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1968年，从哈尔滨来到北安勤得利农场的一位小伙，叫李文魁。长得帅气，大
高个儿，仅仅半年多时间，李文魁就受到了大家的赞赏。人们说，李文魁忠诚可靠、
勤奋好学、干活踏实、多才多艺、为人正直，尤其是他的善良，更是有口皆碑。他
理所当然地成了知青姑娘们追逐的对象。这其中有一位叫兰兰的姑娘，由于冲锋在
前，死缠硬泡，又会甜言蜜语，终于把李文魁抢到了手。两个人真是甜甜蜜蜜如胶
似漆，成了别人羡慕的一对。1973年，农场推荐李文魁上大学，他和女友兰兰告别，
可兰兰拉住李文魁就是一个劲儿地哭，什么话也不说，哭得李文魁心如刀绞。善良
的李文魁就对兰兰说：兰兰，别哭了，你顶我的指标回去上大学，好好念书，我争
取明年就回去，你等着我。兰兰一下子止住了泪，频频点头，上前一把抱住了李文
魁，海誓山盟说：文魁，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我一定等你。

    据说，当晚兰兰感动得无所适从，就想为李文魁“献身”。可李文魁说：兰兰，
别这样，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等咱们结婚后再……可女友走后几个月，却音
信皆无。李文魁对兰兰毫无猜忌，心想，人心都是肉长的，我对她那么好，把心都
交给她了，她不可能变心。可是返回哈尔滨后，追问兰兰怎么回事。兰兰既不羞涩
也不隐晦，大大方方地告诉李文魁，她又有了新朋友。李文魁的脑袋“轰”一下子，
一片空白，他从哈尔滨一直哭回农场。

    憨厚的李文魁，经受不住突如其来的打击，回到勤得利农场就精神崩溃了。农
场把他送到北安精神病院，治了8 年，回来时，蓬头垢面、衣衫褴褛、长发披肩，
浑身臭气难闻。一犯病，就到处乱跑，捡垃圾、打人骂人、砸玻璃，把农场送来的
大米白面扬了一地。农场出钱给他盖了一处小房，他住在里面，十几天没动静。人
们进屋一看，李文魁躺倒在地，已经奄奄一息。农场领导和大家商量，李文魁必须
有个人精心照料，不然，他的命就没了。

    农场召开大会，号召大家报名抚养李文魁，队里每月还给80元补助。可是，谁
也不吱声。一连开了两次会都落实不了。最后，党委领导问：康主任，你来承担这
个任务，怎么样？这个康主任，就是2001年被国际志愿者组织授予优秀志愿者称号
的康金环。她是从小随家人从山东移民过来的，17岁担任农场妇女主任，18岁加入
中国共产党。康金环当场表态说：我是共产党员，助人为乐，是我的职责，我同意
抚养李文魁，但我不要80元补助。会场一片欢呼。可康金环回到家，家里就炸了锅，
丈夫、儿女都坚决反对。康金环反复劝说家人，最后，总算勉强答应。

    这一抚养，就是30年。

    在此期间，康金环受的苦遭的罪，数不胜数。李文魁病了，康金环给端水喂药
；衣服脏了，她要给洗涮；大便拉到炕上，她要给擦；跑丢了，她要一宿一宿出去
找。李文魁在外面打人骂人惹了祸，康金环去给人家赔礼道歉。李文魁几乎把康金
环的家给搅散打黄。康金环为李文魁流了多少泪，吞咽了多少委屈，人们都看在眼
里，记在心上。有一位老职工动情地说：农场几千职工，谁也比不了康金环啊！

    康金环也有思想动摇的时候，但每次她都默默地告诫自己：共产党员为革命可
以献身，连这点困难都经受不了，还是共产党员吗？

    李文魁有父母，有兄弟姐妹。他有病以后，父母遗弃，兄妹不管，像躲瘟疫那
样躲着他，可是，一个没有亲缘关系的康金环，却像亲姐姐亲妈一样照顾他几十年。
人们不得其解，可康金环只说了一句话，就说得人心豁然开朗。

    她说：也没什么，因为有四个字扛在我肩上——共产党员。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说，作家就是能编能虚构能胡扯呀，现在，说这话的人可
不多了！可康金环说的这句话，真的不是笔者杜撰，而是康金环在全场职工大会上，
斩钉截铁一字一句说的。不信，你去问问农垦北安勤得利农场的职工。他们会给你
打出100 份证言。

