受那样的采访，说出那样的话都欠妥。本来他应当将意见上
报国家体育总局，并抄送中国足协，而不是忙于开新闻发布会。足协的这一反击，
不但可以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且将绿城送上了绝境。因为作为民间团体，属于
司法机关的事情，足协可以不过问，而绿城配合司法机关调查，不管查实有多少裁
判有受贿行为，绿城本身难逃干系。”

    还有评论说，李书福、宋卫平和陈培德“将本该歌舞升平的岁末搅得乌烟瘴气”。

    “新闻调查”拍的《“黑哨”内幕》原计划22日晚上9 时播出，那天晚上陈培
德把电视锁定了央视一套，结果看到的却是“同一首歌”。如今《足球周报》《重
庆商报》等媒体的文章都认为“黑哨”难以定性，央视的节目会不会像《人民日报
》那篇报道似的被删除？

    陈培德坐在沙发上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办公室里烟雾缭绕。已是中午12时，
同事催过多次吃饭，他仍然坐在那里没有动弹。看来他们要反攻了，这种反攻可能
会给那些没有是非观念、只想炒作，唯恐不热闹的小报提供猛料，弄不好这场扫黑
反贪的斗争就要半途而废。

    “无组织无纪律，违反党纪国法”这几个字像一群蚊子叮在神经上，让陈培德
难以忍受，又挥之不去。“某人士”是何人？估计不是寻常人物。两年来，我多次
给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写信反映腐败问题，希望他们能有所作为，为什么一字
没复？“5 ·19”和“10·6 ”事件之后，浙江体育局举起打假扫黑的旗帜，新华
社、央视等媒体都积极配合，你“某人士”为什么不表明态度？打假扫黑斗争有了
进展，已经有裁判退赃了，写忏悔书了，你“某人士”就坐不住了，跳了出来，你
到底是什么用意，代表的是谁？

    晚上，陈培德又失眠了，辗转反侧至凌晨1 时，实在躺不下去了，悄悄爬起来，
穿过客厅走进书房，坐在电脑前。他点燃一支烟，陷入沉思默想之中。读中学时，
他是团总支书记；1965年，在大学时入党，对党和人民是忠诚的，否则怎么会在58
岁，还有两年就要离任时，冒着如此之大的风险去扫黑反贪？

    “你怎么又起来了？”珍环披着衣服走了过来。

    陈培德下意识地掐灭香烟。珍环立下过规矩：除非特殊情况，否则在家不许吸
烟。数十年来他一直严格遵守，很少违规。今夜可否划归为特殊？还没得到她认可，
还是遵守为好。

    “睡不着啊，脑子乱得很。你起来干什么？”他不安地说。

    “你不在，我睡得不踏实。”她搓搓手说道。

    北方的冬天滴水成冰，出门时要穿得厚厚的，怕被冻坏；江南的冬天花还在开
放，可是屋里却寒气袭人，外出时可以穿少点，回到家里却要把棉衣穿上。在江南
最难过的事情莫过于深更半夜从被窝里爬出来。

    他作为浙江体育界的最高行政长官，心里想的是体坛腐败和足坛黑暗；她作为
妻子，心里想的是丈夫，急他所急，想他所想，自然一点儿也不比他轻松。

    “把心放宽点儿，我们毕竟能力有限，许多事是管不了的。只要我们努力争取
了，也就问心无愧了。你说对吧？”

    “中国的事是很多，可是谁都不管，做官的不作为，那么中国也就没有希望了。
你回去睡吧，我怕是睡不着喽，想再给总局写封信，不然心憋得慌啊。”

    珍环理解地点点头，拍拍他的肩，转身离去。

    “少吸点儿烟，对身体不好。”不一会儿，珍环把一碗热气腾腾的夜宵放在桌
上，轻声地叮嘱一句，转身回卧室了。

    日月如梭，弹指就是几十年。1966年，他们大学毕业了，正赶上“文革”，百
业俱废。1968年，终于分配工作了，陈培德牵挂着年迈体弱的父母，想回厦门。可
是，在分配方案上没有福建的指标，离厦门最近的是浙江的金华。

