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听说霁虹桥要拆了，太可惜了。那种感觉就像故乡的老屋要被拆了一样。非常
无助，身子非常轻。霁虹桥是一座纯粹欧洲建筑风格的桥。我清楚地记得它建于1926
年。像美国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和澳大利亚的悉尼大桥一样，它是几代哈尔滨市民引
以为骄傲的桥。市民们总是要津津乐道地向外地客人介绍这座桥，介绍这座桥有什
么样的特点，为什么叫霁虹桥？

    是啊，为什么叫霁虹桥呢？

    我曾经在城建部门工作过六年，耳濡目染，这方面知识多少拐带了一点儿。我
试着说一下。首先是这座桥的位置特殊——天下有位置不特殊的桥吗？没有。但是
这座桥正好位于哈尔滨的道里区、南岗区和道外区这三个区的交界点上，它还是横
越松花江之滨绥铁路的跨线桥，是一座一桥多用的桥。所以它像市委常委一样有地
位。很早以前，它还是一座木结构的桥。之后，当地政府决定在原址上修建一座永
久性的桥梁。领导说话不像草民，说了，就建了。由当时侨居在哈尔滨的俄国建筑
师斯维利道夫和桥梁设计师符·阿巴力两个人合作，共同设计这座样子很欧式的桥。

    我再试着介绍一下这座桥的样子。

    这座桥的两侧各有一个对称的桥塔，看上去颇像微型金字塔。铁桥栏上有好几
个铸造精美、镶嵌着“飞轮”标志的中东铁路路徽。估计是铁路方面也出资了。这
座桥有令人称奇之处，整座桥没有一颗铆钉，一个螺栓。为了兑现这样一个匪夷所
思的构思，这座桥的建筑花费了大约30万大洋。

    还有，这座桥为什么起名叫霁虹桥呢？我再试着说一下。

    这座桥落成举行命名典礼，是1926年11月28日。时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的刘
哲先生，在时任哈尔滨特别市市长储镇的请求下，欣然为该桥题名。刘校长援引了
杜牧《阿房宫赋》“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中的“霁虹”二
字，为此桥命名。那意思八成是：霁虹者，谓雨止云散，长桥如虹。

    我再报告一下以上我这点知识是如何获得的。

    我过去开大辫儿（无轨电车）的时候，经常从这座桥上驶过。那时候我二十多
岁，应当算年轻。但我在心里称自己是汉子、成熟的男人、犀利的男人、独立的爷
儿们。我一生也未被称过“男孩儿”或“男生”。我觉得这样的称呼太奶嘴儿了。

    书归正传。

    我开大辫儿的时候，经常在这座桥上看到一个人。不知道他应该被称作中年人
好还是中老年人好。这个人就是这座城市的市长。我只要开着大辨儿经过这座桥，
只要时间恰好碰得上，总能看到他从霁虹桥上款款地走过，他穿一双千层底儿冲呢
面儿的中式圆口布鞋。然后，这双脚下了霁虹桥，去了紧挨着道里菜市场的市政府
上班。下班，他照例走着回来。他有车，但他不坐，就这么走。

    哈尔滨的市民都认识他，只要在路上碰到他，就和他打个招呼，匆匆的。之所
以匆匆的，除了羞涩之外，我估计就是怕打扰老市长的正常走路。我负责任地回忆
了一下，的确，没听说过有谁把市长拦在半道上递上呈子告状的。

    总之，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老市长上班下班必定要走着经过这座霁虹桥。这
已经成为该城市的一道风景了。让许多骑自行车上班的普通干部看到后有点不好意
思。通常，当干部的人心理都复杂。

    后来，我改开小面包车了，我觉得无轨电车上的那两条大辫儿对我是一个束缚，
车开得郁闷。开小面包车期间我跟这位老市长有三次接触——对，不止三次，三四
十次也多，检查市容也好，拉着外地客人参观市容也好，老市长是主讲人。不然我
怎么会知道一点有关霁虹桥的故事呢？有些知识是风刮到耳朵里去的。我是说，老
市长与我本人有直接接触的，共三次。

    我是70年代中期，调到市政管理处开小面包车的。作为一名司机，这里我想特
别说明一下，那是一辆非常漂亮的小面包车，而且是当时全市唯一的一辆小面包车。
平常总有不少市民还在我的车前拍照留念。我站在一边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我觉
得这才是有滋有味儿的生活。但是，我的住房情况就与我开的这台漂亮的车无法相
比了。