    李文魁是哈尔滨的知青，北安勤得利农场离哈尔滨不再是山高路远了，坐公交
大客车仅三个多小时就到了。李文魁暂时不具备回哈尔滨旅游的能力，可那位昔日
的兰兰，为什么不敢返回北大荒去看看呢？有人说，她还有脸回来吗？她的一次背
信弃义毁了李文魁的一生，她这几十年，睡觉香甜吗？

    李文魁并不是唯一被遗弃知青。

    2006年，有一对母女同在佳木斯精神病院的一个病房，母亲叫吴庚妹，女儿叫
汪远琴。记者指着女儿问母亲：她是谁呀？吴庚妹冷漠地看了一眼，淡淡地说：不
知道。又指着母亲问女儿：你管她叫啥？汪远琴哈哈笑起来，说：啥也不叫！哈哈
哈……汪远琴好笑，也是那种无悲无喜的痴笑。

    吴庚妹是1972年来北大荒的上海知青。和她同来的有一名男知青上官大龙（化
名），很快，两个人恋爱了。天赐良缘，吴庚妹所在的红卫农场附近有一片白桦林，
收工后，两个人就利用那短暂的宝贵时间，跑到白桦林内温馨一会儿。可正在他们
热恋的时候，上官大龙利用家庭的优势提前返城了。吴庚妹就像从三伏天一下子掉
到了冰窟窿，一下子陷入绝境。她一有空就围着农场溜达，时常一个人跑到白桦林，
在那里嘟嘟囔囔地说，含含混混地唱，有时，还在树干上刻字。她不打扮了，甚至
不洗脸不梳头，披头散发地乱走乱窜。

    对这样的人究竟该怎么办，大家一筹莫展。按照老套的办法，给她找一个男人，
实属无奈之举。年轻人谁都不敢要这个疯女人，无奈之下，农场找了一个比吴庚妹
大27岁的老光棍汪世贵“照顾”她，一来二去，就把两个人照顾到一起去了，他们
就算结婚了。婚后生了四个孩子，死了两个，另两个女儿活了下来。这桩婚事，对
吴庚妹来说是雪上加霜！汪世贵本身就有癫痫病，窝窝囊囊，不可能悉心照料吴庚
妹。

    吴庚妹有工资，汪世贵经常去医院吵闹，要吴的工资。

    在恶劣的环境下，吴庚妹的病大发了，2008年暮秋，黄昏时，有人看见吴庚妹
一动不动地站在白桦林旁一片草地上，痴痴地望着什么。夜半时分，有人听见从树
林里传出凄惨的号叫声。第二天早上，人们在白桦林内发现，吴庚妹死了。她倒在
一棵高高的白桦树下的草地上，一丝不挂。

    她为什么死在那片白桦林？为什么一丝不挂？这永远是个谜。

    吴庚妹死后，他的哥哥带走了一个女儿回到上海。另一个女儿，就是前面说的
汪远琴。在16岁的时候，被一恶人强奸，而后，精神失常。这样一桩犯罪案件，却
无人追查。

    强奸汪远琴的不是哪个当官的就是农场里的恶棍，反正不是一般人，老百姓不
会干这样丧尽天良的事。要是老百姓干的，早就兴师动众查个水落石出了！事后，
农场职工如是说。

    厄运往往结伴而来，就这样毁掉了两代知青的美妙青春。

    我在安养中心，看到了汪远琴，问：你怎么得的病，知道吗？汪说：我16岁的
时候，就犯病了，肯定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想不起来了。说话时，汪远琴穿
着肥大的病号服，一边机械地扫地，一边神经质地擦桌子。苍白的脸上，无风无浪，
长期的精残疾病，使她的大脑严重萎缩，青春的记忆早已云消雾散。本想听她倾诉，
但她只对我嘻嘻地傻笑着，笑得我的大脑也一片空白。

    采访中，遇见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他说：那时候人并不傻呀。一个农场，就
来那么十几个或几十个知青，好容易你爱上了一位意中人，可这个人变心了，结果，
你想回城回不去，找个农村的又不甘心。说我到别的连队去找找对象吧，我回上海
找找对象吧，你要真的敢这么说，你就会成为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就得把你批个
狗血喷头。爱情的资源枯竭了，剩下的是满目枯草，十六七岁的知青，孩子般稚嫩
的心，禁不住严重的挫折，所以，知青中得精神病人的几率相对多一些。这不是知
青们脆弱，而是社会使然。一位名人说过：爱情与婚姻，是社会的反光镜，它能折
射出社会的特征与本质。

    一个不允许选择的时代，命运往往听天由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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