    当陈培德背着行李风尘仆仆地到金华县革委会报到时，领导问他有什么要求。
他说，别的都可以不考虑，只要离火车站近一点儿就行。我父亲68岁了，母亲60岁
了，身体不好，万一他们生病了，我可以尽快赶回去。于是，他被分配到罗埠公社
的小学当语文老师，住的是木板房，饮的是兰江水，吃的是百家饭。

    他从北方回到南方，珍环却从南方分到北方，她被分到山西大同机车厂。在去
大同报到时，她不放心培德，想先到金华看看他。听说他的未婚妻要来看他，学校
热闹起来，同事起哄地说：“陈培德，她到了，你们就去公社登记结婚吧，否则她
晚上没地方住。”他蒙了，是啊，她来了住哪儿呢？农村没有旅店，住别人家不方
便。可是，结婚这么大的事儿哪能擅自作主？他从车站接到她，俩人商量了一下就
去了邮政所，分别给自己父母拍电报请示结婚。

    父母接到电报就慌了，本来说好的回厦门结婚，把婚礼办得好一点儿，怎么匆
匆忙忙就要结婚了呢？会不会奉子成婚呢？相隔两地又不好问，父母当即回电：同
意结婚。学校党支部书记对陈培德说：“陈老师，你的女朋友出身不好，还有海外
关系，你是不是再考虑考虑？”陈培德家庭出身好，根红苗正，本人是党员，又是
北大毕业的，深受组织重视，如果和珍环结婚，那就等于骐骥拴在沉重的马车上，
将会失去远大前程。培德不禁想到，家里那么穷，珍环都没嫌弃，如今她分配到了
城市，自己分配到了农村，她又没嫌弃自己，这样贤惠的妻子上哪儿去找？他不假
思索地说，我不再考虑了。

    他们办完结婚手续后，花11.5元买点儿茶叶和糖果，把同事找来热闹了一番，
也就算举行婚礼了。洞房是同事借的。新婚之夜，珍环知道培德为婚姻付出了前程，
感动不已。

    婚后，珍环去了大同，在机车厂当了3 年气焊工。1971年，怀有身孕的珍环为
了爱情和婚姻放弃了城市，来到了罗埠公社，在一家厂矿学校当老师。1971年重阳
节，珍环在厦门生下了大女儿陈宁。四个月后，她把女儿留在了厦门，回到陈培德
的身边。

    培德在农村教书十年，她在农村陪了他七年。那些年和她一起回国的亲戚朋友
都跑了出去，她却为他留了下来。

    他又想起她的那句话：“放心吧，我和孩子永远跟你站在一起！”这句话驱散
了心里的孤独，他不再感到无助，他知道自己永远都不是一个人战斗。他打开电脑，
给袁伟民写信。这是他写给袁伟民的第四封信。不论袁伟民回不回信，他一如既往
地写下去，作为地方体育局长应该把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反映给国家体育总局局长。

    天亮了，他伸伸懒腰，看一下电脑，已经写了五页，再看一眼桌子，烟缸里的
烟蒂已经满了，他又违规了。

    上班后，陈培德把写的“对‘国家体育总局某人士’的公开答复”交给杜兆年。

    “简直是颠倒黑白！”读过那篇报道的杜兆年怒目圆睁，“召开个党组扩大会
议吧，商量商量，不能任他们胡搞。”

    会上，杜兆年说，打假扫黑是浙江省体育局的决定，作为局长陈培德不过是浙
江省体育局的代言人，他这不是个人行为。“某人士”的讲话不仅否定了陈培德，
也否定了浙江省体育局，必须据实澄清。其他几位领导表示，无论“某人士”的说
法是否代表总局，浙江省体育局都要坚持打假扫黑，决不能为高压所屈服。

    陈培德心里涌动着一股暖流，感动地望着与会的党组成员和同志，他们是同一
战壕的战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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