    我住的房子很小，连厨房在内，共8.12平方米。当年老市长管城建，包括房地
局。我想，我当时应当有一种复杂的情绪，但我没有，我是一个没心没肺的人，政
治上也相当不成熟，没有参政议政能力。不过，由于工作性质的缘故，有机会拉着
老市长去开会，或者干其他的什么事情。说得对，我并不是他的专职司机。我猜老
市长的专职司机一定很清闲。

    我还说我的住房。虽然我的住房比较小，但那时候我的脑子比较空，装着许多
好玩儿的东西，不懂得去抓住机会。是，现在会了，但已经晚了。但一位懂得抓机
会的科长，一次他好心地提醒我说，阿师傅，你应当写个申请，递给咱们市长。

    我好赖不知，愣眉愣眼地问，干什么？

    科长吃惊地说，傻子，要房子啊。

    这位科长姓董，如果我是宗教管理委员会的主任，我就建议给董科长塑一个金
身。

    听了董科长的具体指导之后，没心没肺的我也没怎样的欣喜若狂，不过还是写
了，我原则上认为这是董科长为我好。我现在已经回忆不起当初那份住房申请是怎
么写的了，我粗线条地认为，8.2 平方米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当年，住8.12平方米
的市民肯定有，但不会很多。不过，说实话，当时我并没有觉得住8.12平方米怎样
的局促。我老婆也是这样。我想，这是我们爱情的一个基础吧。

    申请书写好以后，董科长自告奋勇替我转递给老市长。

    具体情景是这样的。

    当时我正在前面开车，红灯停，绿灯行的。董科长和老市长坐在后面，还有另
外几名这个长那个长的基层干部。董科长把我的那份住房申请书从皮包里掏出来，
非常自然地递给了老市长。老市长看完了以后，非常自然地掏出钢笔，垫在膝盖上，
在上面签了字，又还给了董科长。董科长看了一眼之后，说，谢谢市长。又非常自
然地把申请书放回到自己的皮包里。然后，他们继续谈工作。这件事情就算完事了，
非常简单，前后也就三两分钟的时间，比申请生活困难补助要简单一万倍。

    ……

    老市长是这样批示的：请市房地局给予解决。下面是老市长的签名，还有年、
月、日。这件事情我告诉了我媳妇，我没觉得她怎样兴奋。那个时代的女人似乎都
有点木，用现在的话说有点“二”，你搞不清楚她们的兴奋点在哪里。不像现在女
人的兴奋点都很明确，该是什么就是什么，绝对不含糊。

    于是，我把老市长批的批件专程送到了市房地局。

    市房地局那个大马脸的女工作人员歪着头看了一眼批件，又抬头看了我一眼，
低眼看了看我胳膊上戴的套袖，接着又歪头看了一眼批件，然后才说，你回去听信
儿吧。当时我并没怎么牛啊，但认真地回想一下，好像还是多少有一点儿牛，或者
大马脸认为我有一点儿牛。谁知道呢。那就回去听信儿吧。

    听信儿，是中国民众政治生活中经常遭遇的事情，许多大喜大悲的事情都是在
听信的过程中发生的。隔了三天，我被通知去市房地局。我没想到会这么快，我马
上就开车过去了。当然也没怎么太激动，那个时代的男人除了政治性的激动之外，
纯个人的激动不多。

    由于是市长批的件儿，接待我的是市房地局的一位副局长。我还记得他办公室
的书架很高，好像是苏联房，阳光从又高又窄的窗户射进来，有一半斜射在他的写
字台上，而他则隐在暗处。这位副局长是一个中等个儿的瘦子，一脸的疲倦，好像
有点儿冷，可能感冒了，不断地咳嗽，但态度不错。不知为什么，那一瞬间我有点
儿同情他，我希望阳光能移过来照在他身上，这样他会暖和些。

    他说：咳咳，阿成同志——叫得很亲切。我还是第一次被人称作同志，好像我
是延安过来潜伏这里的地下工作者。但我认为，他绝对不是跟我耍官腔。

    他说：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咳咳，市长批的嘛，当然要解决。但是，咳咳，
阿成同志，市长批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咳咳咳，咳咳咳，有关个人申请住房的
批件一共有200 多份。咳咳，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如果全部解决，咳咳，恐怕得
着手新盖一幢楼……

    我一听，乐了，但副局长没乐，人家局长知道什么时候该乐，什么时候不该乐。
而我呢，是几十年后才明白这个道理的，才开始注意掌握这方面的分寸。

    副局长说，怎么办呢这个事儿？我看你就得排队等啦。你看这样处理可不可以？
阿成同志。

    这回他没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也没咳嗽。

    我说，可以，局长同志。

    这是我第一次和市长接触。我认为他不仅是一个好市长，还是一个有幽默感的
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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